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摘下白手套

老教授与抬尸工相遇了。他们如何交往，如何收场？小说在死的关口洞察众生相和世道人心，严酷冷峻，脱俗超然。一篇奇特的文字。

1

初冬凌晨4点半，约定的时间。天空无月无星，漆黑。我和搭档到一个叫“近水”的小区接人——一具尸体。照例，我把一朵自扎的白纸花恭恭敬敬地放在白尸布中央，向遗体一鞠躬。不合掌也不画十，不能打听亡人的信仰。这不是我们的事。小心翼翼地把遗体抬上担架。从8楼往下抬，有点沉。中途不可停留，行规。目不斜视，哪怕拿眼光扫一下路经的住户，也自觉对不起人，似是下一次要来这家。披麻戴孝的家属和亲友跟随在后面，没有哭声。没人哭，感觉怪怪的。寻常抬人出门总有人哭几声。有的是悲伤，究竟是出门不再进门，死别；有的是装样子，制造悲哀气氛也应该，我能听出真假。干我们这行敏感，感悟人生，从终点看人生。一个人就这么走了。我就干这种事，我们抬走的人，双脚不会再踏在地上。

正想着——也不怎么想，301房门突然打开。一位老者，穿着棉布条纹睡袍，直挺挺站在门口。睡眼肿胀，神情落寞。白眉毛，高个子。

我想对他说：“请把门关上。”

看样子，他是特意开门的。

其实，我们不可以和相遇的陌生人说话。不握手，摘下白手套、洗过手也不可以。我加快步子；不能太快，不能晃动亡者的头和脚。

2

抬尸的人看我一眼。我是想和范师傅道声再见。3天前我如约上楼敲门，没人应答。那扇门像棺材板一样摆着面孔，门里像太平间一样安静。不祥的预感，急忙下楼，果然贴着讣告。回到家，我对自己说：“范师傅，那盘棋没下完，你怎么就走了？当走就走，当去就去，没什么。不过你赢了棋再离开才是。”我为自己的麻木惊讶。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坐到深夜。没吃晚饭。什么也没想，包括想不起吃晚饭。

抬尸人是不会让我掀开盖尸白布的。我逆着送葬的人流上楼。我不是去要回那个黄梨木的棋盘和檀香木的棋子。不会有人和我下棋了。我执意拥挤着慌慌张张上去，莫名其妙。上到8楼，才明白，我想要知道那盘没有下完的棋是否不挪动一子地摆在那里。这是4天前的下午。4点，我和范师傅每天的对弈约会。这盘棋我取胜无望了，车马对我的马炮，他还有一只讨厌的过河卒。范师傅别的都随和，就是下棋输赢太较真。不过不较真，玩也没意思。我也较真。这时他女儿亲家来了，带着孙子。他舍不得放下又不得不放下。我体谅地说：“明天接着下吧。”他看看表，怏怏地把轮椅推开。我把棋盘端到他面前，说：“看清楚了，明天接着下。”他说：“不出5着儿，将死你。”我说：“谁死谁活，等着瞧。”我把棋盘平端着举到冰箱顶上。

是的，在冰箱顶上。

我非常想看到棋盘上的残局。这上面有他活着时的喜怒哀乐，有他的用心和他的得意。

鱼贯而下的送丧人不说话或者没话找话。葬礼是平日不相干的人的一次相聚，找到话题不容易。他毕竟84岁了。大家心中有数，可以说寿终正寝，或者，活得长了点。

他儿子正要锁门，见我气喘吁吁上来，问：“你有事吗？”

我这时发觉，我要干的事既不合情理，又不合时宜。

“我住在楼下，2单元301。”一慌乱，不知所云了。

他不动声色地望着我。不会是怀疑我趁乱盗窃吧？

我转身下楼，好像逃跑。心想那位抬尸人是可以证明的。他能证明我在301门口出现过，为什么要上8楼，他编不出理由。

我心虚胆战，拉开自家窗帘张望楼下情景。接受教训，定定神，三思后行。我的本性，我一向多谋不善断，不任性，不冒失——刚才和年轻时闯苏联大使馆是例外。下楼，我能上车吗？有空座位？要是分早点我拿不拿？有人问我是谁我怎么说，我和范师傅是输多赢少的棋友也算身份？他们不会理解。

3年前，我在家门口遇见胖胖的范师傅。他从医院血透回家。他的尿毒症靠血透维持生命，一星期两次。那天身强体壮、背他上下楼的男保姆不在，大儿子吃力地搀扶他两步一歇地上楼。女儿抱着轮椅，手里提一袋东西。

我说：“你和他——是你哥吧？你两人扶你爸，我帮你拿轮椅。”

范师傅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们每层一停。我把他送到家。轮椅没有看上去那么重。上得8楼，我出汗喘息。我在10年前例行体检时查出多个零件老化残损，从此不再体检。人生已到寒鸦归林晚霞暗淡的时刻，活着只为一无生趣地活着。很荒唐不是？我每天唯一的大事是和新朋友范师傅下一盘棋。范师傅不问我的身份，这对我们两人都不足挂齿。我和他就活在最后3年的此时此刻中。

我去送他，理所当然。

下楼。坐上第4号车。有空位置，等人扫尾的车。4辆车同时到达殡仪馆。我看见从灵车上抬下范师傅。有女人发声号啕了。哭声，哀乐。我在想，如果殡葬人性化，应该把象棋一起火化。我甚至觉得他被毫无意义的血透折磨，是舍不下人间每天一盘棋。每天他见我登门便来精神。每天他都说：“我琢磨出新着儿了，让你输个口服心服。”我打趣：“我俩一起上西天，还住一栋楼。君子报仇，西天不晚。”

天蒙蒙亮。殡仪馆的烟雾有一股陌生又熟悉的刺鼻气味。我问范师傅几时火化，没人知道。不明不白地坐等。如同活着的人的坐等。

3

这家出丧算是风光的。人在死亡面前完全平等，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有多少钱，是天才，是明星，甚至身体有多强壮——寿命和强壮无关，到时候都得让我们抬走。

既然都要死，那么，珍惜活着的短暂时光，热爱生活是人生最困难和最重要的。

抬着亡人，我真想对跟在后面的活着的人说说这些话。我没资格，太年轻，超卑微。这个工作，直到今天我都不敢向妻子坦诚。

我们抬着逝者。身旁有人打伞，不让见天。习俗各地不同，可见没有道理。灵车停在大门外路边，送葬的人在络绎上车。我们把担架在灵车上放正放平。

窄窄的车厢里，担架两旁坐着亡人的两个儿子。两人眼神疲惫，声音低哑。

“陈叔怎么没来？”

“没看见。”

“他的10万元借条在不在你手里？”

“没有。大概二妹保管着，爸信得过二妹。”

“什么大概！你是大哥，长兄当父。你要问清楚！”

大哥不作声了。他六十来岁。脸色黝黑，花白头发。

“老爸走了，没有遗嘱。房产怎么分？妈留下的首饰也在二妹那里。嘴甜，人精。”小儿子四十出头。咄咄逼人的样子。

大哥勾着头。我眼睛望着窗外，能看清路边河景了。

“这个世道！别看陈叔是老爸几十年朋友，他不来，就是耍赖。怕我们提起这件事，怕对质。他没脸再见老爸一面！对啦，到底有字据没有？你还不清楚老爸，除了喝酒就是下棋！你得问问老爸！”

“怎么问？”

小弟情绪上来了。人一说话便会话赶话，如同火上加油，越说越激动。

“老爸一烧了事，什么事也没有了。10万元也烧成灰了。不行，得让陈叔当着爸的面下毒誓，让众人都听见。还有二妹那里的首饰、戒指，也让她当着老爸说明白！”小弟转过脸问我：“我爸什么时辰烧？”

我说：“我管接送，几时烧你们自己安排。”

“我们争取到第一炉。烧第一炉要加钱，给了红包。”大哥说。他有了长兄当父的模样了。

“活人都管不了，还管死人！不行，先得找着陈叔！”小弟打着手势，中气十足。

大哥从衣兜里掏出手机：“陈叔吗？你在第几车？”

陈叔的声音：“我已到殡仪馆，小儿子开车来的。烧第一炉几家争，我得找找关系......”

范师傅人间最后一站的车厢里，复归平静。

我想，范师傅至少有4个子女，幸亏你走了。家产你分得清吗？多活些日子不是多折腾吗？

现在，他平平稳稳躺着。他仰面坦然的样子告诉人：没我的事了。

4

15年不来殡仪馆。胆怯。自从芸芸和木木在车祸中死去，我没有勇气再现当年在殡仪馆见到的场景。

那天，我问同校的朱萍教授，殡仪馆有没有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她说，应该有。那就一无牵挂了。我突然觉得心若头顶上的天空，旷达，了净，自在。我不要一分钱赔偿，无论是公交公司还是保险公司。双亲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家室了——骨灰盒便是我唯一的归宿。这么小。

花坛边上，镌刻“祭奠”两个红字矗立着的花岗石，牢牢地吸引住我的目光。我走过去抚摸，齐腰处有一个突兀尖角。摇晃，不动。我选定了，快步冲过去完全可以撞得脑浆流出。我这个球迷在这时刻想起过早谢顶的法国球星齐达内，就是他，他的头球。我惊诧自己的调节能力。我很清醒，我很超脱。要做应该做的事了。在这里了结要简单得多。三个骨灰盒放在一起。什么仪式也无聊，也尴尬。不麻烦人，何必冷冷清清自取其辱。我伏在小卖部油污的玻璃柜台上写下一纸遗嘱：藏书全部交大学图书馆，其他什物全部由朱萍教授处置，送给或变卖后给福利院。我不欠人，人也不欠我。最后我写：“一缕青烟一掬灰，光溜溜来去真自由。”

朱萍执教中文系。学校派车，让行政处老王和教工工会副主席的她陪同。老王忙着具体事务，她跟随着我，黏糊糊地形影不离。她感觉我“不对头”。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在我和花岗石之间。我写遗嘱，她坐在一旁盯住我。我把遗嘱装在口袋里，她和老王会发现的。

窗外那块花岗石闪着异彩。我请朱萍给我买一瓶矿泉水。我突然向门外跑去，我感到步履轻快，如同百米冲刺。一切尽在瞬间！

我被办完手续的老王拦腰抱住！他和她把我绑架似的拖上车。芸芸和木木的骨灰盒已经醒目地摆放在车里副驾驶座上。

这便是亲人！我扑上去，眼前一黑。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她在说：“你哭出声呀，你喊呀，不要紧的。”我堕入黑色深渊。我想起“死亡最后消失的是听觉”。

醒来，在自己家里。朱萍坐在床头，我看见她含着泪花宽慰地笑。台灯亮着。

“几点？”

“人间五更天。”

她昨夜一定守在沙发上。那里放着我从农村带来的棉大衣。

几天前欢声笑语的屋子，永远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泪水把枕头湿透。枕头上还留着芸芸的气息，我的脸颊在触摸。这是绝望的冰冷的悲哀，痛彻肺腑。没有了芸芸，没有了10岁的木木，我怎么不和他们在车祸中一起飞出车外！我把他们两人送上车，学校临时有会议不能同行，芸芸站在车门口说：“我们也不去了吧？”我说：“木木高兴一天了，他会失望的。” 风吹飘她的头发，芸芸说：“好吧。再见！”我说：“玩得开心。”木木喊：“爸爸再见！”

学历史的人对死亡不会一惊一乍。死最平常不过，死亡是到绝大多数人已经去的地方。地球上有1000亿人已经死去。在我这个年纪，上世纪50年代的风流人物，有声有色活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家、艺术家、大学者无一例外全都成了亡人。无人例外。我这个孤魂留在人间，简直可笑、荒谬，毫无意义。没有芸芸、木木，时间终止了。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也许，是一个噩梦。

真实的存在就是朱萍。她坐在床边，她什么话也不说，握住我的手。

在图书馆工作的芸芸有一次邀请她来家，好像是织毛衣的事，芸芸说她手巧。芸芸给她送过电影票，她俩一起去。电影散场，在我家坐了许久。我们谈论时政，观点惊人一致。只要是私人聚会，知识分子几乎都有同感，差别在讲或不讲，和讲时的情绪表达。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满，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为了楚国和贾府啊！”她突然流出泪水，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许多人心死，难得你的血还这么热。”

早上，朱萍的丈夫来了。她一夜未归，难怪。我挣扎着坐起。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好像是副秘书长。他说是上班路过。我想是朱萍约他来的。规劝我一番，官腔官调的，弄得朱萍很不自在。最后对她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你好好陪他，他没有别的人。”

他走后，我们没有再提他。

有几个月，她常来看望我。

一天，她来了。站在门口，问：“上大学时，你因男女作风受过处分？”

我说：“是的。不是当学生，毕业第一年当助教；不是处分，是打右派。”

“有了孩子？”

我知道，我已失去请她进门的资格。她是来告诉我没有资格。

“是的，”我说，“谢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料。”

我要关门了。她依旧站着，说了一句颇有禅意的话：“这个世界，谁也不是谁的永远。”

我至今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不打听谁告诉她我的事，但我应该早点说。她没有给我机会，她没有让我感到有这个必要。我也是，我没有义务。

苏联留学生娜佳。黄头发，蓝眼睛，体态轻盈，活泼热情。学校指定我当她的辅导员。她选修中国古代史，我教中国现代史。不过我和她都愿意这种模糊。我们的亲密，曾经被认为我热爱苏联，热心工作，受到表扬。只怪夏天的衣裳太单薄，只怪我们两人毫无防备。那年我23岁，娜佳19岁。唯一的一次，怀孕了。我们筹划结婚。才知道跨国留学生婚姻，外国男娶中国女默许，中国男娶外国女生不行。娜佳带着我的胎儿被即刻勒令回国。我跑到苏联大使馆要见她，“大闹”。那年月流行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为爱情付出了20年最好的岁月。我定罪“反苏”，归类右派，劳教两年。“给出路”到农村当公社社员，无悔无怨。我劳动之余读了不少书。当地中学一位女教师对我热情似火，她为我从学校、县图书馆借书。但我对她的感情如狼之畏火。20年后平反。年过40，孑然一身，双手老茧，满脑子中外古今。我以最优成绩应试重登大学讲坛。

往事如逝水。

我来不及和娜佳告别。我俩在校长办公室递交结婚申请，娜佳双手紧紧拽住我胳膊。当天，她就消失了。我连她的一张照片都没有保留，全部上交，在破脸盆里焚烧，烟飞星散。

如今娜佳也年过70了。如果生下孩子——一定会生下我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可能会汉语，娜佳会教他的。我对朱萍无须隐瞒，她也退休了。一次书店相遇，她说谢绝返聘。皈依佛教了，初一十五吃素，“活得单调而心安”。那么娜佳的事也不必再提了，或许她早已忘记。

我是一盏熄了火苗的灯。

这盏灯原本是芸芸点亮的。

我成了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我有钱买书了，开列书单请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芸芸代购。她奇怪我以图书馆为家；我每月购书款相当一家人全部费用。于是有一天，她问：“你一个人生活？”我点点头，只顾看她新买的书。隔几天她又问：“家里人在外地？”我摇摇头。后来，她为我买书又买早点。后来她为我买盒饭午餐。有一天她对我说：“星期天，去你家烧饭好吗？我会煲汤。”我说我家连个碗都没有，只有茶杯。她带来了全套锅碗瓢勺。

结婚那晚，我吃惊地发现年已30、秀雅可人的她竟然是处女。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说。

“为什么呀？”

“我大你20岁，你又是……”

我讲了娜佳的事。我们在北京香山，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用俄语她用汉语……

“俄罗斯姑娘很迷人，我能想象得出她的模样。我要是男人，那年代的男人，我也会爱上她的。爱情自有比道德更崇高的理由。这话是谁说过的，不是我想出来的。多少年了？”

“30多年。”

“娜佳一定很幸福，你到今天还记着她。我也真幸运。认识你之前，不要说外国人，我连一位心仪的中国男人都没有遇见。中国男人还真少有你那样跑到大使馆去，把自己豁出去的，受30多年的磨难不后悔，是吗？”

“是的。”

“你信不信，娜佳正在想你呢！”

“时差8小时。”我笑了笑，“新婚之夜，我们怎么在床上谈论另一个女人。很荒唐吧？”

“很好啊，有什么不好？你有情有义，跟你放心。”

芸芸就是这样的女人，简简单单，一切事情在她心里都是简单的。

她使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殡仪馆那块镌刻着“祭奠”的花岗石站在原地。花岗石的突兀尖角依旧如同张着的眼睛注视我。我和它对视，一种怪怪的岁月苍凉的感觉。我进小卖部买了一条白毛巾，给花岗石擦拭。有香灰，有浮尘，唯独缺少我的脑浆和血污。身旁人来人往。他们不理解，无须他人理解。我一生中少有的不顾他人眼色去做我应该做的事。那年我没有想到要给芸芸、木木送一个花圈。它就是了，与我生死相契的纪念物。

范师傅是环卫工人。朋友无须多。老天爷连一个棋友也不给我留下。

4辆车都已离开，没有人招呼我上车。天刚亮，我有的是时间，在家和在这里一样在时间里沉浮消磨。花岗石干净了，显出亮色。毛巾扔到垃圾桶里。在院子里漫无目的游荡。想起一个人，那位戴透明白手套的高个子接尸人。他好心地向我示意关门，我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把范师傅放在灵车里。

中国人缺乏向善的信仰。中国人尽管丧事铺张，但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我站在殡仪馆接尸组休息厅门口。我看见他在哗哗哗洗手。他洗得认真，只有外科医生才这样洗手，双手肥皂泡沫。他看见我，没有招呼，又低头洗手。

休息厅门口挂着“非工作人员免进”的木牌。

5

我在301门口见过他。觉得他不同于一般人，一个有学问、有点固执的老人。现在他向我走来。

“请问，你是刚才来近水小区接人的那位？”

他说得谨慎、客气。他是丢失什么东西，或者打听馆长什么时间上班？

“我是。”我不能问“有事吗？”我们这行说话的禁忌。

“怎么称呼你？” 他向我伸出手。

“我姓施。” 我不能握手，“对不起。”

“我姓叶，退休教授。你们工作忙吗？”

他一定在等人，找个地方闲聊打发时间。

“不好说忙不忙，来单了就接人。你知道的，人去世不按时间没有计划。不过有季节性。”他是教授，我读师专时最牛的老师才是讲师。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和教授说话。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找你商量事。有这样的规律吗？其实，是因为孔子活到73岁，孟子活到84岁。学圣人，连什么时候死也学！”叶教授说。

叶教授随口说出的话，我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竟然不知晓。细细一想，也真是的。我忍不住对他笑了笑。行规，不应该笶。

“如果人一定会死，我等的时间长了点。如果可以选择季节，我希望死在春天。春风得意，得意一回。我这年纪，应该有点自觉了。”他自己拉过椅子坐下。他好像很少有可以谈心的人。今天怎么向我，被世俗认为不洁、晦气和不可接触的年轻人，袒露心扉？

我有点意外，有点感动。

中国人最忌讳说死。我抬过的人里很少听到写遗嘱——正视死亡。中国人会写200多种“寿”字，发明创造的才智都用在这上面了。不过贵为天子，心里清楚不过“万岁”不了，一登基便选葬身之地，建陵园唯恐来不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教授，你说话和别人不一样。”我回避，转移话题。脱下工作服挂在墙上。

“你要工作了？”

“接单会来电话。我们正常班是8点，还有一小时。”

“一小时。”他重复了一句，放心了，“请给我倒一杯水好吗？”

“对不起，忘了。没有好茶叶，我找找看。”

“一杯矿泉水就行。”

本来我是可以回家的。出早班，上午休息。我不想回去了。老教授是有意思的人。

“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没有名片，我想你也不会有。先介绍我自己，叶知秋。这个名字不好，一叶知秋。落叶，却年愈古稀还在树上挂着。这么一片黄叶子，虫子吃去一半，剩几根筋。我妻子和10岁的儿子，15年前在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中丧生，也在这里火化。我就一个人。我不交际，我不想分辨哪个人是真心、哪个人是假意。没有这个本领，也没必要。我与古人为伴。我在你这个年纪，比你还小的年纪，雄心勃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是我们学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真理，人家自己都亡党亡国了，我在大学讲什么？重新学习吧，又不合时宜。那我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等死。等死就是等着有一天你把我接到这里，所以我提前找你。可能早了点……”

“老师，你不能这么说。”我急忙说，言语唐突了，“对不起。”

“老年人坦诚，时日无多。青年人前面的路还很长。这工作是你的选择，还是身不由己？没有想好就不要说，别为难。”

他将了我一下，我躲不开了。

“我每天每次都在想，是不是应该放下担架。不过每天每次都可以找到理由。亡人家属对我发脾气也是理由。他们需要宣泄。感到一种责任，有人需要我善待。只不过轻轻抬起，轻轻放下，这么简单。但这是一个人一生的最后一段路。他走过很长的路了，最后一段路由我们抬着他。走得平稳，走得安宁。没有我们，有的事比较麻烦。”

我不能说得太多——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凝神倾听，我更不能再说下去。

我不便讲这个故事：

在师专读书时，父亲去世了。殡仪馆规定只可用它的灵车，可是开来的是小四轮。父亲是中学教师，送葬的人很多。换车来不及了，只能把他抬上小四轮。他个子高，穿着黑布鞋的双脚露在车外，脑袋也未放稳，车一开动，脚摇头晃。我守在遗体旁喊：“停车！停车！”没人理会。父亲一生严谨，学生的课本卷角他都要求抚平，作业本破了他都要替学生修补装订。我对不起父亲，让他这样走向终点。殡仪馆道歉，原因是有人为赚钱外包给一家运输公司。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个儿子的终身遗憾。

我在师专读美术专业，毕业后在村小学教美术。小学生少了，3个小学合并，教师要精简。妻子阿紫去幼儿园当老师，我的“自由职业”选择空间小。一个机会，应招来民政局，以为将来可以当公务员。没想到是来殡仪馆报到。也罢，什么工作都要有人做，这个命该是我。我没有挑三拣四的本钱。我年轻，来日方长。原来是接尸工！这一下子彻底傻了。领导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个岗位留不住人，特别缺人手。工资不能计件，但有加班费。你先干着，你有文化，3年5年说不定当组长了。”我说：“好吧。试试。”我想起父亲的遭遇，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遭遇——被外包。

一干5年。朋友很少，自知不宜交朋友，不宜参加饭局。别人尴尬我也尴尬。沉默和孤独让人早熟。我是习惯这个工作了，别人不干我干，不觉带来一股豪气。虔诚地送别亡人，也令人提气。常常想，有一天我被同行抬走，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吗？我希望他们能做什么？我就想到了扎一朵纸花献上。

现在，突然来了位老教授。我竟然和他平等地聊天！

6

找到他，是缘分。上等缘。

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原来死也是有欠的。五十就欠了，我欠得太多了。

我给小施留了电话号码。一连几天我守着电话。我没信心了，谁会给我这个无趣的老头来电话。

电话铃响起，我吓一跳。

“你马上来吗？我在阳台上等你。”

“教授，千万别这么说。你该干啥干啥。”

“没有什么可干的，活着就是等你。”

“教授，你呸一声。这样我才敢来，真的。”

我像小学生一样，听他的。

“教授，请原谅。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有点迷信。香火熏的，天天和死神约会。眼前就是白布麻衣，哭哭啼啼。不过教授你不一样。这么多的书！我见过的人家谁也没有你的书多。”

他进门就说话，快言快语，又突然发觉说错话了。见过的是死了人的家呀。

我说：“你坐。”

对我这套大而无当的房间，他有点兴奋。他径直走到一大排书柜前。一个人在哪些书前停留，是了解他的知识结构、兴趣，以至品行的参照。他在小学教过美术，我书柜里的画册太少。他的表情有几分好奇，可只是匆匆浏览，不动手翻阅。

“老师，我活到你这样的岁数也读不完这么多书。”他坐下，叹口气。

“有些书，多半的书，是用来检索的，用着时记住去找哪本书。”

“对，这是做学问。老师，我跟你慢慢学，我的基础太差，中专。不过，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我急忙表态：“你说。”

“老师，你餐厅里最好不要挂那张画。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他的眼睛敏锐，就像他在楼梯上注意到我一样。他并没有进餐厅；我也不需要餐厅，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而已。他只是从餐厅门口经过，那张画没有正对门，但可以看见。挪威画家蒙克的一幅印刷品《尖叫》，一次去韩国开学术交流会买的。芸芸也不让挂这张画，她说太恐怖了。她去世后，我挂上这张画，而且越看越入迷。

“为什么？”

“我说自己。我们整天和死尸、哀乐打交道，整天板着脸孔，不笑。这是外表，人的内心需要温暖，热烈，生机。不是逃避，也不是虚伪。我真心希望失去亲人的人，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内心。蒙克是我尊敬的画家，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尖叫》是世界名画。死亡是他永恒的主题。他也被自己的画作撕裂了精神和人生。这张画不是我，我想也不是老师您应该天天面对的。对不起，我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对他刮目相看了。我未置可否。我站起来，踱步到餐厅。似乎印证。画里人苍白消瘦的脸扭曲着，双手捂耳，眼眶爆裂，面对死亡发出无助的呐喊。天空血色，河流黑色。漩涡般的风景。

我把小施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我失去社交的能力，疏忽了，几乎忘了他。从餐厅回到客厅，沙发上留了纸条：

老师，来电话让我立即去单位。不打扰。谢谢老师的教诲。

学生 施英

没有写“再联系”“再见”“后会有期”“我何时再来”这些常用语，他这工作真困窘人。然而，我等着他，又开始漫长的等待。

一个月后，足足有一个月。他来，抱着一个大镜框。一幅工笔粉彩画。

他开门见山：“老师，这是我临摹美国当代画家的一幅作品，戴维斯的《蓝三角》。是抽象又像是具象，是西方艺术又像是东方艺术。他的画色彩明丽，树木花卉欣欣向荣。不知道老师喜欢不喜欢。”

我第一次听见这个画家的名字。我下过功夫研究和思考现代艺术，并不成功，我还是看不懂。这幅画我感觉到了：春天。春天的气息，春天的和风，春天的安详和搏动。

“谢谢，我很喜欢。”我由衷地说，“请你把这张画挂起来，就挂在《尖叫》的位置上。或者挂在客厅。”

“客厅里放花，鲜花，或者盆栽，下次我带过来。我的水平够不上客厅级别。我的水平只够替换餐厅的《尖叫》印刷品。将来，等我自己也觉得拿出手了，你给我在客厅留一块地方。答应吗？”

“答应。”

“说定了？一言为定。”

他笑起来。他笑得露出白牙，好看。我也笑了，我缺两颗门牙。

我忽然发觉，我很自私。我是想死后有一个花圈，挽联上写上芸芸和木木的名字。我只想不要像电视里报道的那个英国老太太，死去40年依旧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希望有一个捧骨灰盒的人，把芸芸、木木和我的三个盒子放在一起。

还有别的想法吗？应该是有的。我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有我最需要的东西。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活。现在，就是他。你是什么人，你会遇见什么人。

我留他吃饭，他没有拒绝。叫外卖很方便。在吃饭的时候，我想到两点：一是要买很多画册，给钱让小施自己挑选；二是修改遗嘱，收回在朱萍那里的遗嘱。还来得及。

7

第一天他找我，那天夜半我突然惊醒——他要自杀！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感觉他时时刻刻都可能自杀。这么一位德高望重，有教养有学问的人要自杀！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

当今自杀太容易，有一本书《自杀的36种方法》。用不着36种，一个人有一种就够了，而且不用翻书，书呆子才会看着书去自杀。我回忆接过的自杀的尸体，几十具了。有的人很平静地结束生命，有的人告别得惨烈。跳楼最惨不忍睹，但也最浪漫，最勇敢，文化人最爱。眼睛一闭，往前一步，几秒钟，来不及后悔，一切都结束了。残肢断臂、血肉模糊已与他无关。最后要享受一生未曾有过的飞翔。

我推醒阿紫。我问：“让你选择，你会选择怎样死？”

阿紫迷迷糊糊，翻过身背朝我。

我再问。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才不会死，看你活得有滋有味。”她转过身，贴着我，问：“你做梦了？”

“我没睡着。”

“别胡思乱想。我们都不到30岁，再过30年再想。”她又转过身，嘟哝一句：“睡。”

我最初干这个工作，回家又洗手又洗头。抬过一具淹死多日的女尸，吃不下饭，一见烧鹅、白斩鸡、肥肉，便作呕。夜里紧紧拥抱着阿紫温热柔软的身体。做爱，做爱之后也不分离。阿紫问：“怎么啦？”不过她问过就睡着了。那些日子，在我眼里满街行走的人，全是行尸走肉。会有一天，漂亮的，不上相的，胖的瘦的，笑的愁的，提着大包小包往家里赶的，都会让我们抬走。绝对真理！

叶教授这么和善，他尊重我这种最受白眼的人。尊重人的人应该活得更长。

他竟然留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实际上，我也是接尸人，我是把化过妆的时间尸体抬来抬去。”

说得真好。

我有了胆子，提出要带阿紫来他家玩。他点头：“欢迎。”

我一直瞒着阿紫。她的工作与我是完全相悖的颜色。幼儿，绿芽一般，我的对象是苍白、冰冷。阿紫问我，头发上怎么有一股气味？女人嗅觉灵敏。她说民政局收发室怎么会有股烟火气？我说，你衣服上还有股奶酸味呢。强词夺理，蒙混过关了。

夫妻间不会有永远的秘密。我的秘密保守了5年，千方百计。受尽欺瞒的折磨。

在小学教美术，对艺术失去了热情。画画不比吃饭，一再重复便兴味索然，何况只画几片叶子的树、一窗一门的房子。她很高兴我在民政局上班，又有当年艺术创作的冲动了。心灵向往暖色。我在家画天空大海，画树林花草，画孩子做游戏，画小狗小猫，而且色彩越来越鲜艳。她最满意我对小女儿的依恋，我一回家就抱她，阿紫对我的评价：“耐心的老爸。”她没有我耐心。但我日益少言寡语。

叶教授给了我信心和勇气。阿紫敬仰有学问的人。一提到认识教授，她两眼发光。

“我带你去叶教授家。”

“别哄我。会让我们进门吗？”她兴奋地从厨房跑出来。

“他很支持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收收发发，支持什么呀！”

“收收发发......的确是收收发发。你知道收什么发什么吗？”

“那是你的事。”她不关心是合理的，不就是报纸、信件、公文。那么，我也没有欺骗她，不过是“误会”。

男人不喜欢女人刨根问底。阿紫是个不唠叨的妻子。大大咧咧，这很可爱。

“人家说，拜访有学问的人都要预约。什么时候去？你可别哄我高兴！”她说完了，自己也相信了，笑起来，用手比画着：“大学教授，幼儿园老师，相差这么大！”随即，她又起疑：“他怎么会和你认识？”

“我的工作……”

她回厨房炒她的土豆丝了。一会儿想起，问：“你的工作？”

“我的收收发发和你想的不一样。叶教授就喜欢我的工作。”我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阿紫自个儿笑。她有理由发笑。然后，问：“我去穿什么衣服？”

“我们现在就去。”

这天是星期日，我轮休。

我们登门，抱一束花。叶教授正端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摆着棋盘。他对着一盘棋的残局发呆。

门半开着，我轻轻地敲两下便进来了。阿紫怯怯地跟在我身后。他未注意不速之客，没有抬头。我有点窘。我应该先来电话的，太随便了。

“叶教授，我的妻子，她叫阿紫……”

“啊，啊。”叶教授站起来，歉意地搓着手，“没听见，对不起。请坐。”

我放心了。

“老师喜欢下棋？以后我陪你下。”

“刚才8楼范师傅，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那位，他儿子刚才送棋盘下来，问是不是我的。当然是我的，我从苏州定制的。他们把棋子完全弄乱了！没有下完的棋，我重新摆。年纪大了，要慢慢想，一定可以复盘。我和范师傅……对啦，你认识，他们父子你都见过。范师傅还是我们的介绍人呢。”

尽管我深谋远虑了5年，尽管我带她来是为了说出我接尸人的身份，但是老师马上提起，我还是发怵。

阿紫毕恭毕敬地站在叶教授身旁。大概她从来没有和大学者这般近距离接触。她没有在意范师傅是谁。我想顺水推舟，却又在嘴边搁浅。

“阿紫，那是我画的。”我带她看《蓝三角》，躲开急流险滩。

“早知道了。你还好意思拿出来送给教授？”

“我很喜欢。你先生有才华。”

“真的？”她已经相信了。

“我这人说了大半辈子假话。这个年纪了，行将成灰，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老师，他真的爱画画，一回家我拿勺子，他拿画笔。我支持他。他是业余爱好，特别需要人指导。单位收发室的工作，太单调了。”

叶教授突然明白了，一生的历练让他顿悟。他不看我，但他的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面临人情世故的考验。

“你先生很勇敢，有善心又有责任心才叫勇敢。他的收发工作，不同凡俗。他不平凡。人最后都要被接走，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被接走。一个人的终极尊严是由他完成的，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他没有我的同意就全说了——谢谢。

阿紫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有点张皇失措。这半个小时发生的事太快太多了，天翻地覆。霎时间她明白5年来的种种怪异，我衣服上的消毒气味，头发上的烟火气，经常一个电话立即离家，起早贪黑加班。她早应该存疑的，她早应该发问。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问，声音很轻。

“因为我自己没有彻底想明白。遇到叶教授，我才明白。我才能完整地对你说出，不需要辩解。”

“阿紫，我遇到小施，也才明白。我们两人，叫代际关怀吧？你善解人意。不是小施让我说的，我觉得你会像他一样勇敢。”他说得严肃，有说服力，很堂皇了。本来如此。在课堂上他一定是个好老师。他不老。“来，坐下，我们下棋。我一人对你们小两口，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我一个人就够了，连赢他两盘。他输得直吸气。阿紫给我使眼色，我不理她。我知道他的性格，我让棋，他不会留我们吃饭。

他舍不得我们走。我们不舍得离开这位老人。阿紫比在家勤快多了，打扫整理他的三室两厅，效果立现。他说窗帘经常一个月也忘了拉开。她也支使叶教授当帮手，提水、拿凳、抹桌，教授其实手脚灵活。我看着阿紫，用叶教授的眼睛看她：她今晚特别漂亮。

我们都有点喘息，出汗。坐下来。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吸烟。3个人3杯白开水。晚饭也就是外卖的三碗三鲜面。

我说：“老师，文人雅士都爱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张大千‘摩耶精舍，我们瑞安的历史文化名人陈傅良‘止斋，你也取一个吧！”

老人说：“想过的。正巧，心有灵犀吧，和你说的两位我各取一字，止舍。终点的意思。”

我说：“老师，不好，太悲观了。”

“我没写下来。不想冒犯这个‘止字。佛教里的止便是禅定，译自梵文。止观，禅定和智慧，境界太高了，承受不起。”

老师就这么推心置腹地边吃边说。他是个有故事的人。阿紫对他的崇拜，让我谈兴大发。她觉得我像是换了一个人，没想到我这么健谈。我劝老师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为历史留下声音。年轻人像我和阿紫都应该知道，他也不枉经历一生风雨。

他闭目。手指不安地在膝盖上点动。

我受到无声的鼓励。我把知道的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贝多芬晚年耳聋写出第九交响乐，莫奈近乎失明画出传世名作......

第二天，天未亮，他来电话。

“对不起，这么早吵醒你。我们认识就在黎明前，对吧？我一夜未睡。你昨天的话，让我想起陈与义的诗：‘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我醒了，你叫醒我。现在你要陪我。”

他说话有点儿孩子气的调皮。

“当然。”

“小才子，你知道克尔凯郭尔吗？”昨天他就开玩笑喊我小才子。我太乐意接受了。

“克尔凯郭尔？第一次听说。”

“他是丹麦哲学家，诗人。存在主义的先行者。19世纪的，难怪你未听说过。他有句诗我读给你听：‘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死了。你才刚刚诞生。听懂了吗？”

手机按下免提，阿紫也在听。她昨夜睡得安稳。

他说，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他要开始写作了。他说，他要夜以继日。他说，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块小碎片。

第8天。我每天都想着给他打电话，又怕打扰他写作。一早上班，无事。昨天我休息，随手翻看昨天接尸登记本。一行字赫然在目：近水小区2单元301。叶知秋，心肌梗死。

作者简介

戈悟觉，男，1937年生于温州。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建设，在《宁夏日报》和宁夏文联工作35年。获宁夏党委、政府突出贡献奖。1956年开始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小说界》等文学奖和影视剧本奖。有英法日俄等译本。现居温州。一级作家，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