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中反讽艺术的运用

蒙巧

摘要：《追风筝的人》以作家卡勒德·胡塞尼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为蓝本，以传统的阿富汗为背景，以主人公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之间的友谊﹑背叛和救赎为主轴，故事情节涵盖了阿富汗动荡的近30年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自问世以来，全球热销上千万册，在各国读者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反讽修辞的角度，通过分析小说的言语表达、人物塑造与情节结构设置，可以全面展现胡塞尼在小说创作中所呈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反讽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5-0105-03

引言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胡塞尼于1965 年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后随父亲逃往美国， 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毕业后定居加州。小说以作家胡塞尼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为蓝本，以传统的阿富汗为背景，以主人公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之间的友谊﹑背叛和救赎为主轴，同时故事情节涵盖了阿富汗动荡的近30年重大历史事件： 内战、君主制的终结、苏联入侵、塔利班政权、种族迫害等。小说2003年6月在美国出版，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纽约时报》排行榜、《出版商周刊》排行榜长达80余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全球热销上千万册，创造了销售奇迹。2006年，因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胡塞尼被授予联合国人道主义奖。

在中国，业已有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来研究这部小说。其中，成长主题、原型理论、种族歧视、文化身份认同、象征和隐喻等角度都是研究的热点。本文试图从反讽修辞的角度，通过分析小说的言语表达、情节结构设置与人物塑造，探讨作家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写作技巧与创作魅力。

一、反讽

反讽（irony）一词由来已久，又称反法、反语，“为一修辞格，其内含意义与所用词语表达的意义相反”（OED），说此指彼，言非所指，甚至是正话反说。人类对反讽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戏剧中，总有一个佯装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前说傻话，最后证明这些傻话都是真理，从而使高明的对手丑态百出。人类对反讽这种语言现象做过许多的观察与思考：从纵向上看，大致分为古典反讽理论、19世纪反讽理论和20世纪反讽理论阶段；从横向上看，分为各种各样的反讽，如言辞反讽、情景反讽、结构反讽、浪漫反讽、命运反讽、稳定反讽与不稳定反讽等等。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术，业已成为修辞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反讽意义的阐释，有古典时期“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理解，有黑格尔、克尔恺郭尔等对反讽意义的拓展。但苏格拉底之后，定义基本维持在“意义与所说的相反”这个轴心上[1]3。而在现代批评中，新批评一方面视反讽为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技巧，另一方面从文学本体论上阐释反讽，视反讽为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结构主义侧重于叙事文本研究，注意到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的声音不一致、读者的理解同叙述者或人物有差异所构成的反讽现象，以及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反讽[2]52。作为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反讽在《追风筝的人》中也得到大量运用，通过表面表象和事实之间的对照，以期达到特殊的效果，例如讽刺、强调、深化主题寓意等。

二、《追风筝的人》中的反讽艺术

在《追风筝的人》中，反讽主要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言语反讽；二是人物塑造上的反讽；三是情节设置的反讽。不同反讽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悲喜交融，引人入胜。

1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一种常见的、立足于语言修辞技巧的反讽类型。作者用一套话语或代码传达两层含义：一种是字面上（或字典里）的意义；另一种是由于语境不同而隐含在字面下的深层意义。在《追风筝的人》中这种言语反讽无处不在。

例1：“我”在介绍哈桑的出生时是如下描述的：

“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糟糕：她跟一群江湖艺人跑了。”[3]6

此处描写呈现出宏观的叙事与微观的内容不一致而形成了反讽。叙述者总体是要描述“我”和哈桑失去母亲的不幸经历，叙述语言应该是庄重和严肃的。而在引文中第二句，叙述视觉转到了“大多数阿富汗人”，语言充满着嘲弄的口吻，内容却是关于哈桑母亲与所谓的 “江湖艺人”私奔，形成了气势庄重的句式结构与内容的不协调，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同时，叙述者在描述自己母亲时是用了尊重的语气；而对哈桑母亲进行描述时，由于视角转到了“大多数阿富汗人”，语气则是嬉笑的，甚至是轻蔑的，这种不协调消解了文章的单一性和严肃性，使文章变得斑驳迷离，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例2：阿富汗一年一度的比武竞赛的描写（一位技艺精湛的骑士驮着混战中夺得的羊或牛，绕着看台疾跑，试图丢进得分圈，途中遭遇其他骑士的追逐）：

“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见到一件恐怖的事情：有个骑士从鞍上跌落，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的身体像个布娃娃，在马蹄飞舞间飞来飞去。马队飞奔而过，他终于跌落下来，抽搐了一下，便再也没有动弹；他的双腿弯曲成不自然的角度，大片的血液染红了沙地。”[3]21

除了“恐怖的”这唯一的限定词，整段描述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我”这样一个未成年观众，对如此血腥的比武竞赛场景，表现出如此的冷静与理性的观察，好像在看玩具比赛一样，着实让人觉得“恐怖”——令人恐怖的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观众的冷漠反应，因此“恐怖”这一措辞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叙述者表面是在客观地描写血腥的比武竞赛场景，实则影射了当时观众的冷漠、阿富汗等级森严社会中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富人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例3：“我”在跳蚤市场遇到了心动的女孩（此女孩曾经与人私奔过）并向该女孩搭讪：

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我的问题很唐突。问出这句话，意味着我无所遮掩，对她的兴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个男人，我所冒的风险，顶多是尊严受伤罢了，受伤了会痊愈，可是名誉毁了不再有清白。她会接受我的挑战吗？[3]142

显然，从上下文语境上看，叙述者遇见人生中第一个心动的女孩，心里忐忑不安，摸不清女孩是否愿意跟他交往。然而，叙述者并未用“她会接受我的主动搭讪/情感吗？”之类的词，反而是用了 “挑战”，既幽默风趣，也讽刺和批判了阿富汗社会的双重标准，即男女双方私奔，女方所遭受的指责与压力远远大于男方。所以，如果“我”跟这样一个女孩交往，对于双方来说，都要面对世俗的偏见和指责，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是对世俗偏见的“挑战”。因此，“挑战”包含着对于社会的嘲讽与批判，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

2人物塑造上的反讽

胡塞尼在《追风筝的人》中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内在特质。然而，通过文本细读和上下语境分析，这些人物并非非白即黑，而是以各种形态和错综复杂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例如，父亲在“我”的眼中是完美的。首先，父亲外形高大威猛：人们管他叫“飓风先生”， 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只要他“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3]13，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其次，父亲是生意场上的好手，赚了很多钱，居住的房子是当地“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3]4并且，父亲还用多余的钱，花了三年时间，亲力亲为建了恤孤院。再次，父亲还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憎恨窃贼，曾经教导儿子：“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遇到他，真主也救不了。”[3]18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父亲，却强暴了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仆人阿里的妻子，使其怀孕生下了一个兔唇婴儿，阿桑却不敢相认。在他去世十五年之后，“我”才了解真相：“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那种，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是他的身份。他还偷走了阿里的荣誉。”[3]218父亲形象的前后大反差，胡塞尼的反讽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震撼与对复杂人性深深的思索。

哈桑的生母莎娜芭也是胡塞尼人物塑造反讽的一个典型例子。美貌动人的莎娜芭，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的堂兄阿里，不幸的是阿里半边脸罹患先天麻痹，无法微笑，两人在外表及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使得莎娜芭对婚姻极度不满，看不起与她同族出生的丈夫阿里，甚至抛弃自己刚刚诞下的婴儿。小说中有几处描写：

虽说同属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邻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据说她憎恶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

“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

先是爱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诉邻居的仆人，那人又到处宣扬，说莎娜芭看了一眼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唇，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

“看吧，”她说，“现在你有了这个白痴儿子，他可以替你微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之后，她离开了。

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时候，没人感到奇怪[3]9—10。

从引文的描述中，作者似乎是在描写一个风流成性、冷酷自私、缺乏母性的女性形象。然而，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叙述者都用了间接性描述如“据说” ，他人“说”等，使读者怀疑叙述者所陈述内容的可靠性。随着小说故事的深入和谜底的揭开，读者看到的莎娜芭却是另一形象。一方面，莎娜芭是一个有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她聪明漂亮，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但由于她是哈扎族人，必须嫁给同族人，加上人们对她的风言风语，她只能嫁给一个无论外貌和性格都与自己相差甚远的大自己19岁的堂兄，她对丈夫的不满，实际上是对阿富汗现存婚姻制度的不满，无奈她的叛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阿富汗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莎娜芭抛家弃子并非完全是由于她的冷酷无情。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谜底才解开：莎娜芭生下的小孩是她遭受到男主人凌辱而诞下的私生子，并非是她与丈夫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莎娜芭的冤屈无处可以声张，她只能把苦往肚里吞， 选择“抛家妻子”只是她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抗议方式。最终，年老的莎娜芭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与曾经被自己抛弃的孩子哈桑相聚，并悉心照料哈桑的孩子，“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3]205。胡塞尼正是通过莎娜芭前后鲜明的对比，激起读者对莎娜芭这一形象的深刻思考，体会到莎娜芭的悲剧命运。

3情节设置的反讽

《追风筝的人》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颇具反讽性，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情节结构， 用迂回曲折的叙述使整个故事的谜底层层剖开， 最后峰回路转， 使故事落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结局上。例如，关于“我”的母亲的匪夷所思的巧合。“我”的母亲在小说中提及很少，因为“我”一出生母亲就难产而死，父亲很忌讳谈论母亲。直到26年之后“我”以游客身份再次造访故土时，遭受了内战和外敌入侵的阿富汗已落入塔利班政权之手，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只是偶然从一个老乞丐（母亲当年在大学教书的同事）那里了解到关于她的一些信息。“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3]242。而当“我”想再把老乞丐请到办公室了解更多关于母亲的事情，却再也没有见到他。胡塞尼为小说安排了如此悖离常情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情节，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揭示了人类命运的无常和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的灾难。

拯救哈桑之子索拉博的情节也是一波三折，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我”与仆人哈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然而，在一次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中，哈桑为了“我”去追最后被割断线的风筝时，遭到不良少年阿塞夫的强暴；“我”目睹到了一切，却因性格软弱而选择了逃跑。“我 ”因为心中强烈的负罪感，进一步诬告哈桑偷窃，逼他们父子离开家门。随后，苏联入侵阿富汗，父亲带着“我”逃往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离世后，“我”接到父亲的朋友拉辛汗打来的电话，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哈桑原来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为赎罪，“我”不顾战乱，再度踏上离别26年的故乡，却发现哈桑为守护“我”的家园被塔利班射死。因此，寻找哈桑的孩子索拉博并把他带回美国成了“我”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然而，寻找索拉博并非易事，因为此时的阿富汗已落入塔利班政权手中，到处战火纷飞；当从朋友那里得知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惨遭塔利班虐待，命悬一线时，“我”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却发现索拉博遭遇了与其父亲一样的命运，被塔利班政权的刽子手阿塞夫凌辱，在“我”与阿塞夫决斗中，看似柔弱的索拉博却用他的弹弓射伤了阿塞夫，使得两人得以逃脱魔窟。一切看似圆满时，“我”却因无法提供哈桑的死亡证明，证明不了索拉博是孤儿，拿不到索拉博去美国的签证，导致了索拉博因恐惧而自杀的悲剧。最终索拉博被医生救回了性命，也顺利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但从此之后变得自闭，沉默寡言，梦游般度日；当“我”在异国他乡的蓝天下高高地放起风筝，饱受凌辱陷入自闭的索拉博终于在嘴角露出微笑的一刻， “我”多年以来的愧疚终于释然，心灵得到成长和救赎。随着胡塞尼所安排的故事情节不断演绎与发展，“我”对索拉博的解救使得小说情节达到了高潮，然而如此的结局既残忍又美丽，激起了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结束语

《追风筝的人》中反讽艺术的的运用，使作品思想内涵更为深刻。反讽将不协调的甚至是矛盾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也增强了小说的内在张力。正如。D.C.米克所言，真正的艺术家是“站在他的作品之外”，同时将他的反讽意识“体现在作品之中”，从而创造出的“兼由作者与叙述、读者与阅读、风格与风格选择、虚构及其与事实不即不离的状况一起完成的故事讲述”[4]30。尽管胡塞尼曾经在采访中强调“写作仅仅是为了讲好故事而已， 而不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来向读者讲述我的祖国”[5]9，但反讽手法的运用，无疑使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的故事讲述更加深邃和打动人心。

参考文献：

[1]曾衍桃.国外反讽研究综观[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3—7.

[2]杨建.“乡村医生”的反讽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2003，（6）：52—57.

[3][美]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英]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5]尚必武.卡勒德·胡赛尼访谈录[J].刘爱萍，编译.外国文学动态，2007，（5）：9—11.

（责任编辑：刘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