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基于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视角

黄益军 吕庆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基于文献计量与社会网络视角

黄益军 吕庆华

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学术界围绕 “非遗”相关概念、保护、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极其丰富。因此，分析国内 “非遗”研究现状，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时间下限设定为2015年12月31日，共检索、处理得到1494篇学术论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从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分布、基金资助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并在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析我国 “非遗”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以期为该领域内进一步理论研究与 “非遗”保护利用实践提供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自2004年8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学术界围绕 “非遗”相关概念、保护、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极其丰富，也有不少学者力图对 “非遗”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魏崇周 （2010）将学界对 “非遗”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01至2003年为启动阶段；2004至2005年为启蒙阶段；2006至2010年为深入阶段［1］。范春 （2013）认为2003年以来，学者主要基于概念、价值属性、类型特征等认知，从保护和利用两个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2］。与“非遗”的旅游化利用实践相对应，宋立中 （2014）对近二十年来国际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与Tourism Management所刊载的有关 “非遗”旅游的文献进行了学术梳理［3］；郭颖，赵晓宁 （2012）对国内 “非遗”与旅游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4］。“非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马伟华 （2016）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对 “非遗”保护的文献进行了归纳［5］。但是，目前国内 “非遗”的综述研究，定性评述的文献居多，分析维度单一，热点主题的提炼较为主观，未能客观揭示较长周期国内 “非遗”研究前沿。因此，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 “非遗”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有利于凝炼国内 “非遗”研究的热点主题，把握 “非遗”研究发展态势，从而更好地指导 “非遗”保护与利用实践。

为确保文献的权威性，选择CNK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遗”为关键词，时间下限设定为2015年12月31日，匹配模式为 “精确”，共检索得到文献1496篇，过滤掉重复、公告等文献，获得研究有效样本文献为1494篇。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分别提取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关键词、基金等，进行相应的统计，并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在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基础上，利用Ucinet软件进一步对其进行中心性分析与凝聚子群分析，凝炼热点主题。

一、国内 “非遗”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源于对科技文献数量特征的研究，该方法运用数学或统计学等工具对某学科领域的论文进行定量分析，有利于从特定角度了解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动向，故在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科学评价与预测等学科及其定量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6］。

（一）论文增长情况

文献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与变化情况可以大致反映该学科或专项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阶段与态势。文献计量学的奠基人之一普赖斯 （D.S.Price）观测到科技文献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开始阶段，文献数量少量增长；2）递增阶段，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3）饱和阶段，随着理论的完备，学科文献日趋减少，曲线逐渐平行于横坐标，或出现各类不规则振荡［7］。

通过 “文献累积数”和 “文献累积率”两个指标可以对文献发展的阶段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其中，“文献累积数”指当年及以往年度文献总量的简单累加，标志一定年度可以查阅到的相关文献数量，是总体研究规模是否庞大的重要指标；“文献累积率”即当年发表文献与上一年度文献累积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E=ni/∑ni-1，是考察某一年度新增文献是否呈现爆发式发展并借此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是否形成的重要指标［8］。

从表1可以看出，2005-2008年之间的文献累积率波动均超过100%，即每年都比上年文献增加一倍以上，总体呈现指数增长态势，据此可以判断该时期为 “非遗”领域研究的发展阶段。在2009-2013年间，年发表论文数量逐渐增加，5年平均每年发文188.6篇，这一时期文献累积率出现一定波动，但幅度较之前阶段要小许多，此时文献数量增速减缓，但总量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于2013年达到顶峰，标志 “非遗”研究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由此可将该时期定位为 “非遗”研究的成熟阶段。该趋势与国内 “非遗”保护利用实践相一致：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许多省市相继将保护 “非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11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更使 “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具备法律层面的保障，之后国家又陆续颁布一系列相关的保护与开发扶持政策。2013年之后，文献数量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平均水平。

表1 文献累积数与累积率

时间（年）　　发文量（篇）　　文献累积数（篇）　　文献累积率（%）2011　188　751　33.39% 2012　196　947　26.1% 2013　214　1161　22.6% 2014　175　1336　15.07% 2015　158　1494　11.83%

将 “非遗”研究的发文情况制作成散点图，并根据文献数量变化，运用SPSS进行曲线拟合，形成一条指数增长的趋势线，有利于更为深入直观地透视论文数量的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指数模型对表1的“非遗”文献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R2为0.864，F检验为21.859，确定具有比较高的拟合度。得出的拟合指数方程为：Y=5.286∗e0.363X（其中X代表论文累积年数，Y代表论文累积数），通过该方程可以发现，指数系数为0.363（该系数主要决定论文数量增长速度），反映了国内 “非遗”文献增长速度较快。按照曲线拟合图形及普赖斯的科技文献增长理论，可以发现2003-2013年国内 “非遗”研究几乎以指数型方式在增长，而2013年以后，则已摆脱纯指数增长阶段，进入成熟期与振荡期。

图1 发文数量的曲线拟合

（二）作者

考虑到科学家数量与论文数量之间分布不均匀的状况，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洛特卡 （A.J.Lotka）在对文献作者分布规律进行探究时，提出了著名的 “洛特卡定律”：在成熟的学术领域，写1篇论文的作者占全体作者的比率约为60%，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目大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的1/n2，即发表2-4篇论文的作者应分别占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25.00%、11.11%和6.25%［9］。检索到并经过预处理的 “非遗”文献共1494篇，涉及作者1131人 （此处仅统计第一作者）。由表2可以看出，939位作者仅发表1篇论文，占第一作者总人数的83.02%，高于洛特卡定律的60%，而发表2-4篇文章的作者为117、35、16人，分别占发表1篇文章作者数的12.46%、3.73%、1.7%，则低于洛特卡定律中对应的数字。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Nmin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Nmax存在以下关系：而根据之前的统计Nmax=11代入上式后得出Nmin=2.48。也就是说，在 “非遗”研究领域，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可以称为核心作者。按照该标准，“非遗”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有75位。这一定律还认为，核心作者群体理应完成该研究领域中50%以上的论文，而 “非遗”领域75位核心作者仅完成21.35%。两项数据都说明，国内 “非遗”研究的作者队伍还比较不成熟，瞬时作者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持续性与学术贡献率，促进 “非遗”核心作者群体的培育。

当然，“非遗”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相对高产作者。从表2可以看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数量超过5篇的作者有24位。其中，李昕发文11篇，谭宏发文9篇，王巨山、高小康发文8篇，宋俊华、苑利、王霄冰发文7篇，朱祥贵、刘壮、牛爱军、陈炜、黄永林、彭兆荣、蒋修辉、辛儒各发文6篇，李菲、唐海清、李荣启、岳永逸、齐爱民、高丙中、高轩、刘守华、黄静华各发文5篇。上文已提及，仅发表1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有939人，占第一作者总数1131人的83.02%，而发文超过5篇的前24名作者，虽只占第一作者总数的2.12%，却发文150篇，占总发文量的10.04%，通过数据比较，可以认为这24位作者是国内 “非遗”研究的高产作者。

表2 第一作者分布

（三）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是指作者所属的机构，反映了作者所依附的组织载体性质。数据表明，所有2117名作者分属636个机构。借鉴普赖斯定律，核心发文机构的论文下限为N=0.749∗ηmax1/2，式中ηmax为高产发文机构的论文数［8］。表3中ηmax为56篇，故N取邻近的最大整数6篇。由表3①限于篇幅，表中未将72个机构全部列出。可见，发文6篇及以上的72个机构共发表1007篇有关 “非遗”的论文，占总篇数的67.4%，是 “非遗”研究领域的核心发文机构。这些发文机构主要分布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其他机构所占比重较小，表明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在 “非遗”研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 “非遗”研究论文来源机构性质单一，交叉研究较少。

此外，在核心发文机构中，“985工程”院校17所，占总数的23.61%；“211工程”院校32所，占总数的44.44%，可以看出重点大学是 “非遗”相关研究机构的主力。从核心发文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总共72个机构分布在全国25个省份，北京、江苏各有8个研究机构，湖北5个，四川4个，其余散落于21个省份，并未展示出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说明 “非遗”研究具有广泛性，这与我国 “非遗”数量庞大、地域分布广泛具有一致性。

表3 研究机构

（四）来源期刊

数据表明，1494篇以 “非遗”为主题的论文刊登于286个期刊。其中，仅刊发1篇文章的刊物有97个，刊发2篇文章的刊物有49个，两者合计占期刊总数的51.05%，反映出国内2003-2015年 “非遗”研究的论文总体分布较分散，离散性大。从表4可以看出，其中有13种期刊发文量在20篇以上，共载文451篇，占文献总量的30.19%，是 “非遗”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

可以发现，刊发较多 “非遗”主题文章的主要是民族与艺术类期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研究集中态势，这与民族地区 “非遗”资源丰富具有一致性，也体现出 “非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审美等价值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这种局部的内聚特点也反映出 “非遗”的研究视角还有待拓展。

表4 载文20篇及以上的期刊

（五）基金资助

在刊发的论文中，部分受到国家各级政府与社会团体等科研项目拨款资助，反映出论文的学术质量及国家、省市等对 “非遗”课题的扶持力度，同时基金资助也是评价研究群体科研能力及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检索到的1494篇论文总计获得814项研究基金的支持，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占23.7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占15.36%，三者合计占39.07%，说明研究基金的级别比较高。从表5可以看出具体的基金资助情况：2003年 “非遗”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为0，直到2005年才出现1项国家社科基金与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与国家及省市对 “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实践引导相呼应，2007年之后，“非遗”研究越来越受到各级各类部门的资助和关注，无论是基金的数量、种类还是规模，均获得较大提升。与论文数量相一致，2013年受资助项目达到顶峰，为142项，2014-2015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总体上，各级基金的支持不仅对 “非遗”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再次从侧面反映了 “非遗”融入现代社会进程的重要性。

表5 基金资助

二、国内 “非遗”研究的热点主题

（一）高频关键词的筛选

关键词是指浓缩概括文章主题的一些词汇，反映了文章的核心研究内容。利用Bicomb软件可以对意义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关键词进行预处理，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统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保护传承、保护和传承、保护与传承统一为保护与传承，手工技艺、手工技术、手工艺术统一为手工技艺等。通过修正、筛选、合并之后，1494篇文章共得到2420个关键词。根据研究需要，选取频数阈值为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44个 （见表6）。

表6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

（二）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用于心理学研究，后被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科学学等其他领域。社会网络是指将研究中的个体、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看成可视化的网络，通过数学模型、图论、软件分析等相关方法对研究节点的网络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发现网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10］。在文献计量学领域，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原理在于：在虚拟的关键词网络中，将关键词视为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关键词在同篇文献中两两出现的频次越多，越能说明关键词所代表的主题关系密切。由此，对关键词共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可以形成一个彼此相关的共词网络，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系［11］。它对了解某一主题领域的成熟度、知识结构、研究规模、研究热点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1.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反映出个人或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拥有什么样的权力，或居于什么样的中心地位，是社会网络常用的分析维度［12］。一般来说，中心性指标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13］。

第一，点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这是衡量节点中心性最直接的指标，测量的是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发展交往的能力，揭示节点在网络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测量一个点的点度中心度，依据即为与该点有直接关系的点的数目 （在无向图中是点的度数，在有向图中是点入度和点出度）。

由表7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少数民族”等12个关键词 （节点）的点度中心度大于平均节点的度数，且这12个关键词中有9个位于关键词词频统计的前12名，这表明关键词的频数与其点度中心度存在相关关系且拟合度较高，据此可以认定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内容是 “非遗”领域比较核心的内容，受到学者较多关注，是可能的研究热点。

第二，中间中心度 （between nesscentrality）。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网络内许多交往路径上，可以认为此人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其具有控制其他两人之间交往的能力。如果一个节点处于多对其他文献之间的捷径上，就可以通过控制或曲解信息的传递而影响整体，其中间中心度相应较高，在知识交流过程中能起到中介作用。因此，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一个节点控制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交往的能力。

由表7可见，除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保护”这一关键词的中间中心度最高，且与其他节点存在较大的差距，说明在该关键词网络中，“保护”这一节点位于核心位置，具有很强的影响其他关键词共现的能力。换句话说，关键词网络中的许多节点都与 “保护”存在联系，都需通过 “保护”一词实现关键词共现。此外，“传承、文化产业、传承人、知识产权、少数民族”等词的中间中心度也比较高，这说明他们位于关键词网络的次中心位置，对关键词的共现影响也较大。

第三，接近中心度 （close nesscentrality）。如果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在交易的过程中较少依赖于他人，此人就具有较高的中心度，也即核心位置的成员在传递信息上较少依赖于他者，这就是 “接近中心性”（也叫整体中心性）思想。接近中心度是一种针对不受他人控制的测度，如果一个节点与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距离都很短，则称该节点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在图中，这样的点与许多其他点都 “接近”。因此，接近中心度是一种对不受他人控制的测度［14］。

在此，接近中心度反映的是某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可能性的大小。某关键词接近中心度越大，说明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也即越不容易与其他关键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如 “口述史”的接近中心度最高，说明它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概率最小。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少数民族”等接近中心度较小，则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概率比较高。

表7 高频关键词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点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11　　生产性保护　28　5　1.393　81 12　　民族传统体育　28　9　7.200　77 13　　法律保护　26　5　1.033　81 14　　产业化　22　9　5.376　77 15　　保护与开发　21　5　2.000　81 16　　图书馆　21　5　1.617　81 17　　文化多样性　20　6　2.533　80 18　　文化空间　19　8　5.683　78 19　　文化传承　18　4　0.833　82 20　　文化生态　17　8　3.735　78 21　　传统文化　17　6　1.067　80 22　　开发　16　6　0.958　80 23　　对策　15　8　2.968　78 24　　保护策略　15　6　3.450　80 25　　文化自觉　14　7　2.767　79 26　　文化　14　4　0.333　82 27　　数字化　13　6　1.242　80 28　　民俗　13　5　1.017　81 29　　传统武术　13　8　3.558　78 30　　音乐艺术　13　4　0.200　82 31　　发展　12　7　2.333　79 32　　土家族　11　4　0.125　82 33　　公共图书馆　11　4　0.825　82 34　　原生态　11　10　7.567　76 35　　高校　11　6　0.983　80 36　　数字化保护　11　4　0.583　82 37　　口述史　11　2　0.000　84 38　　数据库　10　3　0.000　83 39　　民间艺术　10　9　5.817　77 40　　文化遗产　10　5　1.208　81 41　　西藏　10　7　2.692　79 42　　保护模式　10　5　0.583　81 43　　民间文学　10　6　2.083　80 44　　体育文化　10　4　0.000　82

中心性的三个指标相互关系，得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将表7中三个中心度值标准化后，运用SPSS进行多线线图的绘制得到图2，可见：部分关键词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等，当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都较高时，接近中心度反而较低，三个中心度都反映出其在高频关键词网络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其他一些关键词，当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都较低时，其接近中心度却较高，反映其在网络中不具中心地位。

图2 三个中心性指标值折线图

通过中心性分析，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的Visualize工具绘制出国内 “非遗”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网络图谱。结果如图3所示，该网络图谱是由44个节点及相互间的连线所构成的集合，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从图3可以直观看出，该网络呈现出相对分散与集中的双重特征。除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以 “保护”“传承”“传承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少数民族”等关键词为核心的网络连线较为密集，节点图形也较大，是可能的热点主题。当然，在核心关键词外围也存在一些较为集中的关键词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研究方向，如 “原真性”“产业化”“民族传统体育”等。

2.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经常或者积极的关系。凝聚子群分析通过比较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相对于子群内、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来区分派别，它可以给出指定数目的派系情况。对关键词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判断哪些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从而了解并判断 “非遗”领域内的热点研究方向。根据理论思想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存在不同类型的凝聚子群定义及分析方法，包括派系、n-派系、n-宗派、k-丛及块模型分析等［15］。此处运用的主要是块模型分析。

第一，子群 （位置）分析。子群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行动者进行位置分区，也即分成一个个不重叠的子群。利用Ucinet软件中的CONCOR法进行子群分析，得到 “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子群分布图 （图4）。CONCOR法主要利用树形图 （tree-diagram或者dendrogram）表达各个位置之间的结构对等性程度，并且标记出各个位置拥有的网络成员。利用CONCOR法进行分析时，最后结果中每个区中的行动者最好大于3个。结果显示，我国 “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大致分为8个子群，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策略”以及 “保护与传承”被聚在同一类，说明它们的关系紧密，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图3 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

图4 高频关键词子群分布

第二，像矩阵分析。像矩阵 （Image Matrix）是从网络总体的角度，对子群进行描述的一种方法。运用CONCOR法进行结构分析的同时会生成密度矩阵，可以得出 “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的子群密度矩阵，如表8所示。对该矩阵进行二值转化，以 “非遗”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0.2242为临界值，将表8中各子群的密度数据与之进行比较，若子群密度大于临界值，则替换为1，否则替换为0，由此得到“非遗”高频关键词凝聚子群的像矩阵，如表9所示。

表8 凝聚子群密度矩阵

表9 凝聚子群像矩阵

根据表9的像矩阵，利用Ucinet软件可以绘制出 “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子群的社会网络结构简化视图 （图5）。由于子群4只包含1个关键词，故在数据预处理时将其删除。从图5可以看出：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将 “非遗”研究高频关键词子群的复杂网络结构转换为由7个子群之间互动关系组成的内部子结构。子群1位于整个图形的核心位置，与其他6个子群保持联系，且作为图中的桥与切点，是子群3和子群8唯一的外界关系来源，说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策略”“保护与传承”等关键词在高频关键词中处于核心位置，“保护模式”“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关键词都通过子群1与其他关键词发生联系。子群2（包含 “保护与开发”“民俗”“传承人”“文化多样性”等关键词）与子群1保持联系，且作为图中的桥与切点，对子群6产生影响。子群7（包含 “图书馆”“旅游开发”“数字化”“数据库”等关键词）与子群1保持联系，且作为图中的桥与切点，对子群5产生影响。从表8可以看出，子群1、子群3和子群5的密度均超过整体网络平均密度，说明这3个子群内部之间的交流比较多，成员关系紧密，子群的密度高于整个网络的密度。

（三）热点主题的确定

以上分析表明，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的中心性分析与凝聚子群分析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即 “非遗”研究热点关键词集中在三大方面：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保护模式、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数字化保护、图书馆等热点主题词。这些主题围绕怎样推进 “非遗”在我国的保护实践展开，可以看出学术界非常重视对 “非遗”保护的理论总结与引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部门对 “非遗”保护进程的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非遗”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保护策略与方法、保护载体等。

图5 凝聚子群社会网络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包括文化空间、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原生态、高校等热点主题词。“非遗”具有易逝性的特点，其延续主要依靠历史上世世代代人类的传承相继，一旦停止了一项传承活动，也就消失了某项 “非遗”。因此，传承人是 “非遗”研究持久不衰的热点领域之一。一般而言，“非遗”保护与利用实践开展较好的地区都非常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与扶持，反过来，传承人也是 “非遗”流变性最为明显的特征载体，体现了 “非遗”最具活力的创意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传承的原真性、传承模式与途径、教育培训机构的作用等。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包括文化产业、旅游开发、生产性保护等热点主题词。随着现代社会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普及，民众信息化途径越来越多元，“非遗”日益失去受众基础，面临被遗忘和逐渐消失的威胁。因此，对现代社会 “非遗”产业化生存模式的探寻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焦点。在保护的前提下，“非遗”企业或传承人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营销环境和体验空间，开展针对性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实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使 “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新的环境和土壤里找到新的生存方式，使具有开发价值的 “非遗”融入各地文化、经济产业发展大格局，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产业化的可行性、产业化模式与路径、“非遗”旅游化利用等。

三、结语与展望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历经十余年的发展，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文章利用2003-2015年CSSCI数据库对国内 “非遗”研究论文的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来源期刊、基金资助等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并借助文献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定量分析，明晰我国 “非遗”研究的三大类热点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为保证文献来源的权威性，文章仅以CSSC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并不反映其他数据库的研究情况；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 “非遗”为关键词，也可能遗漏一部分研究具体某类或某项 “非遗”的文献。但是，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提供一个探寻国内 “非遗”研究前沿的视角，而不在于面面俱到地分析 “非遗”文献现状。

通过对热点主题的分析，今后还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1）加强定量分析。现有文献多数立足于资源本身或开发主体角度，从定义、原则、存在问题等方面对 “非遗”保护与利用进行阐述，停留于定性研究阶段，所提出的对策也较为主观，缺乏具体调研数据与案例的支撑。可引入回归、结构方程等方法，加强量化方面的研究。（2）开辟多元研究视角。多数研究立足于 “非遗”本身或地方政府视角，而从消费者、传承人、社区等角度出发的文献并不多见。因此，可开辟多元视角，丰富 “非遗”理论研究体系。（3）拓展研究深度。多数研究集中在 “是什么”、“怎么做”层面，即 “非遗”的界定、影响因素；“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可行性、政策建议、实施规划等，而对 “为什么”的研究 （如 “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影响机理、知识转移、创新溢出效应等）涉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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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春.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综述 ［J］.广西社会科学，2013（9）：56-60.

［3］宋立中.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综述与启示——基于近20年ATR、TM文献的考察 ［J］.世界地理研究，2014（4）：136-147.

［4］郭颖，赵晓宁.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相关研究综述 ［J］.中华文化论坛，2012（3）：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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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向苗）

Hotspot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Base on Bibliometric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UANG Yijun，LV Qinghua

With China joining the UNESC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researches on concepts，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abundant.There is important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 and development skelet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Taking“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s key words，there are 1494 papers in CSSCI database from January 1，2003 to December 31，2015.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is used to analyze time，author，unit，journal and fund of the papers.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the research hotspot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explored and analyzed，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study and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ibliometric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G122

A

2016-05-05

黄益军 （1983— ），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吕庆华 （1960— ），男，福建寿宁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与营销管理研究。（泉州 362000）
∗本文系福建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 《“互联网+”背景下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2016R0080）；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一般项目 （社科类）“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型文化业态的融合机制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JAS15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