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柳青：他绝不是只有土

乔叶

“一直以为柳青很土，这趟吴堡之行让我知道，他固然是很土的，但他绝不是只有土。”

“5月初，我去了一趟陕北榆林的吴堡。这是柳青的故乡。一路上听了许多柳青的故事，百感交集……

一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

想到柳青，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经的中学课文《梁生宝买稻种》。多年之后，在《创业史》里读到这些乡味浓郁的细节，依然喜欢。相比而言，主旋律意识很明确的下一段文字似乎就有些突兀：“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

但是，莫名其妙的，又觉得很和谐。为什么呢？细细品来，便明白了：这两段文字的底色一致，都是一种质朴淳厚的热爱。无论是对于村邻至亲，还是对于政治身份。一直以为柳青很土，这趟吴堡之行让我知道，他固然是很土的，但他绝不是只有土。《百年柳青——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文集》的前10页是柳青先生的影像小辑。其中一张是少年柳青。后来，绥师因“赤色”浓烈被封。半年后，他又去上榆林六中。榆中的课程里有英文。他很快便能读英文原著，成了英文学习会主席。许多英文名著，他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后提起来还记忆犹新。

1937年，他21岁，已经担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同年开始学习俄文。1945年，他在米脂县吕家崄工作的时候，听说绥德县一个人有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去借书，头天清晨出发，第二天天亮赶回，走了一百六十里。所以贾平凹说：“柳青骨子里是很现代的，他会外语，他阅读量大，他身在农村，国家的事、文坛的事都清清楚楚。从《创业史》看，其结构、叙述方式、语言，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

他中年的那张照片应该是他流通最广的标志性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对襟褂子，戴着圆圆的眼镜，很像一个乡绅——就我个人的审美，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村会计。还有一张照片，看不清他穿的什么衣服，仍然是圆圆的眼镜，头上多了一顶黑毡帽，这使得他有一种接近乡村老人的慈祥。这时候的他，已经在长安县的皇甫村住了多年。

二

《柳青纪念文集》厚厚两卷，第一篇是陈忠实先生的文章《重读创业史》。这是他在《创业史》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陈忠实回忆说：“1982年的春天，我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驻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都到一点左右了，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上世纪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生活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如何……”

我忽然有点儿好奇：这个问题，柳青先生想过吗？按照柳青的计划，《创业史》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但现实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的预想来行进。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还是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发展农业合作化，当时对苏联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深有研究的柳青欣慰地感慨说：“这是接受苏联合作化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

据刘可风回忆，他极其关心政治，经常从自己的角度非常深入地思考分析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甚至睡梦中都萦绕着政治问题。《柳青传》里有一个细节：“他正在病床上熟睡，突然醒了，一骨碌坐起来，明眸中射出一道犀利的光说：‘我正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和别人辩论呢，话还没说完怎么就醒来了？”

两年后的1955年7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这个速度是“小脚女人走路”。从此，形势突变，高级社的成立大潮强劲席卷。柳青的写作计划也不断进行着调整。1958年至1959年，柳青写出了小说《狠透铁》。书出版的时候，他在书名下方题写了副标题：“1957年纪事。”他对关系亲近的人说：“这篇小说是我对高级社一哄而起的控诉。”应该也就是在那时，他调整了《创业史》后续写作计划。晚年时候，有一次他和刘可风聊到《创业史》第四部的创作计划，他说：“（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得明显些……我说出来的话就是真话，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

“这些年，包括一些运动，来了就是一股风。不让人分析，不管什么事都要‘一边倒，所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断地‘翻饼子，下一个时代恐怕也会表现出来，我的《创业史》肯定会被否定。”能够如此推断自己的作品在未来的命运，这种理性近乎残酷。与此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创作抱着低调而又顽强的信念。他曾和朋友李旭东谈心，李旭东说：“我想，你所有作品的倾向很可能会被后人误解。”他淡定地说：“不要紧，我四部写完，人们就会知道我的全部看法了。”

1978年6月13日，他在北京病逝。他没有写完。

在影像小辑里，不期然间，我看到了李凖。那张照片一看就是摆拍的，是1960年夏天在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从左到右是：李凖、王汶石、柳青、杜鹏程。四个前辈里，同为河南人，我最熟悉的就是李凖，虽然我无缘见过他。想起他，我就想起绍兴咸亨酒店里他的墨宝：“店小名气大，老酒醉人多。”还想起李凖传记《风中之树》的作者、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讲述的一则轶事：1982年，李凖跟随中国作协的作家代表团到国外访问，他和团长一个房间。一天，他正在卫生间洗澡，忽然听到团长喊他，连忙就从澡盆里跳了出来，慌乱间脚下湿滑就摔了一跤。他对孙荪感叹说：“团长又算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叫他等一等呢？我感到自己卑怯，我干吗慌成那样？”

1953年，李凖发表了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举成名。之后又有《老兵新传》《小康人家》《李双双小传》《龙马精神》等，这些小说紧跟时代，紧跟政治，紧跟中心运动，如鲜花着锦。孙荪如此评价李凖的上世纪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创作：“如果说时代潮流是风，他则是随风摇曳的树。有句古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这棵树是宁愿随风而动的……是毫无置疑地拥护并实践文学从属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甚至政策，自觉紧跟时代潮流，随波逐流，进而推波助澜的。”

记得中学时候写作文，总有一项老师规定必须训练的基本功，那就是摘抄名人名言，我们班的同学一定都会抄这一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破折号后的名字，是柳青，他还有许多更经典的语录，比如：“不要把我们的一切都说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是在找寻正确的路。”

比如：“作家和作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往往不是文字技巧，而是在生活和思想上，同时也有意志的竞赛。”

还有：“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这最简短的一句话里，我又看到了树，风中之树。对树而言，所有的风都会过去。但是，树扎根的土壤，永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