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都理应是中国“大古都”

李殿元

提 要：古蜀国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成都是它最后的国都，有上千年的国都史；在秦汉后，成都作为国都还有167年，加上陪都4年，共171年，证明成都在古代适合作为国都。成都作为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古都，在三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中，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至今还存在和新发掘众多古遗址。在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中国“大古都”名单中理应有成都，庶几中国“大古都”才名副其实，才能体现出中华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情况。

关键词：成都；古国都；历史影响；中国大古都

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认可的古代都城，也即中国“大古都”有九个，它们是：西安、南京、洛阳、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和大同。据了解，“中国大古都”应当基本具备四个标准：从地位上讲，入列的城市曾是中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从时间上讲，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历史，一般应在200年以上；从遗存规模上讲，入列的城市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同时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从辐射区域上讲，在其遗址上或近旁存在后续城市，而且应该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诚如《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并称由来》所言，完全满足这四个条件的城市只有四个，即北京、西安、洛阳、南京。

按照《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并称由来》所说的“总排名：第一种，以殷墟为肇端：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成都、巴林左旗、大同、江陵、太原、广州、福州、大理、银川、武威；第二种，以二里头遗址为起点：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郑州、成都、巴林左旗、大同、江陵、太原、广州、福州、大理、银川、武威。”[2]无论是按“总排名”的第一种（成都为第八名）还是第二种（成都为第九名）方式，笔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中国“大古都”已有九个的情况下，理应增加成都为第十个“大古都”。

一、成都有上千年的古蜀国国都史

不可否认，现有的“九大古都”都来自传统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较充分，历史脉络也较清楚。而作为在古代尤其是在秦统一前并未纳入中原被称为“蜀”之国都的成都，由于秦统一后强力推行秦文化，让古蜀文字、古蜀文化完全湮灭，所以，包括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辉煌的古蜀历史和文化，却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古蜀国国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根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古蜀国有“五王”：“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3]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考古学家推测，应早在商之前的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墙筑于早商时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那么，从蚕丛到开明这五代帝王的时间有多久？《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对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著名历史学家，集《华阳国志》校注之大成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有精妙之论：“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此三代各数百岁。此亦犹古代相传，伏羲、神农各数百岁，皆就其十足旺盛年代言之。非一人能活数百岁。任何民族皆有施用于酋长之特称。”[4]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王朝。

关于古蜀国终结的历史和时间，《华阳国志》记载得非常清楚：“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当作逄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5]

对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代的历史，《华阳国志》难得有精准的时间记载，这里的“周慎王五年”很明确，就是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灭亡了。对古蜀国四千年的历史，《华阳国志》也只留下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位帝王的名字。他们当然不可能是“各数百岁”。难得的是，《华阳国志》在记载古蜀国灭亡的同时，还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凡王蜀十二世。”[6]即是说，以“开明”作为王朝帝王名称的共有12代人，这个王朝的历任君主均称“开明”，而不仅仅是在今天四川郫县望丛祠里享受祭祀的那一位。

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据文献记载，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因为“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开明位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7]据整理《华阳国志》集大成者的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的研究，此处的“九世”，据扬雄《蜀王本纪》当为“五世”。[4]也就是说，古蜀国有相当大的地盘；而成都作为古蜀国的国都，早在秦征服古蜀和张仪筑城的公元前311年前就已经存在。

除成都之外，古蜀国作为国都的地方还有“郫邑”“瞿上”。

“郫邑”在哪里？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今彭州市——引者）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8]

“瞿上”在哪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9]

除了“郫邑”“瞿上”，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聚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但是，这些“城”与中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这里的“城”，绝大多数都在险峻的山上，不是依靠土墙，而是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势来防范袭击。平原或坝子里也有少数作为统冶中心的“城”，主要是用木栅并荆棘相围；有些则是依凭江水环绕为防护屏障。

在这八座古城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温江鱼凫城和新津宝墩古城。

鱼凫城在温江万春镇，自古就有传说，指那里是古蜀国第三代帝王鱼凫的国都。1996年10月至12月，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了首度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不计其数的石制劳动工具，再现了古蜀人创业的艰辛；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诉说着古蜀族人安适恬淡的生活；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闪现着古蜀人智慧的光芒。[10]试掘发现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宝墩古城是继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考古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并在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排名第三。它应该就是蜀国开国之都。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据测算，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11]

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共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12]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很可能曾经也是古蜀国国都。

以上分析可知，古蜀国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成都作为它最后的国都，在秦统一前，是有上千年的国都史的。

二、成都作为古蜀国国都的意义

成都作为古蜀国国都的历史，对正确认识中国文明史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它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

自先秦以来，古文献基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具体则为中原地区。看看被尊为“二十四史”第一部的《史记》，从“五帝”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显示的无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中心论。说白了，中原人一直就存在的“《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13]的思想源远流长。直至清末，这一看法始终根深蒂固。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是华夏一线，还是众氏多元？一直有争论。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14]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分区的，每个区有自己的传统，就是谱系，谱系下还分很多枝蔓。而文化演进不是一条线进行的，是多元的。他用非常形象的“满天星斗”来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南方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能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作为六大板块之一块，是与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掘分不开的。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发掘，轰动了世界，关于古蜀国历史和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就成为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隗瀛涛先生说：“三星堆文明无疑是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是古蜀先民的一大杰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15]

不用说，作为古蜀国国都的成都引领的古蜀文明研究，在论证“区系类型学说”方面至关重要。而现在确定的中国九个“大古都”集中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浙江、江苏这几个传统意义上的黄河及长江下游省区，完全体现不出中华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情况。

三、成都在秦汉后的国都史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了巴蜀，巴蜀地域自此纳入中原管辖。秦汉在此置蜀郡、巴郡。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在汉代，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16]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据《旧唐书·地理一》：“至德二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17]即是说，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其后更有“扬一益二”之说。

因为巴蜀独特的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使成都在秦汉后又多次作为某些政权的国都而存在。

《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并称由来》对成都在秦汉后作为国都的历史有详细的统计，[18]今择其要点如下：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以蜀地自立为帝，国号“成”，建元“龙兴”，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灭国，共历12年。

东汉末年刘备入主成都，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次年（公元221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延续了汉朝大统，鼎盛时期占据荆州、益州，国力强盛，直到后主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十一月，刘禅降，蜀汉亡，成都作为首都共43年。

两晋时期，氐族首领李特于建初元年（公元303年）据成都，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都成都，次年称王，定国号“成”，后其子改为“汉”，直到嘉宁二年（公元347年）三月，国亡归晋，共45年。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谯纵叛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自称“蜀王”，至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七月，朱龄石平蜀，斩伪蜀王谯纵，成都为都9年。

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四月，萧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次年八月尉迟迥陷益州，平蜀，此次成都作为梁都2年。

安史之乱时，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改蜀郡为南京，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九月，废南京称号，仍为成都府，作为陪都4年。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乾宁七年（公元907年）九月，王建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前蜀”，定都成都，至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蜀灭，共19年。后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闰正月，孟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定都成都，至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国除归宋，成都为国都32年。

宋朝时期，淳化四年（公元994年）元月，李顺攻占成都，称“大蜀王”，改元“应运”，设官置署。宋廷派大军前往镇压，五月，成都破，李顺阵亡，此次记为1年。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元旦，戍卒赵延顺不堪上级压迫，率众杀死符昭寿，占领益州，拥立王均为皇帝，称“武威元皇帝”，国号“大蜀”，年号“化顺”。九月，宋军大举进攻，成都城破，王均突围至富顺。十月，王均自缢而死，此次记为1年。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张献忠陷成都府，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放弃成都，此次共都成都3年。

成都作为国都，在秦汉后有167年，加上陪都4年，共171年；这171年的古都史，极大地丰富了成都作为古蜀国国都的上千年历史，证明成都在古代是适合作为国都的。

四、成都作为蜀汉国都的历史影响

成都在秦汉后作为多个政权的国都史，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长的是作为刘备蜀汉国的43年国都史，这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段历史。

刘备在成都建立国家，打出的旗号是继承东汉王朝，所以国号是“汉”而不是“蜀”。之所以被误称为“蜀”或者“蜀汉”，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在作祟。[19]司马光就明确指出：“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20]

虽然史书记载歪曲了刘备政权的历史，但是，人民群众却有自己的正确认识。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倾向仅以今天学术成果为止，已成定论。这是民间创造的。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说书人、听书人、编书人共同加工、创作，最后才成书于文人之手，其拥刘反曹的倾向，经历了渐次发展，多方面补充到《三国演义》最终汇集百家优秀创作成果定型的过程。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与汉民族又一个充满危机和灾难深重的宋元时期是有关的。那时的中原大地，北方被辽、金占领，南宋只得偏安于江南一隅。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居为曹魏，以示正统。南宋与以成都为国都的刘备政权的处境很类似，于是自居为蜀汉，同时丑化同样在北方的曹操。此时也产生有“兴复汉室”之类的口号，这对于正在坚持反抗游牧民族压迫斗争的汉族人民来说，便具有象征爱国主义的特殊意义。诚如《四库提要》所说，“（宋）高宗以后，（朝廷）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21]

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拥刘反曹”倾向，意义不仅在于历朝历代以来出于伦理道德以及政治需要而得出的政权是否符合正统；更主要的是，它积淀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同时，由于它在流传过程中逐步经历了文人的加工和创造，并最终由文人完成，所以其中又融入了文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忧患意识，以及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

五、成都作为蜀地古都创造的“中国第一”

成都不仅有一千多年的国都史，还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在全国现今存在的作为省会的大城市中，唯有成都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没有改变过城址、名称的大都市。这样的唯一，说明了成都在中国“大古都”中的重要性。

在成都的城市发展史中，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例如：

羊子山祭祀台遗址：1952年修建宝成铁路时，在成都驷马桥北发现了羊子山土台，系西周遗存，它是用于祭奠和盟会的祭坛。这是全国发现的同时期祭坛中最大的一个。1956年，人们又在羊子山遗址发现了5件旧石器时代（公元前250万年—公元前1万年）晚期的实物遗迹，比宝墩、三星堆、金沙还要早。这是我们祖先1万年前就在成都生活，最早的唯一的证据。

三星堆青铜器：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其中长142厘米，重780克的金杖，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高350厘米的青铜神树，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的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此一件。三星堆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

太阳神鸟：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现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古蜀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漆器艺术：成都的漆器艺术起源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是中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金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现在依然文饰斑斓、色彩亮丽。四川地区由于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故而从战国时代起就成为著名的漆器制作基地，尤以成都的漆艺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成都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并且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

文翁石室：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文翁石室，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蜀学比于齐鲁”的奇迹。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文翁石室—石室中学是全世界唯一的办学两千多年未有中断、未曾迁址的学校。

中国茶文化：成都是中国茶文化的诞生地。公元前59年，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时著《僮约》，其中有我国现存最早和最珍贵的茶叶文献：《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煮茶盛茶都有专门器皿；后者表明茶叶当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这样的茶叶市场。

鹤鸣山：东汉顺帝时，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张道陵）于成都境内的鹤鸣山倡导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这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创立。鹤鸣山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道教发源地、世界道教的朝圣地，被称为“道国仙都”“道教祖庭”。

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南方丝绸之路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发，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君臣合祀之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是纪念中国古代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成都武侯祠的特色不仅在于它是后世纪念诸葛亮的庙宇中至今保存规模较大的一座，更在于它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它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

雕版印刷术：唐代成都有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文物，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

孟昶《官箴》：从宋代到清代，历代州县衙门多刻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的四句话。这是从宋太宗开始的数位皇帝连续将其颁行天下，作为儆戒官吏清正廉洁的“戒石铭”，故影响天下近千年之久。16字的“戒石铭”来源于后蜀皇帝孟昶手著的《官箴》。

春联、画院：后蜀皇帝孟昶亲笔书写了中国第一幅春联：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成都画家黄筌开创了中国工笔花鸟画派先河，雅好丹青的孟昶特创“翰林图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

《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是汉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该书典型地反映了汉民族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

“扬一益二”与“交子”：唐宋之时，古代经济文化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城市经济持续发展。“扬一益二”是对唐宋时期东南、西南两大都市，即扬州、益州（成都）经济盛貌的通俗表述。那时的成都城东西南北都设有专门的蚕市、药市、花市、灯会。由于商业发达，物产富饶，经济发达，成都出现有代客商保管钱币的店铺。客商将自己的大量金属钱币存入铺中，店铺则写给客商一张票据作为凭证，这张票据被称为“交子”。成都“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官府在成都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的机关“交子务”。

最早的药典：宋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北宋名医、成都人唐慎微在多年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对发展药物学和收集民间单验方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开创了药物学方剂对照之先河，代表了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

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其形势锐不可挡。“成都血案”爆发后，进一步形成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调湖北新军入川，造成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

成都作为蜀地古都，在它三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中，创造了的许多“中国第一”，对全国都是有深刻影响的。

六、众多古遗址对成都自古就是大都市的证明

成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仅城址不变，城名不变，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成都拥有从古到今的众多古遗址。

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201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统计，全国的“国保”数量总计2351处，四川有127处，成都有26处。它们是：武侯祠、杜甫草堂、王建墓、都江堰、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什邡堂邛窑遗址、明蜀王陵、杨升庵祠及桂湖、大邑刘氏庄园、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十二桥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宝光寺、石塔寺石塔、观音寺、罨画池、水井街酒坊遗址、金沙遗址、孟知祥墓、彭州佛塔、淮口瑞光塔、望江楼古建筑群、洛带会馆、蒲江石窟、邛崃石窟、领报修院。[22]2016年国家文物局又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有：江南馆街街坊遗址、玉堂窑址、灌口城隍庙、灵岩寺及千佛塔、奎光塔、寿安陈家大院、青城山古建筑群、北周文王碑及摩崖造像、四川大学早期建筑、茶马古道、平安桥天主教堂、新场川王官。[23]成都所拥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古今历史连贯，充分证明成都作为大都市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2010年10月11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包括四川在内的七个省市的12个项目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面积最小的，因为它也是唯一真正地处大都市闹市区的遗址公园。

据文博界人士的消息，在下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申报中，属于成都区域的位于邛崃现存13个窑堡的邛窑遗址，位于新津县成都平原古蜀文明最早的源头之一的宝墩遗址，位于都江堰青城乡被确认为重要史前城址的芒城遗址，位于郫县三道堰镇属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位于温江区万春镇属长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点之一的鱼凫史前遗址，也有望被纳入，并最终形成古蜀文化的考古遗址公园群。[24]

近几年，在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有重要影响的大都市的发展、建设中，不断有一些关于成都古老历史的考古发掘消息。例如：

2001年，在成都闹市区商业街发现一处罕见的大型战国船棺墓葬。这是一处距今2400年左右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当战国早、中期）的大型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向为东北—西南向，墓坑长约30米，宽约20米，面积达600平方米；墓坑现存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大型的（10米以上）有4具，最大的1具长达18.8米，直径1.7米，堪称中国的“船棺王”。“商业街船棺墓地规模宏大，但这种宏大是通过一个群体来体现的。在以前发现的船棺墓中，虽然有个别数棺一穴的例子，但像这样大的墓穴和一穴中这样多的船棺（包括少量其他形的棺木），以前还从未发现过。”[25]

2007年，在成都市双流县华阳河池社区一楼盘工地，发掘出距今4000年左右，处于夏代的古代遗址。遍布遗址四处的古人堆放垃圾的灰坑、灰沟以及大量古蜀文明早期——“宝墩”时期的陶器残件、石器表明，这里曾是一定数量的古蜀先民集中居住之地，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居民小区”。[26]成都挖出4000年前夏朝遗址，价值不可低估。

2011年，在新都褚家村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古遗址，面积达上万平方米。根据该遗址出土遗物的特征分析，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十二桥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末期至西周初年，距今时间在3100年左右，与古蜀文明的中心——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外，遗址的最下层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的遗物。它们为今后构建和研究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的文化序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27]新都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曾先后发现和发掘了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桂林乡五四村商代遗址等10多处先秦时期遗址。

2012年7月中旬，为配合成都地铁3号线施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牛区天回镇建设工地（俗称老官山）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内发现4台西汉时期织机模型，以及920支医学竹简、经穴漆人，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此外，还有50余片木牍，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等。从这里发现的文物，创下国内多个首次，典型者如织机模型是第一次出土完整的织机模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模型，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甚至对世界纺织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28]织机模型不仅为中国纺织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古代纺织科技史的重要空白，而且对于研究古代中国提花织机，探讨提花织造技术的发明时间与发展脉络，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2014年，成都体育中心南侧的一处工地里，发掘出一段超过7米深的沟壑，沟壑两侧是散落的石块、砖块，还有用于堆砌城墙的红色方条石。据考证，这个沟壑在古代成都皇城坝中曾闻名一时，它就是始建于隋朝的人工湖“摩诃池”——这个原本只存在于古诗词中的文人骚客泛舟游览胜地。[29]唐代中叶，这里成为成都著名的风景区。杜甫寓居成都时，在池上写下《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诗，称“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而摩诃池的美，在宋代陆游的《摩诃池》中则被形容为“一过一销魂”。

2016年，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综合楼工地上又发现了摩诃池的西北边界，还出土了大量唐宋至明代的瓷器等生活用品，以及古代的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对复原古代摩诃池的方位、范围、面积、周边建筑的分布情况、使用和回填的历史面貌都有重要价值。综合历次的考古发现推测，摩诃池鼎盛时期的最大面积约1200亩，相当于110余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据了解，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摩诃池遗址，成都市人民政府将在摩诃池东华门遗址的基础上修建一个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蜀都遗址公园，使之具有类似于雅典卫城遗址那样的历史感以及像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休闲功能。[30]

2007年，成都大慈寺江南馆街出土了大面积唐宋街坊遗址，以完整的城市格局和清晰的排水系统，一举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正科甲巷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再度出土了唐宋时期的成都街坊遗址，其中还有一段保存完好的唐末排水渠。有意思的是，这段土圹砖砌的券拱式排水渠，并非东西或者南北走向，而是西北—东南向，而这也正是唐代成都城市的方位格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说，从汉长安城开始，中国的城邑都是严格的正南北向建制，但是在古蜀文化中，却有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也就是西北—东南的斜向方位系统。新津宝墩城址、金沙墓葬甚至成都的不少街道都一脉相承了这个方位体系。[31]这次考古发掘清理出了房屋、排水渠、道路以及玉器、钱币等重要生活遗物，对研究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市格局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这些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都市。成都城址中心、成都城名之所以长期不变，说明“天府之国”的文化具有超强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七、古老的成都在继续腾飞

成都现为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城市，特大城市，下辖锦江区等10区5县和5县级市。2015年末，成都全市建成区面积100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72.8万人。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古老的成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继续腾飞。1993年，成都被国务院确定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2015年被国务院定位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成都是中国五大战区之一的西部战区司令部驻地。成都是中西部地区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271家）、设立外国领事馆数量最多（15个）、开通国际航线数量最多（85条）的城市。成都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美食之都”。

所以，在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中国“大古都”名单中理应有成都，庶几中国“大古都”才名副其实。

（本文之撰写，感谢成都博物馆李明斌先生提供若干资料；所引用互联网上资料，尽可能注明了出处，若有疏漏，敬请原谅。）

注释：

[1][2][18]《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并称由来》，http：//www.1398.org/file/hoqxizokkhtonmuxrmrphlqu_1.html.

[3]《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4][5][6][7][8][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126页，126页，118页、122页，120页，120页。

[10]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11]《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成都政治文化中心》，《天府早报》2014年2月25日。

[12]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5日。

[13]张碧波、张军：《中华文明探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唐）房玄龄：《晋书·江统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13页。

[15]隗瀛涛：《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三星堆文化>序》，载《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6]（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86页。

[1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71页。

[19]《一个应该纠正的历史错误——刘备“汉”政权被篡改为“蜀”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文史杂志》2010年第2期。

[20]《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世祖文皇帝上，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21]（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

[22]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http：//www.sach.gov.cn/col/col1644/index.html

[2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新增12处》，《成都晚报》2013年5月10日；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http：//www.sach.gov.cn/col/col1644/index.html.

[24]《四川6大古遗址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都晚报》2010年10月25日。

[25]颜劲松、孙华：《成都闹市地下发现巨型船棺葬》，《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5期。

[26]《成都挖出4000年前夏朝遗址，价值不可低估》，《华西都市报》2007年9月28日。

[27]《新都发现商周古遗址，面积达上万平方米》，《成都日报》2011年5月19日。

[28]《成都老官山汉墓提花织机复原，破译“蜀锦密码”》，《华西都市报》2015年10月12日。

[29]《成都挖出隋代摩诃池遗址》，《海峡都市报》2014年5月26日。

[30]《成都发掘：唐代“中央公园”摩诃池找到西北角》，四川省人民政府网2016年7月4日。http：//www.sc.gov.cn/10462/10749/10750/2016/7/4/10386642.shtml.

[31]《成都正科甲巷挖出唐宋街坊》，《四川日报》2014年11月18日。

作者：阿坝师范学院教授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