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导向的心灵自由

宽弘

朱元璋的明朝政权刚刚建立，就诏令天下都要“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1]；又明确规定以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作为学子的功课和取士的准绳。至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官方编定《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传布天下士子，其中尤强调“以周、程、朱、张诸儒性理之书类聚成编”的七十卷本的《性理大全》。明成祖朱棣亲自为之作序。“把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凸显出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旨。至此，国家终以强权规定了士人阅读与理解的价值取向，使程朱理学在制度与操作层面上均成为天经地义的普遍原则。对不与朝廷合作的，不屑伦理羁绊的，企求自由发展的高傲文人，国家实行杀一儆百的政策。如洪武七年（1375年）腰斩曾写出表现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中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句）的当时最具名望的诗人高启。这一惨剧，顿时便钳住文人的思想和嘴巴。明初士风陡然转变，阐扬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论和失去自我、没有个性尊严、缺乏社会关怀、表现庸俗人性的“台阁体”诗文上扬，显示出奴性文人的委琐品格。

对思想边界的限定，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士人的不安与忧虑。加上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各阶层的“争利于市”，使道德的重建与个性的解放，日益成为严重而紧迫的一组课题。迨入明中叶，终于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要求重组国家意识形态，亮出心灵解放的大旗。这个人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参与反对宦官刘瑾的斗争而谪居贵州龙场（修文县治所）为驿承；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义成。其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中有哲学上最有影响的《传习录》和《大学问》。

王守仁既是明王朝的干练官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发展陆九渊的心学，用以对抗程朱理学。后人遂将陆、王二人的学说称做陆王学派。他在明中叶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享乐主义蔓延的情况下站出来拯救思想危机、拯救道德危机，就首先面临着思想、道德的真实、诚信问题，即要不要直面人欲，要不要对人欲的合理性予以适当的认可？王守仁的回答是：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2]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变。[3]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4]

只是一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5]

通过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论述，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说。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这是他对程朱理学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当然，“心即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但是，它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性主张，反对偶象崇拜，肯定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并把封建伦理纲常的基本内容归于“人心本来”具有的“良知”，对于当时突破“理”（或“天理”）的思想樊笼，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具有重大意义。李泽厚先生认为，王守仁“心即理”的观点，使“道心”（天理）“须通过‘人心的知、意、觉来体现，良知即是顺应自然。这样，知、意、觉则已带有人类肉体心理性质而已不是纯粹的逻辑的理了。从这里，必然发展出‘天理即在人欲中，‘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6]

王守仁的“心即理”观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7]也。他看到现实中的人的内心系有善、恶二端，从而提出“致良知”的观点，要求人们“实用为善去恶功夫”，追求回归原本澄明纯净的“心之本体”。[8]不过，他反对借助外在伦理道德的清规戒律去“去恶”，而是希望人们心灵能自我完善。此外，他还认为，每一个人的“心”各有不同，因而也就不必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不必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在这里，王守仁主观上要每一个人用心中的“良知”去“破心中贼”，但在客观上却带上了一种反传统、反权威的意味，具有一种个性觉醒的色彩。

王守仁极力反对理学对人的束缚，提倡每个人按个性自由发展。他主张教育孩子应引导其自由发展个性，不要加以限制约束，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月化”。[9]关于个性自由发展问题。王守仁说：

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0]

王守仁鼓励人的个性张扬，即便是狂狷者也罢，只要有才气，就不要限制其发挥和发挥的方式。这样的观点，实际已接近于近代自然人性论。

王守仁的另一个哲学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明显是针对二程等“知先行后”论以及由于信奉程朱理学而造成的知行割裂、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王守仁在回答“知行如何得合一”的问题时指出：

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11]

王守仁这里意在指明：如果没有自我良知萌生和发动，那么所谓知识便不属于真正的心灵的知识；只要内心感悟了，有了反响（即“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12]。当一切都凸显于内在心灵时，“知”与“行”便不会脱节，而均成为内心寻求良知，走向澄明境界的过程。[13]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已经把一切伦理道德归结为人的个体自觉行动。他的“致良知”其实并不是知，而是伦理道德感。“良知”既是本体，那么就无待于外在权威（包括“六经”）。陆九渊提出“六经皆我注脚”；到了王守仁这里，我就是六经，我就是最高权威。这样一来，便突出了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显出了王学的个体主观战斗精神。[14]

王守仁以“心即理”和“知行合一”为主旨，上承陆九渊的心学，下接何心隐、李贽等的“大胆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自然主义”，从而开启了通向近代思想解放的进步通道；而明中叶以来澎湃的浪漫主义的人文思潮（突出地表现在文艺领域），也是以王学的基本观点为哲学基础的。

王守仁的学派被称做“阳明学派”，也叫“姚江学派”。他过世以后，其门人如钱德洪、王畿、王艮、邹守益、罗洪先等，继续发扬他的学说，形成若干重要支派，最著名的有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明末清初，阳明学派传播到东瀛，在明治维新前后发展成日本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学派。

王守仁的学生王畿（1498—1583），字汝中，别号龙溪，官至南京兵部郎中。他为传播王学，于吴、楚、闽、越、江、浙等地辗转讲学四十余年。他继承王守仁的“良知”说，强调良知是人人具有的人的自然本性，应当“随其所为”。他在《华阳明伦堂会语》中说：“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15]在《答南明汪子问·二》一文里，王畿强调人心原本无善无恶，生命亦是鲜亮活泼的个体；当顺其原性原状，任它自由发展，去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而“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洒脱，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洒脱之机，非有加也。”[16]

王畿此处特别说明自由快乐原是心灵的本性；那么，还人以本性，就该让人的心灵得到充分自由，不应加以任何限制与束缚——而这正是先贤事业成功的保证，是儒家学说的原道。王畿在《示丁维寅》一文中反复强调“不涉安排”“真性流行”，指出所谓“真性流行，不涉安排，处处平铺，方是天然真规矩。”他在《与荆川》一文中进而说：“矫情镇物，似涉安排，坦怀任意，反觉真性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王畿把王守仁的“良知”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引向了主张“自信本心”的南宗禅。明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他在王守仁主持的“天泉证道”的论辩会上，举先生教言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又继而指出：“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元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17]王守仁对爱徒的第一段话予以了认可，因为其乃王学的宗旨；对第二段话则不置可否。这两段话特别是后一段话（系王畿本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凸显了心灵本有的“良知”（本体）地位，把它加以极端地放大，“所以心灵成了没有恶只有善，因此给心灵的自由纵放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仿佛千年以前南宗禅的洪州宗一系那样，‘我心即佛心，去追求完全绝对的自由、自然和适意，从而瓦解了儒家对于社会、伦理和生活的最后一点责任。”[18]

王畿在日常生活中也颇有南宗禅的风采。他在《与阳和张子问答》一文中说：

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者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思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天下之过，与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则可以进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19]

王畿自称狂者，强调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认为：狂者应该拥有一颗真心，心地光明正大，为人堂堂正正；有了过错则明明白白地改正。

由于王学的传播，狂者精神在明中叶及晚明社会影响较大，在一部分士人中特别是富于文学气质的士人中形成了“傲诞士风”。士人们恃才傲物，言行“怪诞”，特立独行，尽情嘲弄讥讽程朱理学和传统礼教，“非圣无法”，如唐寅、文明、徐渭、袁宏道、汤显祖、陶望龄、李贽等。时人评述说，他们“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所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20]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明实录》第一册，中华书局2016年影印本。

[2]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5][8][10][11][17]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

[4][7][9]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

[6]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9页。

[12]王守仁：《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

[13][18]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425—426页。

[14]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15]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

[16]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三。

[19]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六。

[20]沈瓒：《近世丛残》，转引自李振纲：《李贽新观念三题与传经文化的断裂》，《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