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尾城与大理不容忽略的历史

◇ 文 / 张鹏朝

龙尾城与大理不容忽略的历史

◇ 文 / 张鹏朝

崇圣寺三塔，李志华 摄

1983年的大理古城南门

民国大理古城的五华楼

大理的“双城记”是大家熟悉的。人们心中，大理古城负责历史沉淀，而下关则负责现代生活。其实不然，下关的龙尾关遗址就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西洱河下游的黑龙桥畔就是龙尾关旧址。一条略显残破的老街、一座城楼，铭记着下关尘封的历史。这里至今还居住着许多老下关人，他们依然过着传统而平凡的小日子，使得这个角落比大理古城更有古朴的韵味。

历史记忆里的商贸街

下关，曾经被称为“龙尾城”。此地以四通八达和地势险要著称，占据着滇西高原上的重要位置。

唐代樊绰的《蛮书》中描述：“龙尾城，阁罗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东白崖城路。”

南诏以来，龙尾城成为滇西腹地的一个十字路口，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往白崖、永昌、蒙舍等各个要道。可以说，龙尾城是一个具有“桥头堡”地位的战略要地。此地东西南北皆通，往东可“通天竺道”，抵安南府城（今天的越南河内）；向南可一直到达南海，此段道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向道路也被称为“博南古道”，连通“蜀身毒道”，也是“安南通天竺道”的一部分。北向道路“青溪关道”和“茶马古道”（狭义而言）沟通了云南与四川、西藏之间的交通。

更有趣的是，从南诏时期开始，龙尾城就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重要关隘。樊绰《蛮书》卷六“云南城镇”中记载：“银生城（今景东县）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据方国瑜先生的考察，这三条道路就是沿澜沧江、湄南河、伊洛瓦底江所到达的入海地带。

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使龙尾城从南诏以来就成为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交通的重要节点。直至清代，龙尾城逐渐发展为下关老城。交通的便利使这里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连带新兴居民区和城镇也得到了扩展。直到民国时期，下关一直是仅次于省会昆明的重要交通和商贸中心。

“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门间此为道夜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帜。昧爽，军抵下关者望见，皆踊跃嚿噪，蛮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遂斩关入。”

古战场的风华

天然的地理优势不仅让龙尾城成为享誉西南的商业重镇，在历史的更迭里，它更是一处军事防御要塞。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将大理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本就颇有深意。

首先，这里拥有绝佳的地理地势，正可谓东有“此水可当兵十万”的洱海，西有“冰封雪锁千仞立”的苍山，北有山海相接的龙首关，南有“一将当关万敌摧”的龙尾关。无论从风水学或者城市规划学来看，此处无疑是一个建城立邦的宝地。

下关，如同大理的南大门，自始至终都起到了卫护首府的重要作用。所以前人曾说“倚苍山斜阳峰麓，扼洱河之尾，负山阻水，为郡南屏蔽。以苍山为壁，以洱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 ，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龙尾关旧址。正是因为特殊的地位，注定这里会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次战争均发生在龙尾城。

1978年的将军洞，现已成为大理一处文化名胜

南诏铁柱庙。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是铁柱庙一年一度的盛会，这一天，庙宇周围的彝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在主持祭祀的“阿团”的带领下，到铁柱庙举行庄重的祭柱、祭祖、领歌仪式，仪式完毕后就在铁柱庙内进行热烈奔放，欢快愉悦的打歌活动

“城倚点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鄯阐，追及太祥于姚州，俘斩以殉。”

开凿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窟，有139尊造像，涉及佛教、历史，是了解南诏历史的珍贵材料

剑川石窟中的剖心观音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南诏图传》中的祭柱图，祭柱的由来至今众说纷纭，有说祭柱是南诏时民间宗教仪式，又说是诸葛亮平定南中，铸铁柱以记功

据《南诏野史》等史书记载，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第二次发动对南诏的“天宝战争”，此役唐朝共征10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是唐朝穷兵黩武，李宓率战身亡，10万士卒战死。白居易在《蛮子朝歌》中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殁。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可见这应该是龙尾关前最惨烈的一场战争。

当然，对于战胜方而言，龙尾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充分体现出“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审形势”“建都镇塞”“择胜置城”等南诏时期的防御建筑思想。

可是天然的地理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永保太平，正如“万里长城万里空”，高耸的城关并不能阻挡王朝的覆灭。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后，南诏大理的辉煌便只留下樯橹灰飞烟灭的遗憾。

据元翰林学士程文海撰的《世祖平云南碑》所载，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专门征讨大理国，秋季九月出发，次年十二月忽必烈率领的军队迫近大理国都城。当时的大理“城倚点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鄯阐，追及太祥于姚州，俘斩以殉。”

关于忽必烈攻打大理的经过，至今在民间依然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流传较广，相传当时忽必烈带军行至大理，因被龙首、龙尾两关相阻隔，采取了翻越点苍山，绕行攻城的计策，方才攻下大理城。直到今天，苍山之巅还有当年元世祖饮马之地——洗马潭。据传，当年蒙古军队攻下大理国的都城之后，由于宗教等原因并未采取血腥的屠城镇压。而龙尾城也在这样的风雨飘摇里巍巍幸存。

然而，作为历史重要的配角，龙尾城经历的风暴不止于此。明初，西平侯沐英率师进逼大理，再次打到龙尾关。沐英是难得的猛将，他“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门间道夜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帜。昧爽，军抵下关者望见，皆踊跃噪，蛮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遂斩关入”。随着龙尾关被破，大理地区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

大理国时期，大理画工张胜温绘制的宗教历史画卷以佛教故事为主，与同时代的《清明上河图》并称“南北双绝”

包容的理想小镇

在大理的历史脉络中，龙尾城的身影始终不曾消失，并不仅仅因为其本身的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身上附着着许多难以湮埋的人文气息。

龙尾城坐落于西洱河边，斜阳峰下。斜阳峰上有一座将军庙，是大理白族本主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场所，其中供奉的神灵正是天宝战争中战死西洱河边的唐朝将领——李宓。时至今日，每年到将军洞祭祀祈福，已成为整个大理地区白族甚至许多汉族人家的例行传统。而李宓将军以及诸多将士的亡魂都被奉为神灵，融入了白族本主信仰的系统里。

李宓将军何许人？

元代以前，云南并未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权体系。南诏至大理国时期仍有其独立完整的古代国家的政权制度。唐初对云南的统治仍是松散的，到阁罗凤时，唐赐封他为“云南王”。但是政权的触角并不会仅止于此，于是就有了两次著名的天宝战争。

据一些地方史籍所载，李宓曾任过“云南太守”之职，在《南诏德化碑》中称他为“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而这位唐朝大员最终的命运却是“沉江阵亡”，成为了南诏与唐朝利益冲突的牺牲品。据史料记载，南诏王室对这一批战亡的将士表达出了极大的人文关怀。南诏王不仅下诏：“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还为之举行了大型的祭祀仪式。

我们没有办法考证现在的将军洞是否就是南诏时期祭祀李宓的地点。作为一个“侵略者”，死后被奉为地方神灵，除了政治因素更是因为当地人包容、善良的品性。

彼时的南诏实质上是一个聚纳多元文化的政权。南诏德化碑上称当时“阐三教、宾四门”，且当地同时存在着以崇圣寺为代表的佛教、巍宝山为代表的道教、以及郑回为代表的汉地儒家思想的浸润，从中就可看出南诏时奉行多元宗教和对四周开放的政策。

根据许多学者的分析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揣测，天宝战争后必定有唐朝将士中的幸存者遗留在大理，与当地白族人通婚、杂居，那么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当地人会对这些战败将士深怀悼念之情。至今在西洱河畔的天宝公园内，还保留着祭奠天宝阵亡将士的“万人冢”。“万人冢”周边是天主教的教堂以及林立的商业区，形成一种看似冲突却又和谐的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达的交通和往来的行商不仅能为这片土地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也会带来不同的地域文化。大理自古就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当地人对于异己文化能够很快地接纳和适应，从而形成了当地文化多元共荣的特点。也正是这样的包容性，才构筑出一个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和谐大理。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