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期待视野”与科波拉的电影创作

李新红

[摘要]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出“视野”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姚斯进一步创造出文学接受理论的新概念——期待视野。从“期待视野”角度看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影片，可以更清晰对比出其在原著基础上的创造性改编，他不止一次地给观众带来不可思议的惊喜。科波拉影片从来都不是按照原著按部就班的线性发展，从观众“期待视野”出发，科波拉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剧情改编与原著的离合，人物特性的重新塑造，战争与人性命题的延伸思考。

[关键词]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电影；期待视野

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出“视野”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姚斯进一步创造出文学接受理论的新概念——期待视野，即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本能地对作品有个人化的提前设想，设想与文本之间的“游离”成为评价作品成败的重要标准。从“期待视野”角度看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影片，可以更清晰对比出其在原著基础上的创造性改编，他不止一次地给观众带来不可思议的惊喜。科波拉影片之所以被称为“再创作”，是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按照作品原著按部就班的线性发展，总是以自己个人的理解对作品重新解读，既而在电影中以他所理解的样子拍摄制作。对于一部作品，“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观众眼中，得知改编某部作品后，他们了解的基本轮廓和想象空间大都局限于小说本身，而科波拉指导的系列影片是超脱于小说之外的独立创作，这势必造成观众“期待视野”与实际状况的巨大反差，反差空间越大，意味着导演融入的自我因素越多，给观众带来的惊喜也越大，传达的信息量当然更加超越文本。所以，人们常常毫不掩饰地用贬低文本作品的卑劣来凸显科波拉影片创作的成功。若单从观众“期待视野”角度出发，成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剧情改编与原著的离合，人物特性的重新塑造，战争与人性命题的延伸思考。

一、剧情改编与原著的离合

科波拉的成名剧作是根据《巴顿：磨难与胜利》和《一个士兵的故事》两部回忆录改编的《巴顿将军》。将学界对影片的观点大体分类，不难发现影片改编成功的诀窍是：既符合历史又有诸多细节性的合理新变。众所周知，剧本决定影片基础的灵魂，在耳熟能详的历史基础上既能充分表现人物个性，又能带来耳目一新的“陌生化”，是剧本改编的最高追求，科波拉创作电影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此。排除因为生计原因而不得不接手的低质量“违心产品”，其电影生涯中，值得称道的无不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改编之作，如《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伊奥船长》等。改编就必然与原著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离合”，离合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剧情的调整，二是人物形象的重塑。调整的内在逻辑是否合理，重塑形象是否巧妙都是放在与原著的对比中来感知的。因此，对比是把握观众“期待视野”的内核。

第一，情理之中的巧妙融合。小说文本是线性的描述，尽管有插叙、倒叙、补叙等不同的创作手段，但与直观的视觉影像相比，它无法做到“蒙太奇”式的剪辑和“随心所欲”的场景切换，这就需要编剧者对文本采取整合。面对历史真实题材的《巴顿将军》，科波拉并没有像“歌德”派那样站在美国政府和军队的立场上，一味地“粉饰”；当然也不是以反对战争、歌颂和平的批判态度抹杀巴顿的功绩。而是结合两部回忆录，做情理之中的巧妙融合，一方面通过几个细节来塑造巴顿在军队中特立独行、严厉苛刻的个性。如第一次被安排到北非部队后，看到士兵们在正常值班时间，个个没精打采，不是睡觉，就是玩游戏，从底层到干部，毫无美国大兵的气势，难怪在第一场与德军的遭遇中就败得一塌糊涂。巴顿对此深恶痛绝，在没有获得参议院通过的情况下，就让手下将将军的星标戴在领前，在副手布莱德雷看来真是胆大妄为。同时，他已开始着手整肃军纪，重塑美军刚强意志，其要求苛刻，甚至“关心”士兵的衣袜整齐与否，乃至不放过一个懦弱的神情。另一方面选取几段富有深意的对话来表现巴顿对政治的无知，他仅仅是一位“战场的神话”。在以24小时行军100公里的“神速”下，他顺利渡过莱茵河，攻克德军的重要防线巴勒莫。但随即又信口开河发表非议苏联的言论，导致自毁前程。科波拉心目中的巴顿与《亮剑》中的李云龙有神似之处，这一形象在《巴顿：磨难与胜利》和《一个士兵的故事》中是不明显的。

第二，意料之外的剧情调整。创作型导演科波拉不唯对材料选择有着犀利的眼光，在剧情设置上也表现出高人一等的魄力。文本中的普通情节一经他改编，即刻变得扣人心弦，这就是与观众“期待视野”产生良性反差后带来的正面效应。康纳德《黑暗的心》本是以非洲大陆热带雨林为发生环境的架构，科波拉在改编过程中为了与时代接轨，将非洲改为亚洲，将战场移至越南柬埔寨，瞬间将《现代启示录》与美国政坛的军阀斗争相结合，政治敏感性极大地拓宽了这部电影的叙事空间。人们并不感到这样的改编会影响康纳德小说的主题，反而觉得是剧情的调整挽救了小说文本的乏味。同时，科波拉深刻明白威尔德小分队追杀库尔兹的历程正是认识自我、反思战争的影射，只是在康纳德笔下，这一隐性反对非正义战争、批判政府功利主义的“算盘”被科波拉不失时机地放大，以至于影片杀青后，被影视部门强行勒令删去近一个小时的篇幅。其“反政府”的言论，使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否真的出自美国导演之手。正因为秉持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信念，数年后全剧才得以面世的《现代启示录》被公推为不可多得的“史诗巨制”。科波拉意料之外的剧情调整将《黑暗的心》送上美国图书畅销榜，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影片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文本。

二、人物特性的认知与新变

科波拉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20世纪80年代，他在拍摄《现代启示录》过程中遇到诸多磨难，以致长期拖延，后果是“年轻”的工作室倒闭，并背上数百万元的沉重债务，且遭遇家庭婚姻危机。惨痛的经历磨平了他创作的“棱角”，现实的逼仄“强制”他收敛年轻时的锋芒，但一位天才创作导演是不甘于仅仅在“俗套”中徘徊的，追求创新依然是其不变的动力。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科波拉表现得异常“任性”，从上文谈及的“战争神话”巴顿，到秉性截然不同的教父科里昂和麦克，再至成长中追问自我的威尔德和库尔兹，他都是在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来塑造人物特性。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各种人物形象都在小说基础上打上了科波拉自身的情感烙印。

首先，传承与新变。马里奥·普佐的《教父》是在债务危机情况下凭借个人喜好与市场营销策略而简单创作的，若说真正为其夺得“头号畅销书”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科波拉完美的改编。《教父》1、2的成功固然值得称赞，但与《教父3》相比，后者对观众“期待视野”的冲击更大。这得力于科波拉对教父形象的传承与新变，如果第三部仍然是在温文尔雅、悲天悯人与深谋远虑的维托·唐·科里昂角色中挣扎，审美疲劳的观众并不会为《教父3》买账，着力于新变的科波拉也不会为此重操旧业。迈克.科里昂的特殊就在于他与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狠手辣，又有两位哥哥不具备的智谋，但又对黑手党炙手可热的权力和事业不感兴趣，他并不是利益崇拜者，也不是权位的奴隶。面对黑道代表素洛佐和政府化身的警长的双重威胁，迈克毫不客气地将其击杀，面对卡洛的“吃里爬外”和法布里奇奥的杀妻之恨，迈克埋藏于深处的血腥终于被完全激发，当冷峻的他肃清家贼，平定叛乱，荣升为新一代教父时，我们看到了维托·唐·科里昂的身影，只是比后者更加“残忍”。但当看到迈克对家庭、妻子如此的深爱，以及甘于放下一切，过平静的生活时，“教父”的形象在迈克身上再次升华。传承和新变是科波拉影片超越观众“期待视野”的秘诀。

其次，成长与认知。团队系列在美国电影中占据重要位置，从《变形金刚》系列中不同身份和功能的汽车人，到《速度与激情》系列中不同任务分配的组合，乃至《复仇者联盟》《X战警》等都存在一个配合密切、形象各异的优秀团队。其实早在30余年前的科波拉时代，团队就已经被搬上大银幕，只是与后期“英雄”主义形象不同。在《现代启示录》中，威尔德团队的塑造是一段成长与认知自我的过程。队长是唯一一个有着明确信念的军人，但这是建立在美国政府“洗脑”基础上的，代表国家形象最“完美”又极脆弱、矛盾的典型，他认真履行军人的职责，却并不知道已经失去自我，沦为别人的工具。上尉威利、兰斯和大厨三人面对战场皆是困惑的，除了服从命令，他们不知道身为军人到底要干什么。参军使威利失去家庭，大厨失去梦想，兰斯失去生活乐趣，寻找库尔兹是这些困惑者的成长历程，在一步步靠近最后目的地时，他们的自我认知得以完成，四人的不同结局即是明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成长过程何尝不是科波拉认知自己的注脚？最震撼的莫过于威尔德的经历，目睹战场的残忍和可怕后，他成功击毙库尔兹，但不幸的是他已然成为另一个“库尔兹”。科波拉在塑造团队组合时，极力地去挖掘他们内心的真实声音，并以团队“解散”的结局昭示认知的成功，他在威尔德与库尔兹之间悄然画下的“等号”，使文本中两个貌似不同的形象产生了本质的关联。

三、战争与人性命题的延伸思考

改编与创作的支撑点是导演对整部作品中心的把握以及影片主题的再思考。就科波拉执导的影响最大的《现代启示录》和《教父》而言，战争与人性的反思是其努力追问的深层命题。

先说战争的意义。对美越战争的反思是导演对这一命题的延伸解读，他借库尔兹脱离美军，建立独立王国的故事告诉我们，战争不是解决纠纷的良好途径，甚至是罪恶的深渊。正义的战争是体现一个民族坚强意志的“名片”，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一味推行的“正义”战争不过是部分军阀主义分子的个人意愿，是另一种殖民主义的推广。深受其害的美国大兵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巴顿将军刚进入北非战区时，军队纪律的涣散其实正是士兵困惑的直接表现，而巴顿不惜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换来成功登陆的举止，已经明白道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现实。威尔德团队成员的迷惘同样在诠释所谓“正义”之战的扭曲。倒是库尔兹的脱缰和自我觉醒，在试图告诉我们，非正义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越南人民的坚决抵抗，更可怕的是本国军队的人心涣散和迷失自我。

再说人性黑暗的探寻与揭露。康纳德《黑暗的心》本身就有着现实与象征两个层面的寓意，一是现实中战场硝烟下的黑暗，二是利欲熏心的人性“黑暗”。科波拉敏锐地把握住小说两大寓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挖人性迷失的根源与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为美国军人典型的威利上尉，他一方面想早日结束战争，回到宁静、和平的正常人生活状态，恐怕这也是每一位士兵的真实心声；另一方面，当他们回到“田园般”的静谧后，却发现自己的心仍在战场上，似乎唯有完成艰难的任务和冲锋陷阵的厮杀才足以实现其自我价值。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是士兵人性的迷失，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为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扪心自问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其所作所为是否合情合理。与此相比，纵使《教父》中迈克多么残忍，但他并没有在钱、权、色等欲望驱使下失去理性，并且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或许是身为“教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从观众“期待视野”角度出发，可以充分展现科波拉电影中的“创作”闪光点，不难发现，其创作成就的取得与不甘“俗套”的雄心是分不开的，除了影戏层面剧情、人物塑造等技术性调整之外，在电影史乃至文化史上，应该重视其对战争和人性命题思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