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任保平+张蓓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中图分类号〕F0612；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57-08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核心；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核心，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参考文献〕

〔1〕任保平，钞小静，魏婕，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名〔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9-24.

〔2〕任保平，魏婕.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J〕.社会科学研究，2012（3）：6-10.

〔3〕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11（4）：26-40.

〔4〕肖明月，杨君.要素质量、要素配置效率、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浙江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浙江金融，2015（1）：70-75.

〔5〕吴福象，朱蕾.技术进步、结构转换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全国、广东和江苏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1）：18-28.

〔6〕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7〕郝颖，辛清泉，刘星.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J〕.经济研究，2014（3）：101-114.

〔8〕李志平.中部社会崛起的测算及其对湖北的启示〔J〕.统计与决策，2015（16）：64-67.

〔9〕李鹤，张平宇.矿业城市经济脆弱性演变过程及应对时机选择研究——以东三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4（1）：82-88.

〔10〕何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4）：49-56.

〔11〕何强.要素禀赋、内在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统计研究，2014（1）：70-77.

〔12〕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5（5）：18-27.

〔13〕田国强，陈旭东.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71-81.

〔14〕任保平，张文亮.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纵横，2013（2）：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