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个孤独而绝望的灵魂

■丨小 米

老舍：一个孤独而绝望的灵魂

■丨小 米

老舍说，“文艺绝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今年的8月24日，已是老舍先生离去的五十个年头。

这白驹过隙的五十年，是重建的五十年，如果老舍先生能再看今天这个世界和社会，是否会感叹人间沧桑。不过再设身处地，按老舍的性格，在政治时局阴霾遮蔽整个天空，再加上人心叵测、世情险恶，精神上的幻灭与打击正日益加重的那个时代，是断不会忍下眼前的苟且，绝望与悲伤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底色。

最终在1966年的8月24日的一个清晨，老舍告别了妻子胡洁青，自沉了太平湖，从此离开了家，离开了当时那个让他幻灭的世界。

如今太平湖早已被填平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每天上面呼啸试过的是环形北京二环的地铁回库车。而在他投湖的地方，没有任何石碑或者纪念牌，就像老舍的离去，早已和这个世界无关，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消散。

皇城根下苦孩子

1899年2月3日，老舍就出生在一个穷旗兵家中。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没被冻死，那一年是光绪24年，狗年，姑母给他取了个外号，“小狗尾巴”，父亲姓舒名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取名舒庆春。

老舍后来说：“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才不过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掺着两小块假的。”大清入关200多年，到了他出生时候，已是国运颓废，下层旗兵多已沦为赤贫之家。老舍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中，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生他时已经41岁，父亲的钱粮只够勉强生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小说《月牙儿》中，老舍有这样的描写：“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照。

彼时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在晚年创作的《神拳•后记》中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话，用于老舍则意味着更多复杂的情感。他不仅见识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体会到了满民族的衰落与歧视。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见到那些大杂院、四合院、胡同、大宅门、公子哥、少爷、小姐、妓女、贫民、市侩等等栩栩如生的影子，就是他在少年时代所耳濡目染留下的深刻印象。

人民艺术家

老舍1924年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56年至1957年，发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茶馆》。正如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暌违五十年，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仍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当做经典代表作演绎至今。

老舍发自内心地热爱新政府、新社会。他看到身边的底层人民翻身过上了好生活，“祥子”们不再沦为“走兽”，“小福子”们也不再为生存而出卖肉体。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毕竟充满了希望。他的归属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

在“狂喜”之中，老舍开始全身心地以他的才华服务于新中国。回国投入新时代后，他总共写了40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此时，对老舍而言，写作已经不再源于自身的兴趣和快乐，而是被不断燃烧的政治热情所推动。他一次次地说：“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

或是出于真心，或是碍于当时形势，老舍写了那么多个歌功颂德的作品，应是当时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但即便如此，老舍还是被时代洪流打倒在地，那些文字陡然变成他的罪状。事后，老舍谈到“我承受不了这个事。”也许是他最真实的想法。

《茶馆》剧中有一句台词，来自常四爷，“我爱咱的国，可谁爱我啊”，老舍为了跟上当时的时代做出了多少努力，但似乎矛盾了自己，也矛盾了热爱文学的那颗心。

他曾自述：“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

文庙一劫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骤然轰塌了老舍的整个世界。他的尊严，他的信念，乃至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都遭受了前所未有过的考验与摧毁。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文庙，本是读书人视为神圣的殿堂，但就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那些质问，那些辱骂，那些毒打，还有更多所无法相信像野兽一般的对待，就像给老舍脖子上戴的那块黑牌子一样，打在了老舍身上，也如同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苍老的生命之上。

突然想起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提到的一段话，“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我们不知道老舍最后是出于怎样绝望的心情走向太平湖，只知道在他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诗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至此，老舍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