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红色遗址中的应用

文 图/马乐 丁英顺

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红色遗址中的应用

文 图/马乐 丁英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少国家对本土的近代战争及战争相关遗迹比较重视，大多采用了连点成线的区域保护模式，如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战场遗址群和我国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下辖的红色革命遗址群。本文以革命纪念馆管辖的红色遗址为主体，探讨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其中的应用情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大钟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下辖的遗址群

诺曼底一处布满美军空袭造成弹坑的遗址

应用历史

对国内红色革命类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的应用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949年以前，针对此类遗址展开的调查和发掘活动十分稀少。1946年1月29日，人们在南京中华门外采用非专业发掘手段，出土遇难同胞遗骨千余具，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重要物证。1949年后，针对该方面的调查和发掘活动有所增加。1966年出现了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考古发掘活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山西大同日军残杀掩埋中国劳工的地点进行发掘，共发掘出遗骸188具，后在此处建立了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这段时间也有由非专业机构组织开展的发掘活动，如1970年，抚顺市组织几十万市民在平顶山街进行大面积发掘，出土遇难同胞遗骸800余具，后在原址修建了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相关部门开展的专业调查和发掘活动显著增加，普查力度也明显加强。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开展过三次科学的发掘工作。1984年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建馆前发掘出部分遇难同胞遗骸遗物以及一些日军的相关遗物，这些遗物部分被陈列在纪念馆遗骸陈列室内。1998年6月～1999年12月，纪念馆联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博物馆扩建工程东面、西面和纪念馆内原“万人坑”遗址的西北处出土遗骸208具。2006年3月～8月，为纪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馆进行大规模扩建并对扩建用地进行调查和考古发掘，本次共发掘出土遗骸23具。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6-2010年工作规划》，各地方党史部门在文件的指导下，对本区范围内的革命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普查，最终“基本摸清了全国革命遗址的家底，掌握了全国党史资源的分布状况”。2014年5月～2015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七三一部队旧址核心区南部中央的“四方楼”展开发掘，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各种遗迹现象，并出土遗物1000余件。根据2014年2月黑龙江省政府正式公布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文物保护规划》，考古人员自2016年至2021年还将陆续对七三一部队遗址的其他区域继续进行调查和发掘。2014年10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辽宁大东沟外海域展开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沉没船只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致远舰沉船船体及炮弹、炮管、弹头、瓷器等遗物。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墓地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发掘现场

辽宁大东沟外海域发现的武器

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时拍摄的重庆市彭水县水田坝农民暴动遗址残存的土墙

国外同样经历了一个如国内一样发展的过程，如波兰卡廷惨案（Katyn massacre）遗址的数次发掘，经历了一个由军人到考古学家调查和发掘的过程。目前，欧美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近代遗址中应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都比较成熟，英国考古学家加百利（Gabriel Moshenska）2013年出版的《二战考古：发掘英国战时遗址》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境内二战遗址的调查发掘情况和相关理论。格拉斯哥大学还专门设置了“战场与冲突考古学”专业。

我国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红色革命遗址中的应用虽然已有一定基础，但具备考古资质的单位仍以史前和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期为重点，革命纪念馆本身又偏重于从文物保护、遗产规划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与近代遗址充分结合的理论和实践都相对匮乏，仍然需要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研究。

重庆大轰炸惨案墓地遗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存的遇难同胞遗骸

应用对象

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红色革命遗址纪念馆中的应用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渣滓洞监狱旧址全景图

在渣滓洞周边发现的煤窑

渣滓洞监狱旧址出土的越狱工具

近代战场遗址，狭义的战场遗址指重大战役遗址，包括战争发生地的地形地貌、军事工事及建筑物、武器装备残留物、死难战士及平民的遗骸和遗物等，典型案例如重庆江北区黑石子村大轰炸惨案墓地遗址。广义的战场遗址还包括一些与战争相关的重大事件遗址，主要指非具体军事战争发生地、但对军事战争的产生和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地，如屠杀平民事件、民众动乱、公众示威游行和暴动事件，典型案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大屠杀遗址。

近代革命相关代表性建筑物，主要包括重要机构旧址、名人旧居等。一般会在原址类建筑地设计展陈以纪念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如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饶国模故居等。该类遗存在修缮、建设时要注意对建筑本身及其周边的调查，尤其是远离闹市，地处偏远，周边环境保存较好的地点。如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地处歌乐山山麓，周边植被茂密，2007年8 月15日，暴雨冲毁了监狱旧址部分建筑，工作人员在修复过程中，意外地在曾关押江姐的女二号牢房地下发现了一个圆形小坑，坑内出土了一些铁器、石器及陶器等遗物，可能是烈士们当年收集的有利于越狱的工具，并且还在周边发现了煤窑，说明该地之前确实为采煤地点，印证了文献的相关记载。安徽合肥的卫立煌故居仅存三间门屋，2011年4月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对故居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发现砖、瓦、石、木等建筑材料，摸清了故居的基本布局。

另外，在事件发生地原址建立的纪念馆，在进行建造、扩建、改造等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对建筑物周边和建筑物地下进行勘察，以免遗漏重要信息。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6年进行大规模扩建时，对地下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出土了23具遇难同胞遗骸及附着在尸骨上的一些遗物，大部分遗骸没有葬具，普遍存在骨骼碎裂、变形、缺失等现象，可以判定这些遗骸为战争时期被仓促处理的非正常死亡的同胞遗体，该发掘地也应该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一处集中掩埋地。

战时临时收殓烈士遗体的烈士墓，战后对其重新进行发掘、鉴定和收殓时，也要进行勘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副教授在缅甸远征军墓地发掘出保存状况较差的347具烈士遗骸及子弹、徽章、纽扣等遗物。

缅甸远征军墓地清理出的远征军徽章、袖扣等遗物

地下金属探测器

应用技术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应用到的技术种类繁多，目前有多种技术在红色革命遗址中经常应用到。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

金属探测技术。考古金属探测器可以探测和识别隐埋在地下的金属物。自从1983年道格拉斯•斯科特（Douglas D. Scott）首次使用金属探测器，对美国西北部蒙大拿州小大角羊战场国家纪念碑遗址进行调查后，金属探测器在遗址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战场和冲突遗址中，金属质地的遗物更容易保存下来，如子弹头、刀剑、枪械、纽扣、带扣等。因此，寻找这些遗物最重要和最简单的工具就是金属探测器。考古金属探测器具有探测度广、定位准确、分辨力强、操作简易等特点。2009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江姐殉难的电台岚垭地下意外地发现了两枚生锈的子弹，说明该地附近可能会有其他遗物，可以使用金属探测器进行勘察。1944年8月15日，盟军在法国西部登陆，如今考古学家在法国西部的菲勒弗卢贝镇通过金属探测器，发现了大量德军军服上的鱼纹扣，衣服内扣，以及“S”型挂钩。

磁力测量法。磁力，是磁场对放入其中的磁体和电流的作用力。许多资料表明，磁力测量对于地下墓葬群的测量比较有效。通常情况下，使用磁力仪对墓葬进行探测会显示比较明显的磁异常。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辽宁大东沟外海域采用磁力仪、旁侧声纳等设备进行搜寻，最终发现了符合条件的部分沉船船体。

高密度电阻率法。电阻率法是根据岩石和矿石导电性的差别，研究地下岩、矿石电阻率变化，进行勘探的一种方法。对于被毁坏古建筑地下基址的分布和形状，使用电阻率法可提高效率，并且不会对文物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

便携式考古探地雷达

探地雷达。探地雷达方法是以发射天线向地下发射高频电磁波，通过接收天线接收反射回地面的电磁波，根据电磁波的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等特征推断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结构、形态和埋藏深度。2000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邀请北京爱迪尔国际探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充分论证、踏察的基础上，对地下遗址及洞穴进行过探测。

其他技术

遥感考古利用卫星等遥感平台，接收和分析有关古遗址的电磁波数据或图像等信息，获取地面建筑或遗址的位置、形状、分布构成等数据。遥感考古有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范围较大、被埋藏或被植被等遮蔽的遗址或建筑。秦始皇帝陵曾经多次运用遥感技术进行探测，对研究深埋地下的遗迹有很大帮助。

如今，体质人类学已经可以通过人体骨骼及DNA信息对个体身份进行判别。2013年12月，韩国政府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对发掘出的中国志愿军遗骸进行鉴定，将437具战士遗骸装殓入棺送回中国，并建立DNA数据库以便寻找烈士亲属。

不论使用何种科技手段，依靠人力进行实地踏查仍然是考古调查基础和不可取代的手段，也是目前我们调查红色革命遗址最常采用的手段。调查前要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利用地图、航空照片等资料，研究调研路线和调查内容。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注意遗迹周边的自然环境、植被和地表遗物，并向周围常住居民收集相关信息，注意采集标本，观察地层剖面，判断遗迹的保存状况、分布范围、文化性质和时代等信息。

考古地面调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保护红色革命遗产

过去我们有一种认识，认为革命纪念馆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教育，对于其所属的各类遗址，通常采取修缮等措施，先进的考古调查手段通常应用于对古代遗存的勘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博事业的发展，蕴含时代印记和珍贵记忆的近代革命遗址也成为了我们的重点调查对象。对这些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对于纪念馆保护、利用和研究遗址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可摸清已知遗址的整体布局、保存状况、自然环境、建筑构造等信息，有利于全面深入盘点纪念馆自身文博资源；其次，新发现的资料可与史料相互印证或纠正错讹之处，为纪念馆研究工作提供新资料新视角；第三，可实现对遗迹遗物信息的最大化提取，填补文物普查盲点，为制定遗址保护规划提供新依据。

截至2014年7月，全国有考古发掘资质的文博单位共有73家，革命纪念馆均不具备考古发掘资质，因此，现阶段革命纪念馆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可以走与具备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合作的道路。考古学家参与遗址保护，是确保该项工作科学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革命纪念馆本身还需巩固根本，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加强科研能力，推进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发现更多革命遗址，为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更多对象。

为保证和规范考古调查和发掘在革命遗址保护中的应用，政府应制定法律制度和指导性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研究员在《试论考古与遗址保护》一文中呼吁：“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应该倡导和要求所有的遗址保护工作，必须有考古学家切实参与其中。”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最早立法保护近代战争遗址，如1996年颁布了美国战场保护程序法（The American Battlefield protection Program Act of 1996）。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专设发展控制官员（Development Control Officer）来判断有可能存在遗址的地区是否可以进行建设等活动。在我国，对于位于地层浅表、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毁坏和消失的革命遗址，并无具体规定，相应的法律和指导性文件亟待建立。

近代红色革命遗址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将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应用于革命纪念馆遗址保护利用过程，再现革命年代留下的历史痕迹，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是2015年度重庆市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课题“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革命纪念馆中的应用研究”（负责人：马乐；批准号：15DH017）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均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