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对比与文化溯源研究

高　洁， 刘方俊

(1.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2.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对比与文化溯源研究

高洁1， 刘方俊2

(1.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2.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文章对汉英两种语言的亲属称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旨在找到两种语言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根源所在。亲属称谓在语言交际中具有重要的情感传递功能，正确理解和掌握亲属称谓及其泛化变体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使用，了解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将优化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效果，使情感在语言交流中得到有效的传递。

关键词：亲属称谓；泛化现象；英汉语言对比；文化溯源

一、引言

正式的语言交际都始于称谓，称谓语可以直接传递出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职业，反映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伦理道德观念等社会文化信息。恰当地理解和使用称谓语可使交际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称谓语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同样的称谓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可能表示不同的含义。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不当常常会导致语言交际的障碍，甚至严重影响交际效果。为避免汉英语言交际中称谓语的语用失误，交际双方都有必要了解两种语言的称谓差异并探究其文化根源。

称谓语可分为两类：亲属称谓语和社交称谓语。其中亲属称谓语还存在大量的泛化现象。亲属称谓及其泛化变体在语言交际中有重要的情感传递功能。笔者对汉英两种语言中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和泛化现象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发现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语本身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汉语的亲属称谓存在非常普遍的泛化使用现象，而英语的亲属称谓则少有泛化现象。

二、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对比分析

汉语亲属称谓表现出非常具体、清晰、繁复的特点，英语亲属称谓则具有比较笼统、模糊、简单的特点。汉语亲属称谓蕴含分明的宗族界限和严格的长幼差别；而英语亲属称谓基本没有这些区别。

1. 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对比分析

首先，由于汉民族传承着浓厚的血亲姻亲观念，中国人对血亲和姻亲的称谓有严格的区分。对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即血亲，须使用宗亲称谓；对于有婚姻关系的亲属，即姻亲，须使用姻亲称谓。例如，兄、弟、姐、妹、伯父、叔父、连襟、妯娌、舅母、婶母等均为亲属称谓；其中，兄、弟、姐、妹、伯父、叔父都属血亲，连襟、妯娌、舅母、婶母则属姻亲。其次，浓厚的宗亲观念和传宗接代观念使汉语亲属称谓具有鲜明的里外差别。《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六版)对“宗族”一词的解释是：“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例如，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孙儿、孙女属同宗族的亲属称谓；而外公、外婆、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属外宗族的亲属称谓。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传统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观念认为，“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别家人”。*刘超先：《中西称谓差异及文化内涵》，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6-273页。因而，同宗族的亲戚是比外宗族的亲戚亲近的，外宗族亲属的地位及其与同宗族内成员的关系是远不及宗族内部亲属的。例如，“孙子”和“外孙”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另外，汉语中“三亲六戚”的说法以性别和血缘关系划分亲戚关系的远近。“三亲”指“宗亲”、“外亲”、“妻亲”。其中，宗亲是亲属关系的主体部分，上下九族同一宗族的男性成员都是宗亲。“堂”表示“同一祖父但不同父亲的兄弟姊妹关系”，堂兄弟都是同宗族内部成员，堂亲属宗亲；“表”是“外”的意思，表亲属外亲。这都是传统的中国人亲宗族、重男性，疏外宗族、轻女性的具体表现。再次，汉语亲属称谓会因称谓对象的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别。中国人讲究长幼尊卑，长幼有序。年龄不同，地位也不同，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也不同。长者须照顾幼者，幼者要尊从长者。因而，汉语里同辈家族成员的称谓是井然有序的。例如，大哥、二哥、三哥；大伯子、小叔子；大姑姐、小姑子等。

与汉语相比，英语的称谓就很少体现血缘关系的亲疏，也没有宗族和外宗族之分。比如，父母的兄弟以及父母姐妹的丈夫都称“uncle”，父母的姐妹以及父母兄弟的妻子都称“aunt”。英语中的“grandfather” 指祖父或外祖父，“grandmother”指祖母或外祖母，“grandson”既可指孙子又可指外孙，“granddaughter”指孙女或外孙女，“nephew”指侄子或外甥，“niece”指侄女或外甥女，完全模糊了宗族界限。又如，英语称谓中“cousin”一词就有极其广泛的涵义。在汉语中“堂”和“表”分属不同宗族，堂亲和表亲的概念是绝对不容混淆的。英语中“cousin”一词却不仅可以指堂兄、堂姐等，还可以指表兄、表姐等，全无宗族外族之分。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里，比如涉及遗产继承的法律事务时，英国人才会对亲属关系进行明确区分，在称谓之后加上“on my father’s side(父亲一方的)” 或“on my mother’s side(母亲一方的)”或者用“maternal(母系的)” 或“paternal(父系的)”修饰称谓，以示宗亲或是外亲。或者，在称谓后面加上后缀“in—law”，以示姻亲，但仍不能严格区分长幼地位，也不能直接表明具体的亲属关系。例如，“son—in—law”和“daughter—in—law” 分别表示女婿和媳妇；然而，“brother—in—law”可表示“大伯子”，也可指“小叔子”； “sister—in—law” 可表示“大姑子”，也可指“小姑子”；而“mother—in—law” 既表示“婆婆”，也指“岳母”；“father—in—law” 指“公公”或“岳父”。这样模糊的称谓方式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是无视社会礼教传统的做法。再者，西方文化中没有严格的长幼尊卑观念，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彼此都可以直呼其名，同辈之间互相称谓也没有长幼次序。例如，“sister”一词包括汉语称谓中的“姐姐”和“妹妹”。如果称呼者本人有多个姐妹，“sister”可能是指大姐、二姐或姐妹中的任何一个。

2. 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对比分析

汉语的亲属称谓存在非常普遍的泛化使用现象。亲属称谓的泛化是一种用亲属称谓语去称呼一些无亲属关系的人的现象。例如，见到陌生的长者，可称其为“大叔”、“大妈”、“大姐”等。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强调长幼差别的体现。汉文化社交中，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要服从整体。社会交际追崇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感情的融洽。因此，中国人以健康积极的方式将家庭观念向家庭以外的社会环境推衍，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不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使交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汉语亲属称谓的具体泛化现象整理并总结如下：

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现象一览表

英语亲属称谓也存在泛化现象，但这种现象远没有汉语那么普遍。例如，西方人有时也用亲属称谓“uncle” 和“aunt”来称呼非亲属人员。比如，用“Uncle Sam” 或“Aunt Annabel”来称呼父母的朋友。然而，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交场合，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一般都用“Mr.(先生)”、“Mrs(太太或夫人)”或“Miss(小姐或女士)”来称呼不熟悉的人，没有严格的辈分界限和长幼差别。如上所述，英语亲属称谓本身是不体现血缘关系的亲疏和长幼之分的，同时，西方人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将浓厚的家庭观念向社会推衍。因此，英语亲属称谓不存在明显的泛化现象。

三、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文化溯源

语言植根于文化，作为语言现象之一的称谓语也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亲属称谓较英语具体、清晰、繁复，蕴含了英语亲属称谓所不具有的分明的宗族界限和严格的长幼差别，并将这些传统观念向社交称谓系统推衍，从而产生了极其普遍的亲属称谓泛化使用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两种文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任何民族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0页。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价值观会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因此，笔者将从以下两个角度综合分析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迥异的原因。

1. 汉英两种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比分析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农耕经济哺育了中国的礼教文化和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礼教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礼教的核心是正名定分。名指名位，分指与名位对应的职分。给一个人定名就是规定其权利和义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所阐释的道德规范严格地约束着人们的家庭生活与社交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亲属称谓及其泛化变体的使用。“三纲”指中国儒家思想认定的人道关系的原则，即孝、忠、贞。“三纲”要求：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为君，为父，为夫，要为臣、子、妻做出表率。这反映了中国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传统道德关系。“五常”是儒家思想认定的人伦关系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五常”用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三从”的内容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根本上否定了妇女的独立地位和人格。”*王菊泉、郑立信：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003)》，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今天，妇女运动已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改观，但是，血亲姻亲观念仍然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语言交际中的称谓依然有严格的宗族界限和男女差别。中国的礼节要求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同时，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名分与角色会决定其行为方式。一个人如果做出不符合身份的事情，会受到他人的指责。社会舆论对于个人非常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微妙。所以，中国人做事讲究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国人主要靠道德来规范和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直至今日，家庭聚会时，仍然保留着长辈坐正席的传统，给新生的孩子起名字不能使用父辈用过的字。在工作单位，与同事相处须谨言慎行，尊老爱幼。无论是与家人还是社会上的其他人见面交涉，都要礼貌得体地称呼对方，否则，就会失了体面，甚至惹怒、得罪或伤害到对方。如此繁琐的礼节和规矩决定了汉文化不仅需要有严格繁复的亲属称谓体系，而且需要把亲属称谓体系向社会环境推衍，通过亲属称谓的泛化，成为社交称谓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文化发源于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处于开放性、海洋型的地理环境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培养出的是西方人以四海为家，惯于流动奔波，乡土观念淡薄的性格特征。首先，西方社会，呈平行结构，家庭结构多为“核心家庭”即小家庭结构。多数家庭是包含两代人的小家庭，子女一满十八岁就离开父母，组成新的家庭。在美国，一般很难见到三代同堂或四世同堂现象，家族成员的亲属关系相对简单，家族观念较淡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集中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及民族特有的性格。”*邓炎昌：《现代美国社会与文化》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在西方人看来，一般亲属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因而，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都比较简单。在西方社会，子女会很自然地直呼父母的名字。这样的称谓习惯在美国人看来是平等和自由的体现，但在中国人眼里却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直呼父母大名的子女会受到邻里的指责，是“不敬”、“不孝”或“不成体统” 的做法，甚至会让整个家族蒙羞。另外，西方国家也十分讲究礼节，社交礼仪中人们也十分重视和欣赏他人的绅士的风度和文雅的谈吐，但是，由于西方礼俗文化的形成较中国晚，并且西方国家也从不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将“礼”作为治国之本，礼仪规则远不及中国礼法全面、系统和详细。所以，西方社会没有烦琐的礼制和名分观念，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社会舆论往往公开透明。西方人主要靠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的社会行为。人际关系简单，社交礼节少，称谓就笼统、模糊、简单，亲属称谓也没有汉语那么繁琐的泛化现象。

2. 汉英两种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观对比分析

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体现在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语言。汉英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培养出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指导着人的行为，包括社交行为。汉英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沿着不同的思维轨迹生存发展，也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人们在选择或评价某一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取向原则，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理想和目标。”*王菊泉、郑立信：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003)》，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汉英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是汉英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差别迥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和政治伦理型的特征。首先，中国的农耕经济培育了中华民族“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中国最早典籍《易经》中的卦辞表明，中国的先民早已意识到了人的生存离不开“天”的恩赐，并从天地交和、日月交替、季节更迭等自然现象中悟出了“天人合一”的生存大道。《易经》的六十四卦系统阐释了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的变化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整体性思维。中国人将天、地、人看作一体，做事情时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不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以实现整体和谐为目标。“中国人重情，重立身安命。”*林语堂：《论中西思想法之不同》，潘文国、杨自俭主编：《 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在中国人看来，个体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体要服从集体，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如今，各种外来文化、新的观念充斥着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维护家国利益仍然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取向。其次，中国思维的核心在于伦理纲常，维护人伦关系最终是为了安邦治国。中国人重视行为是非，为人处事讲究和谐，求同求稳。所以，中国人在社交场合都会相敬如宾，以礼貌得体的称谓切入交际，传递情感，既可以有效地维持人际关系，也保证了全社会的安定团结。因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交活动中，中国人都十分注重人的身份、地位和关系。随之，汉语严格繁复的亲属称谓就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社交环境中，产生了汉民族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

西方文化起源于两希文明，沿海开阔的地理环境、社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使古希腊哲人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渐形成了西方人分析性和认知型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技，做事理性，求异求变，崇尚竞争，因而自我意识特别强大。近代人本主义、个体主义思潮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主义都宣扬人性，强调人权和个性解放。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和认知型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人的核心价值取向。西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个人发展是一个按照自定方向，不依赖他人的，不断地实现自我的过程。个体与个体之间既是互不相干的，也是互相冲突的。所以，西方人注重自立，也常常感到自危，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自我开拓、自我奋斗、自由进取逐渐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他们看重个体的人格，注重个人的表现、奋斗和成就。习惯从个体出发去看群体，认为个体是群体的基础，倡导个体主义。西方人是如此地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提倡独创精神的发扬以至于其行为方式表现出极大的自由性和多样性。所以，简单模糊的称谓并不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亲属称谓也不存在汉语那么繁琐的泛化现象。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存在以上诸多差异，追根溯源是由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导致的。

四、结语

语言能够反映文化，揭示文化的内涵。文化是语言繁衍生息的土壤。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文化，通过语言探悉民族文化的内涵，可以促进语言的习得与使用。汉英亲属称谓语在其泛化使用上差别迥异，原因在于两种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充分理解中、西方文化在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有助于交际双方正确理解并使用两种语言的亲属称谓，特别是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变体，有效地避免称谓不当导致的文化沟通障碍，化解文化冲突。

(责任编辑：袁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nship Term Generaliza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Its Cultural Origin

GAO Jie1, LIU Fang-jun2

(1.YouthCollegeofPoliticalScience,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010051,China;2.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Technology,Hohhot01008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inship ter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manner so as to find out the causes for the generalization of kinship terms in the two languages. Given the vital role of kinship terms in conveying emotion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s, a proper comprehension and command of the use of kinship terms and their generalized varia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s well as an acquaintance of the very causes for kinship term generalization in the two languages will optimize the real effec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emotional transfer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kinship terms; general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cultural origin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1-0125-06

作者简介：高洁(1983-)，女，内蒙古包头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刘方俊(1981-)，男，吉林洮南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