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起集校注》：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

吴明贤

王定璋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文史专家，其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深、成果之丰、影响之大皆有目共睹，享誉学林。特别是他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见解独到。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钱起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是在其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钱起诗集注》的基础上，增益钱起文章注和钱起简谱而成的一部颇具开拓创新意义的力作，值得品读。

全面深刻、见解新颖是《校注》一书最显著的特点。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是盛中唐之交承上启下诗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家，今存诗四百二十余首，数量比较可观。这样一个重要诗人，由于历史资料记载较少，故未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历史上人们对他诗歌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颇有争议。近年来，研究钱起及其诗文的人逐渐增多，成果渐丰，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的《钱起考》，就对钱起的生平经历及诗作进行了考证辨析，颇有开创之功。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台阁诗人创作论·‘大历十才子之冠——钱起》《钱起生平系诗补证》等篇章，结合中唐诗坛的具体情况对钱起诗歌进行了论析，亦有独特之见。此外如雷莎《论钱起的山水诗——兼论唐代山水诗的盛中代变》（《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段莹《钱起的学道经历与对道教非生命物质诗歌美学的开拓》（《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文章也从不同的方面对钱起及其诗文进行了探讨。但总的来看，这些论著或重在考证，或重在题材，皆偏于一隅，未能顾及全人全篇，缺乏系统与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王定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以钱起及其诗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殚精竭虑，沉潜其中三十余年，从校勘文字、考辨真伪的基础工作做起，进而注释原作、系事编年、撰写年谱和专题论文，最后完成了四十二万余字的煌煌巨著《钱起集校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校注》共分三大部分，首先是对钱起诗文的校勘注释，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其校勘异文，择善而从；注释原文，细致精准；征引材料，翔实可靠，颇见作者功力。其次是附录部分：“传志”与“时人酬唱”意在提供人们认识了解钱起生平经历及交游情况，“诸家评论”收罗自唐至清人们对钱起其人其诗的论析评价，《重出诗考辨》《诗作系年考》及《钱起简谱》更是依据史实，辨析真伪，提供人们知人论世，准确认识钱起诗文的可靠依据，材料丰富，是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是《钱起诗评价》（代前言），这是全书的点晴之处。著者不仅全面系统地探、讨论析了钱起的诗文创作，而且独抒己见，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自己超越前人的新颖之见。如著者根据钱起的生平经历把钱起的创作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即：及第前的求仕和漫游（天宝十载前）；沉沦下僚时期（天宝十载至广德元年）；入省为郎至谢世（广德元年至建中年间）。”并分别深入地论析了这三个时期钱起的诗歌创作，不仅明白清晰地理清了钱起诗歌不同时期题材内容的发展变化，而且探寻了钱起诗歌在思想艺术上对前人的继承与借鉴。作者以文本为依据，溯源探流，条分缕析，事实充分，说理深透，不乏真知灼见，故而为学界所认可。再如著者认为“钱起的创作活动经历了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捩时刻”，其诗歌表现出了这个转捩过程中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那就是“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炼，简淡自然”，是“属于艺术造诣高于思想境界的诗人”；他的诗歌“许多篇章（半数左右）思想性一般，但内容也还健康，格调高雅，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这就从对钱起诗歌的解读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之见，言前人所未言，深刻新颖，不失为颇有开拓意义的一家之言。

校勘精审、注释准确是《校注》一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校勘精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慎选底本，精校异文。钱起诗集，历代集录，皆为十卷。据万曼《唐集叙录》，知北京图书馆“有校旧钞本”，而“刻本，未见有宋元旧椠著录。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嘉靖间有卢龙渊刻本七卷。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四，有一明活字十卷本，记云：‘右活字本，亦十卷，分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长律、七律、五绝、七绝，较席刻尤为整齐……所谓席刻，清康熙间席启寓琴川书屋刻《唐人百家诗》本也。”《四库全书》著录有内府藏本，亦为十卷，但“所编甚驳”，万曼认为“考功诗亦有待精校矣。”定璋先生《钱起集校注》就选择了时代较早而又“尤为整齐”的“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钱考功集》十卷本为底本”，这就保证了底本的质量，为“精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将底本“与《全唐诗》所辑诗互校，同时参照《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唐诗百家全集》等”，精心比对，列出异文，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如《校注》卷四《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中“月满谢公楼”句，校云：“月满：《中兴间气集》作‘月上，《极玄集》作‘独上。”列出异文，未作判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判断。而同诗“鹊惊随叶散”句就不同了，校云：“鹊惊：原作‘鹤惊，从《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等改。”不仅列出异文，而且择善而从，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指出其根据。这体现了作者对待异文既审慎严肃，不妄作结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又眼光敏锐，敢于担当的灵活的做事风格。二是分类编排，去伪存真。《校注》一书在精校异文的同时，还依据《四部丛刊》本，“按诗体编次”。原集所缺诗篇，则据参校诸本补入，并注明来源，以便读者查勘比对，如《校注》卷一《送元使君》一诗，“此诗原集不载，此据《全唐诗续编》补入。”再如《校注》卷九《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注云：“原阙，据《全唐诗》补。”同卷《伤秋》诗注云：“此诗原集未录，据《全唐诗》补入。”正因为如此，《校注》一书无疑是目前收集钱起诗歌最为全备的精品之作，其功不可没。但著者对全集编排并非毫无保留地全部照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底本编排作有适当的改变，如“原集卷九《江行无题一百首》系钱起曾孙钱之作”，前人早已考辨证明，《校注》一书则将其编入附卷，并将“原集卷十（钱起五、七言绝句）改为卷九，以示区别”。其他混入钱起集中的唐代旁人之作，则一仍其旧，但却在“有关题注中略加说明或辨析。”如《校注》卷四《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一诗，校注云：“此诗复出于《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九储光羲名下。又赵殿成《王右丞集注》辑录此诗，署名储光羲。按王维为补阙乃开元晚期事，其时钱起未沾一命，且年未满三十，岂能在长者王维前妄称‘老年？此诗当为储作羼入钱集。”在依照底本的同时，又指出其是“羼入”的他人之作，考辨虽简明扼要，然事实充分，颇有说服力。《校注》一书注释亦精炼准确，颇有特点。注释地理，则多用我国现存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地理总志——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如《校注》卷一《东阳郡斋中诣南山招韦十》诗中之“东阳”，注云“《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东阳县，望。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本汉乌伤县地，垂拱二年分义乌县置，取旧东阳郡名也。其地即今浙江省东阳县。”再如《校注》卷四《和蜀县段明府秋城望归期》诗中之“蜀县”，作者在注明“即华阳县，其地在今四川成都市东”后，就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加以说明。以当时人所著释当时地名，可信度更高。注释人名，若钱起当时之人，则往往引用时人诗文以作依据，并参考今人研究成果作出判断。如《校注》卷三《送邬三落第还乡》诗中之“邬三”，注云：“邬三：邬载。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唐才子传》《登科记考》）……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全诗四函钱起《送邬三落第还乡》，《纪事》二十七均以为邬载，《钱考功集》七作邬戴，古载、戴通用，实一人也。按刘长卿亦有《过邬三湖上书斋》诗……亦即此人。”或引用史书进行说明，如《校注》卷二《送李大夫赴广州》诗中之“李大夫”，注释在指出其是“李勉”之后，又引《新唐书》本传及《旧唐书·代宗本纪》和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勉赴州》等相关材料进行说明，最后得出结论：“则此诗为钱起大历三年在长安之作。”诗史互为补充，征引可靠详实，则所注更为可靠准确。若注前代古人，则据有关典籍作简明扼要的解释，如《校注》卷一《同李五夕次香山精舍访宪上人》中“远公方觏止”句中的“远公”，注云：“东晋高僧”；又引《神僧传》六对远公作简要介绍后注云：“此以远公比宪上人。”这对读者准确理解全诗亦颇有助益。注释官制典章，则多据正史及相关典籍。如《校注》卷二《登胜果寺南楼雨中望严协律》诗注“协律”云：“掌管音乐的官员。《新唐书·百官三》：太常寺设协律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吕。”又《校注》卷一《蓝溪休沐寄张八给事》诗注云：“休沐：官吏休假沐浴，即例假。唐制：十月一休沐，称为旬休（《唐会要·休假》）。给事：官名，即给事中。门下省属官，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新唐书·百官志》）。”皆依史书典籍记载，持之有据，准确严谨。注释使事用典，则多据经史子集，指出其最早的原始出处，进而解读其诗中旨意。如《校注》卷一《卧疾答刘道士》诗“羽人寄柴荆”句，注云：“羽人，《楚辞》屈原《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注》云：《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或谓仙人穿羽衣，故称羽人。此指刘道士。”既明其源，更释其意，简要清晰，颇为精准。

考证辨析，材料丰富是《校注》一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对钱起诗歌的注释中，定璋先生细究详察 ，用丰富的材料对诗作进行了编年，进而撰写了《钱起简谱》，这对知人论世，帮助读者了解并认识钱起及其诗歌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简谱》中天宝十一载壬辰（752）年下云：“钱起在秘省校书。”接着便以钱起《李士曹厅对雨》诗为证，且云：“诗谓‘重城，即指长安之内外二城。李士曹，即京兆府士曹李翥。此时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均在西京，且杜、岑、高、储等人是年同登慈恩塔，有题咏。岑参有《题李士曹厅壁画度雨云歌》……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谓李士曹即翥，且有考语：‘高适有《同李九士曹观壁画云歌》，和岑参这首诗同为五、七言各二句，当系同赋。高适又有《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同崔员外綦毋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诗，知李九即李翥，当时任京兆府士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岑参与高适同在长安，本诗即是时所作。”又云：“周勋初《高适年谱》所述略同，并引钱起此诗，亦将高、岑、钱三诗系于天宝十一载下。准此，则钱起不仅与李翥有所往来，也当与高适、岑参有所过从。”依据谱主及同时代人诗歌，证以今人研究成果，材料翔实可靠，考辨充分有力，可谓不易之的论。再如《谱》中所考钱起在天宝末任蓝田尉，至宝应二年（763）夏入朝为官，亦材料充实，引证详备，精确有力。诸如此类在《校注》书中及《简谱》中甚多，故钱起诗歌的编年及钱起生平事迹便历历在目、清晰明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校注》一书还对钱起集中重出的诗歌进行了甄别考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今存《钱考功集》十卷，即使“尤为整齐”的底本明活字本，也并非全为钱起之诗，宋葛立方、明胡震亨及近人岑仲勉、今人傅璇琮等皆已指出，并对其中一些诗歌进行了考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集中仍羼入了其子钱徽、其孙钱的作品，还有储光羲、韩、赵起、严维、崔峒、白居易和杨巨源等人的诗作，重出互混的情况较为复杂，亟待清理。对此，《校注》以翔实可靠的材料细分缕析、考证辨察、详加甄别，尽可能作出自己较为准确的判断。如《奉和圣制登会昌山应制》一诗，《校注》在指出《全唐诗》记录此诗两属（钱起、赵起）的情况后考辨云：“此诗又载《文苑英华》卷一百七十一，令人费解的是《文苑英华》目录中署名作者是钱起，而书中题下却署赵起之名。再查《文苑英华》，于同卷又得钱起诗《和季员外从驾幸温泉宫》。《文苑英华》体例乃以诗歌内容为编次依据的，卷一百七十一均属‘应制之作，若同一作者所作的题材相同的诗歌载于同一卷内，仅标‘前人字样即可，遍览《文苑英华》也没有将同一作者之同一类型诗在同卷内分排两处者。由此可见，此诗当为赵起所作，而《全唐诗》的编辑者显然是发现了这一矛盾的，但未予认真辨析，造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两属现象。”《校注》考证材料丰富，辨析有理有据，结论自然也就准确可靠。如果一时尚不能得出结论，《校注》亦以科学的态度存疑并充分说明理由。如《校注》卷八《同程九早入中书》一诗注云：“此诗一作钱诗。徐《红雨楼题跋》云：‘（葛立方）《韵语阳秋》云：《钱起集》，鲍钦止谓昭宗时有中书舍人钱，亦起之诸孙，集中亦有所作也。中《同程九早入中书》《和王员外雪晴早朝》二诗，皆作无疑，盖起未尝入中书也。葛氏之说向为论者所引，然葛氏所持论据甚简，不能凡诗中涉及‘中书即排斥为他人之作。今姑存疑。”其后又在同卷《和王员外雪晴早朝》诗中更为详尽地申述了理由。《校注》辨析有理有据，结论也就顺理成章，自然令人信服。此外书末附录钱起传记及时人酬唱诗歌、自唐以来诸家对钱起诗文的评论，更为广大读者及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结尾，特赋绝句二首以贺定璋君：

国风毛郑楚骚王，伟业千秋各短长。

异代知音今又是，考功诗注更堂堂。

漫尝细品味滋多，厚力深功实可歌。

说与追踪来继者，剑锋不愧卅年磨。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