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例外”的现实一种
——余华《第七天》雾霾书写探赜

河北 刘欣

“非例外”的现实一种
——余华《第七天》雾霾书写探赜

河北 刘欣

余华《第七天》的雾霾书写在拷问现实之外，在揭示中国当下普通群众的可能遭遇时显示出彻底的批评性，它指向的是这种例外状态被非例外化的现实，其荒诞性正是现实性的表征。借由“雾霾”所传递出的虚无、无措之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余华内心的写照，当代的中国作家在面对这个正在经历的“雾霾时代”时，无法亦无力从容给出“怎么办”的药方。

余华 《第七天》 雾霾 现实 非例外

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50后”①作家纷纷由“书写历史”转向“直面现实”，贾平凹近作《带灯》将笔触对准了乡镇女干部、“上访”，余华的《第七天》更是直指“现实之痛”，将当下中国发生的诸多事件编织进小说的叙事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令华北乃至全国陷入生存危机的“雾霾”构成了《第七天》的空间环境，小说的一切事件在雾霾的笼罩中发生、结果，那么，《第七天》的雾霾书写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具备何种功能，其命意何在？这些内在于文本本身的问题生发出一种“召唤结构”，亟待我们去厘清。

雾霾作为“现实一种”

我们知道，《第七天》讲述的是名为杨飞的“我”死后七天的经历，开篇便写道：“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②“我”仍然可以醒来、交谈、回忆、行动。这样“奇幻”的设定让我们联想到帕慕克的名作《我的名字叫红》（1998），小说同样从“我是一个死人”的讲述开篇，回忆起生前的自己“一直以来，在两团永恒的黑暗之间，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③。其后，余华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呈现雾霾的景象和在其中发生的事件：

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

我重新置身于弥漫的浓雾和飘扬的雪花里，可是不知道去哪里。

雨水在飞扬的雪花中纷纷下坠，椭圆形状的水珠破裂后弹射出更多的水珠，有的继续下坠，有的消失在雪花下。

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雪是明亮的，雨是暗淡的，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雨雾氤氲的时空中游荡，遭遇致死的车祸，目睹了郑小敏一家如何被强拆，与不同身份不同待遇的死灵相遇，还在这个迷蒙的时空中寻找自己的养父杨金彪，聆听鼠妹、伍超的悲剧，最后魂归“死无葬身之地”。我们通过新闻、微博早已谙熟的不公、不义之事在雾霾的包裹中一件件被再现于眼前，它们作为情节与中国当下现实的距离如此之近，这让小说本身溢出了“奇幻文学”的范畴，成为迫近现实的一次书写实践：雾霾即当下中国的“现实一种”。

就小说中的雾霾而言，余华曾调侃写的就是北京的雾霾天气，但我们不可仅从言语的表面去理解作家的“自白”，事实上，“雾霾”首先构成了小说的一种基调、一种语境。雾霾是一种“实体”，而亡魂又是无肉身的，余华这种“虚实相间”的手法将整部小说的氛围烘托成“天地混沌”的一片，而“我”在这片混沌之中的旅程，既是“寻父”的过程，更是发现真相之旅。如果将一片混沌的生者世界与清明爽朗的死者世界联系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能读出余华书写雾霾的深刻用意绝不只是将北京的雾霾移植到文本中这么简单。余华将他理解的“阴间世界”称为“死无葬身之地”，“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原来，“阴间世界”不是凄厉而灰暗的，反倒充满友好与善意，没有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也没有暴力强拆与弃婴，有的只是个体之间的互相扶助，对彼此曾经遭遇苦难的互相同情。在阴间世界明亮温暖的映衬下，阳间世界的阴暗、寒冷越发显得剧烈。这样一个被“雾霾”所笼罩的“阳间世界”实际上是真相不见天日、凄惨阴暗的世界。倒错的阴阳两界在《第七天》中构成了日本学者在讨论鲁迅小说时所提出的“人与鬼的纠葛”，在阴间世界“死无葬身”，虽然成为了骷髅人，但是可以享有人的平等与尊严。相反，在阳间社会，如鼠妹、伍超一般的升斗小民，却如草芥蝼蚁，被逼着去跳楼、去卖肾，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余华在《答〈纽约客〉编辑问》中坦言，《第七天》“讲述了一个人死去后的七天经历，生者的世界充满悲伤残忍，死者的世界却是美好无限。这是一部用借尸还魂的方式来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我自己觉得写得很有力量”④。如此，我们便洞悉了作家的一片苦心，“雾霾”在余华小说中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意象”而存在，它象征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混沌、悲惨、阴暗。而且，置身其中的小人物，无法知晓真相亦无法冲破这种混沌。雾霾在《第七天》中被作家赋予了特殊的意涵，余华借用雾霾拷问中国当下的现实，那么解析这种拷问实现的途径就是接下来需要探究的议题。

雾霾作为“非例外状态”

在再现中国现实环境之外，需要进一步提问：究竟雾霾书写的命意何在？也就是说，雾霾书写指向何物，它的批判性是如何生发的？这种批判有效吗？

我已经提及小说中两种对比强烈的空间，即雾霾笼罩的尘世世界与绿草如茵的“死无葬身之地”。但我们不可急于给出二元对立的解释，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用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对抗异化的雾霾世界。余华所描绘的死无葬身之地者聚居的地方确实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是所有无法到达安息之地的人们的归宿，一派生机勃勃：“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化为白骨的人们不再相互伤害，尘世种种都成为可供分享的谈资，处处都是欢声笑语，白骨们用仪式性的动作来戏仿尘世生活。在这里杨飞觉得死后反而获得了永生，一些孤苦无依、留恋前尘的“自我悼念者”也能通过讲述生前经历的方式得到治愈，甚至在沉默中“我们”都能感觉到是作为一个群类存在的：

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围坐在绿色的篝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的相视而笑。

我们坐在静默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总之，与雾霾笼罩下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现实相对，这里充分实现了人人死而平等，绝对的自由、公平、正义。用这样二元对立的逻辑来给雾霾世界的混沌失序找到出路，无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唯其太过“乌托邦”，反而失去了乌托邦的真精神。在乌托邦的两个希腊语源中，“eutopia”意为“福地乐土”，“outopia”指“乌有之乡”。乌托邦作为永恒的未临状态，是植根于现实却又外在于现实的未来将临之事，乌托邦精神是祈向未来的希望所在。实现了的乌托邦只能在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heterotopies）⑤层面来理解。

抛开乌托邦-异托邦的解释机制，我们认为《第七天》中的“死无葬身之地”绝对不是余华所确信的出路或答案，毋宁说余华在以无法安息者的表演性“喜剧”结局来刻毒地反讽雾霾之下的混沌不堪，弱者的无助在生前永远无法得到改变，在死无葬身之地获得的救赎已与现实毫无关联，白骨之间的亲如兄弟、欢声笑语的良好伦理绝不能给现实带来丝毫变化，毕竟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气息都无法驱散无边的雾霾。“第十一论纲”教导我们与其解释世界，不如以行动改变世界，余华提醒我们的是，普通劳动者在雾霾的无法地带中只能步入死无葬身之地者的行列，但死者不能解释世界，更不能改变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七天》的雾霾书写在揭示中国当下普通群众的可能遭遇时（或已成为现实）显示出彻底的批评性：借用阿甘本的概念，雾霾本身是一种气象学意义上的“例外状态”，它不是可供人类、动物长期栖居的生态环境，相反它是必须被克服的特殊情形，是资本大生产的非法后果，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无法地带”⑥。雾霾的长期、广泛存在的现实和有关雾霾的叙述（如专家强调治理的长期性，网络空间中对雾霾的审美化、喜剧化加工）让我们自动承认雾霾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例外”于是成为普遍适用的“非例外”。在这个合法化过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有效地规训，我们变得可以与资本急速扩张带来的生态灾难和谐共处。雾霾在《第七天》的现实世界中直接表现为一种“非例外状态”，成为模糊合法-非法、合理-不合理之秩序的保障，例外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以悲惨的非自然死亡为结局在常理层面是一种例外，但在雾霾的暧昧世界中，它们要面对的危险无处不在，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虞，甚至死后都会面临无法安息的困境。雾霾的常态化也即这种双重危险的常态化，其后果是普通劳动者的“死无葬身之地”，生命和灵魂被挤压到不存在的空间才能暂时安顿下来。《第七天》的雾霾书写指向的正是这种例外状态被非例外化的现实，其中的荒诞性正是现实性的表征。

雾霾作为写作情境

当我们将《第七天》放在余华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脉络中去考察时就会发现，《第七天》中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无力、彷徨之感。不似《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借用“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去反抗绝望，甚至不似《活着》中的福贵无声地承受苦难并保持对世界的乐观态度，《第七天》已经被一种“虚无之感”所笼罩，就如王德威所指出的那样，“《第七天》里弥漫着一种虚无气息”⑦。程光炜更是对《第七天》中的“虚无”做出了解释：“余华前几部小说的悲情下面都有一个坚固的支点，我觉得这是鲁迅《呐喊》意义上的支点。鲁迅在《呐喊》时期，他小说下面的支点全部崩塌了，出现了大茫然，甚至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第七天》的灵魂就在这里。”⑧鲁迅在《祝福》的结尾处写到“我”置身在充满爆竹的浓烟、飞舞的雪花以及袅袅香烟的世界中，这片混沌将“我”这个个体与外部世界隔开。“我”这个从异地归来的知识分子已经与“我”曾经熟悉的乡土，与这个黑暗的，充满穷困、战乱、灾祸的乡土世界产生了“隔膜”，面对祥林嫂问出的“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我”支吾着、窘迫着，只能以“说不清”搪塞过去。《第七天》时期的余华，如同《彷徨》时期的鲁迅，被黑暗包裹着，而且在无尽的黑暗中，新生的路什么也看不见、走不通，只能“彷徨于无地”。

如果说，《第七天》中的雾霾构成了一种“非例外状态”，那么借由“雾霾”所传递出的虚无、无措之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余华内心的写照。当代中国作家在面对这个正在经历的社会现实时，“怎么办”的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杨飞在混沌的阳间世界寻父无门，余华面对我们这个看不清真相的现实世界时亦是彷徨无力，余华可以说是用了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去面对现实。这个“轻”是杨飞的无力和作家自身的彷徨，而“重”则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沉重与残酷。由“雾霾”所烘托、折射出的作家对于现实的批判态度，构成了一种微妙的“轻与重的辩证”。余华这种进入现实的态度或许是软弱的，但是不乏真诚：面对社会现实，作家“睁了眼看”；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个体对于社会的疗救时，他亦选择承认、直面自己内心的彷徨与无力。余华利用《第七天》，写出的是中国的疼痛，而这同样也是作家个人的疼痛。在余华的认识中，造成这种疼痛的根源是“革命”——“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⑨，它们没有随着特殊年代的终结而消失，反而脱胎换骨地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中。而“雾霾”恰恰就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工业生产和汽车尾气组成了雾霾的主要贡献源。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在浓雾和汽车尾气中穿行的杨飞，然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埋葬在雾霾中。“雾霾”在《第七天》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它既是作家对于残酷的社会现实的隐喻，更是充当了作家内心思考和情绪的外化，只是这样的情绪或许并不只属于余华这个个体，“彷徨”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下中国每一个人与现实打交道的方式。呆立在不辨明暗的迷雾中，我们最初或许会恐惧，但是很快，我们会把这种混沌当作一种常态，在其中生存、劳作、言说，或是调侃。只是，如何驱散这雾霾、如何冲破这混沌，变成了一个令人哑口无言的提问。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驱散雾霾，让人、事、物都清晰起来，让光驱散混沌，以公平正义终结不公不义，这在《第七天》中似乎成为一个无解之题，现实的状况也同样令人心惊。但在虚无与犬儒之外，余华毕竟带着冷笑挣扎着给出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毕竟以对雾霾的书写将社会现实的混沌状态、写作的真实心境“现实主义”地展现出来，那么，重新将作为“非例外状态”的雾霾和事件例外化，似乎就是我们唯一可以祈望的未来。

①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3日，但从代际经验上来看，在“文革”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余华更接近于经历过“上山下乡”的“50后”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等，而与出生在1965年之后的、成年之后便进入大学接受系统教育的李洱等作家有着明显区别。

②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余华：《答〈纽约客〉编辑问》，见2013年8月22日余华腾讯微博。

⑤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1966）中借用了这一术语，次年3月14日以“另类空间”（Desespacesautres）为题在建筑研究会上发表演讲，深入阐释异托邦概念。福柯指出Het-erotopia的提法是根据Utopia创造的，后者总是不在场的，而前者则是现实存在的，是一种不同于自我文化的“另类空间”，同时具有想象和真实的双重属性。

⑥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⑦王德威：《从十八岁到第七天》，《读书》2013年第10期。

⑧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⑨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作 者：刘欣，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