书院复兴：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赵法生

书院是古代儒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形式，在极盛时的清代全国曾经达到5000多家，对于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1902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书院改制学堂，数千家书院一夜之间消失或化身为现代学堂。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看，这一教育革命有其必然性，它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制度的必然要求，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这一革命本身是否也有其偏颇之处，却是当时的知识界没有深入思考的，就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现代教育如何关注青少年的人格与德行，此一疏忽却对中国后来的教育发展造成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而当代教育正在咀嚼它的苦果。

然而，历史毕竟有例外。在近代文化史上，偏偏有几个不合时宜的儒者，不但早就意识到了近代教育革命本身的偏颇，而且以儒家历来知行合一的精神，躬行实践，力图通过自身的教育改革活动纠正这一偏颇，以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一条可行的出路，于是，我们便有了20世纪中几个有关书院的孤独样本，它们分别是马一浮1939年9月创建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于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创办的勉仁书院， 1949年钱穆等人辗转香港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新亚书院，以及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于1984年10月共同创建中国文化书院。以上书院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接续中华道统并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缺失问题。它们有如几颗寥落的辰星，闪耀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上空，构成了书院在现代中国不绝如缕的传承历史，其意义直到21世纪才显示出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推动，书院再一次在民间出现并迅速发展。2011年是清政府废除书院一百周年。据统计，到2011年底，全国新成立的现代书院已达591家，近几年又有所增加。这样一种复兴的势头自然是1902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上述591所书院中，由官方建立的有142所，占书院总数的24.70 %；而民间兴起的力量有449所，占现代实体书院总数的75.30 %。这表明民间社会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实体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另外，绝大多数现代书院的发起者并非儒家知识分子，其身份十分多样化，包括企业家、律师、退休官员、工程师、医生、退休教师甚至普通职工等等。书院发起人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反映出本次书院复兴，乃至于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其主要的发动力量源于民间，其次是知识分子，政府的力量又居其次。政府对于本次传统文化热的主要贡献在于放弃“文革”中的全面反传统立场，转而对于民间的文化诉求采取默认或者支持的态度，从而释放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

书院复兴的直接原因，在于当代教育自身的严重弊端。但是，书院不仅仅关乎孩子，它代表着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反思与觉醒，而教育之痛只是它的触媒而已。通过接续中华道统，并在继承中返本开新，创造出适合时代的新文化，正是现代书院的意义之所在。

现代书院的功能分类

国内与文化有关现代实体书院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繁荣的景象，各地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我们国学受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传统文化已开始以更为活跃的姿态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从形式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以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主的书院。它们主要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聘请名家开设国学讲座，举办各种专业国学培训班，这一部分书院以学术研究交流和高端国学培训为主，比较类似于古代书院。

第二类，以青少年国学教育为主的书院。教授国学的书院大致可以分为以幼儿、中小学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国学书院和成人国学班两部分。

以幼儿、中小学为主要对象的国学书院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针对的主要是幼儿和中小学生，从教育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全日制、非全日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结合三种类型：

采取全日制教育方式的书院，使孩子脱离现代义务教育学校，既教授孩子义务教育应该学习的语、数、英等现代课程，同时也交给孩子武术、写诗、弹奏古乐等课程，并沿用古代书院耕读的方式，实行中西、古今结合式教育。非全日制教育的书院则是采取课余补习的方式，作为对我们现代化教育的一种补充。

第三类，从事成人国学教育的书院。成人国学书院主要有政、商精英国学补习书院和一般民众补习书院。政、企精英国学补习书院一般会和高校合作，以提高自身修为作为目的，收取高额费用。

第四类，青少年和成人兼顾的书院。这类书院是面向普通民众开放，以免费普及传统文化为目的的。

在所统计书院中，也有一些仅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实际经营的是楼盘、娱乐、饮食、招聘或者其他商业活动，或者是现代大学中的学院。但它们显然不是书院复兴的主流。

现代书院的发展瓶颈

必须承认，现代书院还是稚嫩的、不完善的，许多书院正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简言之，当代书院发展依然面临一系列困扰：

第一，关于书院的办学精神。

现代书院大多数以经典诵读学习为主，极少将西方经典列入课程，这无疑与本次书院复兴的动因及办学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有关。现代书院的兴办者大多数是富有传统文化情怀者，但很少有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的动机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补救现代教育的弊病，而缺乏更深一层次的文化考量，这与近代名儒们所创办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钱穆为新亚书院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 ”。显然，作为一代通儒，钱穆先生并没有让他的文化情怀遮蔽其世界目光，而是明确提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指针。同样，马一浮主办的复兴书院也与西方哲学与孔门四科一样列入教程，显示了一代儒宗的文化胸襟。但是，目前的书院多为民间人士创办，此种文化视野高度恰恰是他们所缺乏的，所以不少院长更乐意以“山长”自居，而对于他们所陌生的西学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显然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孔门办学精神不相符合。如何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与境界，摆脱单纯的文化复古色彩，乃是今天许多山长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国学师资水平亟待提高。

文化修养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对于西学的隔膜，同样体现在国学修养上。从“五四”以后算起，国学教育已经中断了四五代人，课堂上的国学老师的国学水平其实与弟子们相去不远，他们都处于国学启蒙阶段，这自然会深刻影响教学质量。儒家素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但一个并未探到传统文化堂奥的老师如何能尽到老师的本分？另外，儒学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先秦儒家、汉儒、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训诂、当代新儒家等众多流派，一个缺乏基本儒学素养的山长，仅凭其热情如何于其中抉择发挥，完成传道的使命？正因为儒学基础之薄弱，尤其是对于儒家内在精神和儒学近代流变缺乏基本理解，不少书院的山长们才对褊狭肤浅的当代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表现出浓厚兴趣，以为那种极端保守的儒学才是儒家，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三，如何与现代学校教育衔接。

当代书院的困难不仅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在于无法与现有学校教育衔接。目前的书院几乎全是体制外办学，孩子们读完多年的国学经典，却拿不到国民教育的中小学文凭，使得下一步的升学陷于困境。个别地方采取了与其他中小学联办等融通措施，但并非所有的教育局都如此宽容，许多书院仍处于被打压的状态。如何解决合法性问题，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是影响书院长远发展的最大问题。

第四，经济困境与发展后劲。

民办书院是新兴书院的主体，除极少数企业家投资兴办者外，多数在经济上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比如吉林省的长白山书院，创办者在极为普通简陋的平房内传授国学，还招收具有一定基础的国学研究生，并免去所有学杂费，在经济上入不敷出而捉襟见肘；民办曲阜国学院同样如此，该院招收了30多名全日制学生，却数度因为校舍和经费而濒临停办。这是当前大多数书院的常态，即使影响较大的尼山圣源书院也无法摆脱经费困难，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绝大多数书院尚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创办者们的精神才格外令人敬佩。他们的担当精神不但使得他们突破既有的种种客观限制，也使得他们能够逐步超越自身的主观不足，从而显示出难得的儒者风范。此种风范不仅是这一拨书院复兴的真正动力，也是书院继续提升壮大的根本保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书院这种历史悠久的教学组织中，寄托着中华文化凤凰涅槃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