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与文学家苏轼之关系考

周庆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他和苏轼这两人，一个是北宋中叶的思想巨人，一个是文坛领袖。他俩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苏轼比周敦颐晚来了20年。

一、苏轼至少应算周敦颐的“私淑”弟子

周敦颐和苏轼这两个巨人是否蒙过面、有无直接交往的问题，一直是个谜。我曾翻阅过大量史料，却未找到答案。

我始终坚持比对和查找，后来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发现一点转机，这便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这一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大考），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一、二等一般不授人），为“百年第一”。上一年底，周敦颐由梓州路合州（今重庆合川）判官任满回京述职，恰好此时他因候职仍滞留在京城。《周敦颐年谱》载：这年三月，周敦颐在京城上门向刚中进士的遂宁弟子傅耆表示过祝贺，我想这时的他也绝不会放过向制科考试新中“状元”的苏轼表示祝贺的，因为从史料中可看出周敦颐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另据史料载：周敦颐在蜀中的四年多时间里，“盖当时的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耳。”[1]苏轼也应对周敦颐早有耳闻，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前辈切磋交流，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也许他俩就在这种偶然中见过面吧！

明末清初写《宋元学案》的学者黄宗羲却有别样的考证，认为苏轼应是周子的“私淑”。黄宗羲这么说，是有他道理的。南宋朱熹的高足、为周敦颐写《年谱》的合州人度正这样写道：“其后苏文忠公追赋濂溪诗，有曰‘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尝见《太极图》者，故推之于造物以形容之也。”[2]此语是说：苏轼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周先生，一定是见过周先生的《太极图说》，才能对先生的宇宙观用“造物”这样的词来形容，也才会让他发出“先生非我等之辈”这样的感叹来！由此看来，苏轼是一个读过周敦颐著述的人，而在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中也有不少周敦颐思想的影子。苏轼在他晚年所作的《东坡易传》，是他宇宙观、人生观思辨分析的心血结晶。他谈到宇宙生成的逻辑结构时说，“有”生于“无”，“有”是阴阳运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特性又是“无常形”“随物赋形”，这种特性是“道”的自然显现，是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向度的善的内涵。他关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辩证哲学思想，他的哲学运动观，应该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的解读和延展，《朱子语类》对其有过客观评价。

另外，苏轼以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为轴心，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形成了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实用主义的忧患人生哲学，认为其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是欲济世的儒家信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一直以来有一种“不欲昏宦”，而想“逃遁山林”的想法，因而入世出世成为他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而这也与周敦颐“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志”的想法相同。看来弟子有效法之意。

说起苏轼对周敦颐的崇敬，可从苏轼所作《茂叔先生濂溪诗》中看出。其诗这样写道：“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3]意思是说：世俗间人们都执迷于名利实惠，以至于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对于世间这种好恶，人们也总是爱屋及乌。然而濂溪先生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归隐后的先生回到了这濂溪上，这“濂溪”之名如同他的廉名一样名副其实。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品学兼修的全德之人，廉洁之名也仅是他修养全德的一个方面。因为他像陶渊明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抛弃了“彭泽米”（代指俸禄）辞官而去，做了一介庶民，好似西山夫一样的朴实。他后来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但多认为其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而已。然而先生岂是我等之辈，他是一位胸怀宇宙，能把改变世界和人生做为己任的人。他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就如同柳宗元一样，他以拙人自勉的精神也同柳宗元相像。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八月，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由鄱阳湖南下经赣水过虔州（今江西赣州）时，拜会了郡守霍大夫和监郡许朝奉。逗留期间，他们几个游山玩水、吟诗作画自不在话下。苏轼在一首《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此诗复次前韵》诗中这样写道：“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赣水雨已涨，廉泉春水流。”[4]这应该是离周敦颐治平二年（1065年）治虔29年后的事了，诗中暗含了对周敦颐这位前人功绩的赞誉。“大邦安静治”应该是指后来的郡守们皆沿袭了周敦颐“无欲则静”“诚能主静”的治理方法，方使得这个辖十县地方的大郡风和日丽、业兴邦安。赣水虽然因雨水而涨了（暗指人事更迭），但前人的廉名却如春水般流长。从上述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同时代的晚生中最了解周敦颐人品及才学的人了。

二、苏轼同周敦颐之子周焘亲如兄弟

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这样的记载：“次子焘，一字次元，德清县君蒲氏出也。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长宁榜登第，为贵池令，迁两浙转运使，知成都府，终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累赠先生宣奉大夫，苏东坡知杭州时与之同官，亲如兄弟，倡酬诗甚多。”[5]历史资料中虽未找到苏轼与周敦颐交往的线索，却有幸让我们看到他与周敦颐次子周焘的交往和友情。按“苏东坡知杭州时与之同官，亲如兄弟，倡酬诗甚多”之说并循时间考证，苏轼与周焘交往当在宋哲宗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年）苏轼任杭州知府时，而这时周焘任两浙转运使。两人同处两浙路，同住杭州地，不仅工作上多有交集，生活中也多有走动。他二人经常结伴出游，饮酒作诗自不待言，所以度正在《年谱》中会说“倡酬诗甚多”。周焘曾写有《观天竺激水》诗一首：“拳石耆婆色两青，竹龙驱水转山鸣。夜深不见跳珠碎，疑是檐间滴雨声。”苏轼则和诗一首《杭州次周焘韵游天竺观激水》：“道眼转丹青，常于寂处鸣。早知雨是水，不作两般声。”[6]当时两人处得就和亲兄弟一般。

今天尚能查到的苏轼跟周焘有关的诗，还有前者所写的《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周游西湖》，诗曰：“絮飞春减不成年，老境同乘下濑船。蓝尾忽惊新火后（白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钖），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浣花乃止）。山西老将诗无敌，洛下书生语更妍。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7]对于这首诗，曾有不少人误读，有人认为诗中“老将”和“书生”分别指刘景文和周焘，不妥。这里的“山西老将”当指刘景文的父亲、北宋儒将刘平。刘平在抵抗西夏的“山川口战役”中战败被俘，最终因写诗“骂贼”而遇害。后来，做过天子老师的苏轼向朝廷举荐刘平之子刘景文出知隰州。而诗中的“洛下书生”当指周焘父亲周敦颐。“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是说在“寒食”（清明前的一两日）这样的节气里，苏轼陪同刘景文和周焘出来踏青，共向北山祭扫二老的亡灵，自是一番对前辈功德的追思与哀念。

三、苏轼一首特别的诗表达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情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l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曾写下一首叫《独觉》的诗：“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8]“独觉”一语多意：既指一个人独自睡醒；亦指一个人只要悟透世界，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人生的凄风苦雨也就能安然处之、恬然对待了；或指自悟玄理。

有人说这首诗是苏轼在写困境中的自己，这不是事实——哪有在诗中自己把自己写成“先生”的道理？何况诗中的情景与苏轼有较大的距离。我们从内容来看，他是在写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周敦颐。谁能在瘴雾中工作奔波了三年而无怨无悔，最终被瘴毒所侵而病倒？这不正是写周敦颐么！当时周敦颐任广南东路（今广东）提点刑狱。那时朝廷对在岭南职事的官员已有明文规定：外出巡视可择日而出，以避瘴毒之侵。然而，周敦颐身在其位，心中却有“志伊尹所志”的志向。他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属地十四州、四十三县的刑狱公事上。“及使岭表，不惮出入之勤，瘴疬之侵，虽荒崖绝岛，人迹所不至，瘴疠之乡，亦必缓视徐按。”[9]这种情形要放在现代化的今天都是难能可贵之事，何况在交通落后、条件十分艰苦的古代了。然而就是累病倒了，他都能“恬不怪”，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和体国恤民之精神！

此次苏轼的北归线路，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由儋州—廉州—英州—韶州—岭南—南安—虔州，一路行来全部走在周敦颐的遗迹之上，沿途所见所闻更让苏轼感慨万千！建中靖国元年，当他来江州庐山，看到周敦颐的归宿地“濂溪书堂”后，别有一番感慨，故而写下这首《独觉》诗。

是的，接下来苏轼在诗中所描述的情况，完全是在写周敦颐辞官归隐庐山濂溪书堂时的状态。周敦颐在庐山的最后那段日子，物质生活非常拮据，就如苏轼诗中写的那样，寒潮来时因为没有太多衣物可以御寒，只能缩着脖子像寒冬里的乌鸦一样；生起火来取暖也只是略微缓解一时之寒。虽然生活窘迫到这种地步，但他的精神生活却是愉悦的，“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意思是说，虽然外寒，但此时周敦颐的内心却充满了暖意，好似满屋都翻滚着春天温暖的气息。先生仿佛就默坐在春风里，真正达到“颜子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度正在《年谱》中也记述了周敦颐这段时期的生活：“先生历官以来，所得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故贫不能归故里。榜其书堂曰濂溪，志乡关在目中也。至妻子粥不给，旷然不以为意。”[10]生活穷困，但他仍然坦然乐观，因为自己有他的志趣，自有事情要做，“志乡关在目中也”，所以他是充实的。正像苏轼诗中写的那样：“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他看淡世间的那些荣华富贵，看重的乃是用自己的心血去传播儒家思想，让桃李满天下。同时他也向往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说明周敦颐有着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认为在周敦颐的心中，万物皆有因，世间冷暖，天地雨晴，皆平等对待，只求逍遥自得，此乃大悟也。先生能做到此，人生便也无所谓忧愁。人或许也只有在生命旅程即将终结时才会如此趋于宁静吧？这首“独觉”，正是苏轼读懂了周先生，为周子真实写照之作。南宋理学家张栻在《通书·后跋》中这样评价周敦颐：“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观夫大全。惟先生生乎千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11]清代学者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也评价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是的，千年以来，在“道昏人如醉”的情况下，唯独周先生清醒，能对先王先圣之道承绪接武，发扬光大。

对于这一点，苏轼的朋友、周敦颐的另一弟子孔平仲也有同感。他在《题濂溪书院》中这样写道：“庐阜秀千峰，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简淡，住在溪之曲。深穿云雾占幽境，就剪茅茨结空屋。堂中堆积古图书，门外回环老松竹。四时风物俱可爱，岚彩波光相映绿。先生于此已优游，洗去机心涤尘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鹤哀猿夜同宿。”[12]诗中可以看出，濂溪先生这时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茅草搭建的空屋外，就是草堂中堆放着的他的著述、以及需要研习和传授学术所用的一堆书籍了。此时外面的世界正精彩，神宗皇帝推行新政以来也显现出一时的繁荣，熙宁变法新旧党争则争得正酣。先生此时却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在一种“久厌尘埃乐静元”的强烈想法推动下，终于可以下决心抛弃一切顾虑和烦恼，“遁去山林，以全吾志”。哪怕就是生活过得清苦点，哪怕就是与飞鹤、哀猿为邻寂寞些，他也不觉遗憾，因为终于可以做回自己而宁静平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这样他才能“俯仰不怍，用舍惟道”，为儒家的道统而献身。他因此也就不会感到惭愧了。这正是一种道醒者的“独觉”！

写到这里，我为先祖周敦颐有这样一些朋友、弟子或“私淑”而自豪！而这批社会名流对周敦颐的崇敬，则来自周敦颐超凡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故而他们对周敦颐的赞誉也是发自肺腑的。这便为后世了解周敦颐其人其事，留下了宝贵的笔墨。

注释：

[1][2][5][10]《周敦颐集·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岳麓书社2007年版。

[3][12]《周敦颐集》卷七附录杂诗，岳麓书社2007年版。

[4]《苏轼诗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苏轼诗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

[7]《苏轼诗集》卷三十二，中华书局l982年版。

[8]《苏轼诗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周敦颐集》卷八附录杂文，岳麓书社2007年版。

[11]《周敦颐集》卷四，岳麓书社2007年版。

作者系周敦颐三十二代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