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文化·民族重造·两性表达：沈从文三题

北京 吴福辉

湘西文化·民族重造·两性表达：沈从文三题

北京 吴福辉

关于沈从文和湘西文化的关系，几乎是不证自明的。沈从文整个的文学生命从此出发，并在此完成，两者如鬼神纠缠不可拆解。经由沈从文的文学可以纵横观察神秘诡谲的湘西文化，然后更能深一层返观被湘西文化浸润的沈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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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文化

按照沈从文的理解，“文化”是一时一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在文学中表现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显示它的独特性，显示此间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做，表达更广大地域的人的精神及人性，正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其区别只是，有的是从现代文明脚步走得快一点的地区来讲述中国，如茅盾；有的是从现代文明脚步来得缓慢的地区看待中国，极端的且文学成就不可小觑的，如萧红之于北疆，如沈从文之于湘西。

沈从文文学中的湘西文化可用以下三点来概括。第一，它是与现代文明保持一定距离又足以作为参照的荒僻区域的文化。参照是互相的，两者平等。荒僻文化与发达文化在文学中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只看表现得美否，美就有价值。《三三》里那个碾坊少女纯情、天真、美丽，白裤白鞋病态“少爷”有城里知识人的优势。《萧萧》里的萧萧固然是懵懂地自在地生活着，而多次写及的“女学生过身”“过路”，让萧萧“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这近乎是一种文化暗流的冲击。第二，它是沉淀着鲜明的先民生活样式的、传统深厚的民间文化。已逝的传统往往积淀在民间，这里自然有健康或低俗之别，但并非总是那么泾渭分明。《牛》里的人牛对话是基于湘西人擅长从自然界感受神鬼面影，因爱牛而引发的幻觉。于是这人和牛仿佛都回到了往昔年代，互相体味着对方的悲苦，除社会性的揭示外，也暗含了保护生态的传统积极因素。民间积累的传统文化不能被全盘吸收，沈从文也不是让我们回到“化外”，而是要人们注意“化外”环境仍活跃着的健康生命态度。由于我们曾经历过一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非正常日子，对待民间传统的虚无态度现在终于遭到惩罚，当下便见到一个最无锐气的、最无想象力的折中年代。沈从文的文学经验可供我们警醒。第三，它是天真未泯的以苗族、土家族为主，且融和了汉族的质朴如人类童年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会明》《虎雏》《灯》里的湘西土著，包括老兵、小兵与水手，他们都有粗蛮的外表、粗鲁的行为，但丝毫不能掩去其依然保有童真的一面。他们不被现代都市接受，自己也拒绝现代都市，是一悲剧；但他们具有的诚信、侠义、无机心的性格，是人类过去普遍存在的，就如人类童年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希腊神话一样，保有永恒的价值，至今还能补当下文明之不足。

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呼应沈从文文学本身，我们可以看出他文化品质的特殊之处。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物质性的文化底色充盈，但最终达到仰视“神性”的极致。这种“物质性”就是湘西人日常的食、色等生活表现，不含贬义，是人类不得须臾离开的基本面貌。神性是最高人性，是物质性和美、爱高度结合的产物，即“神在生命中”（《美与爱》）。这也正是他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希腊小庙”祭供的是现世的、欢愉的原始本性（酒神精神等），故沈从文的文字关切俗世，描摹琐屑细节（有时加上暗示、象征做补充）。在湘西文化里面，“神性”并不难追求，普通人“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美与爱》）就会有体验。此外，沈从文文学显著的特色是强调湘西文化中的“常”和“变”，不是“新”与“旧”。“新”“旧”界限在他那里是比较模糊的，而主要描写的是湘西生活的平常态，生命方式里的“常”数，古老而常新。哪怕是最传奇的故事，如《传奇不奇》中写的是绑架私奔、火并的事例，荒谬而惨烈，但背后起作用的仍是千百年不变的乡间族姓矛盾，使用的还是“万千年渔猎耕耘聚集得来的智慧知识”。所以到故事的末尾，叙述人自己出来说：“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传奇不奇》）这种湘西故事的“常”，还包含了沈从文文学里面民族文化的隐蔽性，其在历史上曾经遭国家压制与掩盖。湘西内部民族和家族之间除相互友善外，还存在“结怨影响到累世”的情形。乡村里有“长期统治者”“佃户”“游离分子”“小土豪”“游民土匪”等各阶层的人物，由各种利益驱使，时常迸发戏剧性极强的事件，堪称文学的绝佳材料。但在沈从文眼里仍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如《巧秀和冬生》经巧秀母亲被沉潭的历史讲出当地一部文化史，最后归结为“历史上固定存在，无不依旧存在，习惯上进行的大小事情，无不依旧照常进行”。这里就有一股隐痛，朱光潜说沈从文全部作品有“沉忧隐痛”在里面，是知人之论。

民族重造

历来左翼批评沈从文的理由之一，都是说他的文学表现出历史的倒退性，是向后看、回头看。苏雪林最早读出沈从文作品的宏大题旨，在《沈从文论》一文中，抓住“雄强”和“柔弱”的对立意象，提出“民族性补充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沈从文自己提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创作主旨（《〈长河〉题记》）也很一致。我们于长时期形成的观点，好像左翼文学完全推拒“人性”和“美”的描写（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是丰富复杂的，不应简单化），而非左翼的文学似乎只写身边琐事，完全与社会学意义的题旨无关，实际并不是这样。沈从文的文化见解就十分高明，他知道一个民族已消失的东西其中也有值得保存并作为重造因子的，所以他文学的文化层面意义，在在都指向地方民族性的重造，而且由湘西民族性的重造通向全民族性的重造。

《灯》《虎雏》等的显然用意，是要从湘西民间的底部汲取健康的、有力量的部分，来作为新的民族性重塑的原料。这不仅是沈从文一人的趋向。我们看汪曾祺的《异秉》《鸡鸭名家》一直到新时期写的《大淖记事》，也是自觉地在发掘地方上（汪曾祺是苏北）底层民众性格中的健康成分，诸如向善、轻利、守诚、同情心、简单执着等优良品德，一般都指向正在被现代文明剥蚀、破坏的内容。此为京派传统，包括废名的诗化小说如《桥》等表面写小儿女的纯情，正是以人情日薄、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并未写出）为对照物的。除了挖掘民族深处的美丽，沈从文也有专门揭露民族丑陋的作品，如属于湘西古老习俗一部分的沉潭、跳刀山、求巫、放蛊、落洞、刽子手杀人等描写，有的结合人物命运有显著的批判指向，有的稍稍模糊却被作者做了现代心理学的重新阐释。像女性“落洞”的变态心理和社会压抑的双重分析（见《凤凰》）；刽子手旧时杀人和当下杀人的时空错乱及急剧易位，造成他直通现代版的疯狂戏剧性演出（见《新与旧》）。意味深长的是，沈从文笔下总是在暗示我们，许多恶俗丑陋的文化现象是古今中外不变的，它们几乎是人类身上的脓疮，是改造各民族消极丑恶面所要共同面对的。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沈从文对地方民族传统肯定和否定皆有的复杂交错态度。《黔小景》里的荒凉诗意最终便遭到颠覆，你不知道是欣赏它好，还是远离它好。湘西当地的宁静幽远和停滞不前在这里成了同义词。《箱子岩》写的那个见过外头世面的担任“什长”的“跛脚青年人”，似乎是改造乡里的唯一人才，但他所持的“旧式治疗方法”被作者评价为先用毒药让湘西社会溃烂到底，然后才希图让新肌肉生长。但是，眼前这个“跛子”每日里时时刻刻在做的，恰恰证明他只能是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异常恶劣”，却又不得不寄予希望。旧肌肉还在疯长，新肌肉在哪里呢？作者在文中插入多处议论，指出湘西民众懂得“与自然妥协”（中国文明是深悟“妥协”的），也懂得“游离历史”，超然物外和超然人事外的态度便造就这种并不清醒的妥协性（没有外来文明的对照就无从醒过来）。这个时候，湘西文化的美丽仿佛褪色，沈从文提出的放弃“妥协”，“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均见《箱子岩》），已是对湘西民族历史持既批判又保留的双重立场了。

两性表达

两性关系，毫无疑问是沈从文自然人性的集中表现。从两性表达来体现湘西文化，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一个绮丽窗口。

本真的、直露的两性关系描写，透出湘西人生的本真性和直率性。像《神巫之爱》《扇陀》《夫妇》《雨后》《阿黑小史》诸篇，直写性爱之不可抗拒，异常生动、质朴。就连在本地社会中头上不免戴了光圈的巫师也不可免，得了神法的仙人也不可免，甚至连青年夫妇在野外跋涉遇上了大好时光也不可免（最好笑的是替这一对已婚者设置了野合的环境，竟被人当成野男女“捉了奸”）。婚前性关系的普遍存在，并不演化为悲剧，而恰恰是两情相悦的自然结果，是好奇、探秘、嬉戏，是导致未来结合或本来就只待举行婚礼的前奏曲。性爱的自然状态，既是“化外世界”的真切实景，也带有理想化的浪漫性质，透出了湘西生命的某种自由色彩。如果按照汉族文化来观照，婚前性关系的发生是对女性相当不利的，它可能引来“移情别恋”“离弃”等妇女利益受损的悲惨后果。但是在沈从文的笔下，似乎一切不和谐的事物都不存在，这就引出关于湘西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环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关系和穷富差别的相对松弛状况，因此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两性婚恋中严重起作用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谓“门当户对”的标尺就比较轻微；另一个是男女相对平等，由性别差异带来的男女不同的命运结局是普遍发生的，《萧萧》中女主人公的遭际便与男性不同，但贯穿婚恋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男女的关系，就显然没有沿海沿江和汉族地区那么紧张。对比《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品，湘西乡间的两性描写，凸显了湘西人性的非虚假、多真实。

但是沈从文的两性表达还有另一层面，即写丑，而且一丝不遮掩。《柏子》水手嫖妓的粗野，给妇人的礼物（有牌子的香粉）是妓女自己从男人身上摸出的，互道相思是用怕对方不忠但又信任对方的笑骂来显示的。于是，狂野的两性动作移去了平日里两人长久积累的压抑和无望。特别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所写的故事，简直是惊心动魄。两个市镇营盘里穷当兵的，一个号兵，一个班长，每日到城里豆腐铺喝豆浆，为的是看一眼对门商会会长的小女儿，坚守着他们无望的爱情。女孩不久因不明的缘故吞金而死，号兵一连几天半夜去探坟，最后起意要盗棺时，却发现坟已被挖，盗尸的正是豆腐铺的年轻老板！盗尸奸尸，本来是极其丑恶的事情，沈从文写来却好似完全颠倒了日常道德的标准。

两性表达的反丑为美是如何做到的？像《柏子》里的性场面，是按当地民众的自然习性，选择两性的表情语言动作的细节，越是自自然然地写，就越是流露出两个下层人物的真情来。爱的粗野外表，掩盖不住爱的实在、诚实、可信，因为这不是上层官僚富商、不是都市人、不是知识者，而仅是乡民。而《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均为惨烈的爱情悲剧。两性之间美好专注的感情是经由自杀殉情的结局获得美感的。其中《月下小景》的殉情是为反抗族里“女人同第一个男人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的千百年习俗，不幸的是他们要将恋爱结婚统一到同一对男女身上。《媚金·豹子与那羊》的殉情是男人豹子遵习俗要用白羊来换取女人媚金的贞女血，却因找不到纯毛白羊的偶然缘故误了约定时间。两个故事相异，而男女信守诺言则一。有时候，孰丑孰美是倚仗叙述者评介语的提醒。这类评介语往往表明叙述主体悲悯的、赞美的审美感情和立场，提示读者，不要仅仅沉湎于作品提供的现场效果，而要看得更深些、更全面些。《柏子》里在写两性粗莽的情节时，突然插入一段叙述者的话：“一种丑的努力，一种神圣的愤怒，是继续，是开始。”有深意存焉。这类作品常常在黑暗人生的描写瞬间，打入一束光，将“丑陋”转化为“诗意”。不过这种“诗意文化”有特别的忧郁掺杂其间，也饱含了对生命自由、解放的一点向往。

沈从文的文学态度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湘西文化的凝视。尽管对他的创作自来就有各种批评和赞美，也不能说对作者没有触动，但沈从文唯一不变的便是他对沅水（包括属于上游的辰河、白河）的挚爱。所谓“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即他和湘西这方水土不可分割的血脉贯通。不管走到哪儿，他都能发现湘西。1957年4月末他在上海留下了几封家书和几种画幅，都是从高处下望外白渡桥和苏州河的，他看到了两种文化：一边是路、桥，“有几百万人在街上逛”，“有千万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一边是河上，“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他在市声喧嚷的上海发现了水上最不起眼的“艒艒船”，深夜在苏州河“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被沈从文昵称为“老兄”的大都市船只，一再地被写、被画，被赋予各种寓意：好似人们在历史风云下的遭遇，“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还好似良好品德和文学的养成所：“弄船人永远和陆地讨生活不同，永远从容许多。脾气也好得多。将来如有新诗人培养所，应当派到船上过一年半载。”（以上均见《从文家书》，写于沪地的“南行通信”）沈从文如何坚持他文学的独立性，这里都能诠释。有了这种对湘西山水的钟爱，自地方到中国，才会有对民族文化的挚爱、批判和创造性对话。

2016年1月24日于小石居改毕

（本文是作者于2015年12月20日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作 者： 吴福辉，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