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认识哲学的目的、器官和变革

魏义霞

摘要：近代哲学的重心是以心学为旨归的本体哲学和以进化史观为主体的历史哲学，认识哲学并非其中的“显学”。在这种背景下，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便显得重要起来。他在明确认识目标的同时，对认识器官进行探究，一面将心还原为司血的生理器官，一面强调知“必出于脑”。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哲学思考的近代哲学家，对脑的诠释尤为引人注目。由心到脑的递嬗是谭嗣同认识哲学变革的突破口，既显示了与古代认识的迥异其趣，又推动了近代认识哲学的转型，意义非凡。与此同时，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以及对心、脑的认识陷入不容忽视的理论误区，带有那个时代共有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谭嗣同；认识哲学；认识器官；心；脑；哲学变革

西方自然科学的东渐时间较早，社会科学传入的时间较晚，哲学的系统输入则更晚。在谭嗣同建构哲学体系的年代，所能利用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谭嗣同热衷于西方自然科学，对当时传入的与心、脑密切相关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更是兴趣盎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学说使他开阔了眼界，也引发了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成为率先对脑进行哲学论证的戊戌启蒙思想家。随着对以心、脑为代表的人之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的了解，谭嗣同开始重新思考认识的器官问题。在此过程中，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谭嗣同声称心即心脏，并不能知，而坚信知“必出于脑”。认识器官由心到脑的转变打开了谭嗣同认识哲学变革的突破口，既显示了与古代认识的迥异其趣，又推动了近代认识哲学的转型，意义非凡。与此同时，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以及对心、脑的认识陷入不容忽视的理论误区，带有那个时代共有的历史局限。

一 “大抵全体竟是一副绝精巧之机器”

若想进行认识，先要明确认识的目的问题，这关系到认识宗旨和目标的确立，故而不可小觑。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从明确认识对象开始，正是在关于认识对象的思考中树立了明确的认识目标和初衷。在这方面，谭嗣同对西方传入的生理学（他称之为全体学）以及与生理学密切相关的解剖学（“剖验之术”）和医学等各种知识充满好奇，青睐有加。对于其中的原因，他解释说：“人在世界上，有几件事不可不知：一曰天，二曰地。……更有切要者，则为全体学。在天地间不知天地，已为可耻；若并自己之身体不知，不更可笑乎？然全体学又极难讲。何则？无图以供指点也，无腊人以为模样也。骨节如何承接？血脉如何周流？脑筋如何散布？肌肉皮肤如何层叠束固？则皆不能言矣。试仅即脏腑言之，亦只能言其部位功用，不能将其形状曲曲传出。部位功用，中国医书亦言之最详，然必不如西国所言之确而可信者，则以彼有剖验之术可凭也。”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全体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03页。在谭嗣同看来，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是人必须精通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学与天文学、地理学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天文、地理和人身都是人的认识对象，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晓三者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谭嗣同进一步强调，相比于天文、地理而言，人更应该认识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学比天文学和地理学更为“切要”，因为生理学是关于人的生理结构和生理机制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如果说不知天文、地理“已为可耻”的话，那么，不知“自己之身体”不仅仅是可耻，并且尤为可笑。这既彰显了生理学首屈一指的地位，也使认识人之身体成为认识的首要对象和任务。至于生理学的内容，即凭借生理学要达到何种认识目的，他的回答是：了解构成人体的骨节、血脉、脑筋、肌肉和皮肤等方方面面，既包括人体的生理结构，又包括人体的生理机能。

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号召人了解、深谙生理学，同时坦言人体构成复杂，人之生理极难讲解。在这个前提下，他特意强调，就对人体部分功能的讲解来说，中国医书“言之最详”，然而，中国人对人体之解释却不如西方之言“确而可信”。西方人对人体的讲述、解释之所以确切而可信，得益于解剖学等实证研究；解剖学将对人之生理的研究奠基于实验基础之上，拥有事实依据，并且清晰、准确。有鉴于此，若想要明晓人体的构成和机能，就要了解西学。这解释了谭嗣同对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各种与人体密切相关的学科兴味淋漓的原因，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是利用西方自然科学讲述、探究人之身体以及认识器官的。

在谭嗣同的视界中，认识的对象是外部世界，认识、领悟由天地人物组成的认识对象便是认识的目的所在。这一认识目的决定了他的认识哲学的具体对象和内容包括三大类：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人体。人体即生理学，具体指人体解剖学和医学等与人之生理和身体有关的知识。借助生理学，主要认识目的是了解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谭嗣同强调生理学对于人更为“切要”，故而在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之中尤为突出生理学。

生理学让谭嗣同了解、体悟了人之身体的生理结构和机能，更让他从中领悟到了人体的绝妙和精巧。他曾经断言：“大抵全体竟是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全体学》，第404—405页。谭嗣同从人体之精妙中深有所悟，体悟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今欲人人皆明此理，皆破除畛域，出而任事，又非学会不可。故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吾愿各府州县，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材，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协心会谋，则内患其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其可以安矣。”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南学会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05页。由此可见，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使谭嗣同在啧啧称奇之余，感叹人体是一副绝妙精巧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各个器官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由此构成了一个与天地这个大机器相似的有机系统。人体的结构和功能表明了人之存在的尊严和作为，预示着人体拥有无限的潜能和力量。他由此体悟到，人不应该碌碌无为，更不应该任人宰割；而是应该自强不息，大有作为。人唯有如此，才不辜负这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的身躯。沿着这个思路，谭嗣同进一步展开丰富联想和自由发挥，将对人体的感悟扩展、贯彻到变法维新的实践之中。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如呼吁人们“破除畛域”，本着平等原则救亡图存（“出而任事”）；通过改书院为学堂、学会等办法造就人才；发挥学会的作用，以学会来联合众力等等。谭嗣同设想，通过这些办法，在官民、上下的相互维系、协调合作中，既可以消除内患，解亡国之忧患；又可以使个人的才能得以施展，参天地之化育。

认识的目的决定了认识的宗旨和内容，认识的器官则决定了认识的方法和途径，二者共同决定认识的结果和旨归。上述内容显示，谭嗣同非常关注认识的目的问题，将通晓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视为认识的目的，而将借助生理学、解剖学了解人之身体视为认识的首要目的。这明确了谭嗣同认识哲学的理论初衷，与古代哲学“穷天理，明人伦”的认识主旨相去霄壤。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谭嗣同冲破古代哲学“心之官则思”的禁锢，在心之外寻找新的认识器官。在此过程中，他一面反驳“心之官则思”的说法，一面证明只有人脑才是真正的认识和思维器官。正是认识器官由心到脑的转变成为谭嗣同认识哲学变革的突破口。

二 “心司红血紫血之出纳”

在凭借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知识揭示人之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的过程中，谭嗣同既获得了有关心脏的实证研究，又借此推翻了在中国流行几千年的心是思维器官的观点。具体地说，他借助生理学、解剖学对人的心脏的探究，用实证的方式揭示、证明了心脏的位置、功能和机制。对此，谭嗣同如是说：“古人谓肝左肺右，心居中央，此说实误。心虽居中，而心尖略斜向左。肺则左右各一大块，每块分六叶，左右共十二叶。肺中大小管极多，酷肖树木枝干，其为用有三：一主呼吸，二主变血，三主声音。肝则在右边肺下，其用亦主变血。凡新生之血，必经肝家一过，方由淡红色变成红色，而有甜味；有甜味乃能养人。故西人或称肝为造糖公司。”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全体学》，第404页。这段话出自谭嗣同在南学会的演讲，刊发在1898年4月23日的《湘报》上，题目为《论全体学》。这次为第八讲，是接着前面的内容讲的。一目了然，他是在利用生理学解剖、证明人的生理结构和机能时讲心的，也就是在生理学的框架内讲心的。正因为在生理学的视域内讲心，所以，谭嗣同不是将心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心与肝、肺等生理器官联系在一起。在生理学的视界中，心等同于作为生理器官的心脏。因此，他不是将心界定为认识器官，而是界定为一种生理器官，也就是心脏。有一个细节尤为值得注意，中国古人认为，心居于中央。意味深长的是，谭嗣同一面肯定心“居中央”，一面用一个“虽”字对这一点进行了转折，强调心虽然位置上居中，但是心尖却偏斜向左。他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一点，秘密在于：心“略斜向左”与心居中央之间的这一微小差别具有象征意义，“略斜向左”的科学依据宣布了心的“非正统地位”，这为谭嗣同对心之地位的祛魅提供了“科学依据”。

接下来，谭嗣同具体揭示了心的作用和功能，指出作为一种生理器官，心的功能是“变血”。在提出心的功能是“变血”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解释了心“变血”的生理机制和过程，增加了这一“事实”的可信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说道：“心之所以变血，因血压周身，而后化红色为紫色，养气之功用已竭，血中含足炭气。如不将炭气放出，其毒立刻足以杀人，赖由回血管仍回至心中，由心入肺，有呼吸以吐故纳新；俟再经心中，即复为红色，毒去而可以养人矣。故心之时时跃动，皆为上下四房红紫血出入之故，信足为生命之本矣。”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全体学》，第404页。由此可见，他对心的功能是“变血”言之凿凿，通过对心之功能的解释做实了心之“变血”功能，并由此得出了心脏“足为生命之本”的结论。与此同时，谭嗣同强调，就人体的“变血”而言，并非由心这一个生理器官独立完成的，而是由心与肺、肝三个器官共同完成。这意味着心“徒主变血之事”的过程中，需要肺、肝一起参与。他的这个发现表明，心并没有独立的作用和功能，与心并非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对于否认心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更为重要的是，肺的三大作用之一就是“主变血”，肝“亦主变血”。肝在“主变血”方面，与心相比毫不逊色。肺更是让心自叹弗如。因为肺身兼数职，拥有多种功能——与心只是“变血”“司血”不同，肺在与心一样“主变血”的同时，还主呼吸和声音。而心只是“主变血”一事，仅承担“司血”一职。这用谭嗣同的话说便是，“所谓心者，亦徒主变血之事而已”。总之，经过谭嗣同的这番证明，如果说肝足以与心不分轩轾的话，那么，肺的多重功能和作用则足以让心相形见绌，心的优越性也随之荡然无存。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心、肺、肝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各司其职：心泵血，是人生命的起搏器。肺净化血液，排出二氧化碳，增加氧气。肝在人的胚胎时期具有造血功能，在人成年后不再造血。人体的造血是由骨髓完成的，骨髓存在于人的长骨之中。谭嗣同对心以及肺、肝的解释既接近科学，又否定了心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综合考察他的上述说法可以发现，一方面，谭嗣同的观点依托刚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的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知识展开论述，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谭嗣同的说法不乏玄想成分，甚至存在有悖科学之处。例如，他对肺的描述是，“肺则左右各一大块，每块分六叶，左右共十二叶”。现代医学研究则显示，左肺2叶，右肺3叶，共5叶。一目了然，肺的真实状况与谭嗣同所讲的左右各6叶，共12叶之间相差悬殊。再如，谭嗣同认定肝最主要的作用是“变血”，生理学、医学研究则共同证明，肝有合成与储存养料、分泌胆汁、解毒、防御等多项功能和作用。谭嗣同对于人之生理器官的认识误差与缺乏对自然科学的全面了解固然有关，也与加入了中学的要素有关。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学科划分中，肝是中医学名词，“肝藏血”的观念由来已久，可谓定论。根据藏象、经络学说，肝的功能是藏血，具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黄帝内经》云：“人卧血归于肝。”（《黄帝内经·素问·五藏生成》）唐代王冰注曰：“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藏。”这些中医观念与谭嗣同认定肝“变血”极为相似。对于他来说，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心、肺和肝的解释，将心还原为作为人之生理器官的心脏。因此，无论对心以及肺、肝的描述和解释细节如何，都不妨碍谭嗣同论证的言之凿凿和结论的明确坚定，那就是：心“主变血”，是生理器官而非认识器官；即便是生理器官，心也没有特殊功能或任何优势，在与肺一样“变血”的过程中只是“司血”之“出纳”而已。这用谭嗣同本人的话说便是：“心司红血紫血之出纳”。

三 “思特在脑”

西方近代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让谭嗣同重新认识、审视心，也促使他深入思考、认识脑。正是运用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各种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谭嗣同在否定“心主思”的基础上，进而声称“思特在脑”。于是，他断言：“中国言心主思，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脑分大小。大脑主悟，小脑主记及视听之属。脑气筋布满四肢百体，则主四肢百体之知觉运动。所谓心者，亦徒主变血之事而已。夫中西论心，不同如此，愚谓其理实亦相通。思固专在脑，而脑之所以能思者，全赖心能变血以养脑，是心与脑交相为用也。故思字从囟，从心。脑之主思，古人盖已知之矣。”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全体学》，第403—404页。可见，与对心的认识一样，谭嗣同是借助从西方传入的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新学科说明、揭示脑的，并且得出了脑是认识和思维器官的结论。诚然，他肯定人之思维与心有关，并且肯定西方人认定思在脑与中国人认定思在心道理相通。通读下文可知，那是就心“变血”，脑之所以能够思维，离不开心之供血而言的，与中国古代哲学肯定心是思维器官是两码事。不仅如此，谭嗣同从训诂学的角度指出“思字从囟，从心”，以此证明中国古人已经明白了思离不开脑的道理。他在这里的表述从表面上看似乎调和了中国与西方一个主心、一个主脑的分歧，从实质上看则是利用生理学、解剖学重申了心“主变血”而思在脑的观点，并让自己的这个观点由于解剖学、生理学的介入成为了“事实”。正因为如此，肯定人之思维离不开心并不妨碍谭嗣同确信“思固专在脑”。分析至此可以看到，谭嗣同所讲的思离不开心是就思出于脑，而脑之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心之供血而言的。不仅如此，“思固专在脑”的一个“专”字明白无误地表明，只有脑才是认识和思维的器官，所有的视听言动、认识思维都只是人脑的功能，无须其他器官——无论是人之悟性还是知性，从视听到言动，皆主于脑。正是在明确否定心是认识、思维器官的前提下，谭嗣同声称知“必出于脑”。为了明确知“必出于脑”，坚定地将人脑说成是人的认识、思维器官，他借助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等实证科学详细地剖析了脑的构造和功能，对脑的具体分工做出解释和说明。上述引文显示，谭嗣同从作用、功能的角度将人脑分为大脑、小脑和神经三个区域，以此突出人脑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用和功能。其中，大脑主悟性，小脑主记忆和视听，神经（英文nerve，严复音译为“涅伏”，谭嗣同称之为“脑气”或“脑气筋”）作为脑的一部分，分布于人的周身，主管人之视听言动。这样一来，他便将人之思维、感觉、言语、动作等都归结为脑的作用，彻底切断了心与知行的直接联系。

在作为其代表作和后期思想的《仁学》中，谭嗣同借助解剖学和医学知识，对人脑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生理剖析和实证描述，形象地揭示了人脑的结构、颜色、质地、形状、分布以及作用机制和生理功能。例如，对于人脑的颜色、质地和形状，他形象而生动地写道：“剖脑而察之，其色灰败，其质脂，其形窪隆不平，如核桃仁。”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1页。再如，对于人脑的结构，谭嗣同更为细致地把人脑分为六个部分。对此，他这样写道：“其别有六：曰大脑，曰小脑，曰脑蒂，曰脑桥，曰脊脑，其分布于四肢及周身之皮肤曰脑气筋。”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295页。可以看到，谭嗣同在这里延续了把人周身的神经网络视为人脑之组成部分的观点，并且沿着这一思路明确说明了人脑的结构和分布。依据他的剖析，与其它有形之物一样，人脑有形质，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人脑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别，不同区域具有明确的功能和分工。正如“大脑明而小脑半昧也”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364页。一样，大脑、小脑各自主管不同的领域。由此可见，由于赋予人脑以形质的属性，加之生理学、解剖学的实证考察，尽管谭嗣同肯定人脑至灵，将人之思维、语言和动作皆归功于人脑，然而，他并没有把人脑说成是玄而又玄、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

尚须进一步澄清的是，谭嗣同对人脑的阐释虽然是借助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展开的，但是，从初衷上说，他并不是从生理学、解剖学的角度立论的，而是从哲学、形上学的角度立论的。这使谭嗣同对脑的解释和论证以凭借自然科学进行实证描述始，以思辨演绎进行大胆想象、过度诠释终。对于这一点，他将脑说成是“以太之用至灵”在人体上的表征，并且申明“脑即电”等等都是明证。谭嗣同写道：

[GK2！][HTK]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于虚空则为电，而电不止寄于虚空。盖无物不弥纶贯彻。脑其一端，电之有形质者也。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是故发一念，诚不诚，十手十目严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应之。莫显乎微，容包可征意思；莫见乎隐，幽独即是大廷。我之心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故自观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对者品诣之高卑。彼己本来不隔，肺肝所以如见。学者又当认明电气即脑，无往非电，即无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时乃不仁。虽然，电与脑犹以太之表著于一端者也；至于以太，尤不容有差别，而电与脑之名亦不立。若夫仁，试即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验之：有物骤而与吾身相切，吾知为触；重焉，吾知为痒为痛。孰知之？脑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脑也，脑何由知之？夫固言脑即电矣，则脑气筋之周布即电线之四达，大脑小脑之盘结即电线之总汇。一有所切，电线即传信于脑，而知为触、为痒、为痛。其机极灵，其行极速。惟病麻木痿痹，则不知之，由电线已摧坏，不复能传信至脑，虽一身如异域然，故医家谓麻木痿痹为不仁。不仁则一身如异域，是仁必异域如一身。异域如一身，犹不敢必尽仁之量，况本为一身哉！一身如异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独至无形之脑气筋如以太者，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见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于心，反从而忌之、蚀之、齮龁之、屠杀之，而人不以为怪，不更怪乎！反而观之，可识仁体。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295—296页。

这段文字借助电比附、诠释脑的神奇和精妙，具体论证了脑对于人之感觉、认识的主导作用：第一，将脑与电相提并论。脑有形状、颜色和结构，便是“有形质之电”；电没有这些属性，便是“无形质之脑”。脑与电之间尽管存在有无形质之别，二者的沟通作用却别无二致。第二，电通过架设电线、联通电网，可以遍布宇宙，从而将天地万物连为一体，以至于“无物不弥纶贯彻”；人脑之大脑、小脑和遍布周身之“脑气筋”便是盘根错节的电网，可以相互感应，“异域如一身”。第三，“脑即电”表明脑具有感通、感应的功能，证明了心力的伟大：正如脑使人的各个器官连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样，作为以太之用在人身上的体现，脑“至灵而可征”。我发一念、出一言，由于脑的作用，他人在千里之外可以如拍电报一般感应之。经过这番论证，谭嗣同力图让人相信，凭借脑、以太的作用，可以泯灭彼此人我之别，“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这便是仁之境界。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谭嗣同之所以肯定脑是“以太之用至显”的表征和“脑即电”，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识仁之体”。由此，可以反观他所讲的知“必出于脑”在仁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说，谭嗣同是从哲学的角度界定、诠释人脑的，对于脑的诠释成为仁学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仁学中，生理学、解剖学只是哲学论证的工具而已。就对脑的界定而言，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只是为他提供了论证的素材和证据，而这些并不是目的；让自然科学为自己的哲学提供辩护才是目的所在。正因为如此，谭嗣同对人脑的解释并没有止于自然科学提供的实证描述和研究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将脑纳入到仁学体系之中，从哲学高度，借助电进一步对脑予以诠释，最终将脑之作用界定为以太之用。出于这一致思方向和价值意趣，他对人脑的神奇和精妙赞叹不已，以至于将脑与电相提并论，用以论证人与人由于仁的感通而破除人我，臻于“洞彻彼此，一尘不隔”的境界。

综合考察谭嗣同的哲学可以发现，他对脑的界定奠基于自然科学之上，最终却偏离了实证解剖，热衷于形上诠释：第一，鉴于人脑的大脑、小脑之分，谭嗣同强调，大脑主悟，并由对大脑的推崇而将脑对外物的反映引向神秘。他断言：“吾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也。其前有圆洼焉，吾意以为镜，天地万物毕现影于中焉。继又以天地万物为镜，吾现影于中焉。两镜相涵，互为容纳，光影重重，非内非外。”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331页。这表明，大脑的作用就是进行思维，人的一切心理、情感和意识都出于大脑。在这个前提下，谭嗣同秉承华严宗的“一多相容”对大脑的反映、思维过程借题发挥，最终将大脑的认识作用和功能引入神秘之境。第二，在推崇大脑的同时，他极力贬低小脑的作用；并在小脑主视听的前提下，由贬损小脑而贬低视听等感觉，由此轻视甚至排斥由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第三，在将神经归为脑之一部分的前提下，谭嗣同对神经遍布周身、通络四肢五官百骸的作用津津乐道，并由此向往神秘的感通、感应，最终走向玄学。

四 由心到脑的哲学变革

谭嗣同的哲学是近代哲学的一部分，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他的认识哲学也不例外。换言之，作为谭嗣同哲学的组成部分，认识哲学与谭嗣同的整个哲学息息相通，带有鲜明的近代特征。近代中国深陷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哲学则是力主观念开新、肩负启蒙使命的转型哲学。作为一种转型哲学，谭嗣同的认识哲学实现了哲学大变革，而其变革的突破口则是认识器官由心到脑的飞跃。

首先，心是极富中国意蕴的哲学范畴，谭嗣同对心的诠释具有迥异于古代的创新意义。具体地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心被奉为思维器官。在这方面，孟子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他宣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孟子·尽心上》）孟子通过四心与四体的区别，彰显心的认识作用和功能。荀子不仅认为心与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天官”）一样是天然的认识器官，而且断言心统领耳、目、口、鼻，并在这个意义上将心称为“天君”。一言以蔽之，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不仅是认识器官，而且是最重要的认识和思维器官。由于古代哲学中的心具有认识、思维的属性和功能，因而与医学上所讲的与肝、肺相对应的心脏不可等量齐观。这是因为，哲学上所讲的心是思维器官，而非生理器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守仁特意强调，心不是一块血肉。在谭嗣同的视界中，心就是一块血肉，即有形质的一个生理器官。正是对心之形质和功能的界定使他的认识哲学在心之外寻找新的认识器官，并由新的认识器官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古代哲学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如果说奉心为思维器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古代认识哲学的性质和特色的话，那么，否认心是认识器官则成为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与古代哲学的学术分野。

由于恪守“心之官则思”，古代的认识哲学不是注重经验、反映，而是注重感悟、体验，带有向内反省的特征。谭嗣同则借助脑的生理结构和作用机制反复证明，认识是人对外物的反映，心在整个认识的产生和过程中均不在场。这样一来，心便退出了认识领域，由脑主宰认识的途径和过程，认识的结果也与道德无涉。在他看来，心的确切内涵是心脏，生理器官的身份和“主变血”的功能共同表明心与知并无直接关系，也不参与人的认识过程。对此，谭嗣同反问道：“心司红血紫血之出纳，乌睹所谓知耶？”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311页。基于这种认识，他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以人脑取代了心的认识作用和功能。这使心的作用和功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在古代哲学中主管认识的思维器官变成了司血的生理器官。作为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心在谭嗣同的哲学中不再主宰认识过程和认识途径，当然也不再决定认识结果。众所周知，古代哲学视界中的心既有认知意蕴，又有道德意蕴；在道德的维度上，心又可以称为良知、良心。正是心的双重内涵、维度和主导作用决定了古代认识哲学与道德哲学密切相关，认识途径与道德践履之间并无明确界限。心的退场预示了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不再像古代那样与道德发生直接关联，从源头处切断了认识途径与道德修养合二为一的现象。与此相一致，谭嗣同不再像古代哲学家那样将学问仅仅界定为修身、齐家之大学，而是将政治、经济等古代所谓的大学和各种自然科学一起纳入学问之中。他断言：“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圆、算皆是也。”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论学者不当骄人》，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03页。

其次，脑是人的生理器官，属于人体的一部分，具有物质属性。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具有精神属性。这使脑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无论是对人脑的一知半解还是对精神的顶礼膜拜都使包括谭嗣同在内的近代哲学家缺乏对脑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其实，谭嗣同一贯将精神、意识与物质混为一谈，由此将人脑的认知与电的传递等物质现象混为一谈。由于有了“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夫固言脑即电矣”等前提，于是便有了“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之类的结论。由此可知，正是在将人脑与电混为一谈的的前提下，谭嗣同根据电可以传感的原理，把人与人之间思想的沟通和情感的传递与拍电报相比附，以此论证仁可以“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脑是思维器官成为近代哲学家的共识。对于这一点，戊戌启蒙四大家无一例外。严复指出：“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严复：《天演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此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类似看法。与古代哲学视心为认识器官相比，近代哲学家的这些认识无疑更接近科学。尽管如此，他们对大脑、小脑的认识并不准确，许多观点甚至与科学相左。例如，康有为将小脑与体魄混为一谈，声称“佛言魂，老炼魄。魄者，即今西人所谓小脑也”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明儒学派》（《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页。。梁启超将大脑、小脑分别与人之魂、魄相对应，完全没有意识到大脑具有与小脑一样的物质属性。他指出：“人之生也，有大脑有小脑，（即魂魄也，西人为全体学者魂译言大脑。魄译言小脑）大脑主悟性者也，小脑主记性者也，（佛氏言八识以眼、耳、鼻、舌、身为前五识，意为第六识，意根为第七识，第六识即小脑也，第七识即大脑也。）”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之所以对脑产生误解，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自然科学一知半解，对人脑的生理结构和机能缺乏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之外，更主要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宗旨不是借助自然科学探索脑之真相，而是热衷于对脑进行过度诠释和形上玄思。有鉴于此，经过近代哲学家的诠释和改造，脑由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理器官、科学概念变成了一个哲学范畴。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对脑尽情发挥。与谭嗣同借助对大脑与小脑的划分而贬低感觉器官、轻视感性认识相映成趣，梁启超在将大脑归于灵魂、小脑归于体魄的同时，指出在二者不可得兼而必须取一弃一的情况下，一定要舍小脑而取大脑。对于这种取舍的合理性和选择的正当性，他给出的理由是：“人之所异于物者，为其有大脑也。故能悟为人道之极，凡有记也，亦求悟也。为其无所记，则无以为悟也。悟赢而悟（疑‘赢为‘记之误——引者注）绌者，其所记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5页。梁启超与谭嗣同一样重视大脑，是因循大脑主悟的逻辑。循着这个逻辑，梁启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大脑的重要性：第一，大脑与小脑分工不同，大脑主悟，小脑主记。悟与记对于人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悟是人类所独有的，显示了人与万物的区别。人之所以成为天地之至贵，全凭悟之所赐，而这是大脑的功劳。第二，能悟是人道之极致，悟性好可以促进记忆；反过来，若无悟性，纵然强记亦不可成才。第三，就人的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来说，专于记性，人之悟性必然减损；专于悟性，反倒可以促进记忆。这表明，强大脑而日强，窒大脑而日伤。由此，他得出结论：注重记忆使人闭塞、迟钝，追求悟性使人通达、灵巧。在这个前提下，梁启超进而指出，中国偏于记诵，重知识；西方偏于悟性，重创新。不难看出，他试图沿着小脑主记、大脑主悟的思路，揭示中西之间一弱一强背后的根源。梁启超的这一致思方向和逻辑推理与谭嗣同大同小异。谭嗣同将知（知识、知觉）视为人与万物所共有的，同时指出大脑所主之悟拉开了人与万物之间的距离。大脑主悟和对大脑的推崇使谭嗣同最终将认识引向神秘、玄想之境，在认识论上与经验论、反映论背道而驰。

如果说对脑的剖析和解读使谭嗣同的认识哲学奠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拥有实证依据而与古代的认识哲学渐行渐远的话，那么，对脑的哲学化诠释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不是将经验论、反映论坚持到底，而是借口“脑之形有量而思无量”，最终抛开感性认识而皈依佛教之智慧。对此，谭嗣同写道：“抑尝有悟于思矣，谓思在脑，脑之形有量而思无量，或一世界，或数世界，或恒河沙数世界，莫不朗悬目前，了了可辨。夫以无量入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无量又何往？一切众生，并而为我，我不加大；我遍而为一切众生，我不减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则无可知也。自以为知有我，逝者而已矣。……夫目能视色，迨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听声，迨声之至乎耳，而声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复如是。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骨肉之亲，棸处数十年，不觉其异，然回忆数十年前之情景，宛若两人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从之哉？而势终处于不及。世人妄逐既逝之荣辱得丧，执之以为哀乐。过驹不留，而堕甑犹顾；前者未忘，而后者沓至。终其身接应不暇，而卒于无一能应，不亦悲乎！”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第315—316页。这就是说，尽管谭嗣同肯定脑为认识器官，知“必出于脑”，然而，他由“脑之形有量而思无量”而凸显脑之有限与思之无限之间的矛盾，以此揭露脑对于思的无力和无助。这等于最终否定了脑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脑在谭嗣同认识哲学领域的际遇与自然科学在谭嗣同哲学中的地位相呼应，直观地展示了他既热衷于自然科学并利用自然科学为哲学辩护，又轻视自然科学而没有尊重自然科学的求真原则的矛盾态度。

总而言之，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和历史使命一脉相承，近代哲学的重心在本体领域和历史领域，认识哲学并非“显学”，甚至是最薄弱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便显得弥足珍贵。谭嗣同对认识目的和认识器官的探讨自成一家，独具特色，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近代哲学都意义非凡。尽管如此，谭嗣同的认识哲学带有明显的两面性，既呈现出鲜明的近代特色和价值诉求，由认识器官从心到脑的嬗变推动了近代哲学的变革，因而意义非凡；又缺乏应有的系统、深入，带有不可忽视的时代局限和理论误区。

Abstract：The focus of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 is the ontology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philosophy is not in a marked position. In this contest， Tan Sitongs cognitive philosophy becomes important. While defining the cognitive purpose， he explores the cognitive organ. He makes heart the physiological organ deciding blood， and emphasizes cognition stems from the cerebrum. Tan Sitong is the earliest modern philosopher who explores the cerebrum， and his annotating to cerebrum is remarkable. The transform from heart into cerebrum was the breakthrough of Tan Sitongs cognitive philosophy， which shows its distinction from th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gives impetus to the transform of the modern cognitive philosophy. And admittedly， Tan Sitongs cognitive philosophy and the knowledge about heart and cerebrum， with historical limitations， fall into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Tan Sitong；cognitive philosophy；cognitive organ；heart；cerebrum；philosophy transform

【责任编辑 南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