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说东坡

钱声广

笔者有幸参与组织“苏东坡民本思想与文化成就研讨会”，座中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在演讲时的一句“不敢说东坡”，让人们评说不一。是的，苏东坡一生著述宏富，且不论他留存于世的诗和词，仅散文留存于世就多达四千余篇，有“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之美誉；其书法更是丰腴跌宕，自成一体，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可以说，东坡精神世界包罗万象，即便是苏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恐也难以说清，说全，说透。但笔者以为，在苏东坡那丰富的精神世界里，在他那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民本思想才是他的魂。因而，笔者斗胆借用一下“不敢说东坡”作为本文的标题，说说东坡的民本思想。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但凡受人传颂的官员，无不带着精神的胎记和时代的烙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和品格，亦是为官者的核心意义和终极指向，那就是——爱国、爱民。为官，只有上升到爱国、爱民的高度，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苏东坡之所以能受人传颂于今，正是缘于他的民本思想。他的血脉根植于民生，自然流淌着“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他的百姓情怀烙印透骨，“民惟邦本，可亲可敬而不可疏不可贱，如果失民就会失天下失国家”的忧国爱民之情深深镌刻于诗文之中，传诵千古。

苏东坡（1037—1101），名轼，字子瞻，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生于眉州眉山。他从小就“奋励有当世志”，于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又于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三等，从此步入仕途。他在地方任上因不满意新法，写诗作文以讽，被政敌陷害，逮赴御史台狱，铸成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达四年而躬耕于东坡之上，自号“东坡居士”。史料记载，他一生做过8个州的太守，先后被贬谪三次，哲宗时曾任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他无论当大官、小官，从不因为害怕出错而唯唯诺诺、谨言慎行，而是坦然面对毁誉得失，敢于担当。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抑或遭贬谪，他都能以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康为重。他考制科时，在所上制策中，力陈自己构想的治国方略；王安石变法之初，他以三言（即“患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向神宗皇帝敲警钟。他在《上皇帝书》中，直陈新法的某些不便，开篇即重申：“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宋史·苏轼列传》）他任职地方时，勤政爱民，努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穿越历史时空，探寻苏东坡为官所到之处，民本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即便被贬谪，都是竭力兴利除弊，造福百姓。在凤翔，为了减轻普通农户和贫困户的负担，改革“衙前役”，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苏贤良”；在杭州，组织民众灭蝗，治“六井”，疏浚西湖，留下了著名的苏堤；在扬州，废止了举办多年的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在惠州，教民种田，建议广州太守将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用毛竹引入广州城，使老百姓吃上了清凉的泉水。他纵然在年过花甲被贬儋州，也是心存民生，说服黎人改变不麦不稷习俗，重视农耕，以使“其福永久”，并开门办学，把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使海南学子在仕进方面取得零的突破。即便是在登州只当了5天的知守，他也写奏折劝谏加强海防安全，废止盘剥百姓的盐政，成就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一段佳话。

为民行道、不诿责任，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也是一个为官者的品格。苏东坡做到了。《宋史·苏轼列传》分析苏轼之所以面对祸患而能泰然处之的情怀说，是“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气所为也”。这里的志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初心，就是信念。苏东坡以儒家的忠君爱国、勤政爱民思想为宗旨，无论在朝为官，还是为政一方，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被贬江湖之远，都能不忘初心，坚守信念，心系百姓，为民说话，为民请命，为民办事。这不仅是他民本思想的体现，更是一种理念自信的反映，是一种奉献担当精神的阐扬。反观当下少数官员，他们或是高高在上，无心接“地气”；或是四体不勤，无力为民办事；或是安坐尊位，无欲为民兴利……如此这般想做官却不愿为民做事者，就是丢掉了信仰，丧失了精神。精神不是虚无的，空洞的。它是一种担当，是一生的坚守，是需要一辈子兑现的承诺。

走笔至此，笔者顿悟，当下真正“不敢说东坡”的，其实是一些“为官不为”者。因为东坡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一些为官不为者的灵魂；因为东坡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为官不为者的嘴脸。逝者如斯夫，但愿天下为官之人时常用东坡照照自己，想想肩上的责任，这样才不致于把人民赋予的岗位变成庸政、懒政、躲政者的“休闲之地”。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