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直错诸枉

2016-08-02 19:40何永超杨子飞
卷宗 2016年6期
关键词:德政孔子

何永超 杨子飞

摘 要:孔子的为政智慧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孔子所说的为政不同于政治;其次,孔子为政的目标注重百姓的心服而非口服;再次,孔子为政的选举方式更注重内容而非形式;最后,孔子为政强调德政而非刑政。

关键词:孔子;为政;德政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于将孔子当作人生导师,而忽略了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这与我们一个多世纪来的政治自卑心理紧密相连。实际上,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为人与为政是一以贯之的。在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补上一课,从孔子的为政智慧中获取当代启示。试举一例。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19》下面我们将以这段简短的对话为引子,申述阐发孔子的为政智能。

1 为政而非政治

首先,我们谈论的是孔子的为政智慧,而非孔子的政治智慧。孔子从来不谈政治,只谈为政,因为为政绝不等于政治,而且它也是古今中西在看待政治事务时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受现代西方思想的长期影响,我们一提到政治,脑子里立刻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政治是远离普通人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的、公共的领域,它既不同于私人生活领域。这种印象虽然是模糊的,但它隐藏得如此之深,恰恰折射出了现代西方所理解的政治生活的根本特性——它是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独立领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直作为一个旁观者身份出现的,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对政治这一独立领域的理解与设计(就像科学家研究某一个自然现象一样),它既体现在政治学著作里,又体现在宪法法律文本里。总之,所谓的政治智慧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智慧。

而孔子所说的为政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如果说政治智能是静态的,它的终极目标是设计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那么为政智能就是动态的,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在每一个具体的为政实践中做出最好的行动选择。因为在孔子及儒家视野里,政治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领域。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在家里孝顺父母亲,与兄弟姐妹友顺相处,这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得要当官才叫为政。这就说明,政治事务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人类事务就是一个整体,无法被划分为一个个单独的领域,而为政的智慧就是一个处理整体事务的智能,无时无刻不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出最好的判断。

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政治智慧一定自有它的存在价值,否则它就不可能在近几百年来席卷全球,尤其是它对形式的、架构的、制度的强调,让人们可以避免人治的不稳定性,确保政治大厦的根基是可靠的。但是,稳固并非政治生活的唯一目标,所谓“徒法不足以为治”,任何形式都需要内容的填充,任何架构都需要血肉的滋养,任何制度都需要人的执行,如果内容变质了,血肉腐化了,人心变坏了,那么一切政治智慧都将化为泡影。所以为政的智慧才是更根本的智慧,所谓更根本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需要的,这就是孔子的为政智慧还能够启示于我们当代人的根本前提所在。

2 为政的目标:服

鲁哀公问孔子的问题是“何为则民服”,这是一个领导人或政治家最应该经常问的问题,因为民服不服是为政的根本目标。民服不服,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民心所向则政权稳固,民心背离则江山易主,这是一个最朴素的政治道理。

服有心腹,也有口服。口服而心不服,当然也可以维持统治,那就是要藉助强力,老百姓是因为不敢反抗,所以接受统治。这种统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成本高昂的,只要有一天老百姓走投无路,生不如死,也就不怕死了,那么群起反抗就成了必然选择。所以没有一种统治是可以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尽管每一种统治都多多少少依赖暴力),必须要努力追求老百姓对领導人口服心也服的境界。口服心也服,就使得统治权力转变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权威,权威就是具备了合法性的权力,它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前提,也是领导人或执政党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心服也有很多种途径。比如领导人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生活更富裕了,环境更宜居了,老百姓就会冲着这个好处而心服口服,这就是绩效合法性,中国政府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就在这里。但是,基于好处而心服,这是一种纯粹功利的态度,尽管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注定是不彻底的,因为只要有别人能够提供更大的好处,这种服从就可能会被瓦解。而且,人性在根子上就不会满足于功利的理由,他总是渴望寻找更深层的根据,那就是道义。只有当统治是符合道义的,这样的统治才能获得百姓的持久拥戴。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就是为统治找到道义支持,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这句话。

3 为政的核心:举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问题时用了一个字“举”,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为政的核心。“举”当然可以有很多种标准,因为人类的不平等也有很多种类别。比如中国古代有荐举,有察举,还有考举,它们根据的是人类在德行、知识等方面的差异,德行好的人或知识丰富的人就被“举”到领导人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在统治权力与德性或知识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因为人类在本性上倾向于服从德性好的人或知识丰富的人。

现代西方发展出来一种特殊的“举法”,那就是“选举”。“选举”跟中国古代的荐举、察举乃至考举最大的不同在于,选举无关乎内容,而只关心形式。所谓内容就是德性或知识,它必须深入到某一个人身上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到。但是选举不关心这些,它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选票这种最形式性的要素上。

今天西方选举已经成为遍布全球的政治制度,似乎它已经成为唯一一种合法的产生领导人的“举法”。这种现象自然有它出现的道理,因为只关注形式是最简单的“举法”,因为简单,所以它就高效,就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当然,简单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举的弊端现在已经被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人们认识到了,包括选举人的无能,被选举人的质量,选举过程中的欺诈等等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还不算选举制度最严重的弊端,因为以什么方法举,以什么标准举,并非简单的就是一种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它还为政治生活带来了最重要的影响。

4 为政的本质:正

现在我们才真正进入了孔子为政智慧的心脏地带。孔子说“举直错诸枉”,也就是要把正直的放置在歪曲的上面,把好人放置在坏人的上面,孔子“举人”的标准就是直和枉、好和坏、君子和小人,这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对于儒家来说,为政的首要任务恰恰就是不断地做出价值判断,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逃避价值判断。

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正”既是个形容词,有正确、正当的意思,也是个动词,有“使之正”的意思。因此从事政治事务,本质上就是根据“正”的理念来判断何者为“正”,并使那些不正(即歪即斜即邪)之人也能够正过来。

这样,政治事务就被理解成为正己正人的过程,政治家向老百姓带来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社会风气。一个国家社会风气一旦坏了,就会导致人心也坏了。

作者简介

何永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社会学学生。

杨子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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