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学视角下的昌耀诗歌

孙易

【摘 要】以文学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分析昌耀创作思想中埋藏的理想主义线索与他本人的思想转变过程。

【关键词】跨学科；文学政治学；昌耀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65-03

《中国当代新诗史》有关昌耀的一节里，有这样一个判断：“昌耀诗歌的重要价值，是从50年代开始，就离开当代‘主流诗歌的语言系统，抗拒那些语汇、喻象，那些想象、表述方式。”①以《昌耀诗文总集》中的第一首诗《船，或工程脚手架》为例：

高原之秋

船房

与

桅

云集

蒙蒙雨雾

淹留不发。

水手的身条

悠远

如在

邃古

兀自摇动

长峡隘路

湿了

空空

青山。

这首诗在《总集》中标出的写作时间是“1955.9”，与同时代其他诗歌相比，它确实显得非常独特。它似乎完全摆脱了当时的主流诗歌规范，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和语言质地。实际上，不仅是这首《船，或工程脚手架》，《总集》中所有写于1979年之前的作品，都呈现出这种“远离主流”的特点。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左翼文学已成为规范的时代中开始创作的诗人，昌耀是如何写出这种作品的？沈阳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1956年4月号上，昌耀发表曾组诗《高原散诗》，其中有这样一首《船儿啊》：

建筑工地的脚手架，

像云集的船桅，

当留下一栋栋大厦，

它又悄悄离去。

高原的秋天，

多雨的日子，

冲天的桅杆，

尽自缠着多情的白云，

不愿离去！

水手啊，

你怎么尽自喊着号子，

而船身不动一韭菜尖？

难道，是怕那绕不尽的群山？

难道，是怕河中的险滩？

几天之后，

我又向这儿远望，

船儿不知去向，

却留下一座座楼房！

船儿啊，

是谁叫你把它运来我们荒凉的“穷山”②？

这首诗末尾标注的写作时间，同样是1955年9月。它的格式和意境与《船，或工程脚手架》有很大差别，但“脚手架”“船”“桅杆”“水手”等意象太过相似，很难不认为前者正是后者的初始形态。从《船儿啊》到《船，或工程脚手架》的转变之中，“主流话语”的痕迹消失了，描绘生产建设的原始题材也变得模糊不清。以修改后的作品对照修改前的写作时间，无疑将产生一种“脱离主流语言”的错觉。这首诗并非个例，再看《群山》一诗：

我怀疑：

这高原的群山，

莫不是被石化了的

太古庞然巨兽的化石？

当我穿越大山峡谷，

我总希冀

它们猝然惊醒，

抬起头来，

啸然一声，

对我们红色的生活

作一次惊愕的眺视，

而后，

和我们一同欢呼。（1957.12.7）③

我怀疑：

这高原的群山莫不是被石化了的太古庞然巨兽

当我穿越大山峡谷总希冀它们猝然复苏，

抬头啸然一声，随我对我们红色的生活

作一次惊愕的眺视。（1957.12.7）

前一首发表于1979年的《湘江文艺》，后一首则是之后收进《昌耀诗文总集》的最终版本。《湘江文艺》上的版本很有可能已经经过了改写，此诗写于1957的原始版本已经无从考证了。昌耀为自己的诗集编选作品时，很有可能对以前的作品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改动，但创作时间却以最原始的版本为基准。这就使得《昌耀诗文总集》中标出的写作时间变得不可靠。

昌耀改写自己的旧作，首先肯定是出于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考虑。但同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他对从前那些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政治因素的诗作，采取了一种“故意忽略”的态度。如何处理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是昌耀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问题。他本人并没有直接谈论过这个问题，但从他的一些诗歌之中，仍然能发现一些线索。

首先，昌耀早期的诗歌创作直接反映出一种“政治因素”，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诗歌内容。结合五六十年代昌耀所发表作品的原始文本，就能够发现他这个时期的诗歌并没有超出“主流”。写于1959年的《哈拉库图人与钢铁》，描绘了村民“洛洛”与“喜娘”成婚的同时，与村中人一同大炼钢铁的情景。节选如下：

是的，钢铁。

国家要钢铁。社会主义需要更多钢铁。

喏，喜娘，瞧瞧你那绣花针。

喏，洛洛，瞧瞧你那河州刀。

钢铁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幸福。

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那么我们去炼钢铁吧。

跳呀，我们跳锅庄，九里松，1 2 3……

跳呀，我们跳锅庄，九里松，1 2 3……

那么请洛洛为我们领唱吧。

喜日子啊又逢双喜临门，

我们要去炼钢铁了。

哈拉库图人也要掌握工业化了。

跳呀，我们跳锅庄，九里松，1 2 3……

那么请喜娘为我们领唱吧。

写此诗的时候，昌耀已落为“右派”一份子。即便如此，诗歌还是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因素。用叙事的方式，表现大炼钢铁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和热烈情感，以后来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诗歌无疑遮蔽了大跃进运动本身在政治上的荒谬性。但这样的诗歌之所以出现，也正说明了那种左倾的社会主义诗歌观念对诗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对此时的昌耀来说，政治与诗歌关系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1979年8月9日，昌耀开始了《大山的囚徒》的写作，并于10月4日完成。这首诗后来发表于1980年《诗刊》第一期，它是昌耀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它标志的昌耀创作思想的正式转变。

这首政治抒情诗共十一节五百多行。诗中主角“我”的原型是于昌耀一起在祁连山中下乡的、中共海南州委前宣传部长张观生。“我”蒙受不白之冤沦为右派，但从未放弃申诉，甚至决定逃出流放地，但在历尽艰难之后还是被抓了回去。在语言上，它还并未完全脱离主流形态的影响，但题材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和政治风向的变化是同步的。从这首诗之中，能够发现昌耀对过去的政治事件作出的判断。

我是大地的士兵。

命运，却要使我成为

大山的囚徒。

……

在我心中的殿宇，

党的形象，

无疑是我崇奉的至尊。

我珍惜这种朴质的感情

但是，我的信箱

不是盲目的愚忠，

不是泥胎木雕的魔力。

…………

值得提防的倒是——

那些庙堂的祭司，

那些神圣的卫道士，

莫不是无耻盗贼？

莫不是江洋大盗？

诗中写到的更多是“我”在流放过程中遭受的原始性的个人苦难，由此一来诗中出现的控诉也就是人道主义的，而并非是深入到政治层次的。昌耀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很难将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彻底厘清，当然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责备他，因为每个诗人都不能超越历史。对政治认识不够深入，并不妨碍昌耀在另外的方面——例如对爱与良知的发现与歌颂，达到很高的高度。

从早期的理想主义式热情到一种价值观的转向，从中可以看出昌耀处理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一条线索。对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反思之后，昌耀开始用人道主义置换原先存在于他诗歌中的政治因素。《慈航》这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便是源自这种转换。昌耀在这首诗中颂扬的是爱与良知——依靠它们，才得以熬过原始的苦难。但是，政治的痕迹并非从此就彻底从昌耀的诗歌中消失，这首先表现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八十年代初期，昌耀有一系列表现新时期时代脉搏与开发建设情景的诗作，包括《赞美：在新的风景线》《印象：龙羊峡水电站工程》《边关：24部灯》等。

自始至终目睹施工队的艺术家们

从他们浇筑的基坑竖起三根鼎足而立的

钢管。看见一个男子攀援而上

将一根钢管衔接在榫头。看见一个女子

沿着钢管攀援而上，将一根钢管

衔接在另一根榫头。（《边关：24部灯》）

这一题材的创作，无疑是那种歌颂新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之歌”。但和那种内涵不足的作品相比，昌耀此时的诗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内容。

图腾消亡了。

死水复活。一代

清澈的眼波和矗立的

现代的铁塔林一起

呼叫着。

…………

想到在常新的风景线

永远有什么东西正被创造。

永远有什么东西正被毁灭。（《赞美：在新的风景线》）

在新的风景线面前，诗人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脉动，更发现一种历史无常的永恒感。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时代热情的直接歌颂这一层面，而能够在诗歌中添加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是诗人的“自我”从“政治”的压抑中挣脱出来的结果。

昌耀在新时期延续的这个题材，无疑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早先的“建设之歌”，对应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蔓延在全国的那种热烈情感；而新时期的“建设之歌”，对应的则是诗人对现代化进程的新思考。实际上，昌耀的诗歌中始终存在一条理想主义的线索。很难说这种理想主义究竟是政治化的还是个人化的，在昌耀成长的那个时代中，“个人”早已被“政治”所同化。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入九十年代，市场化和价值规律大行其道，诗人和诗歌的地位越发边缘化。昌耀因为诗集出版不顺利，婚姻感情出现问题等诸多不顺，时刻有一种“焦虑”感。此时，他的“理想主义”又一次作出了回应。《烘烤》《一天》《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等诗歌，均表现了这一时期中诗人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承受酷刑。

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

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

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留下滚烫的泪水。

昌耀对诗人现状的感慨，与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左派思潮中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这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左翼思想在中国大行其事的时候，昌耀成为“右派”，现今左的错误得到清算，他却与新左派的思想有了相似之处。或许昌耀并不在意自己究竟出在左或右的立场之中，他的诗歌只是忠实地表现着他的理想主义而已。

诗绝不仅仅是表达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工具，但同时，这些因素却又对诗有着不可置疑的影响和制约。一个诗人的作品中，蕴含了他对政治的理解，在政治成为文学标准的五六十年代，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昌耀作为一个横跨两个时期的诗人，他的政治观念无疑有很大研究价值。从昌耀的总集所收录的文论中能够发现，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淡漠的。但造成他二十一年流放悲剧的，从根源上又是一个政治式的决定。政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的诗也间接反映出他对政治的看法。

对昌耀本人作出政治上的褒贬并非本文的目的，透过昌耀的诗歌，发现政治对文学与作家造成的影响，才能对将来的文学理论作出正确的引导。

注释：

①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2.

②燎原.昌耀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60.

③李海英.1953-2000年昌耀创作综论[D].开封：河南大学，2010.26.

参考文献：

[1]昌耀.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燎原.昌耀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李海英.1953-2000年昌耀创作综论[D].开封：河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