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不需要低端劳动力吗？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大城市不需要低端劳动力吗？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更大的城市，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人们常常凭简单的直觉认为，城市的产业升级，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在这种误区指引之下，会认为需要动用政策手段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城市，而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积分落户政策上对低技能劳动力设置更高的门槛。

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同时有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上海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的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比如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的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相比之下，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城市未能像美国的大城市那样发挥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数据显示，大城市明显比中小城市吸纳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但是，初中以下劳动者所占比例却比中小城市更低。研究证实，中国的大城市并不是不需要低技能劳动力，而只是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落户政策，一个城市的落户难度越高，这个城市的低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越低。

这会产生一系列损害城市发展的后果。

首先，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受损。当一个企业雇佣不到充足的低技能劳动力去做勤杂工的时候，就只能雇佣相对高技能的劳动力来补充，说得通俗些，有一部分大学生可能会去做原本由高中生或初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如果高技能劳动者集聚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而后者的供给却受到限制，供小于求的结果就是其价格（工资）快速上涨，高的服务价格会导致企业相应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雇用，或者消费者减少生活性服务的消费。比如说，在公司里，有些可以由后勤处理的事，白领们就自己去做了；在生活中，本来可以到外面吃饭的，就减少外出消费，在家自己做饭了。结果是，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下降了。

如果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于本地，还将极大地制约其消费。据我们的估计，与一个拥有城镇户籍的人相比，移民的人均消费要低16%到20%。

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正确认识高低技能者之间的互补性这一“城市发展规律”，在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之下，城市内部的技能互补性和消费外部性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结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和结构被扭曲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都受到了负面影响，即使对于城镇户籍人口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