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黄丽喜

[摘要]解放思想，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以及苏联模式和“左”倾思想的束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解放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p279。可以说，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的过程。如果没有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解放思想，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人民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强烈要求拨乱反正，但刚开始就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那就无法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中国将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之中。对此，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p38。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p38；“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p38-39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就不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可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因此，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1]p36；“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p43；更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1]p43，这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同时，“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1]p119。因此，“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p39。正是有了这些深刻而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因而，它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并且以这一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2]p342。同样，我们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2]p343。“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2]p342。“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p342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2]p343。

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上彻底的拨乱反正，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保证。

二、冲破“精神枷锁”的束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社会一片沉寂，人民生活依然穷困潦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仍未被解除，不少人的思想依然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半步。否则，就要扣帽子、打棍子。例如，只要一提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就是崇洋媚外；只要与外国人交流，就是“叛徒”“特务”；只要一提发展商品经济，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一切都必须按照书本上写的、文件上说的、领导讲的去说、去做，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精神枷锁”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严重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严重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使得人们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整个社会没有一点生机活力。“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这些“精神枷锁”并没有被完全粉碎，反而又下了新禁令、设了新禁区，比如“两个凡是”又成了人们的“精神镣铐”。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必须打破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p143。

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破“精神枷锁”的契机，就是为冲破“两个凡是”禁锢而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胆略支持了这场大讨论，并把讨论引向深入，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其根本原因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p128。他强烈要求不要再下禁令、再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他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反复阐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等观点，有力驳斥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子”“丢刀子”等谬论，坚定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扳不倒。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p114。但是，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1]p114。“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p191。同时，他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p143。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拨乱反正中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支持并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精神枷锁”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逻辑起点。

三、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只能借鉴甚至完全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苏联模式是唯一的或者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向“左”的方向偏转，，中国不仅没有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随着“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局面下，有谁会去考虑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其弊端无形中被固化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现实困境促使邓小平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且逐步冲破其束缚，摆脱其影响，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中国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的特点出发，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正是有了这些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p21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郑重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邓小平不断总结新鲜实践经验，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3]p265。“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p261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3]p260，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p312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多次讲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p63“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p291“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p139“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p116为此，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冲破重重阻力，不断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3]p269，从发展计划经济转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同时，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新鲜实践经验，从理论上不断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他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p314。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3]p13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3]p17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p364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总结新经验、制定新政策、提出新理论，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拘泥于苏联模式的错误倾向，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又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不仅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重大损失，而且也使邓小平个人深受其害，多次被打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各种疑惑和阻力相继出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左”的和极左的思潮。它使人们思想混乱，严重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邓小平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高人们对“左”的危害的认识。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3]p253，到“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p269，这导致政治局面混乱不堪，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思想僵化保守，人民生活贫困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3]p139“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3]p137在邓小平看来，纠正极左思潮，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3]p137因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无论是对内搞活经济还是对外开放，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或者极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破除了思想障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逐渐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发点问题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实践起点，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但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出现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改革开放会不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争论达到白热化程度，“左”的思潮再次泛滥。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一些人徘徊观望、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是因为有右的思想阻碍，但更主要的是“左”的枷锁束缚。因为，相比较而言，“左”更具有欺骗性、顽固性、劣根性、野蛮性和随意性。在这场争论中，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处心积虑地用“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他们拼命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硬拉在一起，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和政治雷池；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企图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苏东剧变后，国内“左”倾思潮再次泛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批驳“左”倾思潮，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重启改革开放的航程。针对新实践中出现的“左”的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3]p375这使人们从理论上认清了“左”倾思潮代表人物的真实面目以及“左”倾思潮的真正危害。

此外，邓小平还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