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地图学思想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兰克·莫莱蒂以地图为工具和致思的路径，探讨文类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小说中的地理要素如何影响到小说的生成和指向。他主要为小说文体绘制了地图。他的文学地图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建构，也有具体的绘制实践和阐释。这跟我们通常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思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莫莱蒂的理论和尝试，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给予了讨论和回应。总体而言，他们对莫莱蒂进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眼光和勇气是非常赞赏的。莫莱蒂的思考对于我们反思国内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状况是个较好的参照。

〔关键词〕弗兰克·莫莱蒂；文学地理学；文学地图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17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文学地图学的反思与建构”（SKQY201628）

〔作者简介〕高树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四川成都610064。

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在21世纪逐渐变成一个学术事实，这自然是渊源有自。后现代主义试图打破资产阶级的钟表时间和笛卡尔式的广延空间，而时间的空间化则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文学研究中，学者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维度思考空间问题。文学地理学也成为了一个时髦的术语，不过，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选择了地图作为切入的工具和致思的路径。地图也是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了文类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小说中的地理要素如何影响到小说的生成和指向。

一、莫莱蒂选择地图作为文学研究工具的由来

根据莫莱蒂的自述，他之所以将地图作为文学研究的工具，实际上受到很多人的启发和影响。首先，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一句话“我们没有艺术地图集”触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决定制作文学地图集来弥补这一项空白。他的这个想法诞生于1991年夏天。他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似乎一片崭新的疆土正等待着他去开垦。然而，在进一步的文献搜索中，莫莱蒂很快就发现，这方面早已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如巴塞洛缪（J.G.Bartholomew）《欧洲文学和历史地图集》（1910）和《法国文学指南》（1964）、卡洛·迪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意大利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1970）、迈克尔·哈德威克（Michael Hardwick）《大不列颠群岛文学地图集和地名一览表》（1973）、大卫·戴启思（David Daiches）《大不列颠群岛的文学景观：叙述地图集》（1979）、施洛塞尔（Horst Dieter Schlosser）编《德国文学地图集》（1983）、奎恩撒特和凯尔魁奇里尼（Gilles Quinsat， Bernard Cerquiglini）合编《宏伟的文学地图集》（1990）、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编《文学地图集》（1996）等等。从这些标题来看，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有了自己的文学地图集。令人惊奇的是，基本上所有的著作都忽视了彼此的存在，更别说相互借鉴。换句话说，它们的性质仍然属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而莫莱蒂倡导和坚持的是国际性视野，追随的是世界文学的潮流，所以他的文学地图集所涵盖的文学作品就比那些前辈广阔得多：德国+英国+法国的模式取代了德国、英国、法国的模式。另一个方面，前述著作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地图在其中是边缘的、次要的、装饰性的：地图要么被当作附录置于文末，要么居于文中某个无关紧要的位置。〔1〕总之，地图对作者的行文或对整个“阐释过程不产生任何干预”，即地图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不借助它同样能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就地图本身的数量而言，那些著作中的地图与莫莱蒂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莫莱蒂《欧洲小说地图集》的正文共计186页，地图却有80多幅，比例差不多是2：1；莫莱蒂《图表、地图、树型》的“地图”一章，共计30页，地图有15幅，比例也是2：1。由此可见，地图在莫莱蒂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它不再只是插图。

不仅如此，莫莱蒂在行文中还反复呼吁读者一定要注意阅读地图、结合地图进行思考。除此而外，一些著名的学者虽然探讨了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如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chronotope）、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遗憾的是里面没有一幅地图）。地图，一个文学学者不擅长的领域；空间，又是他们必须锚定的维度。在制图学方面，博宁（Serge Bonin）《法国革命地图集》给予莫莱蒂极大的帮助。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开篇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域分布，使得莫莱蒂突然看到地理学能怎样解释文化史。克里斯·罗斯论兰波的《社会空间的产生》，反思地理学和文学想象之间的关系成为莫莱蒂研究文学中的空间的一个前提。布尔迪厄对福楼拜《情感教育》中权力场的分析（具体见《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为莫莱蒂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文学地图学参照。最后，杰姆逊的“认知图绘”在空间中审视文化、格雷马斯矩阵把叙事转化为种种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等都是莫莱蒂写作的催化剂。〔2〕这就是莫莱蒂选择地图的来龙去脉：材料驳杂却又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思想资源，莫莱蒂只是言简意赅地提及，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论述，使得我们无法一窥其究竟。如果莫莱蒂能更加细致地阐述它们如何影响了他对文学地图学的建构，或许对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文学地图学会更有裨益。毕竟，列举材料是一回事，对材料进行整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也不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

二、莫莱蒂选择地图作为小说批评工具的更深层原因

毋庸置疑，莫莱蒂选择地图作为小说批评的工具，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地图引起我的兴趣并非因为它几乎能像一本小说一样被阅读，而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3〕在趣味性、丰富性、涵纳性等方面小说和地图可谓异曲同工。事实却是对两者的阅读需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小说往往把一个个简单的事件敷衍成错综复杂的鸿篇巨制，要把握其核心形象、意义必须抽象、概括、压缩；一幅好的地图简单明了，却需要我们发散思维去想象、扩展、重组故事情节、叙述时空。莫莱蒂现在要用后者去阅读前者：把文字序列图像化，把时间性的叙述空间化，并申言后者将会改变我们阅读前者的方式——简单地讲，地图至少突破了文字描述的间接性，把文学形象直接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远非莫莱蒂的最终旨归。多么奇妙的搭配！确然，我们的文学研究从来不缺地理或曰空间维度，但我们缺少以真正的地图为参照的文学地理学。故而，莫莱蒂在此方向上所做出的一切尝试首先是值得我们给予肯定的。不过，他坦言自己只是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对他而言，具体结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目前，方法就是一切。那么，地图究竟能为我们增加什么样的文学知识？《欧洲小说地图集》的“序言”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地理环境不是一个惰性的容器，也不是文化史在其中发生的盒子，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渗透在文学领域并形成它的深度。地图能让文学和地理的联系更明显，并且让我们看到一些到目前为止从我们眼前溜掉的重要关系。地图不是比喻，也不是话语的装饰，而是分析的工具：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剖析文本，揭开那些依然隐藏的关系。制图学家说，好的地图胜过千言万语，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它生产千言万语。它提出问题、思想。它提出新问题，并迫使你去寻找新的答案。〔4〕

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阐释。

（1）不论对地理决定论者有多少批判，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塑形能力是不容置疑的。疑问是，莫莱蒂为什么特地强调地理是文学的积极力量？其实，在西方，赫尔德、丹纳、斯达尔夫人都曾谈到山川、河流、交通运输、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纵观中国的文学史，“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纵论各国风诗开始到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讨论地域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已经成为古往今来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5〕应该说，这些观点已经形成了文学批评的无形前提。但要注意的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地理通过塑造作家的性情而左右文学作品的内在品格。即是说，地理对文学的作用是间接的。莫莱蒂则改换角度，专注小说的传播、流通，论证地理空间对小说之世界格局的形成的直接影响。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区分莫莱蒂理论的特异性。另一方面，莫莱蒂也看重小说对虚拟空间的构造。可能世界当然不能和实在世界划等号，但可能世界未必不会改变物理实在世界。这涉及到文学的功能问题，此处暂不引申讨论。

（2）制图学家认为，地图之于地理学就像数学之于其他科学。〔6〕许多人也非常赞同地理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应用地图。法国地理学家亨利·博利格（Henri Baulig）曾说：“地图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不仅是为了表达的工具，而且是为了研究的工具。”〔7〕它超越了仅仅把地图作为“从事分析和管理的手段”的漠然态度。博利格的看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后来发展成这样的共识：“地图比推理论证更能揭示空间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局限性。地图通过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推翻过于大胆的假设。”〔8〕一般而言，把实在界的三维空间变成地图中的二维空间同样需要过滤掉很多东西，只不过相比以概念为基本架构的推理论证来而言，地图倒显得直观、形象。而且推理论证以种种假设为前提容易被证伪，而在现代高科技的帮助下地图变得更具拟真性、可信性。从此见出，地图的优势相当突出，但它又未必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卫星云图、地形图、地貌图等实景图基本上不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讨论的范围。

从根本上来说，文学研究者最终还是会离开变化相对缓慢的自然地理环境，去追寻更为广阔的、复杂的人文地理、社会空间。利用地图发现小说的内部空间本身的关系、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关系，正是莫莱蒂引用皮尔斯《〈为实用主义辩护〉序言》中讨论通过图表理解思想过程的可行性一段所要表达和论证的内容。这些关系可能很隐蔽，地图能超越推理，将它们一一挖掘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地图“不再是简单地标明地理方位及作插图之用”〔9〕，不再是话语的附属品，而是与话语平起平坐，有时甚至只有借助地图，话语的效用才能得到保障。作为文本分析的新工具，地图一样能将“大量未读”（Great Unread）这个词是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莫莱蒂的同事玛格丽特·科亨（Magaret Cohen）所提出的。它基本上指的是那些“非经典”的却数量巨大的文学作品，它们之中的995%是被遗忘了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大量未读文本的空间结构与经典作品的空间模式进行对比，不仅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学空间究竟如何多样化，并进一步证明文学构造空间模型的能力，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有些空间模型能成为霸权形式、有些模式则被压抑从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大量未读文本的模式也可能因此而被施魅，经典模式也可能因此而被祛魅。例如简·奥斯汀的线性轨迹也许远不如玛丽·米特福德（Mary Mitford）《我们的村庄》的圆形结构有吸引力。

（3）当你面对一幅幅地图时，你知道自己在处理空间问题。空间来自何处？它把由时间组成的语言流、叙述流空间化。如果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莫莱蒂则让这些年华的轨迹一一昭示在地图上。这里只是一个譬喻，莫莱蒂在此命题上并没有谈论过普鲁斯特。千言万语的小说最后只不过一幅幅小小的地图，但它们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足以令其地位猛增。地图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这里无法笼统地进行理论阐述，仅举一例来说明。后殖民批评的泰斗爱德华·萨义德在《简·奥斯汀与帝国》中运用“对位阅读法”分析了奥斯汀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所潜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他的两个观点引发了莫莱蒂的不同看法。一是，“无论英国某个地方多么与世隔绝，它都需要海外的支撑。”〔10〕二是，贝特伦（Bertram）爵士离开庄园去安提瓜岛是因为他需要大笔金钱来支撑自己作为种植园主的身份。关于第一点，莫莱蒂说，殖民地确实给英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亦即是说，英国经济的腾飞主要依赖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很多经济学家皆对此做出了透彻的说明。至于第二点，莫莱蒂的批判是，“贝特伦的离开不是因为他需要钱，而是因为奥斯汀需要他离开。他是如此强大的权威人物，以至于威胁着其他人，窒息了叙述的力量，让奥斯汀没有故事可讲：因为情节，他必须走。诚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这就是叙述情节的功能和动机的差异即贝特伦缺席的后果和它的前提之间的差异。”〔11〕简单地说，贝特伦的缺场源于完成叙事的需要。在场与离开构成一组空间关系。叙述就在其中展开，故事由此生长。一个是意识形态批评，另一个是地理学批评。不同的方法，相反或相异的结论，这就是地图所带来的新思想。

三、文学地图的具体制作和运用

在文学中使用地图的正当性已经得到了论证。那么，是不是只要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找出关于空间现象的词语、句子、原型，然后把它们绘制在一张张地图上，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莫莱蒂否认了这种误解。因为如果一部文学研究著作的每一页仅仅由地图和图例来填充，我们还以为在阅读地理教科书或地理学专著。地理学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验证地理环境影响的证据和材料，文学批评则借鉴地理学的方法以探讨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复杂关系，这就是两者最基本的差别。毋宁说，“把文学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之中并不是文学地理学著作的结束，而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对文学史家来讲才是最具挑战性的。考察什么样的文学问题决定了所制地图应包含的要素和地图最终的形状。反过来，文学史家又不得不首先面对和解决地图所带来的困扰，再论文学本身的问题。如果文学地图制作者和文学地图阅读者是同一人，这种阐释学循环将强烈地困扰他。不论如何，地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取文学知识的手段。莫莱蒂的文学地图学有自己特定的目的，他说：“小说形式和它的内部关系问题是我的地图试图解决的。一个答案、一个图像——此模型让我以一种新鲜、有趣的方式去看待一本书或一种文体。它的明晰性与它所赖以为基础的数据的简单性和丰富性成正比。”〔12〕从小说整体到小说的形式，莫莱蒂的问题域越来越具体。在意识形态批判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自己的学术系谱。从卢卡奇开始，中经阿多诺，再到杰姆逊，形式问题愈加引起重视。所以，莫莱蒂的形式思考之路并不孤寂。其中，卢卡奇的命题“文学中真正的形式是社会”一直萦绕着莫莱蒂。以地图为支架来思考文学形式必然会刺激文学批评惯例并引起严重“围观”。悬而未决的疑问是，地图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如何？莫莱蒂给出了两个基本点：首先，地图“突出了文学形式的空间边界（place-bound）性质：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独特的几何形状、边界、空间禁忌和最喜爱的路线。其次，地图揭开了叙述的内在逻辑：一个由情节组合在一起并自我组织的符号域。文学形式是两种同样重要的力量相互冲突的结果：一种来自外部，一种来自内部。文学史惯常的、本质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修辞及它们的关系”。〔13〕按前所揭，地图把叙述时间流压缩为空间关系：过去、现在、未来的纵向不可逆结构变成同一平面的共时存在。此时，你可以花上几分钟看看那些模型，试着去理解它是如何产生一个故事、一个情节，地理如何形成了欧洲小说的叙事结构。空间、社会、形式、它们的关系，这就是莫莱蒂的文学地理学所涵括的内容和力图回答的问题。

如何制作文学地图？此处我们不拟从技术操作层面来谈论文学地图的绘制，而把重点放在绘制对象上。实际上，莫莱蒂在其著作中未曾涉及到“如何制作”的问题，相反，他给我们展示的是现成的结果。《欧洲小说地图集》告诉我们，可以先“选择文本的特征（此处是起点和终点），找到相关数据，把它们放到纸上，然后观看地图。”〔14〕这里的“起点和终点”具体是指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等小说中故事开始和结束的地点，它们形成了奥斯汀特有的故事结构。奥斯汀的人物就在那些起点和终点间移动，或者说起点和终点构成了人物活动的地理背景。

然而，选择什么样特征的文本？莫莱蒂并没有从理论上做出规定，但要是臆测应该只是与地理空间有关又会被他所绘制的地图所推翻，例如下图1中的很多要素都跟地理名词无关。该图是米特福德《我们的村庄》所形成的故事结构。与奥斯汀六部小说中的起点、终点的线性轨迹不同，米特福德《我们的村庄》第一卷的24个故事形成一个同心圆模型。第一个圆非常靠近“村庄”，主要集中于人物关系：艾伦、汉娜、玛丽表妹；第二个圆离圆心两倍的距离，但所包含的要素更多、更复杂，既强调自然风景，如霜冻、融雪、紫罗兰、报春花、坚果，又注重乡村板球比赛、五朔节等集体活动。但是，这些要素为何能如此汇集在一起，莫莱蒂没有给出必要的说明：既包括为何如此构图，也包括要素选择的依据。这导致我们在阅读这个圆形结构的时候，存在着诸多的障碍。

地图1玛丽·米特福德《我们的村庄》第1卷（1924年）

在2005年出版的《图表、地图、树型：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一书中，莫莱蒂进一步将选择对象明确化：“你选择一个单位——如散步、诉讼、奢侈品等等，发现它的事件，接着把它们放在空间里。换句话说，你将文本简化为几个要素，把它们从叙述流中抽象出来，建构一个像地图一样新的、人造的客体。如果有些小幸运，这些地图将大于部分之和：它们将拥有在较低层面不能看见的新兴特质。”〔15〕由此来看，莫莱蒂的文学地图学是典型的文学内部研究。他始终把目光锚定在文本本身，并由此出发去发现空间对形塑事件和故事的力量。很显然，莫莱蒂的文学地图学思想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或者说，结构主义所使用的术语和方法成为莫莱蒂建构文学地图学的潜在前提。纵观西方文论史，不得不说，莫莱蒂算是20世纪文论领域的“保守主义者”，他并没有追随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思潮。那么，是不是他对结构主义缺乏反思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莫莱蒂并不认为二元结构是唯一的。对他来说，结构是复杂的、多元的。虽然他从小说中分析出了多种结构模式，然而他依然坚持认为，小说如何识别城市（空间）的复杂性终究是个未解的难题。〔16〕

以上就是莫莱蒂的文学地图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他主要为小说文体绘制了地图。这跟我们通常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思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意义”是莫莱蒂的地图的核心点。意义和故事在空间之中生成。不仅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不同种类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人们讲述他们周围的世界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将反映那个世界的重要结构。对于莫莱蒂的理论和尝试，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给予了讨论和回应。他们对《图表、地图、树型：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一书的评论被辑录成文集《阅读图表、地图、树型：对弗兰克·莫莱蒂的批判性回应》。其中，威廉·班宗（William Benzon）以“图像地图”（iconic maps）一词来指称莫莱蒂的文学地图。他指出，莫莱蒂所画的地图有可能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世界的地理，但作者自己未必知道。不论文本有多么的可视化，思维的机制都是隐藏的。莫莱蒂的地图在某种程度上告诉了我们思想是怎样发现世界的。然而，世界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思想后又怎样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依然无法可视化。〔17〕总体而言，他们对莫莱蒂进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眼光和勇气是非常赞赏的。莫莱蒂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文学发展的规律。他的文学地图学思想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建构是很有意义的。

结语

以莫莱蒂的理论和实践为参照，我们来反观一下国内学界近年来的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学界，杨义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呼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而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仅有杨义特别强调“地图”的意义，在其著作中也出现了“图”。例如，曾大兴、夏汉宁主编的《文学地理学》一书收入文章31篇，但没有一篇涉及到地图。〔18〕杨义充分认识到了地图的国家的、民族的、战略的意义。不过，他坦言“借用‘地图这个词语（是用）来概括和形容新的研究角度，多维地考察文学在我们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19〕因此，杨义基本是在莫莱蒂所说的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地图一词的。他的文章里面只有对文学空间的描述性文字，根本没有一幅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地图。他所谓的“图志学”关注的是与文学有关的图画——“以图来讲文学史，把图看成是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来构成的一种没有文字的特殊的语言。”〔20〕即使是梅新林201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文《论文学地图》也并未放弃这个维度。梅新林主要借鉴了莫莱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提出的文学地图学观点（遗憾的是，该文未提到《图表、地图、树型：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一书），从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文学地图的相关问题，但不得不说他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态度。他说：“文学地图兼有‘实体性与‘借喻性两种取向和类。”〔21〕所谓的实体性地图大致相当于莫莱蒂的严格意义的地图。由此可见，中西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存在着较大差异。贸然断定哪一种倾向必然会成为未来的文学地图学的主流，是不恰当的。不过，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的确会给比喻性地使用地图造成重大的冲击。在共性上，他们都把文学的空间问题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这是受人文科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潮流所触动的。更广泛地挖掘既有的文学地图资源，对开拓文学的疆域和深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换个角度来看，或许文学地图学的可视化特性也适应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只不过，这个地图非经过专业的训练不能读懂。

与之相反的意见是，“真正的地图”是文学地理学或者空间理论的必备要素么？如果缺乏这一要素会遗漏文学的什么东西？我们并非坚持这样一种取向：西方有的模式，中国一定要有。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他山之石”，试试能不能发现以前的研究方法所遮蔽掉的东西。如前所述，莫莱蒂的文学地图确实已经给我们做了较好的示范。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构建出一种更广范围的跨学科文学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生产空间和空间生产文学这两个命题——这是套用莫莱蒂的两个命题：“形式生产空间”和“空间生产形式”。对于书写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研究来说，文学地图的价值也值得肯定。

诚如莫莱蒂所说，他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可以说，他正在做一场实验。所以，很多问题尚待讨论，例如文学地图学与文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文学地图制作的路径、解读文学地图的方式、文学地图学如何与既有文学阐释模式勾连、文学地图与真实地图的关系、文学地图学的内部结构和基本质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制作地图技术性较强，这对习惯于文字描述的文学研究者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它涉及到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参照系的选择、模型的建构以及地图的绘制等步骤。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对应于定量研究的方法。这样一种文学阐释方法确实增加的是我们的文学知识。如此一来，文学阅读再次变成了专业性表演的场域。而那些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作品是否能禁得起这把手术刀的解剖就不得而知了。对于醉心于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文学文本已经被肢解成了一块块的碎片。讽刺的是，新的文学权力场结构依然是不平等的。毋庸讳言，文学地图学必须面对诸种诘难。目前，中外学者可能都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劳永逸的解答。文学地图学的新征程等待着更多学者的拥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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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1，6.

〔21〕梅新林.论文学地图〔J〕.中国社会科学，2015（8）：159-181.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