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经皓首业未慵
——记书画鉴定大家刘光启先生

文/本刊记者 董大巍

穷经皓首业未慵
——记书画鉴定大家刘光启先生

文/本刊记者 董大巍

编者按：刘光启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书画鉴定大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书画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经他整理、鉴定的书画及经卷高达上百万件，穷经皓首，初心不渝，其人其志，令人感佩。

（元）倪瓒/梧竹秀石图

本刊记者：众所周知，在当今书画鉴定界，拥有“半尺”雅号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已经作古的百岁老人、著名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人称“徐半尺”，还有一位就是您老，人称“刘半尺”,您能讲讲这个雅号的来历吗？

刘光启：“刘半尺”是圈内朋友的抬爱，实不敢当！我今年85岁了，和书画打了整整73年的交道，一天也没离开过这个行业，对于书画艺术的热爱已经融化在了血液里面，要说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我是在12岁的时候到北京的琉璃厂做学徒，那时候掌柜的看我是吃这行饭的材料就刻意地培养我，每天都要背画家、画史，做各种功课，于是我就念了一辈子，看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记得那时掌柜的说，十年能出个梅兰芳，十年出不了个搞书画鉴定的。这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到了天津，我又跟着吴玉如、龚望两位先生学习了15年，读了大量的诗经、古典文学，这些给予了我极大的滋养。后来学习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到现在我还在读，还在学，李可染先生有一枚印章刻的是“白发学童”，我认为用在我身上同样很贴切。

本刊记者：书画鉴定是门高深的学问，需要多方面的、长期的修为才能有所成就，像您这样的老一代鉴定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您认为一名优秀的鉴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对年轻一代的书画鉴定者您有怎样的建议？

（明）陈洪绶/童子礼佛图轴

刘光启：欧阳修说过 “技乃熟尔”。我认为这是比较通俗的一个道理，再进一步形而上便是“技进乎艺，艺进乎道”。其实有些看似高深的道理摊开了就是非常朴实的唯物主义逻辑。我们从事书画鉴定的人就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在已有的条件及信息之下找到事物之间相关联的某种规律，从而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鉴定者所具备的能够找到或掌握这种规律的能力的大小问题，这是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书画鉴定工作者的关键。

鉴定书画本身具有它的科学性和规律性，中国书画自身发展又具备它的血缘性，把这些关系搞明白了，鉴定起来才能做到“眼中有尺，心底有数”。曾经有人拿来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我看，我说这大概是苏州人画的，风貌乍看似是开封，但画中明显画的又是古代的苏州河的景象，还把苏州园林也给凑进来了，这样一分析年代马上就出来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很客观、唯物，也不神秘。还有一次人家让我看一幅明代董其昌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上盖了很多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的鉴藏印。按落款推算，当时董其昌72岁，项子京比董其昌大30岁，死得又早，只活了66岁，所以当董其昌72岁写此件时，项子京已死了36年了，怎能再为董其昌的作品盖章呢？这样的推理让人家信服。这就是科学，这就是鉴定，要知道真的真在哪，假的假在哪，一定要弄个清楚明白才行。

要说建议，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一定要多学多看多实践，不能理论上讲的千言万语，看实物却是万无一策，学问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

本刊记者：传统的鉴定在很大的层面上存在较多的不客观性，主观性比较强，两个鉴定师，看同一幅作品的时候，由于各种内在或外在的原因给出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您怎样看待这样的问题？

刘光启：这个很正常，即便是名望很高的鉴定大家也会出现这种“打架”的现象，最有名的莫过于徐邦达和谢稚柳两位老先生的那桩“张大千假画”公案了。其实，启功先生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关于鉴定“模糊度”的问题，有些东西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真”或“假”来加以区分。书画真伪的问题自古有之，这是“老传统”，如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就一定全是真的吗？我想未必，如展子虔的《游春图》、董北苑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在正式学术上单就其真假来说，那都是要打问号的。我和徐邦达先生共事一辈子，徐先生对于某些东西的研究最后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就剩孤本了。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从建筑、服饰，特别是山水画历史发展的情况来考量，隋代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成熟的地步，就这个道理。我一般只是看东西的真假，不会去看它的好坏，假东西，不一定坏，真东西，不一定好。搞书画鉴定的本身有它的特性，由于每个人的学养、见识不一样，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这个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和理解这样的问题。

（北宋）郭熙/春江帆饱图

本刊记者：“代笔”是书画鉴定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特殊现象，特别是在名家的作品中这样的现象尤为突出，在实际的鉴定操作中有人主张一律判假，有人则主张可以判真，这个尺度应当如何把握呢？

刘光启：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代笔”现象的文化渊源，可以说，书画代笔，自古有之。名气或影响力比较大的书画名家因苦于应酬，往往请他人(常常是门生和后人)代为书画。此类作品称为代笔。包括代笔人画而署自己款印的、代笔人画并落款而署自己印章的，还有两人共同完成而署一人之印的，这种现象在书画鉴定中屡见不鲜。

画坛的代笔现象历代有之，它是书画鉴定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代笔往往是书画家本人的需求。如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要求他画花鸟，有的画家只能画花鸟，而买者却要他画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画家又不能说不会画，于是只好请别人代笔，这样就出现了画家本人画一部分，别人画另一部分的现象，但款是本人写的，也有些画是完全由别人代画的，但款是画家自己落的情况。这样的作品，常能以假乱真，得以流传。据资料记载，北宋宋徽宗赵佶虽能书善画，但流传后世的作品中不乏有大量当时宫廷画师捉刀代笔之作，亲力而为者屈指可数；明代著名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代笔人有赵左、沈士充、叶有年和吴振等；清代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赵云壑为吴昌硕代笔等。近现代名家代笔现象更为普遍，如齐白石晚年的“贝叶草虫”多由他的儿子代笔，张大千的细笔山水画，画中很多工笔亭台楼阁都是他的学生何海霞代笔完成，在书画家代笔的作品中，往往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墨迹，还有自题名款的。

代笔古代书画同完全做假的古代书画还是有所区别的。代笔古代书画虽然不是本人的亲笔，但是经过本人同意，所落的款或印是本人书写或钤盖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代笔古代书画不能算是伪品，但从实际来看，亦不是真品。这点作为鉴定者一定要弄清楚。

（清） 赵之谦/菊石雁来红图轴

本刊记者：您同书画打了七十多年的交道，可谓阅画无数，判真断假，释疑解惑是天天都要面对的功课，有没有遇到过比较难以判断的案例？

刘光启：我想每个鉴定工作者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东西到最后确实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之前也讲过，徐邦达先生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予评判，暂且搁置，等到以后出现新的判断依据再做定夺，现实中这样的事例不少。

东西的真假，它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大多都是有来历的，有迹可循的。天津博物馆有一幅葛洪《徙居图》拿来让我看看，东西的确够到南宋，它后边有段题跋是清代王士祯写的，细看旁边有道印儿，实际是一道很不起眼的刀痕。下边还有句题词，但这题词不符合古人说话的规律特点。后来一查乾隆年间的《墨缘汇观》，发现原来它上面还有一首黄庭坚题的《徙居图》的诗，在康熙的时候《徙居图》后边黄庭坚的诗还在，等到了乾隆的时候黄庭坚的四句诗被人动了“手术”裁了下来，单独裱成了一个卷子，因为黄庭坚位列宋代四大书家之一，单独卖价钱自然不低。于是王士祯的题跋就这样被挪到了前边，经过分析这是典型的一件改两件。现实中画是假的字是真的，或者字是假的画是真的，使用的无非都是移花接木的手段。

本刊记者：目前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国家层面暂时也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会长魏传忠先生在上一届的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构建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促进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的提案，要通过技术部门和科学手段对艺术品的年代、材质等进行鉴定，您认为科技加传统眼学鉴定的手段是否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呢？

刘光启：赝品是艺术品市场的顽疾，古来有之，但犹以当下为甚。可能是方方面面牵涉太多的缘故吧，管理层这么多年也是少有作为，这无疑放任了乱象的滋长。对于通过科技手段加上传统的眼学鉴定这一提法我感到非常具有操作性，当下科技的发展已经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一些传统办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科技面前一下子变得简单了，特别是对于书画材料的断代，各种信息的归集、检索、管理等。作为和艺术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我们非常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推行下来，这样假的东西就会逐渐失去存在的空间，这是一件大功德的事情。

（宋）赵佶/祥云瑞鹤图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