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学习”？

梁中和+张艳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阅读中国第一书《论语》的首章时，若略去具体内容，我们会首先感受到一种温厚、醇熟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一个健全完整的人格。这是古代中国人为世界和全人类提供的理想人格。前贤们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从容而愉悦的。他们所作所为都充满了来自生命智慧根底的惬意和舒展。他们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过这种生活，而又谦虚地将这样的人生称作“学习”。

一、学习的愉悦

《论语》首章展示了中国人人生观中的第一要务——“学习”。古希腊大贤梭伦（Solon）也说过，他要“活到老学到老”。他所说的学习当然不是指我们今天学生课堂上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样，孔子所说的人生第一要务“学习”也不是指对一般知识的学习、记忆和传递。但是《论语》首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学习的具体内容，这倒不是说内容不重要，而是在强调，“学习”作为君子人格养成的必须活动，人们应该更重视“学习”本身的意义、学习时应该采用的态度、能达到的效果和境界。

为了跟随孔子亦步亦趋地进入中国人人生论的最内核，我们不妨细致地品读《论语》首章，了解它究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令人愉悦的学习。

孔子首先说，学习了面对一件事情时人们该如何处理，并且能举一反三，反复温习，使所学之事日益牢靠，这不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吗？

的确，“学习”本身作为一种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新的知识、见识和合理处理的手段，能让人在使外在事物井井有条的同时，内心也和顺舒适，这就是将整个世界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的努力。当这种努力完成的时候，怎么会不由衷地高兴呢？人们高兴地看到，通过自己反复努力练习，终于掌握了一种技艺，拥有了一种能力，学会了处理一类事情，得到了一种处理事情的经验和心理态度，这些都是真正的收获，是我们不断过上善好生活的努力。反复温习的意义除了在于熟能生巧以外，更重要的是能够牢固掌握从而向别人教授。能帮助别人又是何等的快乐！能给人提供帮助表明我们自己首先是完满的，自足的；我们不光有帮助别人的能力，更有帮助他人的愿望，这正是所谓的自觉觉他。他人从来都不外在于“我”。只有我和他人一同过上了善好的生活，“我”才真正实现了自己。

于是，孔子接着说，这样一来朋友们自然而然会因为你的学习成果而走向你，就像空杯子靠近满溢的杯子一样，人们从远方纷至沓来，为的是向这位饱学之士求取智慧。是的，求取的一定不只是琐碎的“知识”和“技能”，更不是道听途说的“消息”，而是真正广大的智慧。《易经·象传》中也讲到有君子人格的人，要和朋友们一起梳理和讲授所学，温习已经学会的事物和已经得到验证的智慧。如果人们闭门造车，就会孤陋寡闻。（《礼记·学记篇》）这样一来不光自己所学得不到验证，更不能与人分享所发现的智慧。孟子甚至将这样志同道合、相互参证的朋友推广到古往今来和全世界。他对万章说：“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追上去而与古人交朋友。”（《孟子·万章下篇》）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学习就至为广大深厚，感受的愉悦就不限于一个私人获得或占有某物时能得到的乐趣，而是可以体察到宇宙人生，上下数千年的人类智慧，这样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个人，能够超越其时空限制，往来于古今贤达，交友于一时俊杰，正是十分难得。这样的君子人格就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的生命已经渗入整个宇宙生命之中。他们的个人虽然表面上还是一个个体，但是实际上已经去掉了私人性。他们的生命是用于和全体人类和宇宙交往的主体，这时候的君子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那个自私的琐碎的“自己”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公共化。

因此，孔子最后说，人不知道自己的想法、状况，而我们不愠怒，不也是君子的作为吗？的确如此，孔子强调说君子考虑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应该做的事务或者程度，而不是担心别人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因为事情本身做好了，君子的任务才完成。君子要成就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自己一己之名之利。君子担心的是是否知道别人的嘉言懿行，是否知道别人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事体要求，而不是操心自己做的事情是否被人看到、知晓和称颂。孔子很多学生就是秉持这种态度做事的，比如曾子就说人们知道当然是如愿以偿；但人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心知肚明，无法自欺或自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

孔子的另外一位重要再传弟子荀子也有相关的教导，他说，“士君子所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是：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把自己的品德不好看作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 看作耻辱；把自己不诚实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信任看作耻辱；把自己无能看作耻辱，而不把不被任用看作耻辱。因此，君子不被荣誉所诱惑，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这叫做真正的君子。《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啊！”（《荀子·非十二子篇》）

因此，君子人格本身就能给人带来深入而牢固的愉悦，需要的只是踏实学习，常常温习，与人分享，不担心一己的名利，这样才会在成就完美人格的同时，得到深入的满足和悦乐。当然这种悦乐是君子人格的效果，并非人们要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人表现出的乐观态度是基于我们正当地做事会有正当的回报和效果。正当地做事本身已经足够我们快乐了；因为那些事我们都是努力学习，勤奋练习，愉悦地与人分享的，都是以正义和善为目标和依归的。故而君子之乐无乐可及，无乐可替，它完全满足于自身的美满与丰足。

二、学习的内容

如果从总体上来讲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不涉及具体知识的话，我们可以大体总结如下：

1.孝与顺

现在很多中国人埋怨自己的文化传统太过于保守，中国人太顺从了，甚至说有天生的“奴性”。这种对自己的文化的攻击主要来自于两种冲动：一种是惭愧自己文化没有创造出西方文明的成果，反而自责；一种是因为面对具有很强革新意识的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自省。这种自省的态度是好的，也是中国人本有的人生观；但是自责就没有必要了，而且对自己认同自己的文化有很大害处。

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反对“孝顺”，中文中“孝敬”和“顺从”故意放在一起是有其深意的。一般而言，人们在强调顺从的消极意义时，忽略了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献中强调孝与顺这种治理家与国的方式，为的是确立一种良性的秩序。在家庭生活中，“孝敬”虽然表现得像是完全听从家长安排；在社会生活中，“顺从”虽然几乎表现得像是完全地遵从上级命令，但是其中都有确立良性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深意。孔子的弟子曾经精辟地说道：“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会冒犯君上的，极为稀少；不会冒犯君上而会作乱的，不曾有过。一个用心于世道的君子，专致力于根本的事情；根本的事情做好了，这个世界就能变成为有道的世界了。孝和悌应是仁的根本！”可见对家人尊长的“孝”和对社会秩序中在上者的顺是同构的价值要求。

家与国需要人们遵循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并非单一方向的，而是相互的，因此是“父慈子孝”，“君君臣臣”，父亲也好君王也罢，要像一个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那样维持公正，这样子民才会一同维护。同样，只有在家庭中孝敬的人才会服从整个社会正义。一个人如果在家都无法孝敬父母，维持家庭中的人伦秩序，可以想象他是无法遵守社会秩序的。（参看《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篇》）

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思想家也将“孝”与国家治理和政治秩序相关联，比如管子就说孝悌是仁的“祖”（根本、根基）（《管子·戒篇》）；《吕氏春秋》也说在治理国家方面，“孝”是最为根本的事务，是古代圣王的根本事务，是所有事务得以顺利维系的关键。（《吕氏春秋·孝行览》）孟子也说：“人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这是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这是良知。两三岁的小孩儿没有不爱他父母的；等到他长大，没有不知道恭敬兄长的。亲爱父母是仁，恭敬兄长是义，这没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可以通行于天下。”（《孟子·尽心上篇》）

有人或许会责备这种家庭内部的“孝”的普遍意义，说这种基于一个家庭内部利益的行为，怎么会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呢？孔子的回答是：“做一个学生，在家应当孝顺父母，出外应当恭敬尊长，做事谨慎而说话诚信，普遍地爱众人而特别亲近仁人。在学习这些德行以外，又用力于读书。”这样的学习者，才会逐渐成为理想人格——“君子”。这样的人在家在外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他们特别倾向于结交“仁人”。他们对大众的爱是有的，但也是有限的；因为大众和自己一样，都需要德行、能力、见识等方面高于自己的人的教导。只是泛泛地跟随很多人学习技艺，而不亲近真正仁德的人，则对人们的成长没有益处。（《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因此正如孟子所言：“智者没有不该知道的，但是急于当前重要工作；仁者没有不爱的，但是务必先爱亲人和贤者。以古代圣王尧、舜的智慧都不能完全知道一切事物，因为他急于知道首要任务；尧、舜的仁德不能普遍爱一切的人，因为他急于爱亲人和贤者。”

2.如何识别和表达仁爱

“仁爱”是孔子教导人们的最重要的议题。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貌愉悦的人，不一定有仁爱之心。”的确如此，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往往把没有的说成有，（《逸周书·官人篇》）事情最终往往做不成。（《逸周书·武纪篇》）这样的人只是做表面功夫，顶多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做得得体，难以用仁德的方式做所有事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辨别事务是否合乎正义原则，不在于人们怎么替它辩解。

正如《吕氏春秋·离谓篇》所言：“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流于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成了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儒家认为君子是不靠容貌的变化来与人亲近的，如果感情疏远而容貌表现得亲密，那是小人的自欺欺人之举。（《礼记·表记篇》）因此辨别人们是否有仁德，不能依据其外貌是否和善，说话是否中听，而要看其内在的德性，看他们是否有由内而外的仁德，而不是徒有其表。这在学习过程中既是重要的内容（即学习如何由内而外地拥有仁德德性），同时也是判断学习效果的标志——看人们是否都学到了精髓，学到如何拥有仁爱和懂得如何表达仁爱。

3.自省的精神

中国人有很强的自省精神，如果把握不好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得过于自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自责有很多坏处，但这里主要是讲真正的自省是怎么样的，人们应该学习哪种自省。在这方面孔子最亲密的弟子之一曾子曾经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每天以三件事情反省自己：我替人做事，有没有尽心？我对朋友，有没有不诚信的地方？我传授学业，有没有不纯熟之处？”

这三个方面正是中国人自省的三个维度：第一，从事公共事务，是否真正为公共利益着想？第二，在人际交往中是否维护了诚信，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第三，对人传承或教授学业，自己是否温习过了、熟练了，是否是合格的知识和德行的传承者？君子如何对待他人和自己是个大问题，他人包括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陌生人”。这些人虽然和自己不熟识，但是基于事务的道义，我们所言所行要不损害他人的权益和利益；在和与自己熟识的人交往时，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能力和他人的实际状况，不隐瞒，不逞强，也不装作不行；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朋友的事情。至于对待自己，则不应与他人完全割裂。我们所谓“自己”，不过是传承一种德行和真理的通道。我们是一个环节，一个关键的承担道义者。人人都是承担者。应该意识到这种道义责任，主动肩负起来，熟悉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传递知识和智慧，传递德性和公义。只有这样做，才是很好地反省了自己并正确对待他人。因此荀子才说：“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固步自封……君子广泛地学习而又能每天检查省察自己，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为没有过错了。”（《荀子·劝学篇》）这种自省也是一种学习；而同样，这些检讨、这些行为就是在学习如何行仁。

因此当孔子的弟子樊迟询问什么才是仁时，孔子说：“在家守规矩，工作上一丝不苟，待人忠心耿耿，即使到了愚昧之地，也不可背弃这个做人的准则。”（《论语·子路篇》）一些看似简单的日常事情，恰恰是行仁践仁的落脚处。孔子的弟子子夏尊崇老师的教导，也进一步发挥说：“娶妻能够贵德而轻色；侍奉父母，能竭尽心力；服侍君上，能不惜生命；和朋友交往，诚信不欺。这样的人，虽说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也把他当做学习过的！”可见学习不是针对具体书本知识和技能的使用，而是指如何做一个有仁德的君子的事。人的一生无非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人，行这样的一些事，除此而外还有什么称得上真正的学习呢！学习的所有内容不过如此罢。

三、学习的境界

学习做君子的境界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字“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就出现过这个汉字的演变历史。它不只是和平的意思。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在行礼的时候，以能斟酌中道为最可贵。先代传下来的道理，最好的就是礼；不过我们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死板地照着礼，有时候就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用和。但若知道和的重要而一味用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和平不是懦弱和无规则地妥协，要有礼有节，有秩序讲规范，这才是“和”的正解。有些人把儒家讲的“和为贵”错误地理解为相互妥协苟且，甚至狼狈为奸，形成利益链或犯罪链，这是错误的，也是儒家反对的。具体来讲，作为个人的“和”的境界是这样的：当其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没有表达出来时，是处于“中”的状态；一旦表达出来后则能够恰如其分，没有过度也没有不够，那样就叫作“和”。

应该说，在行孝、与人相处和自处中是可以看到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的。

一个人的孝顺与否可以从他在家中的行为和志向来考察，正如孔子所说：“要观察一个人子是不是孝顺，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只看他的志向怎样；当他父亲去世以后，可从他的行为看。如果这个人能在三年里面不改变他父亲生平所行的道，那就可说是孝了！”父亲的道从来都不是父亲私人的。父亲所行的道不是某种职业。我们不必非要沿袭父亲的职业不可，但父亲的道则是指人人都应该学习和向往的真理。这里的父亲之道除了父亲在世时领会到的真理以外，还包括他向往的真理。

我们应该继承和保持的是这种普遍的真理，而不是父亲琐碎的习惯。当然，父亲的习惯或者日用家居摆设等等也都是要慎重对待的；因为那代表着父亲的人格和精神取向——他的房间应该按照他在时的状态保留，以便子女怀念他在世时的样子。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缅怀父亲，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我们自己，让我们了解到父亲这些习惯和行为的意义。当然如果父亲所作所为是不善的，比如小到酗酒偷窃，大到杀人行凶，这些能算父之道吗？当然不算，因为“道”自有其公义性，那些恶事称不上道。那么如果父亲行的事是这些恶事怎么办？如何不改其道呢？这就需要弄清楚父亲为什么会那样做。人们做事总是有所目的或者有所预期的，他们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达到一个善好的目的运用了不良的手段，或许是在追求善道时误入歧途。我们守的应该是那个善好的愿望，继续从父亲身上吸取教训，知道那条路走不通，继续替父亲探索真理，担当正道，这才是不改父之道的正意。

在与人交往时，儒家讲求信义、恭敬，这样才能做到君子之道，正如有子所说：“一个人对人家所作的诺言如能近于义，那这个诺言就可以保得住。如果对人的恭敬能合于礼，那便不至于为人所轻视。如果一个人能够依靠可亲的人，这也是可以为我们所效法的。”这也是君子在与人交往时达到的境界。

而君子自处时又如何呢？孔子说，“一个君子能够不以饱食、安居为生平的目的；勉力于应做的事情而出言谨慎；又能够向有道德的人请教，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他还和子贡有如下对话，子贡说：“一个人贫困而不谄佞，富贵而不骄傲。这种人老师怎么看？”孔子说：“很好啦！但还不如贫困而能乐道，富贵而能好礼的人。”子贡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诗就是形容这样一个人的吧？”孔子说：“像赐这样的人才可和他谈诗呀！告诉他一件事，他就能悟出一种道理来。”孔子主张的君子境界正是这种乐道好礼的人——没有对环境的抱怨，只有自己不断地努力的境界；不论你身处怎样的外部环境，总是以追求道义为第一要务，不受其他环境影响。达到这种境界，才是真正和自己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和完善自己。

富人和穷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左传》记载了富人因骄奢而失败的例子：当初卫国的公孙文子上朝请求设享礼招待卫灵公。退朝，见到史鳅告诉了他。史鳅说：“您必然招来祸患了！您富有而国君贪婪，祸患恐怕要到您身上吧！”文子说：“是这样。我没有先告诉您，这是我的罪过。国君已经答应我了，怎么办？”史鳅说：“没有关系。您谨守臣道，可以免祸。富有而能谨守臣道，一定能免于祸难。无论尊卑都适用这一原则的。戌骄傲，恐怕要逃亡吧！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只见到您一个。骄傲而不逃亡的人，我还没有见过。戌必定要成为其中一个的。”等到公叔文子死了，卫灵公才开始讨厌公叔戌，因为他富有。（《左传·定公十三年》）

穷人也应该懂得贫困不是自己不向善求道的充足理由，同样贫困也不止于金钱和物质上的匮乏。庄子笔下的孔子说：“君子通达于‘道，叫做通达；穷困于道，叫做穷困。现在我们抱守着仁义之道，而遭到乱世的灾患，怎么能够算是穷困呢？所以，内心自省，并不穷困于道；面临患难，并没有失掉‘德”。弟子子贡恍然大悟道：“古来得‘道的人，穷困也是快乐的，通达也是快乐的，所快乐的并不是由于穷困和通达。身上拥有了‘道，穷困和通达便不过像寒暑、风雨的时序罢了。”（《庄子·让王篇》）

可见君子行道不在乎穷富，关键是内心及言行如何符合道义；而且这样的言行最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拥有一种以身担道的完善人格。这样的人正如孔子所说，是不会担心自己不被别人了解的。他们所担心的是不了解别人的德性、德行，无法向人学习，去了解是非曲直，从而反省自己类似的过失。有了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学习态度才会成就为一位君子。不用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学习意识，尽力达到这样的学习境界，而不是去停留在学习具体知识和技能上。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自身的健全人格，而不是攫取外在的名誉地位。

作者：梁中和 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 艳 工学硕士，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分公司综合室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