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

盛懿

诞生于1896年的上海交通大学，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炼，留下很多历史的印痕和轨迹。其中“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先、以学术为要、以学风为基”的模式，已经让“学在交大”的理念演绎为全体交大人共同的信念和准则，长期形成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的优良教学传统，也为“学在交大”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学在交大——延续120年的理念和实践

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盛宣怀以兴学救国为办学目的，学以致用为办学原则，开创中体西用的办学模式，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20世纪初期，唐文治执掌校务14年期间，推行 “求实学，务实业”的尚实教育思想，强调道德品行教育，重视工文结合，以培养“第一等人才”为教育目标，广揽名师，首创工科，厚植基础，严谨治校，为我国近代工科教育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当时学校以“中学好（中文好）、科学好、体育好”而驰名，是我国东南各省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有“东南表率”之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照寰任职校长14年间，确立顺应社会发展的办学理念，他认为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术首要之义，承担“实业救国的社会责任”，并且要有相对自主的空间。他还提出智、德、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他在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完全的人”一文中指出：“凡为学生，须注重于智德体三育上之修养，盖于学生学识上，须有充分之涵养，于体格上须练成健全之体魄，于道德上须有相当之训练。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俱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他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为宗旨，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精神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高等工科教育上面，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使交大形成理、工、管结合的办学特色，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MIT”。

彭康自1953年到1968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在主持交大近15年的实践中，其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1）尊重教育规律，强调培养高质量人才是高校的根本任务。（2）重视基础，积极引导师生处理好基础理论和实践知识、理论教学和专业教学的关系。（3）党委要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师生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按照邓小平提出的“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精神，与国家和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建设“综合性的高等研究大学” 的发展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实施“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改造传统学科，努力促进新老学科结合”的建设方针，重点加强系科建设，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基本完成了由船、机、电学科为主的工科大学转向以理、工、管学科为主，兼有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战略调整。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重点开展师资培养和引进，健全教师晋升考核制度，建立起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优良、学科面广、结构层次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在教学方面，围绕继承和发扬老交大传统，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形成学科结构合理、指导力量雄厚、学位质量能够得到保证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授予体系。在科研方面，贯彻“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积极组织重点研究课题和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加强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家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以“上水平、创一流”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先后恢复和兴建了理科、管理学科、生命学科、法学和人文学科等。1999年，上海农学院并入；2005年，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强强合并。至此，学校完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近年来，通过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建设，学校高层次人才日渐会聚，科研实力快速提升，实现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与此同时，学校通过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办学，实施国际化战略取得重要突破。

学在交大——让最优秀的师生在最好的氛围中教学相长

（一）最优秀的学生在交大

1、严格录取。交大自建校以来一直秉承门槛高，即择优严格录取的传统。周浩泉在《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一文里提到，与他1909年春同期录取的附小插班生有14名，到1912年毕业时只有8名，6名学生被淘汰，淘汰率达40%以上；与他同时升至附中的附小毕业生有18名，到1916年附中毕业时，又淘汰了4名。在专科阶段，他入读的土木专科全级20人，正式毕业时16名，有4位同学因两门科目不及格而未能如期毕业。可知由于学校课程重，考试严，施行严格的淘汰制度被称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罕见的现象”。

2、严格招生。一方面体现在增加考试难度，提高入学门槛。1939届校友傅景常对当年亲身经历的交大入学考试依然记忆犹新，他的精彩回忆再现了当初考试的情形：第一场考化学，限三小时交卷。题目之多，连数都数不清。每一大题目下有很多小题，而小题并不小，内容非常复杂。奋笔疾书，只有写的时间，没有想的时间，更没有稍停休息的时间……考场肃静无声，只听到钢笔沙沙地响。偌大的考场，坐了黑压压的满场考生，此时如有银针坠地或许也可以听到声音。收卷之后，肃静而退，秩序井然。

另一方面体现在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宁缺毋滥。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曾任铁道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孙科，他的儿子孙治平报考交大时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能录取。这种公正的做法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谁要违反，哪怕是校长，都会遭到全校一致的反对。1923年校长卢炳田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遭到师生一致抗议，最后发展成“驱卢运动”，将他赶出校门。

3、严格要求。1934届校友张光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回忆说：“当时教授物理、化学、数学的裘维裕、徐名材与胡敦复先生是有名的‘三大关。他们均用英语授课，讲课认真，内容丰富，课业非常繁重。物理每周小考一次，不及格的比比皆是。化学每月小考一次，每次考题繁多，大题目套小题目，答题要花两三小时。教师批卷，打负分，以致有的同学得分为负分。物理、化学实验报告要求英文书写，报告要工整精确，否则退回重做。”那时，在学生中有句传言：“念交大，如果一、二年级能够通过，就可算大学毕业了。”

（二）潜心学术、用心教学的老师在交大

交通大学创建初期即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延揽了包括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开拓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国学大师唐文治等在内的一批名家任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学子们曾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概括当时的名教授，“那五权宪法，英文唐，国文陈，微积胡，物理裘，化学徐，与年前的三民主义，值半斤而八两吧。”20年代南洋大学时期的数学系教授胡明复、物理系教授周铭、化学系教授徐名材，三人名字中都有个“民”字的谐音，就称呼他们为“三民主义”。而“五权宪法”则指的是30年代讲授基础课程的五大教授：英文的唐庆诒、国文的陈柱、数学的胡敦复、物理的裘维裕、化学的徐名材。

胡敦复、周铭、徐名材三位教授主讲的数、理、化三课，是工科最基础的课程，名教授把关基础课，是交大教学特色的主要体现。当年学生们感觉三位主讲的一、二年级数理化课程，是大学最难通过的一关。30年代的教授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牢牢把好基础课程这道关。中英文也是名师执教，英文教授唐庆诒为唐文治之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中文系主任陈柱则是唐文治高足，国学上富有素养，熟于周秦诸子，尤精于子学，生平著述逾百部之多。

上述知名教授亲自上教学第一线，都是指执教基础课程的教授而言的。其实，工科及管理类著名教授同样可圈可点。教授机械的周仁、土木的凌鸿勋、管理的马寅初三人，1948年入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教授中还有我国电机工业的奠基人钟兆琳、给排水工程专家顾康乐、无线电专家张廷金、内燃机专家黄叔培、工程力学专家陈石英、铁路运输学家沈奏廷等，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工程技术专家。

1929年全校共有教师103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33人，约占教师总数的32%，其中除了国文教授外，均是留学归国人员。1936年底教师增加至188人，其中教授40名，副教授29名，合计69人（其中2人同时在两学院担任教授），约占教师总数的37%。这些教授中，中国籍65名，外国籍4名。

1959年，上海交大专职教师队伍有891人，其中教授8名、副教授28名、讲师179名。

跨入新世纪以来，学校结合国家人才强国思想，提出人才强校战略，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任务。截至2015年12月，学校共有专任教师2873名，其中教授858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4名，中组部“千人计划”70名，“青年千人”39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共107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88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5名，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11名，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8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9个。

（三）重大原创的成果在交大

1926年，即本校成立30周年之际，学校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大学研究所——工业研究所，当时称为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1929年交通大学改隶属铁道部后，校方鉴于“科学之事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稍自封其权步，便为落伍”，于是加速发展科学研究，遂将原有的工业研究所扩充为交通大学研究所，黎照寰亲自担任所长，分工业研究组和经济研究两大部。这一时期，交大研究所着重于研究铁路本身之建设、管理、职能和国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1959年，学校共完成189项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这一时期的交大学生和教师以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77人。

“大跃进”期间，学校参与科研的师生已达数千人，参与项目也有400余项，科研经费一度上升到一二百万元。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项目是合作参与工厂企业的新型产品设计研制，如设计当时最大15000吨自卸运煤船、设计2000匹马力低速重型柴油机、设计制造探空火箭项目等。还有师生参与了国庆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中北京火车站自动扶梯的设计项目，当参与设计的师生亲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乘上了自动扶梯都倍感自豪。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上海交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进展明显，以交大教师为主开展的科研项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防工程技术方面，围绕造船、原子能技术、火箭技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共计34项，进行了造船原理、舰船结构、舰用燃气轮机和内燃机、舰用电气、加速器技术及理论、稀有金属、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试制成功2百万电子伏可移动式静电加速器，0.4和0.2百万电子伏高压倍加器也完成了设计和大部分试制工作。二是民用工程技术方面，所参加的重大科研共计10项，有新型船舶、特种船舶、新型内燃机、蒸汽燃气联合装置、高温材料、程序控制自动线、特种轻合金铸造、新型仪表、新型电力设备、低温物理及编写《辞海》相关篇章等工作，还结合学生的专业设计进行了万吨自动装卸矿石船、远洋考察船的设计等，在国家评比中获得好评。

从1978年至1991年，上海交大共鉴定科技成果1041项。特别是1985年以后，学校获国家科技三大奖项数量增多，并连续数年夺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1998年至2006年，学校有6项成果分别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多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和经费数、SCI收录论文数等指标连续多年在全国名列前茅。

（四）崇尚学术、严格要求的学风在交大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文化界学习美国、仿效美国成为一时之盛。

为了增加学校的学术气氛，从1916年起，学校不断邀请校外名人来校演讲。1920年，杜威曾到学校演讲《工艺与文化关系》。1921年改组为交通大学后，邀请校外名人的演讲活动更显频繁活跃。20世纪30年代，学校的学术活动还表现在参与组建校外学术团体：最重要的表现是组建中国数学会。1935年7月25-27日，中国数学会在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交大在数学会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还组建了各类校内学生科技社团，主要有工程学会、经济学会、科学社、一社、国际问题学会，并辅之出版各种学术期刊。如1921年9月，机械科学生陈广源、吴达模等发起成立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工程学会，学会以“研究工程学识，讨论工程问题，引起同学对于工程上之趣味及观念”为宗旨。1928年10月，会员增至289人，是当时交大学生自发组织的最大的科技社团。

20世纪20年代，学生的学业成绩按考分（学期末的考试成绩）、积分（平时的平均成绩）分别以40%和60%计入总评分，以防止学生平时不努力、靠临时突击而获得高分的弊端。学业成绩除了学科成绩之外，还有操行与体育成绩的考核。操行即考察学生德育。在南洋大学时期，由学监负责考核，分别从气质、性行、课业、服务等四个方面来考核。20世纪30年代学生操行由训育处负责考核，对评判标准也进行了细化。

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虽几经演变，但严格的本质却始终如一。

（五）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在交大

一座功能齐全且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是一所学校不可或缺的教育设施，更是营造优越学习环境的首要硬件条件。自南洋公学以来，上院、中院、外院、宿舍、实验场所等陆续建成。1916年，学校20周年校庆前夕，有学生向学校倡议，采用募捐集资的办法，建造一座图书馆大楼，以作为校庆20周年纪念。唐文治校长当即采纳此议，并且成立了图书馆筹备会，有序开展募捐活动。20周年校庆前一月，即1917年3月，学校事先向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印发《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20周年纪念图书馆募捐启》，发起人为交通部、教育部负责人，本校历任校长、著名校友等共计23人。其中巨商荣宗敬、荣宗铨兄弟捐助洋1万元，成为数额最大的一笔私人捐赠。学校创始人盛宣怀家族捐款5000元……至校庆结束后不久，捐款共计洋41496.478元，合计交通部拨款，已达7万余元，超过原定6万元之数。1919年10月，一座三层罗马建筑式样的图书馆正式落成。10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1920年3月13日，又举行隆重的开馆仪式。新图书馆占地面积2686平方米，可容纳藏书10万余册，内设中文、西文图书室及报刊阅览室、标本模型陈列室、读经室、办公室等。

此外，交大学生对在学校的学生生活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据20世纪30年代《投考交大专刊》“杂俎”栏对交大学习环境和氛围如是描述：交大学生对自己学校充满自豪，有学生在文中称赞：“凡来过此地的人，看见这宽敞的校舍，巍峨的建筑，丰富的图书，完美的设备，循循善诱的教员，孜孜求学的学生，莫不异口同声，啧啧赞羡。”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学生们都能集中精力读书，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蔚然成风。他们热爱专业，刻苦钻研，涌现出一批成绩优异、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被同学们自发地称呼为“小先生”“权威”“活字典”“小教授”“一只鼎”（上海话“了不起”的意思）。他们精神焕发、朝气蓬勃，皆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为奋斗目标。当时学生的读书条件非常艰苦，有一个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集体的班级利用假期捡废纸换钱，买回一本5元2角的《英华大辞典》，供大家使用，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成为全国气垫船专家、优秀共产党员的华怡，就是这批勤奋求学的青年学子中的一员。

至2015年底，交大连续三届蝉联“挑战杯”冠军（共四次夺冠）；参加国内外竞赛70余项，获奖超1500人次，展示了交大学子的风采。

（六）最优秀的毕业生出在交大

交通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根本任务。一百多年来，学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30余万各类优秀人才，包括一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专家，如江泽民、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吴文俊、徐光宪、张光斗、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蔡锷、邹韬奋、严隽琪、陈敏章、王振义、陈竺等。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200余位交大校友；在国家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6位交大校友；在18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有3位来自交大。交大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中国最早的内燃机、最早的电机、最早的中文打字机等；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水翼艇、自主设计的第一代战斗机、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成功移植同种原位肝手术、第一例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手术，第一个大学翻译出版机构，数量第一的地方文献，国内第一位欧洲科学院人文社科院士等，都凝聚着交大师生和校友的心血智慧。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年轻的校友已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到2015年为止，学校共有校友院士220多位。

学在交大——一种境界和追求

2015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在励志讲坛提出了“学在交大”的理念，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营造更浓厚的勤奋学习、崇尚学术的氛围。追根溯源，交大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优良的学习传统，而且已经成为无数交大校友的共识。

（一）学习是一种精神追求——好于学

1947届校友胡国定（南开大学原副校长）说：“我总是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看作交大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交大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是科学技术工作还是社会革命工作，总要追求事物的真谛，彻底弄清楚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道理，决不马马虎虎，随风摆动。一旦弄清楚了，就一定不屈不挠地认真去做至于这样做了，个人会遭到多大的磨难，或者可以捞到多少好处，是较少考虑甚至在所不计的。这就是交大的精神。”

1940届校友吴文俊（中科院院士、2001年首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曾接受《交大通讯》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对物理有兴趣，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对数学产生兴趣是在读大三时，当时武崇林教授给我们讲授高等代数、实变函数论、高等几何等数学课程。武老师讲得形象生动、十分有趣，他不仅追求本质，而且重于解答疑难，精彩极了。从此以后，我就喜欢上了数学。”

（二）学习是一种自我挑战——勤于学

1946届校友金凤（《人民日报》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回忆：“一方面，交大学风严谨，功课表排得满满的，每间宿舍夜晚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学在开夜车用功学习。另一方面，交大社团生活分外活跃。全校有几十个进步社会团体。文治堂前，壁报琳琅满目。大草坪上，山茶社社员在排练秧歌和新舞，练习大合唱……”

1947届校友朱永藩（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回忆说：“当年我们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在重庆九龙坡，那是山区，交通不方便。吃的大米很差，下饭的菜是黄豆炒咸菜。就在那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在学校的严格要求下，同学们仍认真学习。而且，我们当年读书，进了学校大门，仍旧压力很大，时时担心学不好而无法毕业。”

（三）学习是一种生存态度——乐于行

1946届校友章燕翼（邮电高等教材编审委员、编审）回忆说：“老交大的传统不是我们理解的入学考试的门槛高，而是进校后的一、二年级。一、二年级要淘汰很多人。一般进来的时候好几十个人，毕业的时候仅剩十来个人，都淘汰了。”他还说：“如果说交大的这些传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我们学会了树立信心，坚信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1947届校友楼海日（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回忆说：“我们在大学读书主要靠自学。那时大家都有一种自主向上的动力。在学专业课时，我们基本上都买了MIT的教材。当时因为穷，买的都是上海龙门书店的翻印教材，这种教材卖给学生很便宜。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但我们交大学生很少出去玩，我的同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人。”

1934届校友张煦（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博士生导师）回忆上世纪30年代在交大读书的情景：“记得当时同学们传诵的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当时上课非常严肃、认真，如在上院阶梯教室上物理课，同学们早早地在固定位置上坐好，绝不可能迟到。8点整，讲台后的门一开，裘教授走进来，非常庄严……”

一百多年来，交通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传统和特色：“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概括起来，就是今天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可以说，这是“学在交大”的基本内涵，更是上海交大成功的 “黄金定律”。 百廿交大的辉煌，就是一代代交大人在传承并发扬这些传统中创造出来的。

（作者为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室主任、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