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籍编辑应具备的文化素养

2016-05-30 08:55范高强
出版科学 2016年4期
关键词:古籍素养

范高强

[摘 要] 古籍整理类图书具有专业性强、学术含量高、文化价值大等特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璀璨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在出版此类图书时不仅要求编辑工作者有较高的文化使命感,而且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能力。古籍编辑的文字功底、文献知识、古文阅读能力和学术心态等,往往影响着古籍整理类图书出版的最终质量和价值。

[关键词] 古籍 编辑 素养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4-0043-03

[Abstract] As a carrier to inherit and glorif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plendid civilization of China, explanatory books of ancient classics a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with great academic content and cultural value, which require a zealous sense of cultural miss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o be a qualified editor. In this case, level of language, knowledge of documents, capacity of reading and the academic attitude of the editors would crucially determine the final quality and value of the publications.

[Key words] Ancient classics Editor Literacy

中国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见证着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古籍整理出版对继承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代替的推动作用。由于古籍整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文化性,因此对编辑工作者的编校能力要求甚严,做一名合格的古籍编辑应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和良好的学术素养。

1 扎实的文字功底

首先,熟练掌握繁简字的转换。繁简字转化是编校古籍整理类图书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这类问题看似简单,却容易犯错,因为许多汉字的繁简体转换并不遵循一一对应原则,不能机械地将两者直接转变,一定要根据其在句中的具体字义进行转换。在古籍图书中存在大量的专有性名词,虽然此类文字有相应的简体字,但在由繁至简转换时,此类文字不应简化,如“徵”在文中表示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时,不应将其简化为“征”,且读作zh?。再如“穀”字,虽然对应的简体字为“谷”,但在其表示“俸禄”,如《荀子·王霸》:“穀禄莫厚焉。”[1] 善、好,如《诗经·陈风》:“穀旦于差。”[2] 时不应简化;另外“穀梁”作为一种姓氏,其中的“穀”字亦不应简化,而不少图书将《穀梁傳》简化为《谷梁传》,殊不知其错矣。同样,在由简至繁时亦要谨慎转换,在古代同一个汉字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写法,代表不同的含义,适用于不同的语境,在由简体字向繁体字转换时一定要根据其具体义项有针对性地转化,防止混淆使用导致不必要的错误。如“复”,其繁体字有“復、複”两种写法,表示“反复、再、又”等意时,写作“復”,表示“夹衣、复杂”等意时,写作“複”。又如“才”字,用作副词时,繁体字作“纔”,表示“才能”时,繁体字仍写作“才”。所以,只有掌握每个字的具体含义及用法,才能准确无误地进行繁简字的转换。

其次,熟悉古书中通假字的使用。商周以前可以使用的文字很少,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有的文字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于是出现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3]的假借字。随着汉字不断丰富,通假字的使用现象却并未减少,正如清人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下·经文假借》中所说:“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4]。所以古代人先贤在著书立说时,无论是出于无奈之举,还是有意为之,通假字的使用实为一种普遍现象。如“为天下唱,宜多应者”[5]中,“唱”通“倡”,表倡导;“甚矣,汝之不惠”[6]中,“惠”通“慧”,表聪明。由于通假字本质上不属于错字或别字,而是正常的文言现象,所以现代官方审定标准用字时,把通假字当作标准用字,而不采纳本字。正因如此,不可以将例句中的“唱、惠”改为“倡、慧”。在编校古籍整理类图书时,一定要了解通假字的运用,正所谓“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7]。

第三,了解古代典籍中避讳字的应用。广义的避讳包括敬讳、忌讳和憎讳三种情况,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这是编校古籍整理类图书时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不直接称谓君主或尊长的名字,一旦书写遇到此字时,便以空字、缺笔、改字、代字等办法加以回避隐讳。由于每个朝代避讳的文字各有不同,避讳方法不尽一致,所以历史上同一人名、地名、书名等因涉及不同时代的避讳,在各个时代典籍中的写法不尽相同。古书中这种名称混淆现象,给后来的读者带来不少困惑或麻烦,所以在编校古籍整理类图书时,针对这种避讳情况应尽量还原这些专有名词的本来称谓,如将“《齐人要术》”改为“《齐民要术》”,将“孙卿”改为“荀卿”,将“元孙”改为“玄孙”,或将缺笔文字补全等。古籍整理的目的除了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外,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的使用与阅读。当然,有的整理者为了保持古籍的原貌,在整理过程中未将避讳字改正过来,无论是这种尊重传统的整理方式,还是为了便于当代读者阅读的整理方式,古籍编辑一定要与整理者沟通商定,统一整理原则,避免出现同一整理图书中的同一避讳字既有改正之处又有保留之处的混乱现象。

2 广博的文献知识及较强的电子资源检索能力

古籍整理方式有多种,无论是影印、辑佚、汇编,还是点校、注疏、今译,都是以一种或多种文献为基础展开的梳理过程,尤其是点校、注疏类古籍整理,在校注中更会涉及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相关文献史料。面对涵盖面广、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编辑工作者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文献知识,不仅会在编校过程中困难重重进度缓慢,而且会直接影响图书出版质量。所以,文献知识储备的多少可以说是判定一名古籍编辑合格与否的标准之一。比如,在校注中涉及一篇作品的部分内容,为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古籍编辑必须找到文献的出处进行认真核对,如果所涉内容的作者有别集刊世,自然从其作品集中去寻找,如果没有别集存世,就要从相应的总集、选集中查找出处,然后可根据作者的年代及作品的文体形式去锁定文献来源。如果是诗歌类,根据年代可查阅《古诗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玉台新咏》《全唐诗》《全宋诗》《宋诗钞》《瀛奎律髓》《中州集》《全金诗》《元诗选》《全明诗》《历朝诗集》《明诗综》《清诗铎》《晚晴簃诗汇》等。如果是散文类,根据年代可查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选》《古文辞类纂》《文苑英华》《古文苑》《全唐文》《唐文拾遗》《全唐文补遗》《唐文萃》《唐宋文举要》《唐宋八大家文钞》《宋文鉴》《全宋文》《元文类》《古文观止》《全辽文》《全元文》《明文海》《清文汇》《历代文纪》等。如是骈文、散曲、词、赋等类亦要查阅相关文献。这只是较为简单的一种情况,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在实际编校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文献史料,古籍编辑不仅要对总集有所认知,而且要对别集、丛书、类书、资料汇编等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准确地完成古籍整理编校工作。

编辑在掌握文献出处的同时,还应注意版本问题。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产生多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之间从文字到编次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在核实文献内容时,首先要明确整理者是否指定某一版本,如果有所确定,则在校对时以此版本为依据,如若整理者未指定版本,则应选择善本校之。对于图书的版本问题,程千帆先生曾言:“不论是整理出版图书,还是读书治学,凡需要校勘,就应广搜众本,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8]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数字化也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成果。古籍编辑应学会利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来帮助自己的编校工作,充分利用电子文献检索资源。古籍整理图书对文献资料的使用既广泛又复杂,如果用手工方法去查找核实,其耗时费力是可想而知的。借助文献检索系统,能在几秒或数十秒钟内搜索出所要查找的文献内容,既简单便捷,又定位准确,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目前使用率较高的文献检索系统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宝典》V7.0、《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及《全唐诗库》等。这些电子检索系统收录丰富多样的中国古代典籍,是庞大的文献知识信息库,如若熟练掌握这些电子检索技巧,对于古籍整理类图书的编校工作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些数据库的制作毕竟是对纸质文字的一次处理转换,因而文字的错讹现象也在所难免。如《唐会要》卷二十一“昭陵陪葬名氏”中记载:“大将军、怀德公于伯亿。”[9]《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却载为“大将军、怀德公子伯亿。”将“于”字讹作“子”字。如此情况在这些电子检索系统中较为常见。所以在利用这些文献检索系统时一定要谨慎恰当,合理利用其长处——文献定位,避免其短处——文字错讹,即通过搜索确定文献来源及所在位置,然后再去对应的已整理出版过的图书核实内容。这样才能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图书的出版质量。

3 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

中国古代典籍是没有标点的,即使我国古代早有句读符号,但在文献中也只是偶或使用,并不普遍。如今在古籍图书的整理过程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标点,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断句不同会导致整个句子的逻辑关系、句意都有所不同,甚至造成与本意相反的误解。如果古籍整理者在文献的标点方面频繁出错,古籍编辑又未能察觉,不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直接影响古籍整理图书的文献价值及出版质量,所以,提高古籍编辑的古文阅读能力至关重要。就古籍误读类型来说,杨树达先生在《古书句读释例》中总结为四类:当读而失读,不当读而误读,当属上读而误属下,当属下读而误属上[10]。为避免这四种情况,古籍编辑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古代文化常识和专业知识,要对古代的词汇语法、古代的文法和行文习惯、古代的天文地理和军事官职、古代的典章制度,以及史料中涉及的人物姓名等都有所了解掌握,并在理解原文基础上注意文理通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断句的正确性。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一《大唐故于府(承范)君墓志铭》曰:“曾祖义周,直阁将军、瓜州刺史、建平公。”[11]然查《元和姓纂》卷二“于氏”:“义,隋潼州总管、建平公。”[12]另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十二下》:“义,字慈恭……建平刚公。”[13]又《全唐文补编》卷十《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志宁)君碑》:“祖义,隋上国柱……建平郡公。”[14]由此可知《大唐故于府(承范)君墓志铭》中的“曾祖义周”之“周”实指朝代“北周”,在此句中应属下而误属上。即此句应作:“曾祖义,周直阁将军、瓜州刺史、建平公。”所以,断句时应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掌握的古代文化知识,然后依据可靠的文献史料进行判定。

4 科学严谨的学术心态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对古籍文献整理作了精要的概括:“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15]古籍整理工作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继承和发扬,也为读者的阅读、学者的研究提供更为专业性的知识平台,从此角度看,古籍整理图书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作为古籍编辑,其编校工作不仅要确定书籍的文字之真,更要保证其记载的内容之真,还应为文献整理甚至学术研究服务。古籍编辑不应只局限于做一个文字校对者,而应以科学严谨的学术心态与整理者沟通商榷而成为整理工作的参与者。如,笔者在编校《元和姓纂新校正》一书时,发现整理者对“北齐徐远,仲长之后,官至西兖州刺史、新阳王,生荣”一句的“生荣”做注解时写道,“《徐远传》:‘长子世荣,中书舍人、黄门侍郎。此避唐太宗讳,省‘荣字”。仅从文字来说并未有错,且对文献内容进行了核实。然仔细通读此句及注解,则发现注中“省荣字”的“荣”实为“世”字之讹误,因为通过整理者的注解可知徐远的儿子为徐世荣,而《元和姓纂》中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将“世荣”之“世”省略,只留“荣”字,所以原文言“生荣”。因此“省‘荣字”应改为“省‘世字”。由此可见,古籍编辑在编校过程中不仅要核实文字书写的正误,而且要以谨慎细致的态度分析其言说的逻辑关系正确与否。又如,笔者在编辑《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时,发现书后的“人名索引”编排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规律可循。于是,编辑团队在与作者几番沟通后,借鉴并吸收之前编排《新编唐五代编年史》人名索引的经验,对此书的人名索引设定了五条细则,依此将书中有关的人物姓名重新编排。重新编排后的人名索引经过作者审定,也得到了肯定与认可。此书经过双方几番努力出版后,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这不仅是对作者辛苦付出的最好回馈,也是对编辑工作者的鼓励与肯定。所以,古籍编辑应以科学严谨的学术心态参与古籍整理过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古籍整理类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学术价值性。

注 释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17

[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9:366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6

[4]王引之.经义述闻[M].台北:世界书局,1975:750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1950

[6]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0

[7]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4

[8]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7:24

[9]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414

[10]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4

[12]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9

[1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29

[14]陈尚君.全唐文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4

[15]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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