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

童无射

王守仁的学生王艮（1483—1541），号心斋，出身盐丁，中年时追随先生研习心学，将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自然人性论。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王艮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是自然，人和天地万物都以自然形气为基础。所以“天人同体”“天人一理”。什么是“理”呢？在王艮看来，就是“自然法则”，比如鸢飞鱼跃、草木生长、河川奔流等等；至于人的欲望和冲动也是自然法则。所以王艮认为，人应该循自家本性行事，过一种合乎本性的生活。王艮指出，人的生活倘要合乎其本性的话，就必须反对一切外在束缚，反对违背人性的礼教。他说：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

（《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

王艮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提出人的欲望原出于自然本性，并非有意为之，所以不能视其为“人欲”；相反，想要束缚人的自然本性的种种人为安排才是“人欲”，因为那是有意的设置。因此，如果按照“存天理，灭人欲”的话去做，就应该保留人的自然本性（食、色等欲望），而去掉束缚人性的种种外在安排。他说：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凡涉人为，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

（同上，《语录》）

王艮用程朱理学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对违背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予以了痛快淋漓的打击，宣扬存“人欲”而灭“天理”。他的那首有名的《乐学歌》唱道：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

於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在这里，王艮鲜明地表达了他的“顺欲论”。他提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率性自在，圣人因此而获得快乐；快乐是圣人的表征之一。于是，反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在王艮的充分自信和无尽洒脱中，被抛于九霄云外了。

王艮在现实生活中是以一位无拘无束的狂人面目出现的。他说他29岁那年，做了一个梦：苍天崩塌下来，大地万众悲鸣。他应时而出，大发神威，用双手支撑起苍天……

王艮38岁那年，头戴一顶纸糊的帽子，身穿一套怪模怪样的衣服，到南昌去拜访王守仁，开始了对王学的接承。他在王守仁“只信自家良知”说的基础上，喊出“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的狂者呼声。王艮强调：人的现实生命是世界上最高的存在。人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需求和身体需要，按照自己的本性过自由的生活，就像苍鹰在蓝天自由翱翔，鱼儿在水中自由扑腾，花儿在地上自由绽放一样。王艮在《鳅鳝说》中自比被人囚于缸中的泥鳅：它不甘于命运，在一起被囚的“复压缠绕”的黄鳝阵中“自率其性”，“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最终趁暴雨之际率领众黄鳝突破樊笼，回到广袤无垠的大海中。文中，王艮借道人之口叹道：

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

文末，王艮赋诗曰：

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

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

王艮此文，表现出他蔑视礼教樊笼，要求冲破“三纲五常”的束缚，回复人与身俱来的自由天性的豪情壮志。

王艮和王畿一样，被认为是“王学极端主义学人”。王艮还是王学中的“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其子王襞以外，还有颜山农、罗汝芳与何心隐。

王艮的儿子王襞的“自然人性”论比父亲更为彻底。他认为，“道”的内涵就是自然现象和人的生理要求，不应再有别的含义，惟“自然之谓道”。人性是自然的，自然的人性就是“善”；而“人心自善，本之天性……妇人女子亦同有是理也。”（《王东崖先生遗集·上道州周合川书》）既然人的生理欲求等是自然人性，是善，那就不能施以任何外在的束缚。他说：

才有纤毫作见与些子力于其间，便非天道，便有窒碍处，故愈平常则愈本色，省力处便是得力处也。

（同上，《寄庐山胡侍御书》）

王襞一生倡导心灵的潇洒、思想的自由，希望世人都能解除外界加以的种种束缚，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在《和乐吾韵勉殷子实二首》之一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胸中不挂一丝缠，便有工夫闲打眠。

堪笑世人甘受缚，不知潇洒在何年！

由于揭示出世人的真实心理，对民众、对人生、对生活充满近乎狂热的关爱，再加上泰州学派四处讲学，使得王守仁、王艮一脉的思想在“短衣徒跣”之徒中广为流传。江西人颜钧，字山农，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嘉隆江湖大侠》讲他读“经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却成为泰州学派的忠实追随者。他认为，人心如明珠，原本没有污染。一举一动任其自然，这才是人的本性；违背或束缚它，就不能保持这种本性。他因此提出“制欲非体仁”的观点，主张“平日率性而行，纯任自然”。

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载，颜山农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曾遭官府逮捕，被狠狠地打了五十大鞭。在这一过程中，他一声不吭，连身子也不侧一下。待行刑结束，他已是皮开肉绽，血迹斑斑。

颜山农的学生罗汝芳（1515—1588），是王学中更接近禅宗的一派。他解释颜山农的“制欲非体仁”说，“体仁”就是保持赤子的“爱根”。如果人人都能“体仁”，人人都能保持赤子本性；那么天下就太平了，人们“所行纯任自然”。这样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制欲”了。“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人生最快活的，乃是保持自在的天然性情。

颜山农的另一位学生何心隐（1517—1579），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他青年时曾立志科举及第，曾在郡试中得第一名。后来他接触到王艮的学说，发现封建礼教对人束缚太紧，“天理人欲”论违反人的本性，于是放弃科举入仕之途，立志反礼教，倡人欲。他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提出“心”是万物的本原，又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应予以适当的满足。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佚，性也”，认为饮食男女、追求享乐都是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程朱理学把人欲看成罪恶的观点。他指出：“且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取义，欲之寡也。能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以存心乎？”（《何心隐集·辨无欲》）平心而论，孟子尚且承认人欲（不过主张寡欲），那么，程朱理学和周敦颐的“灭欲”说和“无欲”就显然没有道理了。实际上，它既有违于传统礼教，更有违于人的本性。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何心隐因反对官府征收额外赋税被定罪，幸被人营救；后赴京师施计促严嵩罢相，为严党所仇。他后半生游历天下，四处聚徒讲学，不惜与禁止讲学（万历七年，朝廷颁布禁聚徒讲学、私创书院的诏令）的首辅张居正相对抗。万历七年（1579年）三月，何心隐在祁门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捕。押解途中，何心隐仍不断上书，请求开放学术。官府对他又恨又怕，将他押到武昌。在审判官面前，他坚决不肯下跪。行刑者打了他一百多鞭，他惟干笑几声，仍拒不下跪。九月二日，这位铮铮汉子竟惨死在官府乱棒之下。后来，李贽专著《何心隐论》一文来纪念他。

王守仁以后的嘉靖年间，由于官方对王学的担忧、畏惧，王学一直处于学术边缘而不得志。嘉靖以后，市民生活风气呈现多元化趋势，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渐放松，自由讲学空气渐浓。进入万历年间，王学遂开始在社会上风靡开来。但王学及其传人“肯定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如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的思路和行为，就是对传统秩序的一种挑战”（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这种“非圣无法”，追求自然自由的主张，促使朝廷重新对王学加以限制，并试图扭转王学大兴以后的士风。所以何心隐、李贽的相继遇害，就在所难免了。

何心隐一生宣扬自由，倡导人欲，并且为争取这种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方面说明了晚明时期守旧势力和传统道德还很强大，明中叶才兴起的启蒙思潮还不是它的对手；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启蒙学者立志唤醒人的主体意识的精神十分顽强，甚至不惜舍身取义。

何心隐死后，王学中最为刚烈的一脉——泰州学派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不惧权威，蔑视传统，敢想敢说敢干，渴望打破思想牢笼自立自主，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精神却被后人永久怀念，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如是写道：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