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贡献

秦位强

[摘要]延安时期任弼时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贡献，在实践上体现在他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理论上体现在他对党性问题和肃清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作了系统论述，对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延安时期任弼时党的纯洁性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任弼时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一、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维护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从整体上说进入长达13年的延安时期。这时候，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还在江南作最后的斗争。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突围，开始长征。1936年6月30日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后，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红二方面军。此时，当他得知红四方面军干部带来的文件和《干部必读》小册子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内容时，立即与贺龙、关向应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告诫红四方面军干部不准攻击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也不准在红二方面军散发这些有损党的团结的文件和材料。任弼时严词拒绝张国焘关于“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1]p280，以及召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的要求，使张国焘分化和吞并红二方面军的企图未能得逞。相反，任弼时和朱德、贺龙、关向应等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一是任弼时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直接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任弼时在发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明确表示红二、六军团会“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p282。就是说，这时的任弼时已经下定决心，不仅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向党中央靠拢，还必须使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也继续北上。二是根据朱德的提议，任弼时采取了与朱德、张国焘同行的办法，对张国焘可能继续进行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有效控制。正是经过任弼时、朱德等的坚决斗争，实现了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张国焘自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任弼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2]p450。虽然张国焘极力掩饰自己分裂党的错误，但他不得不承认任弼时的确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性，是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二、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促进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回到延安，负责处理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1941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兼党务研究室主任。同年8月，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从此成为毛泽东领导全党工作的有力助手。这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1941年9月，延安整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进行。在整风过程中，犯过“左”倾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任弼时也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不仅不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难。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只字不提，却指责党的抗战方针是错误的，片面强调必须把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他向毛泽东提出：“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不对，做结论的权在你。”[1]p410王明的错误态度受到任弼时和其他领导人的批评。任弼时果断说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真实看法，打破了王明自以为季米特洛夫支持他的幻想。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来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和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说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1]p410。任弼时的发言对遏制王明对抗党中央的气焰和纠正王明的错误，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反复提出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1941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今后中央党校主要招收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要多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学会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同时学习些实际政策。”[1]p4141942年4月，任弼时在讨论中央党校政治教育计划时又提出：“中央党校学员第二学年要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主要研究党的政策，要把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与方法作为学习方针。”[1]p425延安整风实质上是一次全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任弼时正是这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号召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在整风学习中都要努力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和团结，使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学习目标，实际上也是党的纯洁性建设需要达到的目标。

三、系统论述党性问题，大力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一方面它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要素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又通过每个党员言行表现出来。党员的言行越符合党性要求，党就越具有纯洁性。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使党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为使《决定》得到有效贯彻，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大纲》。1942年7月，任弼时还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发言，也专门谈了党性问题。任弼时关于党性问题的系统论述，为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作出了理论贡献。

第一，回答了什么是党性。任弼时从共产党的性质出发对党性作了科学界定。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3]231。在任弼时看来，党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因为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的政党，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是党性的核心所在。同时，共产党的党性还应体现为人民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3]p259。从党的纯洁性建设方面说，强调阶级性和人民性，就是强调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首先是使每个党员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即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利益的立场。

第二，回答了中央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要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原因。一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侵蚀我们党和广大党员。主要是指：我们的党生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必定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即农民和知识分子占较大比重，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会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到党内来；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会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无产阶级需与各阶级合作，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们党和党员增加了可能性。从纯洁性角度上说，党和党员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意味着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受到挑战。必须通过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消除这些不利影响。二是“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3]p240。主要是指：张国焘先是另立中央与中央对立，分裂党的组织，后来又公开叛党；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不尊重的态度、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工作，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党内还存在各种宗派主义倾向。任弼时对宗派主义进行了重点剖析。他指出：所谓宗派主义，就是指“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或者说就是“把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只注意到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3]246。宗派主义倾向在党内外工作中都有表现，在党外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关门主义，在党内表现为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任弼时深刻剖析了这些宗派主义倾向的实质和危害性。他指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3]p246党内存在上述这些“弱点”，意味着党的组织建设出现了问题，即出现了组织不纯的问题。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克服这些“弱点”。

第三，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具体途径。一是强调党员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的利益服务，并使这种服务精神完全出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即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任弼时强调，党员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慢慢教育、培养和锻炼成的。党的组织应加强党员教育，党员自己必须自觉进行锻炼，要敢于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二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以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观察、处理问题，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任弼时提出了“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3]p235的命题。所谓保持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就是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三是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敢于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类错误倾向作斗争。四是遵守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任何党员都须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纪律；党的组织和党员不能只要求别人服从纪律、遵守纪律，首先自己应服从纪律、遵守纪律。五是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谋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人民群众是党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3]p236。

任弼时关于党性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从党的纯洁性建设角度上看，主要涉及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问题，为我们党在新时期进行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四、反对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转变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发言中，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以及促进党的作风纯洁作了专门论述。

第一，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实现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根本转变。任弼时认为，官僚主义倾向属于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是延安时期党、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党决定的正确政策不能贯彻下去或者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作怪。他具体分析了官僚主义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一是不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不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凭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制定工作计划；二是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不是认真研究，而是束之高阁；三是执行决定和进行工作时，不是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而是采取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的办法；四是醉心于各种“不执行的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任弼时指出：“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3]p287

要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就必须同官僚主义倾向的坏作风作坚决斗争，把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的官僚主义分子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政策和办法；在问题决定以后，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仔细研究和讨论这个决定，制定出具体办法并坚决执行下去，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的，使他们拥护计划，并自愿为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

第二，肃清军阀主义倾向，保持党的军队工作作风纯洁。军阀主义，顾名思义是存在于军队中的作风问题。任弼时具体分析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四种表现：在军队与党的关系上，把党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利用自己在部队中的地位、势力同党对立起来，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和不坚决执行。在军队内部的干部与士兵的关系上，某些指挥员产生脱离战士群众、只图自己享乐的思想，他们不去照顾士兵的生活，相反有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认为打骂士兵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放松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部队中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作积极的斗争和纠正，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使这些不良现象更加滋长。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军队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做得不够，而侵犯老百姓利益、欺压老百姓、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则时有发生。任弼时指出，产生军阀主义倾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客观上军队的地位很重要，使某些军事工作干部产生一种错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在长期的统一战线与和平环境中，有些干部失去了警惕性，沾染了军阀主义的恶习，忘记了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必须端正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是人民当中比较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它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义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杀死敌人，以求自己的胜利。但是它对于人民就不应该霸道，而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3]p267。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其次，要认识到“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打成一片”[3]p268的重要性。指挥员要经常关心战斗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战斗员也要自觉服从指挥员的行政和作战的指挥，指挥员和战斗员同甘苦、共患难，团结一致，没有隔膜。再次，要认识到“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必须“不断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战员的觉悟程度，使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3]p268。

任弼时指出，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是肃清各种不正确思想倾向的重要武器。肃清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3]p294。任弼时认为，正确地扩大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的执行，相反有利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工作做得更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4]学习和研究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传统，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3]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J].求是，2012（6）：4-7.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