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的世纪绝唱

思郁

从长远看，我们的人生都是漫长无趣的，充斥着大量无用而庸常的琐事，传奇只能有待后人书写。就像罗兰·巴特所说，如果我将死去，劳驾我善意的传记作者，能将我的人生细心归纳为几件有趣的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中，有一个，或多个重要节点，可称之为传奇的，改变人生的关键时刻。就像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44年3月底，从加拿大返回英国伦敦，乘坐的是一辆轰炸机，七八个小时飞行距离中，不能入睡，不能阅读，只能思考。在这个夜里，他作出了放弃研究哲学，转向研究观念史和思想史的决定，撰写出了《俄国思想家》等一系列更加迷人的作品。这个转向的时刻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这就是一个传奇的时刻。

托尼·朱特在他的回顾性谈话录《思虑20世纪》中有几处提到过以赛亚·伯林，第一次是将其看做一个俄裔犹太人融进英国精英知识分子体制的完美典范，朱特说伯林的魅力在于他的这种八面玲珑的作风，但这种性格，也让他面对很多争议的问题时保持了沉默，不愿意表态。这种含蓄的批评，也让我们领略了朱特的坦率直言——事实上，这也是整本谈话录的风格。

在我有限的阅读生涯中，没有一本访谈或者谈话录可以容纳如此多的议题，交流如此深入，充满了智性的愉悦。面面俱到的风格，并未减弱这种谈话的质量，反而让我们领略了一位时日无多的历史学家对他一生毫无隐瞒地直面。这种尖锐地自我坦白，将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关切与个体中的道德关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这里，朱特又是一位伯林式的道德现实主义者，这个术语指称的是，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悲剧就在于无法还原成根本性的善，我们的道德关切都是真实的，却无法兼容所有的善。所以人生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当下无所谓对错，只待事后总结的时刻，我们才能知晓当年的抉择是否有意义。

朱特生于1948年的英国伦敦，2008年被诊断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是一种让人一步步神经瘫痪，并最终致人死亡的疾病。《思虑20世纪》中的对谈就是在此时进行的。东欧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与朱特终生研究的学术志趣有着很大的重合，这是他们进行对谈的基础。对谈开始于2009年1月，当时朱特依然还能下地行走，三个月后，朱特已经无法下床，除了头脑依然清醒，还能发出声音之外。如果你在阅读这本书，就能察觉到这种对谈形式的紧迫感，就好像在丧失语言之前，要争分夺秒地抢夺时间一样。

对谈中几乎没有任何废话，列出的任何话题，朱特都保持了高度的坦诚，直言不讳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理性地批评是最大的特质。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谈涵盖了几乎20世纪的所有重要而敏感的话题，从家族的犹太起源，谈及犹太人在欧洲的生存状况，纳粹与大屠杀，马克思主义的诱惑，英国的精英主义教育，等等。没有一个问题是泛泛而谈，涉及到的所有话题都会有着极其深刻的洞见，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他一生的学术志趣的沉思与总结，而且他把个人学术生涯与20世纪的大历史拼接了起来，形成了巧妙地相互印证。

朱特是2010年去世的，终年58岁，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而言，这都是正当壮年的巅峰时刻。对其短暂的一生，如果我们找寻他的几个关键的节点，其中之一就是1966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这是完全独立的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同于父辈或者后来者，他们受益于1944年的教育改革法案，这项改革促使英国中等教育向任何能够从中获益的人免费开放，进而确立了一个精英的、选拔性的晋级体系。这个教育法案执行短短二十年，在1960年底后期被废除。朱特那一代是唯一的受益者，这个影响对他以后的学术选择和政治立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在朱特看来，他们这一代人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一代有着很大的亲缘关系。因为只有这一代人对从事学术或学术相关的行业感兴趣，“毕竟，我们是通过这条路获得地位提升、取得成功；它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也是我们看待自己跟我们所出身的背景和社群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学术志向对朱特更大的影响还在于，1970年，他终于远赴巴黎高师成为了一名留学生，置于他一直仰慕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行列，他驻足在爱弥儿·涂尔干、莱昂·布鲁姆、让-保罗·萨特、雷蒙德·阿隆等人学习和激辩的场域，投身于他的法国史和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大半著作都与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密切的关联。

斯奈德在前言中论述朱特时，说他是一个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左派的叛逆者，而不是叛逆的左派”。20世纪有各种主义轮番登场，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印迹，而这些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都要求为某种未来的理念而献身，“它那宏伟的抱负吸引了那些热衷于总体性历史阐释的人，和那些将社会目标与个体献身之间的抽象关系一般化的人”。朱特也是投身于各种主义的激情之后，才体验到了强烈的幻灭感。他从接受的英国精英式的教育中，寻找到一丝经验主义的安慰，逐渐体验到了渐进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性。他生活在那个时代，20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共识的伟大成就，精英教育，免费高等教育，政府补贴和公共交通，一个可行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国家对艺术的大力扶持，这一系列的政策让他体验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比任何将未来抵押给现在的大写主义都有用。这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最好选择，正如他在《沉疴遍地》地中所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别的选择。

朱特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伯林意义上的多元论者了。这是他一生中另外一个关键的节点。朱特在牛津大学担任教职期间，与伯林有过碰面。他生性羞涩，与伯林并未深交，当他告诉斯奈德，他是一名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多元论者，这种忠诚完全是出于智识上的仰慕和认同。伯林的教诲更多地涉及到现实政治层面，它提醒我们所有的政治选择都牵涉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哪怕你作出的是自认为正确的选择，也意味着有需要放弃的东西。总而言之，有一些选择是我们有权作出的，但它同时也隐含着对其他选择的拒斥，而否认这些选择的价值是错误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表现出的“民主的审慎”。如果说《思虑20世纪》中的两位历史学家的对谈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面对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要警惕任何一种完全架空的美好理念，不要让更多的人去为某种主义前仆后继地牺牲，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象更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

[美]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思虑20世纪》等。

作为托尼·朱特的绝唱，《思虑20世纪》以朱特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兴趣为线索编织出一部20世纪的智识思想史。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