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塆纪事

蔡家园，1974年生于武汉。文学硕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曾任《今古传奇》主编、《天下》人文杂志副主编、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约两百万字，出版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及散文随笔集《书之书》《去图书馆约会》等五部，担任过多部动漫剧的策划和编剧。曾获第二届湖北文艺评论奖，入选湖北“七个一百”文学人才，系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有作品集被翻译成英文、韩文在海外发行。

题记

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俄]克柳切夫斯基

开篇

1

八岁那年，我离开了故乡。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故乡的过客，偶尔回去一趟，总是行色匆匆。故乡和我就像一个疏于交流的童年伙伴，除了依然温馨的记忆，确凿是越来越陌生了。

屈指算来，我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整整三十三年。年轻的时候，我总为自己的土气和乡音感到自卑，渴望早日脱胎换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过了一些年，我的生活习惯、语言腔调和举止装束，渐渐变得和城里人一模一样，并在城市中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成了一个“标准”的城里人。当我不再介意别人把我当作“乡巴佬”的时候，我的内心却产生了新的焦虑。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我会突然心情黯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叶飘萍，日日在物欲的风浪里沉浮、漂泊，忙忙碌碌，浑浑噩噩，既不知来路，也不知将往……而那个常常被视作可以安妥心灵的意象——故乡，甚至许多年都不曾在我的梦中出现……这，让我越发觉得空虚和惆怅。

200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原因，我陪同正在攻读社会学硕士的远房亲戚老五回了一趟故乡。老五为了搜集论文素材，准备对村史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在陪同他采访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故乡就像一本被忽略了多年的大书，隐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这个发现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惭愧——这么些年来，我真是遗忘了自己的根脉。那些从时光的烟尘中逸出的故事和人物，既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将我引向沉思……过去，我对于故乡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童年的朦胧记忆，二是父母支离破碎的叙述。而今的系统深入采访，不仅使我重新发现了故乡，走进了她的历史深处，甚至触摸到了她隐隐的心跳……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必须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寄托那一缕乡愁，更是为了给正在消失的乡土留存一份历史档案。

2

我的故乡在松塆。

松塆地处长江之畔，是一座有着将近八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松塆全盛时期的居民达两百多户，人口最多时超过一千人。许姓一族占了松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他皆为小姓。

据《许氏宗谱》记载，此地“松林尝称茂密，郁郁葱葱，蔚然深秀者，足以壮观瞻矣”，所以得名松塆。

清朝初年，村后秀溪之畔建有一座秀溪书院。书院林木掩映，山墙起伏，飞檐翘角，别有幽趣。建筑布局采用中轴对称，分为四进，即大门、讲堂、崇礼堂（祭殿）和藏书楼；斋舍对称分列于中轴两侧，各成院落，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书院经常延请宿儒设席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来，琅琅书声不绝于耳。村中人才辈出，仅许氏一族，康熙一朝就出了四个举人。不料到了乾隆末年，遭遇一场火灾，祭殿和藏书楼皆毁，书院也就渐渐没落了。

乾隆年间，许氏开建祠堂，雕梁画柱，飞檐粉壁，庄严森然。及至道光时，族人集资重建祠堂，东西两侧扩建仓房，占地面积达二十余亩。到了新中国成立，许氏宗祠在当地都算赫赫有名的大祠堂。但是，松塆人引以为傲的却并非这些，而是那座曾经矗立在村口的“八世同堂”的石牌楼。原来，许氏一族从明代文书公到清代一隆公，百年之间，“上承祖宗，下恤子孙，但愿萃处一堂”，历经八代未曾分家，声名流布四乡八里。许氏先祖文书公认为，“富贵功名乃寻常事耳，孝义之道古圣贤所尚也”，他还将此阐发为《家政二十二条》，作为治家规范遗教子孙。湖广提督黎致达知悉许氏事迹，亲笔题写“八世同堂，节孝千秋”匾额，并上奏朝廷请求表彰。于是，乾隆皇帝颁旨修建了这座牌楼。清代的著名学人黄士林曾作诗称赞：“德似君家信不虚，古今阅历几能如。一门孝友皆遵教，八世贤良未异居。克勤克俭存厚道，将耕将读课诸储。细观四十二张训，却剩张公百忍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石牌楼被拆毁了。但是在松塆人，尤其是在许氏子孙的记忆中，这个牌楼却一直未曾消失。

我的远祖并非松塆人。他们世代务农，生活在长江边一个叫东湖村的地方。东湖村靠近古码头，明末清初时货船往来，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及至晚清，河流改道，码头逐渐衰落。到了我的曾祖父那一代，举家迁到了松塆。从此，蔡姓族人就在松塆扎下根来。

当我萌生了为松塆写一部书的念头之后，又利用假期回去过几次，查阅宗谱，访问老人。也许是因为文脉昌盛，历代松塆人都比较重视修谱。无论是村庄的历史，还是许氏家族的历史，都留下了清晰脉络。老五对上个世纪松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行了详尽调查，并将整理出的原始材料全部交给了我；就一些重要问题，他还和我进行了多次探讨。塆里年岁最长的老人“疯爷”1990年参加过重修《许氏宗谱》，对村里的掌故更是了如指掌。像致远、梅松、汉明、曲英、长胜等长辈，也从各自的角度给我讲述了许多往事。

资料收集工作完成之后，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夜阑人静之时，我常常将电脑里的资料和照片打开，用鼠标一页一页地触摸，细细地咀嚼那些过往的细节。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我阅读过大量表现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是随着对松塆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固有的“乡土中国”记忆开始发生动摇。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换言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记录着历史。这些年来，那些表现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仅在我的脑海中早已绘制出一幅“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而且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并以此规训着我去观察历史和现实。可是，松塆的故事却朦胧地勾勒出另一种历史图景，这使我渐渐变得犹豫、彷徨起来，开始质疑起自己的历史记忆、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3

前年夏天，我又回松塆小住了一段日子。

一天深夜，我坐在儿时好友业康家二楼的阳台上乘凉。空气中浮着稻草燃烧过后的淡淡味道，使乡村显得更加真实。月朗星稀，夜空高远。习习凉风送来唧唧虫鸣，更添夜的寂静。偶尔那么片刻，虫声停歇，世界仿佛静止。仰望星空，思绪悄悄飞得很远很远……

在中国浩如星海般的村庄里，松塆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粒小星星。就在这片巴掌大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普普通通的男人女人。一代又一代，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死亡。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着四季，又似枝头花叶、小径霜露，自生自灭。他们总在挣扎、追寻，向着幸福，向着理想。他们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风潮，但终归都是小人物，即便偶尔掀起一点小小浪花，最终还是归于沉寂……他们参与着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了历史。透过村庄悄然生长的历程和偶尔浮现的喧嚣，的确可以真切地看清时代的许多隐秘变化，甚至可以窥见隐匿在大地深处那些被遮蔽的耐人寻味的细节……

那么，怎样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松塆呢？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应该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因为每种论述都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德里达也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只能透过这种结构来理解整个世界。他们的言外之意即是，每一种叙述背后都有一种历史观在发生作用。而历史观则源自我们对历史本质的理解，因此，无论怎样叙述历史，永远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一个侧面，而不能揭示全部的历史真相。显然，松塆的历史“真实”也只能在我的“叙述”中呈现。我无法超越“论述”和“结构”，我所能做的唯有努力抗拒流行价值观的强大惯性，在多元的视域中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在多声部对话中重现松塆曾经的生活。

……

在这个炎热的夏夜，我的心渐渐变得宁静。理清了芜杂的信息碎片，我开始尝试开辟一条通往故乡的文字小径。

1951：两个地主的黄昏

1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1日；地点：松塆】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呵呵，你们不要笑啊，故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流传的。问题是，现在愿意听故事的“小和尚”越来越少了。他们就像公鸡一样，天天被人追债似的逼得四处乱窜，急慌慌地像丢了魂。忙着挣钱，忙着盖楼，忙着买车，忙着给草莓喷激素，忙着给猪喂化肥，忙着给鳝鱼喂避孕药，忙得忘记爹娘、忘记儿女，哪个还有闲心听我讲过去的故事？

我已经老了，黄土都埋到下巴颏了。你看见躺在门口青石板上晒太阳的那条狗了吗？我和它一样，牙齿都掉光了，连肉骨头也啃不动了。想当年，我一顿可以吃掉两斤米，喝八瓶东湖啤酒，壮得可以打老虎。你别看我还活着，其实我已经死了。清明节又快到了，村子里更热闹了。昨天下午，我坐在老屋西墙根那儿晒太阳，身上暖烘烘的，脑袋里迷糊糊……泥巴墙上好热闹啊，就像在演电影！是谁家在娶媳妇，响器班子走在前头，吹吹打打，锣鼓喧天，后面跟着花轿，新郎官披绸挂彩……好多人挤在村头看热闹，我的爷爷奶奶，瀚儒、耀辉、宝贵啊，还有王二娘，他们都冲着我笑。他们说：三伢啊，办喜事哩，你怎么不来呀？我们等你来凑一桌，三缺一啊！……不像是做梦，他们在墙上就像活的一样……他们说的可不是搓麻将哦，他们玩天九牌。这种牌你们听说过吗？一共有三十二张，四个人玩。牌分文武，文牌以天牌为尊，武牌以九点为大，所以叫天九。根据牌面点数不同组合来比大小。有个口诀么：至尊天地人和主，梅长板斧瓶六五。杂九八七五对补，天杠地杠从九数……扯远了，玩这个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结婚也不坐花轿了。我那个孙子晋文，前年在武汉结婚，跑到什么基督教堂去举办婚礼。现在的人啊，都喜欢洋玩意儿……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忘本了啊……

我是真要走了。我是民国十五年（1 9 2 6年）冬月初八出生的，八十四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招自己去”。再活下去就成精了。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常常就打起瞌睡来，迷迷糊糊地在昨天和今天之间飞来飞去，过去的日子就像放电影，一幕一幕从我的眼前跑过……我这几年一直想啊，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要写“二十四史”，我们为什么要修谱啊，都是为了把记忆留下来嘛！我小时候念过私塾，解放前在仓埠读完高中，50年代当过老师，教过语文、历史、政治、化学，后来在塆里当农民，改革开放后贩棉花，当道士，后来又当老师……我算不算知识分子？毛主席说：工农兵学商。我占了三样。按你们时髦的话说，我也算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吧！他们都说我老糊涂了，说我是疯子！“文革”中我是“疯”过，那是因为脑袋摔坏了啊！我人疯心明白。我天天听收音机，天下大事老头子我明白得很呢……可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讲古了。我是塆里年纪最大的“老不死”，要说松塆的历史，我如果不讲，很多事永远就没人知道了。用你们作家的话说，这个村庄浓缩了中国的历史，是不是？

松塆的历史家谱上有记载。我们的老祖宗选这个地方居住，是看中了这里的好风水。你们看，花山向南北延伸开去，像张开的胳膊护佑着村庄；可惜这些年不停取土烧砖，花山的一只胳膊已经被挖掉了。过去，花山脚下的那片松林一眼望不到边，刮风的时候像有千军万马在里面奔驰；现在，松林已经变成了旱地。秀溪傍着村子流过，由北往东，再往南，七弯八拐，就像一条蛟龙蜿蜒欲飞。老祠堂在村子北面，龙头就在祠堂门口。祠堂四角各栽着一棵香樟树，就像四个大将军，威风凛凛保护一方平安。秀溪有炮把里（十多里）长，一直通到了举水河。我小的时候溪水碧幽幽的，照得见人的影子；河里游着拃把长的刁子鱼，用狗尾巴草都能钓起来。现在河水细得就像小伢屙的尿，而且迎风三里臭……过去松塆的风水好，发人！古代出过大将军和翰林，民国以后出过国民党少将，出过共产党的厅长，出过造飞机的工程师，也出过留洋的博士，当然也出过土匪、赌棍……

如今，山削平了，松林烧光了，香樟砍掉了，小溪干枯了，人心也荒了……这世道变了哦……咳咳，野棉花……扯得太远了……你们要我说说新时代么，那就从1951年清明开始说起吧。

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从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发动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据说上面有命令，凡是反革命分子都要从严处决。如果有七八个人举报，这个人就可以被定罪。1951年的清明，我们塆最大的地主许瀚儒等来了他的劫数。

土改时划分家庭成分，松塆一共划了七个地主。瀚儒家的田地最多，一百零三亩；房子也最大，青砖瓦房十二间。他当过乡长，运动一来，首先被捕。关押审查大半年之后，县政府宣布他“罪大恶极，立即正法”。

行刑的头一天，他的大儿子致远去县大队的看守所给他送吃的。瀚儒一声不吭地吃着他带去的鱼面，一碗，一碗，又一碗，最后连罐底的汤也喝得干干净净。他冲儿子笑着说：“你妈做的鱼面真好吃！”说罢挥了挥手，就闭上了嘴巴。自从他被关押以后，村子里就流传着很多消息。有人说，他家堂屋的地下埋了一坛子银元；更奇的是，还有人说他家里藏着枪，想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时起事策应。为此，公安局带人到他家里三遍外三遍地搜查，还组织村民将地皮全部刨开，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致远那天去看他父亲，其实揣着个不能明说的心事。世界上没有空穴来风的事，他希望他父亲能暗示点什么。可是，瀚儒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瀚儒就被押赴刑场了。当时，我和塆里很多人在现场看热闹。

瀚儒身材高大，被五花大绑后就佝偻成了一只大虾。他的后颈窝处插着一块窄木条，上面用墨笔写着“反动地主”四个大字。牛毛细雨从早上下起来就没停过，他身上浅灰色的长布衫早就濡湿了，双肩处像打了两块深色补丁，看上去也像两块伤疤。他的一条腿瘸了，屁股一翘，肩膀就向上一送。他是在往前走，但那样子更像随时要退回来。他想走得更稳一些，可头上那顶发黑的破草帽随着身体的颠簸总是往下掉。一名横端着枪的解放军战士不得不时时伸出手，帮他把帽子压紧。

刑场设在古岗的河滩上，这里离松塆有四五里地。河滩上布满了鹅卵石，灰灰白白的，看上去有些瘆人。两班持枪的解放军呈扇形散开，将四乡八里赶来看热闹的人驱赶到警戒线之外，中间就隔出了一片空地。空地上只跪着瀚儒和另一个地主耀辉，显得十分空旷。

随着一声枪响，跪在地上的瀚儒被震得跳了起来，身体直直地向前扑倒。那顶草帽也飞了起来，落到一丈之外。他的嘴是张开的，正好啃在泥地上……

2

那天，到了行刑地点之后，一个战士从背后朝瀚儒的膝盖弯猛踹一脚，他就跪了下去。看看旁边挺胸跪着的耀辉，瀚儒说：“唉，我可没有血债啊！”耀辉苦笑着摇摇头，道：“兄弟，二十年后再会吧！”

这时，其他战士都离开了。一个姓王的班长装作不经意地凑近瀚儒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许先生，你走好！”这个王班长是当地王塆人，很多年前在瀚儒创办的国民小学里念过几年书。1947年参加刘邓大军，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在县大队当了班长。这次由他担任行刑。后来，他告诉致远：“我瞄了又瞄，那一枪打得很准，三八式步枪子弹刚好从嘴里穿出来，才没有让你爹破相。”

随着两声枪响，一个旧的时代轰然垮塌，一个新的时代露出曙光……倒在时代交替暗影中的瀚儒，一直让人们念念难忘。尤其是他临死前的两个细节，成为松塆人口头流传最广的传奇。

一是他戴的那顶草帽。

那时，邾城北门有一个集市，附近村庄的人都来这里赶集。有卖蔬菜水果的，有卖猪肉河鲜的，有卖发粑搅粑的，还有卖柴火的，叫卖声五花八门、此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当行刑的队伍经过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聚成两道人墙，拥在路边观看。当队伍经过一个卖发粑的摊子时，瀚儒突然停住了脚步。卖发粑的老头愣了一下，朝旁边押送的解放军战士扫了一眼，见战士没有表情，就迅速从篮子里拿起一大块发粑，递到瀚儒的嘴边。瀚儒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下雨了哩，能不能把你的帽子借给我戴一戴？”老头吃了一惊，咕哝了一句：“作孽哦……”他把头上发黑的破草帽取下来，顺手掸了掸帽檐，端端正正给瀚儒戴上。瀚儒说了声“谢谢”，转身继续往前走。

瀚儒在当地是名人，街上认识他的人很多。他借草帽这个奇怪的举动，被人们议论了很久。那个卖发粑的老头新中国成立前是远近闻名的赌棍，瀚儒当乡长时禁赌，曾经抓过他。老头说：“人人都说许乡长是‘家婆乡长，人真不凶，抓去了也没挨打。关了两天，每天还发俩窝窝头。训了两通话，就放人了。”当瀚儒在他面前停下时，他马上联想到过去在戏里头看过的情节——囚犯上路前要吃喝，也就是说要当“饱死鬼”，就连忙拿了一块大发粑递给他。没料到，瀚儒要的是草帽。“人都要死了，还这么讲究脸面。”这是卖发粑的老头一直不能理解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瀚儒临终前吟诵的一句诗。

当队伍穿过北门来到郊外的时候，瀚儒不时东张西望。微雨依然细密，像牛毛，像银针，直往人身上扎。田野被洗得一片鲜亮，油菜花发得旺盛，麦子也长得正疯。微风过时，细雨似乎变得柔了，如丝飘拂，牵动大地摇黄叠翠。瀚儒一路走，一路念叨着：“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王班长记住了瀚儒最后的言行，后来就转告给了致远。

致远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可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弄明白它到底有什么含义。80年代初期，他教中学语文，偶然读到宋代词人郑熏初的《乌夜啼》，才弄清它的出处：“春江一望微茫。辨桅樯。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今古恨，登临泪，几斜阳。不是寄奴住处、也凄凉。”他这样给我解释：“杜甫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句诗表达的也是故园之思吧！你看，我父亲终归还是一个小文人……”

……

瀚儒死后，致远将他的尸首安葬在松塆的祖坟地里。他请邻村的石匠刻了一块石碑，第二年大寒那天立在了坟头。石碑有半人高、一掌厚，请了两个壮汉帮忙才抬到坟地里。“文革”爆发那一年，红卫兵们“破四旧”，首先将大地主许瀚儒的碑推倒了。那块花岗岩石碑十分坚固，怎么砸也砸不破。“小将们”无可奈何，只好对着它撒了几泡尿表达坚定立场。过了几年修水库，石碑就被运到工地上砌基脚去了。

到了80年代，塆里人重修祖坟。还是在过去祖坟山附近的高坡上，又堆起了许多圆土包，竖起了石碑，有的还修起了气派的水泥坟。但是，致远没有再给自己的父亲修坟立碑。

每年清明，致远总会独自一人去古岗边的河滩，在父亲当年倒下的地方，默默地烧一些纸钱。随着青烟袅袅升起，他有时会产生幻觉，觉得父亲从地上爬了起来，顺着那青烟正向上升腾……河滩很辽阔，但他每次一眼就能找到这个地方，因为地面有一块略略突出的巨大青石。每次烧完了纸钱，他都要在大青石上坐一会儿，抽一支烟，想一会儿心事。

有一年，致远带着念中学的孙子宝骏去烧纸钱。他对宝骏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宝骏十分惊讶：“你怎么用这首诗来评价大地主太爷爷？”致远却不接他的话，转身背着手，只顾默默地走了。

1998年清明那天，致远又去河滩，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块大青石了。听古岗村的人说，那是一块风景石，被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发现，挖出来卖到城里去了。致远找了一个背风处默默焚化了纸钱，从此以后再也不去那边了。

3

致远家老屋东头那间最大的屋子过去是瀚儒的书房。

书房北面的墙中央挂着一张《林泉高士图》，两边悬挂着一副行楷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靠墙壁立着三个大书柜，柜子里整整齐齐摆满了书籍、杂志和报纸，那些线装书则横放在蓝色布面的函套里。一套《康熙字典》，厚厚六大本，棉纸铅印线装，书缘微微发黑了。这套书是瀚儒在武汉启黄中学念书时，在武昌横街头有名的益善书店购买的，花了十块钱。图书还有朱熹的《论语集注》、李白的《李太白集》、鲁迅的《呐喊》《朝花夕拾》、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小仲马的《茶花女》、歌德的《浮士德》、赫胥黎的《天演论》、戴季陶的《日本论》，杂志有《新青年》《自由中国》《小说月报》，报纸有《大公报》《罗宾汉报》。在日本人打来的那几年，瀚儒将一部分书和杂志用油纸包裹起来放在一个大木箱中，抬入地窖藏在一堆杂物下。日本人投降之后，这些书又被拿出来，摆放在书柜里。

在致远的记忆中，父亲总在外面忙公务，回家后多半待在书房里。他喜欢斜靠在窗前的躺椅上，手握一卷书静静地阅读。窗户很大，照进屋子的阳光总是一路逶迤，先是攀上他的脚背，慢慢攀爬到他的身上、脸上，他毫无察觉，只是看着书。等到阳光漫过墙壁，攀上窗台消失之后，暮色渐渐就合上来了。这时，他会缓缓合上书站起来，出门沿着秀溪散步。

父亲在书房看书时，年幼的致远总爱躲在门口偷窥。他想弄清楚，书中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东西那么吸引父亲……有时，父亲会把他喊到面前，教他背诵唐诗，还掌着他的手教他描红。父亲性情温和，平常寡言少语，开口却显出威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致远有一次临写“学而时习之”，父亲回家恰好看见了，笑着对他说：“这是《论语》开篇的话呀！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你读懂了这本书，将来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致远当时不太明白父亲的意思，却记住了《论语》是一部重要的书。

到了1949年上半年，时局变得更加动荡。父亲烧掉了一些图书和报刊，更多的则卖给了镇上的废品收购店，小板车足足装了两车；墙上的字画也被收了起来。致远曾经不解地问：“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要了？”父亲神情晦暗：“有些旧东西，还是不留为好。”那段时间，致远感到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抽着烟发呆，似乎要将自己埋在一圈一圈袅袅升腾的烟雾中。

5月的一天傍晚，父亲突然把致远叫到书房，滔滔不绝同他讲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当年还在武汉启黄中学念书的时候，瀚儒就加入了共青团。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在古岗当了好些年小学校长了。7月9日那天，他赶去汉口参加示威游行，吁请国民政府抗日。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他和一群青年被逮捕。本来他要坐牢的，幸亏有个叫邵继武的同学在警察局当队长，将他保释了出来。回到老家，他继续教书。国共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他在当时的国民党邾城区区长王铁夫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六战区黄冈工作组第六组成员，领导教育界的抗日工作。当年，邾城一带形势比较复杂，日本人和国民党、共产党的部队都在这里活动，常常发生交火。虽说国共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军和新四军摩擦不断。有一次，五名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军抓了，还是他出面保释的。

等到湖北全境光复之后，湖北省政府在黄冈县举柏乡推行改革——民选乡长，他竟然被选上了。其实，就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不愿从政的。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信奉教育救国的理念。他一直铭记着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此高中毕业之后，他就选择了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正是因为在乡村办教育，瀚儒结识了改变他命运的一个重要人物——朱怀冰。朱怀冰是阳逻朱棋杆塆人，在私立湖北法政学堂上学时恰逢武昌起义爆发，就报名参加了学生军。后来，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科，毕业后一直行武，官至国民党军的军长。1946年4月，政治上不甚得志的朱怀冰以“做大事不做大官”为标榜，回到家乡任黄冈县县长。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不敢对他发委任状，改下聘书，以示礼遇。朱怀冰传统文化功底深厚，非常热心教育事业，创办了后来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他十分赏识许瀚儒，劝他说：“我堂堂一军长来当县长，你区区一小学校长去当区长，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就这样，许瀚儒当上了乡长。朱怀冰还亲笔书写对联相赠，就是挂在书房的那一副。

在瀚儒当乡长期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别山地区争夺激烈，邾城几经易手。刘邓大军的司令部曾在举柏驻扎过一段时间。一天傍晚，瀚儒遇见刘伯承在村头散步。先前，国民党军撤退，瀚儒并没有跟着逃跑，而是留了下来。邓小平召集当地的开明士绅开会，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就在那次会上，他见过刘伯承。刘司令戴着眼镜，胸兜上插着一支钢笔，一看就像个读书人。刘伯承显然对他有印象，冲他挥了挥手。瀚儒也挥了挥手，匆匆走过。他信仰三民主义，并不认同共产党的某些理念。可是，共产党军队在驻地的许多做法，他还是颇为赞赏的。那些士兵个个精神抖擞，帮助村民担水、扫地、犁田，对妇女从不骚扰，表现出严明的军纪，与国军大相径庭。但是，他仍不愿意与共产党人深交。

就在这时，松塆传来消息，他家被“革命”了。

其实，瀚儒在当地的口碑是非常好的，被人们戏称为“家婆乡长”。国民政府禁烟禁赌，凡是吸大烟的，他都抓了来集中戒烟；对于赌博成性的，抓来之后也是以教育为主。每次到松塆抓赌，远远望见村子了，他就让乡丁对空鸣枪。听到枪声，赌博的人就赶紧散了。在本乡本土为官，他十分谨慎。四里八乡的人攀扯起来就像瓜蔓子，都是沾亲带故的，他并不想结冤仇。在邾城街上给他草帽的那个人，就是当年的著名赌徒之一。有一年春节，古岗街上唱大戏，乡丁抓小偷，把一个卖花生的婆婆的摊子撞翻了。老人急得大哭，他走过去掏了五元钱作为赔偿。他在当地的人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共产党在松塆发起土改的时候，群众的矛头最初并没有对准他家。

事情盖因王二娘而起。王二娘是松塆媳妇，当年不过三十出头，长得十分俊俏。她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成立妇救会时被推选为主任。走马上任之后，她放的头一炮就是带了一帮妇女去瀚儒家“闹革命”，要分他家的粮食、家具和衣物。瀚儒媳妇上前理论，王二娘挥手扇了她一耳光，大骂：“地主婆，就你吃得好穿得好！现在穷人翻身了，我们也要穿穿绫罗绸缎过过瘾。”起初，女人们都怯怯地不敢动手。王二娘把衣箱提到院子里，咚的一声将衣物翻倒出来，大吼一声：“革命了！”于是一片混乱，大家都去抢自己喜欢的衣物，然后搬粮食和家具。第二天，王二娘穿着一身花旗袍去挑水，前凸后翘，袅袅而行，惹得村里的几条狗摇着尾巴前颠后窜，跟了一路。到了井边打水时，她弯腰用力过猛，嗤地一下将腰线撕开了，引得旁边的人一片哄笑。

解放军撤走之后，国民党军回到邾城。反动地主纠集成立了还乡团，下乡清剿共产党。瀚儒回到松塆，托人传话，只要把从他家中抢走的东西还回来，他就不抓人。第二天早上，他家的院子里果真堆满了家具、粮食和衣物。可是，还乡团的团长老黄是兵痞出身，非要抖威风，派了兵去抓农会的头头。那些主事的人早就闻风逃走，最后只抓到王二娘。没想到这王二娘十分倔强，嘴巴被鞋底抽肿了，就是不吐半个字。黄团长恼羞成怒，亲手用铁丝穿了她的双乳，押回邾城。过了不久传出消息，王二娘被当作匪首枪毙了。

村上一直传说王二娘是遭瀚儒报复而遇难的。致远见父亲恰好说到这一段，就将疑问提了出来。瀚儒有些失望地看他一眼，加重语气道：“王二娘之死，与我没有干系！我虽然当着国民党的官，可是手上干干净净，从没有沾过血！”然后，他就沉默了，只是吸烟。吸完一支烟，他缓缓道：“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让人能够生活下去——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戏看——把日子越过越好就是真理！……你们将来不要从政，当个教书先生很好……爸爸是个失败者……”说完这番话之后，他显得有些不耐烦，挥了挥手，让致远离开。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武汉就解放了。又过了一阵子，邾城也解放了。瀚儒回到松塆，过起了闲居生活。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书房里吸烟、看书，很少与人说话，也没再同致远深谈过。那段时间，他看得最多的书是陶行知的《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而且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注。

瀚儒被镇压之后，致远的母亲本想把书柜里余下的书全都烧掉，但是被他劝阻了。受父亲的影响，致远从小也喜欢看书。父亲书柜里的许多书，他都是读过的，实在舍不得毁弃。可是，这些书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怜惜而延续。“文革”爆发，红卫兵来家中“破四旧”。除了《毛泽东选集》和几本鲁迅的书，其他书统统被扫荡出门，连同抄出来的字画，堆在大门口一把火烧掉了。写满了瀚儒批注的那些书，自然也没有逃脱葬身火海的命运。

那间书房里的一切，也只能留存在致远的记忆中了。

4

许瀚儒之死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朱怀冰，一个是王二娘。

朱怀冰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在黄冈任职期间，拟订了《建设新黄冈计划》，勒令各地整顿保甲，增哨加卡，专门对付共产党，还提出“一家通匪，五户问罪”的口号，对民众滥施杀戮。逃到台湾之后，朱怀冰先后担任“行政院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依然积极反共。瀚儒与他交往密切，私谊颇深。从当年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勾结战犯朱怀冰”是他的罪状之一。

档案中还记载，王二娘之死的幕后黑手是许瀚儒。关于这个问题，我心中存有疑惑。从逻辑上推断，王二娘领头分了瀚儒家的财产，扇了他妻子一耳光，的确会引起他的憎恨。但是，从许瀚儒的性格和一贯行事风格分析，他不至于要置王二娘于死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采访到当年参加行刑的那位王班长，他给我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王二娘被抓之后，最初是单独关在举柏乡乡公所的一间柴房里。一天晚上，黄团长进了柴房，企图占有王二娘。王二娘性格坚贞，自然不从。激烈反抗之中，她一脚踹中了黄团长的命根子……当时还乡团气焰十分嚣张，网罗的一批地痞流氓杀人不眨眼，所以王二娘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年，由于形势所迫，王班长并没有向上级交代这个细节。

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致远时，他的表情显得很木讷，只是自言自语般反复念叨着两句话：“我父亲没有血债……我受党教育多年，有觉悟……我父亲应该枪毙……”

我递给他一页纸，上面抄录了我在查阅《邾城志》时发现的两处关于许瀚儒的记载。致远戴上老花镜，盯着那张纸，足足看了五分钟。最后，他摘下老花镜，长长吐了一口气说：“我没想到，他还会上史书……我更没想到，书上会肯定他为乡村教育做了贡献……”

5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2日；地点：松塆】

你们知道土改吧？那时候，松塆一共划了七个地主。根据政府制定的标准，每户占有净出租土地一千亩以上就是大地主，占有净出租土地一百亩以上算中地主，占有净出租土地四十亩以上、全家无一人劳动的算是小地主。松塆大部分地主家的土地都不到一百亩，有的虽然请了雇工，但是农忙时自己也下地干活。其实，除了许瀚儒、许耀辉两家势力大、财产多，松塆其他的地主也就是比一般农民生活得富足一点，经常能吃鱼吃肉，衣服穿得光鲜一些而已。

塆里有一个叫旺财的，心很大，勤爬苦做，攒地攒房。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提着粪铲和撮箕在村里转悠，看到哪里有一堆屎，就高兴地冲过去收到撮箕里。有一次，老五的爷爷赶着牛在前头走，旺财寸步不离地跟在后头。老五的爷爷不解地问：“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旺财说：“我不是跟你。我瞅着这牛要屙屎了，我是跟着它。”他的祖上留了一幢五间青砖瓦房，还有十五亩地。在他的精心操持下，土地面积很快翻了一番。1949年5月，他听说邻村王塆的地主王大头要卖地，而且很便宜，就倾其所有，一口气买了十亩好地。哪里料到，很快就解放了。土改时按土地面积划分成分，他正好达到地主的下限标准，一夜之间就穿着破棉袄挤到地主堆里去了。根据农民协会公布的标准，他家五口人，只能保留十五亩土地，其他的都得分给无田无地的穷人。旺财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挽了绳子上吊。还好被他儿子发现，救活了过来。他在床上躺了三天，既不说话，也不吃东西。第四天早上，他一骨碌爬起来，对老婆说：“快去割肉，以后餐餐吃包面（笔者注：肉馅饺子）。”松塆人穷，平常是舍不得吃包面的，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吃一顿，旺财家也不例外。当他老婆将包面盛上桌子，旺财只吃了一口，就哭得昏天黑地。以后他们家真的顿顿吃包面，一连吃了一个月。他的小姑娘有一次对我家四姑娘说：“我见了包面就要吐啊！”土地很快分了下去，旺财家也不再吃包面了。到了“文革”，各村的地主轮流被游斗。旺财有一次到王塆参加批斗会，无意间瞅见王大头站在台下笑嘻嘻地呼口号。批斗完了，大家散在场子上说话。旺财走过去，冲王大头的脚边唾了一口，说：“王大头，我是替你当的地主！”这个王大头运气好，他有个表弟在武汉市政府工作，很早就给他传递消息，他及时低价将土地都卖了出去，划成分时只定了一个富农。

我教过政治，知道阶级斗争。可是在松塆，地主和穷人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地主有地出租，穷人耕种交租，代代如此，似乎天经地义。对于村里公益性的事务，譬如筑路、建桥、修庙，地主们捐的钱往往比较多；遇到饥馑灾年，他们也会主动做一些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湖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松塆的穷人大多断了炊。瀚儒将地主们召集到家里开会，商量怎么办。他建议各家每天轮流施粥，帮穷人渡过难关。一个叫安财的小地主听了很不高兴，说：“凭什么让他们白吃白喝，粮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瀚儒看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那你就等他们饿绿了眼，去你家抢粮吧！”瀚儒的话戳中了安财的软肋，他的脸顿时黑了。瀚儒当了多年校长，虽不是族长，但说话有权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松塆以许姓人丁最多，共分为五房，互为照应，势力很大。安财姓张，张姓人口少，在村里没什么势力，说话自然分量轻。

安财这个人非常小气，用耀辉的话说，“抠过屁眼的手指也要放到口里吮一吮”，平素不大招人喜欢。头一年的中秋节过后，他家的粮仓半夜被人撬开，丢了三十二担粮食。安财发现后赶紧去乡里报案，查出领头偷粮的正是瀚儒那一房的一对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兄弟。乡丁将两人抓去关了三个月，然后释放了，粮食却没有退回一粒。安财再去乡里、县里告状，根本无人理睬。他无奈之下去找瀚儒评理，瀚儒白了他一眼说：“你如果先来找我，而不是报官，或许还能追回一些粮食；现在过了三个月，人被抓去关了，粮食估计也吃光了……”安财听出了瀚儒话中的不满，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等安财一走，瀚儒就去找当时的族长，说：“虽说胳膊肘往里面拐，但老祖宗定的规矩却不能坏！”族长让人将光棍兄弟找来，先拿出《许氏宗谱》上记载的家规念了一番，然后罚二人在祠堂门口跪了一整天。

安财家那一年日子过得十分凄惶，还是找其他地主借谷子才度过了冬天和春天。现在说要给穷人施粥，他心中自然一百个不乐意。但是，不乐意也不敢不办。

第二天天没亮，安财就让长工老王起床熬粥，嘱咐只放小半袋米。太阳升起来之后，村里的穷人都夹着碗筷来了。打头的是梅松——后面我还要讲他的故事——他攥着木勺在盛粥的水桶里舀了舀，咕哝了一句：“这粥像镜子，照得见人影呢！”安财在一旁听了，马脸顿时拉长了，“有你吃的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梅松却不依不饶道：“张财主，我们不是叫花子哦！四爷（瀚儒）家的粥，可是稠得粘筷子，还配了酸菜呢！”安财的母亲在一旁听见，赶紧拉了儿子一把，说：“我们也准备了酸菜！”然后颠着小脚去屋后的坛子里捞酸萝卜、酸豆角，切成丝放在木盆里端上来。院子里蹲满了人，一片呼噜呼噜声。一人一碗，吃完了就伸长舌头旋转着将碗舔干净，再将筷子往裤子上擦一擦，起身走人。老王每天熬五大锅粥，一连熬了三天。看着穷人每天进进出出喝粥，安财气得咬牙切齿，可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正是这个安财为人吝啬，后来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

6

清明那天，与瀚儒一起被镇压的还有一个大地主耀辉。他是松塆最后一个族长。

按照惯例，松塆的族长都是在许氏的大房或二房中产生，耀辉属于大房，瀚儒属于二房。耀辉比瀚儒年长五岁，两人是没有出五服的兄弟。耀辉结束军旅生涯回到松塆之后，就当上了族长。在那时的松塆，族长比后来的队长、村长更有权威。

耀辉年轻时就与众不同，活脱脱是巴金《家》中主人公觉民的翻版。家里为他说下了仓埠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做媳妇，他一直不同意，因为在武汉大学他已有了意中人。后来，他父亲用一封“母亲重病”的信将他从学校骗回来，直接拜堂成亲。谁也没料到，新婚之夜他连新娘的红盖头都没有揭，第二天一大早就跳窗逃走了，此后几年不再回家。大学毕业之后，他给朱德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大革命失败，他脱离共产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创办了英语补习班，召集瀚儒等一帮青年学习英语。

1933年春天，耀辉的一个在薛岳手下当团长的大学同学陈中奇，突然来到松塆。两人闭门长谈了三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人们只记得第四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两人骑马绝尘而去的情景。耀辉挺胸挥鞭，马鬃飞扬，四蹄嘚嘚，直朝着太阳奔去……这幅画面威风凛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为松塆人津津乐道。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松塆村口，远眺通向村外的那条小路，想象着耀辉当年扬鞭奋蹄的情形。这条路是松塆连接外面世界的纽带，也是松塆人出村的必经之路。当年的土路几经变迁，如今修成了水泥路，路两旁栽种着意杨。微风吹过，阔大的树叶沙沙作响，似乎在感喟历史的沧桑。

当年，作为一个胸怀理想的知识精英，面对纷乱世事，耀辉在反复思考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这一走就是十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一直讳莫如深，回乡后很少对人提及。

1938年，村中一个叫许忠儒的人到河南商城贩卖布匹，被税务局没收了。他没有盘缠回家，只好在街上游荡。有一天，他看见耀辉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勤务兵走过街头，就冲上去大喊：“三爷，三爷！”耀辉和他是同一房的，自然认得他，就勒马停下，请他到路边的茶馆喝茶。问清事情原委，耀辉当即掏出纸笔，唰唰写了一张便条，让他拿去找税务局长。税务局长看过纸条，二话没说，马上让人把布匹归还给忠儒，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忠儒的孙子保国在很多年之后谈起这件事还兴奋不已，他说：“我爷爷说，三爷真是威风凛凛啊，肩上的金星闪闪发光，晃得人眼花。那该是多大的官啊？将军？”从那时起，耀辉当将军的消息就在塆里流传开了。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薛岳在鲁南战役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了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耀辉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耀辉刚回来时，瀚儒曾想求证他的军衔，可他淡淡一笑道：“过眼云烟的事，就不说它了。”这年他还不到五十岁，可是背却有点驼了，两鬓也染上了白霜。

耀辉的归来，使得松塆一下子热闹起来。黄冈县县长朱怀冰亲自登门，聘请他出任举柏乡中心小学的校长；邾城一带的大小官员，也纷纷带着礼物来拜访；令附近村民谈之色变的“五虎十三豹”在邾城最豪华的聚悦楼大摆筵席，派了四人大轿来接他赴宴。

耀辉有时住在松塆，有时住在邾城。住在村里的时候，他常常拄着文明棍沿着村中的小路散步，遇到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会微微点一点下巴。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话语不多，目光却是十分凌厉。在致远的印象中，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度。他说：“我每次见到三叔，心里都很紧张。”当时村中流传，耀辉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拿着蒋介石颁发的特别手令，对地方官员有生杀大权。为了印证这句话，致远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彭学华当乡长的时候，剿共特别积极。有一次，他带兵从村里抓了三十个农会积极分子，关押在三店，说他们通“共匪”。一时间，松塆的天像塌了一般。被抓人家的亲属一起来到耀辉家，齐齐跪在院子里求他做主。耀辉把手一挥，道：“你们都回家去，领人的事我来办。”说罢，他戴上礼帽，拄着文明棍，径直往三店去了。听说耀辉来了，彭学华赶到乡公所的大门口迎接，点头哈腰地招呼：“三爷来了！”耀辉单刀直入道：“我回松塆也有一年多了，怎么不知道塆里的老百姓都成了共产党？”彭学华有点尴尬：“待查，待查……”耀辉说：“既然没有证据，那就把人放了吧！”彭学华支吾道：“这样……这样……那就留个把人审查审查吧？”“好，把三爷我留在这里给你们审查，其他人都放了！”耀辉说完，大步流星往关押室走去。彭学华小步快走追上前，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就照三爷说的，全都放了！”最后，彭学华将自己的白马牵出来，将耀辉扶上去，让他骑马回了松塆。

“镇反”运动开始之后，县大队的战士来到邾城耀辉的住处，将他抓了起来。经过南门的时候，耀辉看到墙上贴着布告，布告上隐隐约约有他的画像，就对押解的战士说，他想看看布告。走到布告之前，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一边摇头一边笑，说：“我现在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了。”

两个月之后的清明，他和瀚儒一起被押解到古岗枪毙了。

因为耀辉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松塆的人对他在外面的经历也不甚了了。我后来查阅档案，只找到简略的记载：他加入薛岳的部队之后，南北转战，围剿过苏区红军，抗击过日本鬼子，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耀辉回乡后交往最多的人是瀚儒。致远记得，两人常常在书房里相对而坐，有时低声交谈，有时默默喝茶。瀚儒曾对他转述过耀辉讲的一段话：“手足相残，总是让人心寒的事……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哪朝哪代的大治不是打出来的呢？国民党的根是烂透了，共产党将来如何，不得而知。无论谁主天下，早点结束这乱世才好……”

邾城解放之前，耀辉是有机会去台湾的，可他只送走了妻子和儿女，自己却留了下来。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留下，一直是个谜。有人说，起初他是想观望，认为国民党会扳回政局，等到大势已去再想去台湾，已经买不到机票了；还有人说，他是个孝子，留在松塆是为了给父母守坟。显然，这些都不是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一直到今天，耀辉还常常出现在松塆人的口头讲述中。就连松塆的孩子与邻村的孩子打架斗嘴，也总是满面得色地说：“我们塆出过将军，你们塆呢……”

7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3日；地点：松塆】

松塆的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你们想想，最大的两个地主都被镇压了，谁还敢不驯服？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用乡下人的话说，那不是伸着脖子挨刀吗？村里的小地主、富农们只敢关起门来跳脚骂娘抹眼泪，开门遇到工作组还要点头哈腰装笑脸。记得土改之后，松塆的贫农家庭人均土地达到了三亩，比过去翻了好几番。中农的土地略有增长，富农的土地有所减少。变化最大的是地主，有的地主家的土地只剩下过去的几十分之一。按工作组潘组长的话说，“松塆人都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生活”。

你们很小就离开了农村，很难理解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

那是刚开始分田地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去田埂上挖猪菜。那天起了大雾，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五步开外就看不见人影。雾很稠，黏在头发上、眉毛上，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我挖着挖着就来到了小龟山，这里长了一大片野苋菜。野苋菜又嫩又肥，猪最爱吃了。就在我挖得正带劲儿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声尖厉的号叫，像哭又像笑，十分瘆人。这个地方以前闹过鬼，我以为遇到了脏东西（鬼魂），马上大声念起“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并朝四周不停地吐唾沫。听老人讲过，如果遇到的不是厉鬼，这个方法是可以避过的。我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了，眼睛也瞪得老大，惊慌地四处观察。就在这时，田埂边团着的一个黑影竟然慢慢蠕动起来。这下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挥着挖铲大喝：“什么东西？！”那个黑影越长越高，竟然开腔了：“是我啊！”声音非常耳熟，原来是地主旺财。我走近一看，他的身上像被水淋过一样，看来在这雾天里待的时间不短。我问他：“你在这里搞什么鬼？”旺财可怜巴巴地看了我一眼，说：“三伢兄弟，我困不着啊，我想自己的儿子呀……”他从地里搓起一把泥土，捏了捏，放在鼻子边嗅着：“你知道的，我对这些田地比对自己的儿子还亲啊……你和工作组那些同志不同，你是晓得我怎么辛辛苦苦、一块一块攒起来的……这土都被我养熟了，肥得冒油，闻起来香呢！现在一革命，怎么就把我的地又弄没了呢……”旺财的舅娘和我妈是表亲，我平常和他关系也还不错。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肯定会说几句大话表白态度，可是现在我不用装假，心里也酸酸的。我扶起他，小声劝道：“要那多田地干什么，惹祸呢！哥啊，能养命就行了。”这时太阳升起，阳光将雾慢慢收走了。我看清了旺财的脸，泪水鼻涕泥巴混在一起，看上去真像个鬼。他告诉我，这一夜他都没合眼，一直在野外游荡。从北面到南面都有他家的田地，他一寸一寸走过，用手去摸，去捏，甚至用嘴去啃，一只鞋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些田地。昨天下午分地小组已经拉过地界线，重新书写了地契，从今天开始，这些田地就属于别人了。利用这最后的夜晚做掩护，他要和自己的土地告别。……地主也是农民啊！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么？

再给你们讲桂平的故事。

桂平的祖辈不是松塆人。光绪年间河南闹蝗灾，他爷爷带着一家五口从老家出来乞讨，流浪到了松塆。后来，他爷爷奶奶去世，葬在了松塆。桂平是在松塆出生的。他们家没有一分田地，一直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当时水稻一般种两季，亩产四百来斤，一半交给地主当租子，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农闲时，必须做别的营生补贴生活。遇到年景不好，租子会相应减少，但交完租子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桂平从十岁开始，就在瀚儒家做长工。做长工吃住都在主人家，主人每年还给置办冬夏两季衣服，年底再给一担谷子作为报酬。这样，桂平家的日子勉强能过下去。

桂平家那时有四口人，分得了十二亩田地。发放地契那天，工作组在打谷场上插了两面红旗，还放了一通鞭炮，一派喜庆的气氛。政府颁发的地契是统一印刷的，白纸黑字盖着乡政府的红色大印。地契上详细标明了土地的大小、位置、界线和所有者。每个拿到地契的穷人都很兴奋，尤其是那些过去没地的雇农高兴得合不拢嘴。轮到桂平时，他从工作组潘组长手中接过地契后，竟然扑通一声跪下去，冲他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潘组长给闹了个大红脸，赶紧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莫搞这封建玩意儿了！你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桂平双手捧着地契回到家，恭恭敬敬把它供奉在家神的位置上。以后逢年过节，这地契和家神一样，享受香火供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包产到户时期，重新颁发土地证，桂平的儿子在神案上供奉起了财神爷，土地证就收到柜子里去了。这是后话了。

桂平是个种田的好把式。他舍得下力气侍弄土地。农闲时，他借船去绞湖草，拉回来沤烂在田里做肥料。他还想出一招，招呼村里的小孩子到他家的茅厕拉屎拉尿积肥。拉一次屎尿，他就奖励一小把炒黄豆。有一段时间，村里的小娃娃们呼朋引伴，排着队去上他家的茅厕……

我还记得这年的腊月二十六，桂平提着一块糍粑来到我家，请我帮他写对联。松塆的读书人不少，都会写毛笔字，但我的一手颜体字更受大家欢迎。遇到红白喜事或是过春节，来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桂平大字不识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每年春节都会来找我写一副对联。他喜欢听说书，比其他庄稼人显得多一些见识。别人找我写对联都由我选内容，桂平却不同，他会编一些词让我写上去。上一年他让我写的是：“门前长棵摇钱树，斗大元宝滚家来。”虽然不合对仗、韵辙，但反映的是他的心声，我笑一笑按他的意思写了。今年他又来找我，我笑着问他：“词编好了没有？”他的脸一红，两手在裤腰上搓个不停，说：“秀才兄弟，你莫笑我！我编了两句，你看好不好？”我在村里人缘不错，大家都亲热地叫我秀才。他编的对联是：“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道。”我故意笑他：“不要摇钱树了？”他说：“摇钱树已经栽下了。”……你大概想象不出来，这年春节，桂平编的这个对子竟然在松塆流行起来。好多人都来找我，叫我照着桂平编的词写。大年初一到旺财家拜年，让我惊讶的是，他家门前的对联写的也是：“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道。”横批是“社会主义好”。

当年的土改，在松塆并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

8

松塆就像一个舞台，一波又一波的人走马灯似的来去。历史的剧变正好给台上的人提供更多的表演机会，也使生活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

当瀚儒、耀辉们退场之后，梅松们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梅松从小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却也生得相貌堂堂。十几岁的时候，他跟着一个耍猴把戏的老头跑过几年江湖。邾城解放的头一年，他突然回到了松塆。没有地方住宿，他就借住在耀辉家的牛棚里。平常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打短工，换点米面过日子；闲着的时候，他常常嘴里衔根草，躺在后山坡上晒太阳，日子倒也过得逍遥。他偶尔窜到别人家的园子里掰一棵白菜、摘几个茄子，大家可怜他的身世，也不太介意。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潘组长一到松塆就认准了他是可以依靠的骨干，常常找他谈心。

潘组长叫潘德生，原来是四野某部的副连长，淮海战役时被炮弹炸伤了腿，转到地方当干部，被上级派到松塆来领导土改。他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喜欢披一件黄色呢子大衣，据说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他受过伤的左腿微微有点跛，平常不太明显，如果走快了左右肩膀就高低起伏；他身上斜挂着手枪，红绸子一飘一飘，显得威风凛凛。他刚来的时候，塆里的孩子总爱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样子走路。

潘组长一到松塆就扎入穷苦人家进行调查，可是调查的结果令他十分失望。这个村虽然有几个地主，但是老百姓对他们并没有阶级仇恨。有人说种地交租，天经地义；有人说地主心地善良，灾年总是施粥；还有人说，村里大事小事都是由族长主持着，这些年从没出过乱子。至于为什么受穷，人们都感叹那是自己的命不好。

潘组长将调查情况向区里做了汇报。区领导告诉他，其他村也遇到类似情况，许多群众并不“苦大仇深”，革命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个问题，上级决定抽调土改工作队员排演话剧《白毛女》，然后到各村巡回演出，对农民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工作队到松塆演出的时候，大家觉得新鲜，闹哄哄地跑去观看。村民边看边议论，有的说喜儿长得真好看，脸又白又嫩像豆腐；有的说黄世仁演得好，有排场；还有的说杨白劳唱得好听，就是太年轻了，不像喜儿的爹。潘组长站在人群中，越听眉头越打结。他忍不住问身边的人：“你们没觉得这个地主坏么？”那人却说：“黄世仁那大把年纪了还想霸占喜儿，老牛吃嫩草，有钱就有能耐啊！”另一个人则说：“黄世仁是远处的地主，我们这里的地主都是好人。”

就在这时，演出结束了。大春牵着喜儿和杨白劳的手出来谢幕，大春挥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这一声高呼，使得闹哄哄的人群安静了下来。大家愣愣地望着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台上的三个演员又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人群依然没有反应。潘组长一看气氛不对，马上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的话音未落，人群中跟着响起了一个声音：“打倒地主黄世仁！打倒松塆的黄世仁许耀辉！”这声音是竭尽全力喊出来的，显得有些嘶哑。潘组长抬头一看，喊口号的人是梅松。

在潘组长的不断启发下，梅松的革命觉悟提升很快。他当选为农民协会主席，成了松塆的头号人物。

农民协会举办诉苦大会，梅松第一个登台发言。为了今天的发言，头天晚上潘组长在煤油灯下给他辅导了半夜。梅松到底是跑过江湖的，一点儿也不怯场。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话音未落，全场哄笑。

梅松虽没念过一天书，嘴里却像安了轴承，说起话来溜溜转。他从小时候父母双亡讲起，诉说自己受过的苦难，惹得台下的几个婆婆不住地抹眼泪。讲到耍猴跑江湖这一段时，他突然兴奋起来：“我在黄陂的时候遇到一个唱楚剧的女子，她那双眼睛水汪汪的，朝她看一眼就像要掉进去……她对我好啊，总是把别人送她的鸡蛋偷偷塞给我吃……”潘组长坐在他旁边，一听他信马由缰讲岔了道，赶紧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台下已经有几个年轻人挤眉弄眼笑起来。

梅松到底是聪明人，马上把话头扳回到正题：“这是穷人对穷人的阶级感情！她是个受苦的女子，被戏班子老板剥削……就像我们塆的许耀辉，剥削我们穷苦人。”

这时台下有人说话了：“许耀辉不是把牛棚让给你住么？”

梅松瞪了那人一眼，回道：“许耀辉家里空着那么多房子，却只肯借牛棚给我住，这不是伪善么？！他凭什么住宽敞的房子，吃鱼吃肉，穿裘皮大衣？我们穷人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这都是因为被地主剥削么……父老乡亲们，只有消灭剥削阶级，我们穷人才能翻身做主人！”梅松很聪明，“伪善”“剥削”“翻身”这些新词，都是潘组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他这次全用上了。

潘组长频频点头，高举双手为他鼓掌。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也跟着鼓掌，然后，整个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梅松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恶霸许耀辉！”人群中终于举起森林般的拳头，口号声震天般响起。这时，许耀辉已经关押在邾城的看守所里了。

其实，潘组长在培养翻身农民的时候，还选择了一棵苗子——三十多岁的光棍老黑。老黑家穷得叮当响，瓮里经常没有隔夜粮，盖的棉絮破得像渔网。潘组长启发他说：“穷人翻身当了主人，还怕媳妇不上门？”他对潘组长拍着胸脯说：“我死心塌地跟着党走！”从此，潘组长走到哪儿，他就屁颠屁颠跟到哪儿，似乎这样他就“革命”了。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上台发言，不知是紧张还是胆怯，竟然将口号喊反了：“打倒贫下中农！地主富农翻身做主人！”台上的领导顿时黑了脸，台下的群众笑翻了天。潘组长恨得差点咬碎了牙齿，心里暗骂一句“狗肉上不得正席”，从此将他晾在了一边。

于是，领导松塆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梅松的肩上。用潘组长后来接受老五采访时的话说：“梅松是个有觉悟的农民，他帮助我们撕开了松塆的‘铁幕，松塆从此真正翻了天！”

1953：爱到至死不原谅自己的人

【讲述者：致远；时间：2009年8月4日；地点：松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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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很多悲剧都是以喜剧的形式开场，老魏也是这样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松塆的合作化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搞互助组。互助组基本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少则五六户一组，多则十来户一组，每组选出年长者或者能干者当组长主事。在互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些劳动力强、性格好的人，大家都争着抢着找他搭伙，而那些老弱病残或者脾气坏的人，根本就没人愿意要。就在这时候，平常不被大家放在眼里的老魏从人堆里冒了出来。这一冒，就牵出了一段情缘……那时老魏意气风发，还真红了一阵子，事迹上过《黄冈通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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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魏比我大一岁，要是还活着，也成精了。老魏其实并不老，在他退伍回来的第一天，梅松见面这么称呼他，以后塆里的人也就跟着叫开了。

老魏不是松塆人。在他十岁那年，父母双双病逝，他成了孤儿。他姐姐是松塆的媳妇，他就投奔了过来。因为性子很烈，他经常同村里的孩子打架。那些孩子欺负他是外来的，经常三五成群拥上去，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安财家的老大把他的头打破了，血流下来糊住了半边脸。他没有哭一声，跑回家在灶间抓了把炭灰掩住伤口，然后点了一个火把，就去把安财家的牛棚点燃了。火光冲天而起，要不是梅松正好挑水经过，一桶水浇灭了火头，安财家的牛棚、柴房都会遭殃。姐夫为这事教训了他一顿，他就闹着要回老家，再也不愿意和姐夫住在一屋。他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傍着自家后山头用茅草给他盖了一间偏厦，又给他起了新锅灶。那年他才十五岁，就自己当家过起了日子。他的手很巧，编的箩筐、筛子又细密又漂亮，每次拿到古岗集上，一下子就卖光了；农忙时给大户人家割麦插禾，农闲时去湖里摸鱼捞虾，加上姐姐时不时周济，日子也能磕磕绊绊过下来。瀚儒组建保安队时，看他可怜，就把他招了去，他从此算是餐餐能吃饱肚子了。他心眼灵光，在保安队的时候经常缠着文书学识字，一年下来竟然看得懂《湖北新报》了。

邾城解放后，保安队被解散。解放军看他出身穷苦，人长得抠（聪明），识得字，就动员他参军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所在的部队经过一个月整训后调往丹东，改番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元旦那天，他跟随部队跨过了鸭绿江。随后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打得十分惨烈，部队回撤的时候，他左手的小指头被炮弹片齐根削掉了。但是，他轻伤不下火线，一直坚持战斗。到了这年的国庆节，他才随部队撤回国内。据他说，因为作战勇敢，他被志愿军司令部选为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庆功会。本来，毛主席要在会上接见他们的，但临时有别的国家大事要处理，他最终没有去成。

这年腊月，老魏背着被窝卷儿回到了松塆。因为我们过去关系不错，他一回来我就去看他。他拿出几个弹壳送给我，还拿出一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给我看。纪念章正面写着“抗美援朝纪念”，反面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

土改时，老魏的户籍不在松塆，而且已经参了军，村里就没有给他分田地。现在他作为抗美援朝功臣回来了，农民协会专门向上级申请，给他调配了三亩田地。

老魏并不擅长干农活，心思也没用在土地上。大多数时候，他要么窝在家里编箩筐，要么四处闲逛，属于他的几亩田地种得稀稀拉拉。开始搞互助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要他。最后，村里剩下几户落了单——两个孤老头，一个瘸腿的，还有寡妇爱香。爱香的男人头一年病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分田之后庄稼种得没起色，转过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男人弟兄四个，本来应该合起来拉扯她一把的，但是本家的几个嫂子和她半两猪肝不割（过）——合不来，所以互助搞不到一起去。上级反复做工作，老魏就和这几家互助到一起了。谁也没料到，这老魏当上组长之后，立马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早出晚归，一心扑在土地上，带着几户人家干得热火朝天。梅松看了十分高兴，大会小会上总是表扬他们。

老魏虽说脸上有几颗麻子，人却长得高大壮实，穿着的军装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赶集时，一些姑娘媳妇总扭头把他瞅了又瞅。虽说他穷得叮当响，但是没有家口拖累，按说找个媳妇并不是什么难事。姐姐给他张罗过几回亲事，可他高低看不中那些大姑娘。后来听说，他已经和爱香悄悄好上了。

这个爱香做姑娘时就是一枝花，眼睛大大，颧骨高高，皮肤白白，水灵得很。刚嫁到松塆时，她天天上夜校。别的媳妇姑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听课时哈欠连天，写的字像蚯蚓拱，她却是风雨无阻，上课腰板坐得挺直，写字有鼻子有眼，总被我表扬。可是她命不好，丈夫总是病病歪歪，一年四季熬药罐子，还是没有挺过来……按村上老人的说法，她克夫——“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

有一次，住塆子西头的光棍老黑对我说：“那个女人是狐狸精变的，下面有张吃不饱的嘴，长了肉牙齿……他男人只晓得天天夜里快活，不晓得会精尽而亡……”这个说法后来在村里流传开来，男人们再看爱香的眼神就有了变化。大家纷纷猜测那“肉牙齿”是什么东西，还逼着老黑问是不是被“肉牙齿”咬过。老黑这时就得意地说：“上烟……”马上有人卷了一支烟，用舌头舔一舔裹紧了递过去。老黑叼着烟，眯着眼睛继续道：“点火！”有人给他点上火，他美美地吸一口，缓缓从鼻孔喷出两柱烟。等大家满怀期待地等着他开口时，他突然拨开人群撒腿就跑，边跑边回头道：“咬没咬过？哈哈，你们去找她问吧……”这个老黑长得像个泥鳅，又脏又懒，爱香要是看得中他才怪！果然，不久村里又传开了，老黑半夜去扒爱香家的门，第一回被她骂走，第二回被她用尿泼了一身。

至于老魏和爱香的事，则是割麦子时节在村里流传开的。第一个告诉我消息的正是老黑。他愤愤地说：“你说还有没有王法？一个外来人搞我们塆里的寡妇……他们在麦地里干那事，像公狗趴在母狗身上……”我回家把这事说给我媳妇听，她白了我一眼：“爱香也蛮可怜，老魏单身一个，两人凑一家过日子倒也不错，只是亏了老魏的童子身！”

转眼过完了春节，要准备秧种了。社里派我和老魏去黄冈买稻种。这事其实也是因老魏而起。他虽不是种田的好把式，但是脑瓜子灵醒，喜欢听广播、看报纸，知道外面的各种信息。他从报纸上看到黄冈农科所研制的一种水稻能增产，就给社长梅松建议换稻种。社里的干部一合计，派我和他一起去买稻种。

那天晚上，我和老魏挤在旅社的一个铺上睡。闲聊时不知怎么聊到了爱香。我问他：“村里都在说，你和爱香好？”他倒不回避：“是的。”我突然想起那个传说，就笑着问：“听说她有‘肉牙齿？”“哈哈，兄弟啊，你也信他们瞎嚼舌头！”老魏捅了我一拳头，“和她……是好，每次就像抓了痒痒一样舒服。你吃过头榨的麻油么？又香又润，就是那个味道，吃了还想吃……”说这话时，他倒在床上，脸上的几颗麻子在煤油灯下泛起了亮光。“哪天把喜事办了？”“她屋里的几个哥不同意，说伢们还小……我还不是把他们当自己的伢养！”我安慰他：“《婚姻法》都颁布了么，谁还敢阻拦？！慢慢做工作……”他没有再接话，只是轻轻地叹气。

第四天，我们扛着稻种兴冲冲地回到了松塆。谁料到，等待老魏的竟是一个天大的噩耗——爱香死了。

事情发生在前一天早晨。一群媳妇在秀溪边洗衣服。可能是因为长得太出众，也可能是性格太要强，爱香平常在村里就不大合群。那几个媳妇凑在一起，自然是嘀嘀咕咕、家长里短，后来不知道怎么地含沙射影都对着爱香去了。爱香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当场就跳脚骂起来。这下子引发了战火。她本家的一个嫂子平常最看她不顺眼，张口就来了一句：“你男人死了才多久，就夹不住×了？让外来的野男人捅死你……”另一个媳妇也跟着起哄：“就你的×好日啊，满塆子勾引男人……”最后的结果是，爱香号啕大哭而逃。当天夜里，她就上吊自杀了。

弄清了事情的经过，老魏的眼睛烧得通红，拿起一根冲担就要去找人拼命。他先是往爱香本家嫂子屋里闯，被人拉住了；掉头往老黑家里冲，被人扯了回来；他想进爱香家的门，又被人拦住了。爱香男人的三个哥哥和七个侄儿都拥了出来，吼叫着要揍老魏，说是他害了爱香。他家的大哥说：“松塆是出贞妇的地方，乾隆皇帝当年都颁过匾的。你这外来的野汉子，坏了村风……”举起扁担要打他。这时，梅松赶了过来。他当了几年干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派头，学着潘组长的样子总把褂子披在肩头。他双肩一抖，褂子掉在地上也不顾了，用手指着爱香大哥的鼻子说：“老魏是复员军人、战斗英雄，毛主席要接见的人！哪个敢打他，哪个就是阶级敌人！”梅松的话震住了一圈人。他们仍是横眉瞪眼，可是没有人敢往前冲了。老魏顿足狂吼一声，抱头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爱香出殡那天，村里要为她举行追悼会，悼词由我执笔撰写。梅松等几个社领导商量到半夜才定稿，稿子中有几句盖棺定论的话我至今还记得：“王爱香同志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她努力学习，勤俭持家，孝顺公婆，爱护儿女，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她的不幸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社员，使孩子们失去了一位好母亲。当前，我村的合作化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永远怀念王爱香同志，愿她安息！”这是我第一次给塆里去世的人写悼词。悼词现在看起来有些好笑，但在那时却一点儿也不夸张。爱香是死于非命，如何措辞让我煞费苦心，总不能人死了还叫别人吐唾沫吧。出殡那天，梅松主持追悼会，全村人几乎都到场了。老魏默默站在人群中，面如死灰，一声不吭……此后，他就变得有些呆呆的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老魏决定离开松塆，去投奔新疆的一个远房亲戚。临行前一天，他来和我道别。我陪他去后山爱香的坟上看了看。爱香的坟和她丈夫的紧紧挨着，不过一年时间，坟堆竟然塌了。我们先除了杂草，又给坟堆培了新土。老魏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用火柴点燃焚化在坟头。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他小声念叨：“一直说给你买条新毛巾也没有兑现，现在送给你吧……你爱干净，在那边也好每天洗脸……”因为引进新稻种增产有功，塆里将他评为“五好社员”报到区里。上级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还奖励了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他把香皂送给了我，毛巾则送给了爱香。临走前，他在地埂边挖了一个小坑，栽下一株柏树苗。栽完树，他对我说：“如果毛主席保佑，这棵树长大了，就替我给她遮风挡雨吧！”爱香的坟挨着地埂，这树离坟很近却不在坟上，任何人看了也不会在意。我不由暗暗佩服老魏的苦心，唉，真是一个重情义的汉子……第二天鸡叫头遍的时候，我帮他挑起一对箩筐，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我们一路步行到了邾城汽车站，他赶上了第一班去汉口的汽车。车子开动的时候，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声音有点哽咽地说：“兄弟，我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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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魏说话不算数，一走四十年没有回来。开始那几年，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写一封信说说近况。他参加了建设兵团，后来当上了副连长。“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1995年夏天，我突然收到老魏从新疆写来的一封长信。他说自己早就从建设兵团退休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担心去日不多，想在有生之年回松塆看一看；他还问，爱香的坟是否还在，柏树是否还在……我赶紧给他回信，说盼着他回来。可是，他终于没有回到松塆，也没有再来信。他没能兑现诺言，是身体状况不允许，还是一直不肯原谅松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或者，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哪里知道，松塆早就物是人非啦。那个总不正经的老黑喝酒贪杯醉死了，那个嘴巴恶毒的本家嫂子也得子宫癌疼死了……

我把老魏最后写来的那封信给你们看看吧。……这是信笺题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师办公室”，估计是他工作过的单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可以想得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了，写字的手肯定是哆哆嗦嗦的。你们注意看——信中有两处提到爱香的名字，这个“爱”字是繁体的呢。我们现在都写简化字，繁体的“爱”字中间有个“心”啊……

老魏这个人啊，在新疆待了大半辈子，一直没有结婚。他是到死都没有原谅自己哟！

1956：老祖宗造的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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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松塆的常住人口有一千多人。据区公所1952年的统计，塆里的文盲人数占89%。当时有个标准，不识字或识字数不超过500的算文盲，能认识500字但不超过1500字的则是半文盲。“疯爷”说，这89%的人里面，一字不识的“睁眼瞎”占90%。

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之后，松塆的扫盲运动也拉开了序幕。潘组长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扫盲。他对梅松说：“你要带头学识字！”梅松皱起眉头：“叫我挑五百斤担子，我眉头都不皱一下；要我认这些像蚯蚓一样拱的字，可比登天还难啰！”潘组长瞪他一眼：“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学文化？”梅松不敢吭声了，因为他刚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此时全国到处都在扫盲，教师严重不足。上级发出号召，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老师自己识字不多没有关系，识字多的可以教不识字的，总之要掀起全民识字高潮。潘组长亲自搭梯子，提着石灰桶在祠堂的墙壁上写下了他创作的一首诗：“读书声声响，到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

区公所要选扫盲教师，村里推荐致远去参加考试。在应试的人里面，高小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像他这样上过高中的凤毛麟角。考试只有一道题：你对推广“速成识字法”的意义有什么认识？当时，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了“速成识字法”，正在全国推广。祁建华因此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特等功，刘少奇称他是仓颉第二。那道题自然难不倒致远，他考了最高分——95分，一下子轰动了全区。那时只要考过50分的人都可以留下来参加培训，学习“速成识字法”后下到农村去扫盲。

致远一回到松塆，潘组长就对他说：“状元郎回来了，好！我现在任命你当夜校校长，负责全村的扫盲工作！”因为父亲的缘故，致远这几年走路都是低头勾腰，就像失去了阳气。潘组长的信任，一下子鼓起了他的热情，他的腰杆也挺了起来。

夜校开课了，第一天来的人非常多，祠堂北厢房坐得满满当当，叽叽喳喳一片。致远站在讲台上望着大家，有点儿不知所措。梅松站起来拍了拍桌子，吼道：“安静，安静，现在请老师讲课！”

厢房里安静下来，致远按照在区里学的内容，先给大家讲了一通扫盲的意义。毛主席怎么说，周总理怎么说，他一一学说了一遍。村民开始都还扬着脖子听，渐渐地就失去了耐心。人群中发出嗡嗡的声音，还有人不停地咳嗽、吐痰。突然，老黑站了起来，冲着致远大声道：“我说先生哥，大道理你就别讲了，讲多了我们记不住。既然毛主席说要扫盲，那我们就扫！你当校长，我想考考你合格不合格！”

老黑爱出风头在塆里是出了名的，致远并不感到意外，就说：“你考吧！”

老黑挖了挖鼻孔，嘿嘿一阵笑，斜眼在那些姑娘媳妇堆里梭了一圈，大声道：“那我问你，男人的那个家伙怎么写？女人的那个东西又怎么写？”老黑的话音还没落，厢房里就轰地笑开了。几个愣头青兴奋地敲起了桌子，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则红了脸，掩着嘴偷偷笑。老黑十分得意，笑得前俯后仰。梅松站起来，用手指着他骂道：“你个狗日的……”

致远没有笑，沉默片刻，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屌”“屄”两个字，然后严肃地说：“既然老祖宗造了这两个字，你们也该认识，没什么好笑的。”顿一顿，他眼珠一转，说道：“字先搁在这里，至于怎么念，等你们将来考试都合格了，我再告诉你们。”

致远这一手还真把大家给镇住了，厢房里顿时安静下来。这天晚上，他教大家认了六个字：共产党、毛主席。厢房里传出的认读声逐渐变得整齐，渐渐压住了窗外北风的呼啸声。

下课了，村民陆续散去。梅松落在后面，他忍不住问致远：“那两个字到底怎么念？”致远狡猾地一笑：“你平常都会念的么！”梅松大笑，一拳头朝他捅过去：“好你个狗日的，捉弄人啊！”

致远教学非常用心，针对本塆文盲的特点，运用象形、谐音等方法帮助大家记忆，还借助实物进行教学。他先教大家认自己的姓名、本村人的姓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农活名、庄稼名、数词、量词以及与农业合作社有关的语词；接着再教本县、本区常见的事物，然后加上一些常用语词等等。

梅松每天按时到夜校，端端正正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听课。当他照着葫芦画瓢，用铅笔歪歪扭扭在纸上写出自己的名字后，不由激动得猛拍一下大腿，站起来咧嘴大笑道：“他娘的，写字没有什么难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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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塆里有些人识字的积极性不高，潘组长和梅松想了一个点子。每逢去古岗赶集的日子，他们就把在村小上学的孩子召集起来，三五个人编成一组，守住出村的五条主要路口。凡是有人经过，就写几个字让他们认。都会认的就放行，不会认的现场教，学会了才能通过。

有一次，安财背着一捆柴去古岗赶集，正好经过他孙子富贵和三个学生设的“哨卡”。

富贵拦住他，说：“爷爷，要认字过关呢！”

安财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自恃识得字、会算账，从来不去上夜校。

一个学生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合作社”，安财轻蔑地扫了一眼，毫不费力地一一读出来。

“还要认一个才能过关！”富贵是个淘气包，有些卖弄地在地上写了“翩跹”两个字。这是语文老师刚刚教过的、毛主席的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两个字，他存心要考考爷爷。

安财瞅了半天这两个不太常见的字，真还不认识。他有些恼火，扬手作势要打富贵：“你个臭小子，老子回去叫你爹打断你的狗腿。”

富贵一吐舌头，抱头躲到一边去了。另一个学生却不依不饶，拿着红缨枪冲安财一晃，大喝道：“老地主，不许翻天！”

安财顿时像被浇了一瓢冰水，老老实实低下了头。

那小学生继续说：“你要老老实实学习，我现在告诉你，这是‘百年魔怪舞翩跹的‘翩跹。”

安财盯着脚下，面无表情地跟着那学生念了好几遍“翩跹”。

这事传到了潘组长耳朵里，他在社员大会上把富贵狠狠表扬了一通。散会之后，他把手枪从套子里取出来，递给富贵说：“你这个伢讲原则，六亲不认，好！今天奖励你玩玩手枪！”对于松塆的孩子而言，能摸一摸潘组长的手枪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富贵接过手枪，兴奋得小脸发红。他双手握着枪，嘴里“砰砰”开起了火，羡慕死了旁边的孩子。这事发生之后，那帮小学生设卡认字更加严格认真了。

赶集得认字，一些村民觉得既麻烦又耽误时间，有的人干脆天没亮就起床，趁着学生还没设卡，早早赶去古岗；还有的人干脆绕道走后山的丛林，避开那些“哨卡”；有些年龄大的人过不了关，常和设卡的学生发生争吵。大家不敢骂潘组长，只好把怨气都吐到梅松身上：“狗日的梅松，造孽哦！”但是，夜校扫盲班的人明显增多了。平常在地里干活，有人还交流识字心得。

1954年，梅松在夜校领了一张盖着红色大印的毕业证，上面写着：“许梅松同志：已经识字918个，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梅松特地把毕业证拿出来展示，大声武气地说：“我梅松现在不是睁眼瞎了！跟着共产党走，越走心眼越亮堂！”据梅松的儿子说，他父亲非常珍惜这个毕业证，一直用塑料纸裹着保存了二十多年。后来拆老屋建新房，这个毕业证不知怎么就找不到了。

经过两年扫盲，松塆基本扫除了“睁眼瞎”，很多人都领到了盖着大印的小本本。除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绝大多数社员都识得常用字，也会记简单的账了。

3

我告诉老五，有一幅著名的国画叫《婆媳上冬学》，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画家汤文选当时在华中师范学院工作，经常下乡去体验生活，也给扫盲班当过教员。1954年，他创作了一幅人物画，描绘婆媳二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相互搀扶着赶去上课。这幅画1955年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获得一等奖，后来被印成单幅向全国发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扫盲宣传画。1957年，邮电部首次发行29枚一套的美术邮资信封，《婆媳上冬学》被列为第一号。

老五感慨地说：“我妈就给我说过，她曾和我奶奶一起学识字。她比奶奶记性好，回家还给奶奶当老师呢！”

松塆的老人说起梅松，常常是毁誉参半。但是说起他带头扫盲这件事，没有不称赞的。当年，耀辉、瀚儒在家乡办学、办英语补习班，教授的只是有限的几个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后人会在松塆当上夜校校长，教起全村的男男女女学识字。

1957：“好公仆”潘组长

【讲述者：梅松；时间：2009年9月3日；地点：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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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塆历史上有过不少驻队干部，大家常常念起的是潘组长。

土改刚刚开始，老潘领导一个工作组负责古岗这一片。他驻松塆，其他组员分别驻附近的村子。那天，是我带着他在祠堂西面废弃的仓库里找的住房。我打了一下扬尘，扫了扫地板，又找来几块旧木板给他拼了一张床。他只带了一个藤条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物，还有几本书。我从戏台后面给他找出一张神案，他往上面铺一张报纸，再摆上墨水瓶、笔记本，很高兴地说：“办公桌也有了。”

起初，老潘轮流到各家吃派饭，每天付1500元，相当于后来的1角5分钱（作者注：当时使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到1955年5月才停用），再加半斤粮票。那时，松塆人虽刚填饱肚子，但是待客的礼数一点儿不含糊。家家都把他当贵客招待，派饭时想方设法给他做好吃的。有的人家实在拿不出像样的饭食，就去别家借来白面、菜油，给他炸馃子（油条）吃。吃饭的时候都是单独给他做一份，等他吃完了，一家人才上桌子。大多数时候，派饭的人家只收粮票，钱是坚决不收的。为了付钱，老潘和主人家经常相互推让，搞得像打架，最后，他只好扔下钱就跑。他的腿有点瘸，跑的时候两手得举起来平衡身体，就像鸭子想飞又飞不起来，让人看了忍不住发笑。

时间长了，老潘觉得这样一家一家吃派饭不仅加重了村民的负担，还给自己增加了不少麻烦。他找我商量，干脆定点在一家吃。我想到汉明的妈生得灵醒，做饭手艺不错，家里卫生做得干净，就把老潘安排到他家长期搭伙。最重要的是，汉明的伯伯早年跟着魏文伯闹革命，参加红军后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了。解放后，他伯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像这样的红色家庭，当然是最可靠的。

老潘一进门就和汉明妈约法三章：一、与他们家人同桌吃饭，每餐做什么就吃什么；二、每月结一次账，按规定付给钱和粮票；三、不许搞特殊化。

汉明家有三个劳动力，却有六个人吃饭，家大口阔，粮食总是不够吃，平常自然要用瓜菜补充口粮。老潘第一天去吃晚饭，汉明妈拿出留着准备过节做包面的面粉，单独给他做了一碗手擀面。没想到，老潘端起面条闷头走进灶屋，揭开锅看了一眼，二话没说就把面条倒了进去。他拿起锅铲搅了搅，自己添了一碗菜糊糊，用责怪的语气说：“嫂子，你这是把我当外人啊！”

老潘对汉明那刚上一年级的小妹妹菊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经常出去开会，在你们家吃饭要给我记好账哦！我每吃一餐，你就在墙上画一条道道，不能出错啊，这也是考你的算术水平呢。”说着，他捡起一块黄土疙瘩，在灶房熏黑的墙壁上画了一道线。

汉明家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做了三层楼房，原来的老房子没有拆除，那间灶房也保留了下来。这灶房最早是地主旺财家的，四壁都是青砖砌成，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也没倒塌。你们昨天去参观过的，黑乎乎的墙上还清晰地看得见一道道划过的痕迹，那就是老潘当年留下的。这算不算文物呢？至少是共产党干部的活教材吧！

老百姓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话一点不假。老潘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开会上，除了片里的会、区里的会、县里的会，还隔三岔五召集松塆的村民和干部开会。干部开会一般都到他的住处，他拿出烟叶和报纸条让大家自己卷了抽。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各项工作，会议经常从晚饭后开到鸡叫时刻，大家已经哈欠连天了，他还双目炯炯有神、声音响若洪钟。不开会的日子，他就随社员下地干活。

老潘身材高大，脸膛黧黑，胡子拉碴，总爱蹲在墙旮旯里抽卷烟，如果不是披着件军大衣，腰里挂着盒子枪，看上去比农民更像农民。收工后，他爱四处串门，不是帮东家起牛栏，就是帮西家搭瓜架子。他认识塆里的所有人，喜欢和老老少少谈天说地；他的笔记本上记着每一家的情况，细到养了几只鸡、自留地有几分。有的人家婆媳吵架了，去找他投诉；还有的人家抱了小猪娃，也乐颠颠跑去报喜。他爱和村里人聊农事，对于四季作物、墒情、耕作，他说得头头是道；下种、育苗、犁田、薅草、割谷、扬场，他样样精通；修理各样农具，他更是手到擒来。

塆里也有人在背后传他和汉明妈的闲话。汉明妈是松塆公认的美人哦！——你出生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农活样样拿得起，家里也收拾得亮堂堂。虽然养了四个伢，身材不走形，性格也温柔，在松塆的媳妇中挂头牌……老潘在他家搭伙前前后后三四年，这里面的事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总之，老潘非常喜欢汉明，重点培养他，介绍他入了党，还让他当了队长。

2

1956年腊月，老潘和塆里人一起打年鱼。

春天时往池塘里放的鱼苗，这时候长得又肥又大，正好捞起来过年。塆里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塘堰上，兴奋地等着池塘里的水抽干。随着水位下降，鱼儿渐渐现了出来，有的哗啦哗啦往深水里躲藏，有的噼噼啪啪在淤泥中挣扎。我一声吆喝：“捞鱼啰！”那些男劳力就甩掉棉袄，卷起裤腿，直接跳进淤泥里，捧的捧，捉的捉，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装满一个箩筐就抬上岸过秤，然后用草绳穿起来分成一堆一堆。会计拿着账本，一家一家念名字，念到的就上前领鱼。大人小孩都喜气洋洋，寒风吹过的脸上像擦了胭脂一般。像这样热闹红火的景象，分田到户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就在分鱼的时候，老潘告诉大家，他已经接到上级通知，年后就不来松塆驻队了。

这时已近年关。家家户户开始忙着储备柴火，舂米、磨面、杀年猪、磨豆腐、做鱼面、出牛栏、起粪凼，还要抽空去古岗或者邾城打年货，妇女们则昼夜赶做新衣新鞋。每年这个时候，老潘都会帮助缺硬劳力的那几家起了粪、舂了米、打完糍粑才离开。最后这一年，他还是这样做的。

汉明当时还是个大孩子，不过十七八岁，每年最怕过年。他爹是个“吼包”（哮喘），一入冬就咳得下不来床；三个弟妹年纪小，很多活还干不了。他当着队长，要花精力操心队里的事，而家里的很多事又必须男人做，他甩也甩不脱。光是把正月里吃的米舂好，都够他忙活四五天。那时没有电动机器碾米，舂米工序烦琐，十分费力。松塆有一句土话，说的是“稻米好吃难得整”。

加工稻米要用一种叫“砺子”的磨形工具。砺子形状近似石磨，用竹子、木头和黄泥做成，分为上下两扇，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上扇的侧面安装着一根木拐，正面挖一个喇叭状漏斗；下扇固定在支架上，正中心露出一根上下贯通的木轴。两扇合拢之后，两手一前一后推拉木拐，砺子就转动起来，木齿错动时就“嗑掉”了谷粒的外壳。砺下的稻米，用风斗吹去谷糠。“风”过的稻米仍然带着壳，非常糙，还得用石碓舂。石碓由两部分构成，底部为一个大约半米深的圆形石窝，上部是一个安有长长木把的长方形石锥头。人扶着埋插在地上的木扶手，脚踩碓尾，碓头扬起，脚一松，碓头便舂入碓窝。像这样不停反复，碓窝里渐渐出现粉尘，米粒就变白了。舂过的米用小眼隔筛筛去糠粉，剩下的就是可以吃的米粒了。老潘白天在别人家帮忙，晚上回到汉明家接着干活，天天忙到鸡叫第一遍才上床睡觉。

松塆由初级社过渡到中级社之后，各种生产资料统一调配，社员的生产热情很高，这一年的稻谷、麦子、油菜、棉花全部获得大丰收。年景好，社里多种了一些糯米，过年时分给大家打糍粑。过去没什么好东西，糍粑好吃经饿，男女老少都喜欢，也是过年待客的美食。新女婿到岳父家拜年，必会带一大块圆形糍粑，讨的就是圆满香甜的意思。那时，家境好的人家，过年一般都能打两三斗糯米的糍粑。打糍粑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必须硬劳力上场才拿得下来。

记得汉明家打糍粑那天，天空飘起了雪花，我也被请过去帮忙。在松塆有个习俗，被请去帮助捣糍粑的一定是那家敬重的人，所以大家都以被邀请为荣。我去时，看见老潘穿着单衣，正和汉明一人握着一根糍粑棍在石碓窝里捣着。两人一捣一提，此起彼伏，配合默契。糯米饭被捣烂后黏性很大，捣下时要用力，提起时更要用力。老潘做事肯动脑筋，很多活计比塆里人做得还要好。他每次捣下时都将棍子旋转一下，这样糍粑熟得更快。捣熟的糍粑挑到门板上，由我一一按压成形。捣完一石碓窝糯米后，我上去替换下老潘。

老潘坐在旁边休息，给我们一人卷了一支喇叭烟，又帮我们点上火。他抽着烟，突然说：“松塆人讲感情，知道我要走了，天天有人往我屋里送东西，有鸡蛋、鱼面、糍粑，还有腊鱼、腊肉……”汉明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说道：“我明天用麻袋装好，帮您送到车站去。”“汉明同志，老潘我受之有愧呀！”老潘剜了他一眼，提高声调道：“乡亲们的情我不能不领，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收。谁家送了什么，我都写了字条。等我走后，你们要帮我一个忙，把这些东西一一退回去，并替我感谢他们。”听他这样一说，我本想劝说的话全梗在了喉咙里……

第二天一大早，老潘拎着他的藤条箱子悄悄离开了。

日上三竿的时候，汉明叫上我一同去打开了老潘住的那间屋子。推门进去，我们大吃了一惊：将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土特产……那些东西装了满满四箩筐。按照老潘写的字条，汉明挑着箩筐挨家挨户退礼物，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3

这年正月刚过完，汉明收到了从汉口寄来的一个小纸箱。箱子里放着四瓶治疗哮喘的药，还有一双新胶鞋。东西是老潘寄来的，里面附了一封信，说那胶鞋是送给小妹的，还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年轻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勉励汉明好好干革命，并祝他“前途无量”。

以后，老潘还给汉明父亲寄过几次药，但是再也没有回过松塆。

1958：“卫星”、铁疙瘩与树

1

在松塆人的记忆中，历史是被压缩的。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生活而忙忙碌碌，日子一天一天重复着，时间似乎是静止的。虽然过一阵就有新的政治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大多像池塘里鼓起的水泡泡，除了留下串串涟漪，对他们的生活并没太多实质性影响。当然，也有那么一些年月就像扎在肉中的刺，让他们疼痛而且刻骨铭心，这也构成了他们记忆中最重要的“历史”。

2

这一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松塆也不例外。

松塆此时叫阳光大队，下辖五个生产队，梅松担任大队长；阳光大队又属幸福高级合作社，合作社的书记叫张本豪。这个张书记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上衣口袋里一年到头插着支蓝色钢笔。他有个习惯，一边说话一边朝地上吐痰。据说，有一次被省长张体学接见，他一不留神将痰吐到省长的裤腿上去了。本来要提拔他当区委书记的，就因这一口痰泡了汤。松塆是他亲自抓的工作点，他隔三岔五骑着自行车来检查。远远地听到村口响起悦耳的铃铛声，先是一只狗儿汪汪地叫，接着一大群狗胡乱吠，村里人就知道是他来了。他一路骑一路摇铃，鸡鸭慌慌地让道，狗儿摇着尾巴前后乱窜。如果正逢放学，一群小孩子也会跟着凑热闹，一直把他拥到大队部。

头一年播冬小麦的时候，张书记就给梅松布置了放“卫星”的任务，还把区里的农业技术员老陈带来做指导。梅松把试验田选在二队，集中了十个年轻的硬劳力组成“放卫星突击队”，由初中毕业回乡的团支书厚泽当组长，全力耕种“卫星田”。

松塆播种麦子的传统方式是这样的：稻子快熟的时候，将田里的水放干。待稻谷收割之后，先驱牛将干田犁翻一遍，再由人工使锄头将泥块子打细。地平整好了，横竖相隔大约一寸打一个小窝子，往窝里点十来粒麦种，跟着淋一小瓢粪水。待一场雨下过，麦苗就从土里抽出来了。张书记认为这种耕作方式太原始落后了，提出“深耕密植创高产”的口号，并让技术员具体指导大家开展“种田革命”——将地深翻、肥多放、种子密撒。

厚泽带领突击队连轴干了五个日夜，终于将那块田挖成了深达一米多的大坑。梅松调来全大队的肥料往里面倾倒，铺一层粪，盖上一层土，再铺一层粪，再盖一层土……一共铺盖了五层。播种时不打窝，改划成一米见方的小厢，往里面均匀地撒种子，隔两天浇一次粪水。麦苗长出来之后，又密又壮，果然与众不同。经过突击队的精心侍弄，这块麦田亩产达到了1505斤，而其他麦田亩产不到500斤。

当梅松带着突击队敲锣打鼓将红色喜报送到公社的时候，张书记大手一挥，豪情万丈地说：“梅松同志，干得好！你们放了第一颗‘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敢想啊！”他当场给区委书记打电话报喜，声音激动得发抖。放下电话，他承诺奖励突击队每人一个搪瓷脸盆。

没过几天，梅松接到通知到公社参加会议。这时，幸福人民公社成立了，张书记担任公社副书记。梅松在会上得知，自己放的“卫星”还不够大，已经被两个大队刷新了纪录，红旗大队亩产达到3100斤，夺了头魁。会议一结束，张书记把他叫到一旁，低声说：“老表，回去加把油，早稻要放更大的‘卫星，必须一炮打响！你知道的，红旗大队是王社长蹲的点哦……”王社长是张书记的政敌，两人一直在争公社的“一把手”，这点梅松是清楚的。梅松的小姨是张书记的表姑，两人算是亲戚。梅松正是基于这层关系，本能地脱口而出：“红旗的杜麻子是吹牛皮吧！我们的麦子实打实，一粒没漏掉，一粒没多算……顶破天也到不了两千斤啊！”张书记摇了摇头，瞪了他一眼说：“同志哥，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回去继续加油干，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他还悄悄给梅松透露了一个消息，经过他的力荐，公社党委已经研究推荐梅松为公社副主任，任命文件很快就要下来。

梅松回到塆里，马上找到一队队长汉明，和他商量怎样放早稻“卫星”。他恨恨地说：“我们这一回必须压倒杜麻子。”杜麻子是红旗大队的大队长。用“疯爷”的话说，两人都是叫鸡公，一直互不服气。经过几年历练，此时的汉明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他为人精明，踏实肯干，处事公正，不仅受到社员的拥护，也很受梅松喜爱。上半年，梅松还让他兼任大队民兵连连长，掌握了枪杆子。两人几番合计，又找来技术员老陈出谋划策，最后确定划出乌龟山脚下条件最好的一块水田来做“卫星田”，目标是亩产3000斤。方案初步确定，上报给了张书记。张书记一看很不满意，跌脚道：“你们简直就是封建老太婆！三寸金莲怎么走得快？保守，太保守了……”他连夜带着老陈赶到一队，将阳光大队各队干部集中开会，还让突击队的骨干列席。

一队保管室里点起了瓦斯灯，屋子一片敞亮。张书记一手叼着卷烟，一手挥着大蒲扇侃侃而谈：“早稻过去产量是每亩450至500斤，要实现产量过千斤，这是个质变。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量变的因素有哪些呢？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比如说水和肥，要搞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要破除迷信，扔掉过去种田的条条框框，不要怕作物闹‘胃病。过去单季稻子丰产，一般是八水八肥，每亩用水量300至500方；粗肥两三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200斤左右，稻子是否吃饱喝足了呢？不知道。有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会烧死庄稼，损害土壤，我看这种观点形而上学，十分片面。老陈，你说是不是？”技术员老陈正在打瞌睡，被他一声喊叫惊醒，连连点头。

“我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有机肥相配合，一亩地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还能发挥奇效。除此之外，必须深翻、密植。要想搞出四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麦子丰收不是已经有了经验吗？‘卫星田至少要深翻五尺，丰产田深翻三尺，一般田至少要翻一尺半。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放手密植……”

张书记说两句就吐一口痰，等到讲话结束，面前的地面已经一片黑亮。

这天晚上的会议在松塆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既为松塆将要放的“卫星”定下了基调，也为后来松塆的饥荒埋下了根子。我曾经就这次会议专门采访过参与者致远、汉明和厚泽。

致远本来在大队小学当语文老师，头一年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回家务农了。当时上级分给阳光大队一个右派指标。塆里的地主、富农倒不少，但名声大的早就被枪毙了，余下的都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就连老黑这样的赖皮，看到革命风暴一浪盖一浪，也噤若寒蝉了。右派只好到小学里去找，不巧就落到了致远头上。致远平素为人谦和低调，凡事小心翼翼、忍让三分，照理说右派是轮不到他的，事情就坏在一件小事上。他喜欢书法，每天下课坚持练毛笔字。没钱买宣纸，他就在过期的《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上练习。这天，他在报纸上写《多宝塔碑》，没想到正好把个“锤”字写到了毛主席的头像上。他自己没在意，却被旁边眼尖的一位老师瞥见了。这位老师是入党积极分子，天天想着进步，立马把这事报告给了校长。当时的校长是从外乡派来的，知道致远是大地主的儿子，就说：“这不是发泄阶级仇恨么！他想锤毛主席？”事情报告到公社教育组，致远就被划成了右派。虽然戴着右派帽子，致远回到村里并没受歧视。梅松一直很看重他，为了宽慰他，就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说：“当了右派不要紧，致远你不要背思想包袱，大家今后都会帮助你改造！毛主席说了，敌人也要给出路嘛，何况你不是敌人，本塆本土长大的，大家都晓得底细。”他亲自安排致远参加放“卫星”突击队。这天晚上，致远作为骨干列席了会议。他对我说：“我在农村长大，参加过几年劳动生产，但对种田算不上精通。听说那个张书记是农校毕业的，懂科技，又是领导，而且全国到处放‘卫星，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全变成了现实……我当时有点信他的话，通过改良耕作方式可以实现高产。”

厚泽告诉我，他当时半信半疑，但是鉴于那种政治气候，根本不敢说真实想法，“毛主席都肯定了‘卫星，哪个敢逆着来？”上半年放麦子“卫星”，他是主要参与者。大半年时间里，他和技术员查了很多资料，想了很多办法，每天起早摸黑和突击队员守着麦田，比看自己的孩子还要上心，才弄出了个1505斤的“卫星”。对于土地的潜力，他认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果还想继续增产，除非有别的窍门！”说这话时，这位当年的团支书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汉明谈起厚泽，则颇有些不屑，说：“厚泽不‘厚！这个家伙向来就是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投机分子！张书记在会上表扬他为松塆放了第一颗卫星，他表态时调门比谁都高，说只要把领导的指示落实到位，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累的精神，夺取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我问汉明在那天晚上是怎么表态的。汉明说：“当时各队队长都吹大喇叭，我能不跟着唱高调么？任务落实到我们队，我当场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请求调动全大队的劳力支援深翻、积肥；二是公社必须调拨所需的化肥。张书记当场拍板‘化肥不是问题，梅松也说调动全大队支持‘卫星田。”

当时已经实行大集体生产了，每天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由队长派活。各个生产队都是一两百号人，开到哪里都浩浩荡荡。松塆是大村，田地都在村子附近，社员感觉差别不明显，但是那些小村的社员要赶过来参加集体劳动，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早出晚归，叫苦不迭。更大的变化是，过去是小集体，在一起干活的都是熟人、亲戚，没人好意思偷懒；现在变成大集体，各种各样的人凑在一起，偷懒的就多了。只要队长不在，就有人停下来抽烟、聊天，男男女女打打闹闹。有的妇女干脆坐下来纳鞋底，还有的跑到田埂边去扯猪菜。时间长了，那些老实勤快的人看偷懒的人和自己拿一样的工分，干活的劲头也没有了。分配时按人头平均，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更加影响积极性了。汉明意识到，以他一个队的力量，“卫星”肯定放不上天。深翻说起来轻巧，干起来要累得人蜕一层皮；积肥，更不是容易的事。这两样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梅松调集了几个队的劳力对“卫星田”进行深耕、密植，后期的管理则全部交给汉明。汉明对“放卫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另一方面他也想，毛主席说“人定胜天”“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过去一直采用传统办法耕种，现在有了科技指导，会不会创造奇迹呢？于是，他把“田间管理如绣花”当成口头禅，督促突击队员用心管理。

禾苗长得密密麻麻，根本无法下田耕作，汉明带着大家想了很多办法。秧太密了，就用竹竿掏孔通风排水；要追肥了，在田的四周开沟，用管子把水肥灌进去；为了防倒桩，砍来竹棍隔几蔸就打一个撑子。突击队的人全心扑在“卫星田”上，大家都期待着创造奇迹。当年号召全民写诗，汉明写过一首记录这段生活：“早岀晩归两头星，眼看不见点汽灯，休息时间吃干粮，地头就是大饭厅。”

终于到了收割的日子。那天，张书记和梅松带着县委的通讯干事来到松塆坐镇。大家都在大队部紧张地等待着统计数字。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队的会计厚生跑了进来，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说：“收了3180斤。”张书记一听，脸顿时黑了，厉声问道：“多少斤？”厚生又复述了一遍。张书记皱了皱眉头，对梅松说：“许主任，不会搞错吧？”梅松看了他一眼，说：“我过去看看。”他一拉厚生的袖子，两人出门奔仓库而去，厚泽也跟着去了。汉明后来告诉我，梅松把厚生拉到仓库后面的小房里，严厉地说了一番话。半个小时之后，厚生拿着账本重新进去报告：“张书记，刚才统计错了，应该是5080斤。”张书记认真地追问：“怎么搞错了？”“我计算时弄错了点，刚才又核了两遍，这次准了！”“你是党员吧？”厚生紧张地点了点头：“是预备党员。”梅松说：“他今年才当会计，不是很熟悉账务。他的爷爷早年参加革命，黄麻起义时牺牲了，根正苗红。”“哦，烈士的后代，好嘛！数字你一定要搞准，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张书记扭头对通讯干事说：“咱们实事求是，就报亩产5080斤吧！”

就这样，松塆的早稻“卫星”发射成功，在邾城地区占了第一。

关于当年“放卫星”的内情，我在采访时曾想找厚生了解情况，但是他到南方打工去了，一直联系不上。汉明是这样对我说的：“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厚生才把真相抖出来。梅松当时对他说了两点：一是说他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二是说让他接替我当队长。至于‘5080这个数字，则是梅松和厚泽商量定下来的。”如果说松塆的小麦“卫星”是大家苦干放起来的话，那么早稻“卫星”则是苦干加“巧干”放起来的了。

我拿了两份复印资料给汉明看，一份是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一份是1958年9月号的《人民画报》。

《人民日报》头版套红通栏标题赫然写着“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副题为“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这篇“新华社武汉12日电”的专题报道全文长达1736字，开篇这样写道：“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人民画报》上有一张照片，画面上是四个笑逐颜开的孩子正在一堆灿若黄金的稻穗上蹦蹦跳跳。

汉明看过之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报道和照片上说的‘卫星，我亲眼去看过！”

那是1958年的8月18日，梅松领着他们一行十人先坐汽车，转火车，然后坐拖拉机来到了麻城县的麻溪河乡。“天下第一田”就在这个乡。田野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歌曲：“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田野里一阵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此时，大片稻田已经收割过了，只留了大约半亩“样板田”供人参观。“样板田”旁边拉着横幅，上面写着白色大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环绕着这块田，人山人海，都是全国各地赶来参观的干部群众。

汉明一行人由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引到“样板田”旁边，停留了大约五分钟。那稻谷长势确实喜人，两尺来高的稻秆密得看不清分蔸，托起来的稻穗沉甸甸、厚墩墩、金灿灿的，活像用黄色奶油做成的一块大蛋糕。一听完介绍，他们就被带开了。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闷着不吭声，只有汉明悄悄问梅松：“主任哥，你信么？”

梅松没有接他的话，眼睛望着远处说：“毛主席说得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是产量不高，而是胆子不大啊……”

汉明望着他，半天没有吭声。

我告诉汉明：“1998年已经有当事人写回忆文章披露，这颗‘卫星是假的。那三万多斤稻子，有一部分是重复计算的，还有一部分是把其他田的谷子冒充进去的。”

汉明点点头道：“我们参观回来不到两个月，县里就开会叫大家不要再宣传这颗‘卫星了，具体原因没做说明，只说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

这一年，松塆接连放了两颗“卫星”，也算火了一把。老五的爸爸贵平当时担任大队会计，他记得各队的小麦、稻子、棉花、油菜产量均高于往年，全面获得丰收。为了突出“形势一片大好”，公社领导将各队上报的数字进行加工后报给区里，区里又报给县里。统购数字分配下来，因为稻子“卫星”放得大，上交任务就比往年翻了一番。有的队将过去的存粮刨了出来，有的队连种子都没留全，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

汉明这时已经接替梅松担任了大队长。交完公粮，他顺路去公社办公室看望梅松。梅松升官了——副书记兼副主任，成了公社二把手。那个张书记则调到区里当副书记去了。汉明忧心忡忡地对梅松说：“书记哥啊，粮食交空了，我担心开春没得吃的……”

梅松大手一挥，说：“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都说‘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你还担心没饭吃……兄弟啊，你要跟上形势，不能往右倾的路上滑啊……”

这天中午，梅松留汉明在公社食堂吃了一顿午餐。这里的伙食比队里的食堂更上一层楼，鸡鸭鱼肉放在大盆里随便舀，米饭面条馒头包子任意拿。汉明注意到，很多人盘子里的鱼肉堆得冒尖，可是没吃几口就倒进了泔水桶。

这时候，松塆绝大多数人和梅松一样，都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梦想之中。只有几个老人在背后骂干部吹牛造假，当然，他们只敢悄悄地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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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汉明；时间：2009年8月6日；地点：松塆】

村子东头现在的那片坡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一片松林，大概有炮把亩的样子。松树一棵一棵冲天而起，林子又大又密，林间也有一些杂树、灌木。春天雨过天晴，地上长满了蘑菇；秋天到了，野柿子挂满树，像灯笼一样大。那是塆里的伢们最爱去玩的地方。草丛深的地方有半人高，中间藏着野鸡、黄鼠狼，还有刺猬。那个张书记喜欢吃野鸡，每次来松塆，梅松就让我去打一只，然后拎去让我妈红烧，是下酒的好菜。林子西边两三百米的地方就是许氏宗祠。祠堂四角各种了一棵香樟树，就像四个大将军守护在那里。据说，那是许氏先祖在道光年间栽种的，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大的那棵树四个人牵手都抱不过来，枝枝叶叶繁茂得狠，就像一把大伞撑在那里。夏天，躺在浓荫下睡个午觉，比喝了肉汤还舒服！老人们都叫这棵最大的香樟“娘娘树”。每逢有大事发生，它必有预兆。辛亥革命那年，它被雷击中，树冠烧了起来，映红了半边天，但是暴雨很快就将火浇灭了；日本人攻打武汉那年，它又遭雷击，挨着祠堂的那根最大的树杈被劈断，但是转年春天又长出了绿叶；解放那年，靠正东方的部位竟然长出了一根新杈，神奇啊……不知怎么传开的，这棵“娘娘树”有生殖力，远近村子里那些生不了伢的人都跑来祭拜求子。他们晚上来，摸黑在树枝上缠红布条，然后烧香许愿……就连黄陂的人都闻名而来。

这片松林和四棵香樟树，全部毁在1958年。

记得是在头一年年底，毛主席提出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到了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就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张书记亲自到松塆召开社员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要求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9月间，松塆建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我们一队的炉子最大。我让贫农出身的胜利当炉长。

那时农村没有现代化设备，都是根据报纸上介绍的、领导讲的，自己用土办法创新。所谓的炼钢炉，就是从武汉买来一些耐火砖砌起来的大炉子，内壁糊了一层焦炭粉和黄泥土，大概三四个立方米的样子。在炉膛顶部开一个孔，投料；在下面开三个孔，一个鼓风，一个出渣，一个出铁。我们哪里知道怎么炼钢？只是估摸着将焦炭、石灰石、云英石等矿石放在炉内猛烧，再用鼓风机在下面使劲鼓风。矿石遇高温熔化，铁的密度大一些，铁水会往下流，遇冷就凝固成了坚硬的铁疙瘩。当时胜利的舅舅在大冶铁矿当头头，通过他特批搞回了一车矿石，还有焦炭。比起其他队，我们队的炼钢炉起点算是最高的！

小高炉要保持持续高温，必须不时投放焦炭、不停鼓风，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否则炉内温度降低，铁水凝固，整个炉子就报废了。炉内壁的积灰也要时不时清理。我们日夜守候在高炉前，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就像等着自己的儿子出生一样。炼出第一炉铁之前，我三天三夜没回家。困了，歪在炉前打个盹；饿了，食堂有人送饭菜来。当时正逢夏天，每天汗流浃背，蚊叮虫咬，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和累。塆子里男女老少每天一收工就围拢到高炉前观看、帮忙，兴奋地等待着出铁。当时不是兴全民写诗吗？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炼钢》：“高高烟囱竖起来，熊熊炉火炼红心。你添炭来我鼓风，小小松塆尽英雄。后生胜似赵子龙，老年人人是黄忠。儿童好比小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当时不光生产放“卫星”，文化也放“卫星”。上级号召要出一万个李白、杜甫，人人写诗，村村赛诗。松塆有文化的人多，出了不少有味道的诗，譬如：“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爷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长坂坡前猛张飞，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河水跟我走。”20世纪90年代，我看报纸上发表了聂绀弩在北大荒农场当右派劳动时写的诗：“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全民写诗的情景。

经过三天三夜奋战，我们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十多块铁疙瘩，最大的一块直径超过脸盆，最小的也有拳头般大小。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不知道是谁带头高呼起口号：“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胜利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千字头鞭，炸得村里的狗汪汪狂叫。我们用箩筐抬起铁疙瘩，一路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张书记看了看铁疙瘩，高兴地说：“同志们，立大功了！加油干，要放更大的‘卫星！”

这些铁疙瘩后来送到了武钢。过了几天，从上面传来话，说铁疙瘩杂质有点多，希望想办法改进。而此时，我们却要停炉了——焦炭烧完了。再联系胜利的舅舅，他表示无能为力。张书记指了指那片松林，说：“一切都要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炉火不能熄！这松林赛过多少焦炭！”

梅松马上抽调劳力，组织伐木队，日夜砍伐松林。伐木的时候，那些喜鹊、乌鸦、野鸡漫天乱飞，黄鼠狼无处藏身，慌得直往人腿上撞。松树大多长得有水桶粗，劈成一方一方的木材扔进炉内，饱满的油脂漫出来，烧得吱吱作响。松木除了供给松塆的高炉，还要供给相邻的缺柴火的大队。一时间，拉木头的拖拉机来来往往，“突突突”吵得几乎要掀翻天。

不到两个月，松林竟然伐得差不多了。炼钢的高潮还在继续，公社天天派干部来检查出铁情况，同时也是督促各队加快进度。每隔几天，炉长们就被召集到公社参加誓师大会。如果有人表态要一个月炼一百公斤钢铁，马上就会有人高喊：“奋战一个月，炼它三百斤！”数字喊得越高，公社和区里的领导就越高兴。我经常参加这样的誓师会，发现每个人看上去都信心十足，有的拍着胸脯，有的挥着拳头，都说要放“大卫星”。当时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不只是炼钢，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在搞“竞赛”。

从秋末开始，松塆领了一项新任务，要把一部分松木烧成木炭供给县里的炼钢厂。公社从各队抽调一部分硬劳力去伐树，又抽调一部分去烧炭。那段时间，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只剩下老弱妇幼了。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烧炭任务，干部开会动员大家捐献木材，有些人把准备盖房子、做木器用具，甚至留作打棺材的木料都交了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满，偷偷骂干部瞎指挥、劳民伤财的。

整片松林被砍光了，塆子周边的大树也都被砍了，最后只剩下祠堂旁边的四棵香樟树。大家从小就听老人说过这几棵树的来历，起初并没有人去砍。有一天，不知是谁说了句“樟树好烧”，厚泽就领了一群人，带着梯子、锯子、斧头准备去砍树。

当大家架好梯子攀到树上，正在砍树杈的时候，耀贵带着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出现了。耀贵大吼一声：“伢们，这是祖宗留下的风水树，有神性！你们都给我下来，不许砍！”

耀贵属于大房，当时是塆里活着的辈分最高的老人，而且是松塆最早的烈士耀富的亲弟弟，也是厚生的小爷。平常，干部群众都对他敬三分。他一声吼，将正在砍树的人都震住了。

厚泽走过去，笑着给他递了一支烟，客气地说：“小爷，毛主席说要‘钢铁元帅升帐，我们不砍树，怎么炼铁呢？不炼铁，怎么完得成公社的任务呢？”厚泽也属大房，比耀贵晚两辈，所以喊他小爷。

耀贵从一个老人手中接过一册发黄的《许氏宗谱》，唤着厚泽的小名，气呼呼地说：“四儿，你是不是许氏子孙？你看看祖宗精景公是怎么做的？你们已经把松林毁了，现在还要砍神树，你们这是背叛祖宗，要遭报应的！”

“小爷，现在‘大跃进，过几天就共产主义了，砍几棵树算什么？！您老不能再讲封建的那一套了……”

“狗日的，你莫在老子面前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你没有祖宗？你不是爹妈生的？你给老子滚开，只要我在，这树就不许砍！”耀贵一屁股坐在“娘娘树”前，其他四个老人也挨着他坐下。他们在塆子里辈分都很高，砍树的多是许氏子孙辈，看到这状况，大家就停了手上的活。有人小声嘀嘀咕咕起来，更多的人则望着厚泽拿主意。

厚泽眼珠一转，叫人去喊梅松来。过了一会儿，梅松领着几个民兵去了，我也赶了过去。梅松当上公社领导后，说话的口气和过去大不一样，上来就义正词严地说：“耀贵同志，你是耀富烈士的弟弟，向来觉悟很高，今天怎么了？你要支持‘放卫星嘛！”

“放不放‘卫星与我屁相干？反正这神树不能砍！”耀贵语气非常强硬。

“‘大炼钢铁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要反对毛主席吗？‘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你要反党吗？”梅松有些恼怒。伐木队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他的面子开始挂不住了。

“梅松你莫拿大帽子压人！我哥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个的胯裆里没垮下来……”耀贵铁了心，和梅松顶起来。

梅松一听这话火冒三丈，吼了起来：“炉子等着烧柴，柴火接不上铁就炼废了！让铁废掉，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反革命！来呀，把这几个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那几个民兵都是后生伢，抖着绳子要捆人。另外四个老人吓得站了起来，只有耀贵端坐着不动。两个民兵伸手去拉他，他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嘴里骂个不停：“不肖子孙啊，你们要遭报应的！”

最后，四个民兵扯胳膊的扯胳膊，拉腿的拉腿，硬是把他抬了起来，直接送到公社去办“学习班”。那本泛黄的《许氏宗谱》掉在地上，厚泽犹豫了一下，还是捡了起来。

伐木队继续砍树。三棵小一点的樟树小半天工夫就伐倒了，砍那棵“娘娘树”费了一些周折。它实在太粗了，七八个壮汉轮流拉锯，拉缺了三根锯条。他们用绳子拴着树枝使劲拉，树干倒地时就像放炮一样响，扬起的灰尘有两丈高。厚泽指挥时跑慢了一步，当场被树杈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有人说，这是不是祖宗显灵了？砍树的人会遭报应？

樟树真是香啊！那天晚上吹南风，整个村子里都飘着樟树的香气。过了这么多年，我闭上眼睛还能闻得到那气味……真是可惜了，那么大的樟树！周边的树伐光了，大家就带着被褥、干粮去大别山森林里伐；矿石搞不到了，就发动社员四处收集铁器。秤砣、秤钩、门锁、窗户钩子，还有灶台上敲下来的铁水罐，都成了原料。反正吃食堂，家里的锅派不上用场，许多人干脆把锅也砸了……报纸、广播里天天都在宣传什么地方水稻“卫星”上天了，什么地方钢铁“卫星”上天了，人心振奋啊！你们不要以为干部强迫农民送那些东西，大家都是自愿的。我这个大队长可以做证：那时候，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很高，心里都被“超英赶美”的目标刺激着，都盼着共产主义快快实现……

小高炉一直烧到年底才停火。这时已经是冬天了，塆子周边看不到一棵树，天也显得矮了。北风像老虎一样吼叫着，从旷野里笔直扫过来，扫得人心里发毛。

公共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了。原来顿顿白米饭，现在变成了稀饭，米汤照得见人影子。后来还掺上了红薯、菜叶……上面说，苏联找我们逼债，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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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在讲述时提到的那位精景公，我查阅《许氏宗谱》，发现果然有记载。

精景公出生于清朝嘉庆年间，自幼饱读诗书，中过进士，却终身不仕。他每日吟啸乡里，长须飘飘，颇有隐士之风。看到松塆附近山枯水瘦，林木稀疏，他决意恢复过去的松林。经过他的努力，原来的松林扩大了面积，全部种上了树苗。几十年后，长成了一片蓊蓊郁郁的茂林。后辈在《许氏宗谱》中列传称赞：“精景公之功，讵不伟与？是宜记之以垂不朽云。”此后，“家训”部分也增加了一条：子孙砍树者，应补种之。

1971：山坡上消失的坟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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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节回家祭祖，我们都会遭遇一件尴尬的事。塆里的祖坟山上，只有爷爷奶奶的坟墓，曾祖父曾祖母以及更早的先辈的坟墓再也找不到了。不仅是我们家，塆子里大多数人家都找不到自家的祖坟。

那一场“破四旧”运动，只是将墓碑砸了，坟丘都还是在的。到了1971年，县里突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平坟地、造新田，并派了干部来监督。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祖宗的崇拜近似于宗教。“百事孝为先”，这是过去父母教育子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堂屋中供祖先牌位，清明时到墓地洒扫、祭拜，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在农村，如果要去挖人家祖坟，那无疑是最恶毒的事情。

通知下来之后，农民抵触情绪很大。大队、小队的干部心中其实也不愿意，态度十分消极。派到松塆的工作组组长姓杨。杨组长戴着一副眼镜，一笑就露出满口大黑牙。他每天抽三包烟，出门时从不带火柴，因为只需早上点燃一支烟就够了，一支接一支整天不熄火。吃饭时他换成左手夹烟，时不时地还要抽一口。他抽烟时总爱皱眉头，两对粗硬的眉毛挤得横七竖八，越发衬得面相凶凶的。

杨组长来到松塆之后，首先召集党员开会，要求大家响应县委的号召，积极带头平坟。他讲完了就让大家表态，可是每个人都像遭霜打的茄子，一声不吭全低下了头。他继续讲道理，这时有人嘀咕了一句：“上面的干部为什么不带头先把自己的祖坟挖了？！”杨组长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一听这话，唰地把刚抽完的烟屁股扔到地上，借题发挥道：“你怎么知道上头干部家的祖坟没有平？我家的坟上个月就平掉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可以舍弃一切……汉明，火柴！”汉明坐在他旁边，只好划了根火柴帮他把烟点上。

杨组长大口大口吸烟，那样子不像在吸，而像在往肺里抽。他盯着汉明半天不挪眼珠，汉明只好表态：“杨组长说得对，我们是党员、干部，应该带头。这样吧，我明天先去平自己家的坟。”

第二天一大早，汉明带着二十几个民兵，赶着牛、扛着犁来到了祖坟山。杨组长走在最后，看上去像在押送前面的队伍。在杨组长身后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跟着塆里的一些人。到了坟山，杨组长指挥四个拿枪的民兵守在路口，嘱咐谁敢闹事当场就抓起来。

坟山大约有四五亩的样子，里面埋葬着许氏先祖。远远看去，旧坟新坟错落，墓碑高高低低，一派肃穆。据致远说，坟山上最早的一块碑是清朝顺治十八年立的。放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件文物。但在当年，没人认为它有什么价值。

汉明把犁扛到自己爷爷奶奶的坟前放下，低声说：“就从这里开始吧！”两个拿铁锨的民兵上前，朝墓碑鞠了个躬，然后开始铲土，半支烟的工夫就把墓碑挖了出来。其他民兵袖着手，围在旁边观看。汉明挥了挥手，他们才三两人一组散开，挖起墓碑来。挖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墓碑被抬到一边垒放着，杨组长说修水库正好用得上。

就在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不知道是谁点燃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杨组长皱了皱眉头，举起手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无趣地放了下来，什么也没说。

墓碑挖完了，大家接着挖坟头，然后赶着牛将坟丘犁平。汉明亲自扶着犁，默默地犁着地。土里偶尔翻出腐烂的木板，还有白花花的骨殖……他后来告诉我：“泥土翻动的时候，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寒气瘆人。”致远当时在人群中围观，他说：“很多老人抹着眼泪，但没人敢哭出声来。”

到了傍晚时分，坟山基本平完了。杨组长握了握汉明的手，感谢他带头支持上级的工作，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公社去了。

汉明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推开大门，他母亲正跪在堂屋的毛主席像前念念有词：“列祖列宗在上，你们要宽恕不肖子孙！平坟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不敢不听啊！毛主席，您老人家要保佑我们啊！”汉明又好气又好笑，拉起母亲说：“毛主席和祖宗有什么关系？！”她母亲却哭了起来：“以后清明节，我们去哪里给你爷爷奶奶烧香磕头啊……”“这不都移风易俗了吗？还烧什么香磕什么头？”汉明安慰道，“心里记着就行了。”

这时，有人在外面拍门报信，说杨组长骑车掉到水库里去了。汉明吓了一跳，赶紧往水库那边跑。他赶到时，杨组长已经被人从水中捞了起来，全身湿淋淋的像条落水狗。汉明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只好骑上车，将他驮在后头送回了公社。

后来，塆里人议论纷纷：“这是老祖宗显灵，报应！”参加平坟的那些民兵吓坏了，有人半夜跑到坟山那里跪着磕头，祈求祖宗原谅。

坟山平整后种上了小麦。第一年，小麦疯长，麦秆挺直，叶子油绿。到了结穗子的时候，麦秆都压弯了腰。这块地只施过一道底肥，亩产竟然达到了八百多斤。以后，这块地种什么作物都丰收。事过几十年，松塆四周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走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没有人指点，根本想象不出它曾经是祖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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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太祖母的坟墓在这次运动中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我们家是外姓，故去的老人并没葬在许氏祖坟山上。太祖母的坟墓在三块田的交会处，那里长着一棵李树。树下有个土丘，土丘朝东面立着一块矮小的石碑。也许是那个狭窄的三角地带没有耕作价值，也许是那块石碑太不起眼，总之，没有人去打扰它。70年代末期分田到户，那棵李树被人挖走了，但坟丘一直立在那里。前些年，那里的田埂被铲掉，三块小田并成了一块大田，那个坟丘就像一个孤岛，矗立在水田中央。每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我们必须穿着长筒胶鞋涉过水田，才能到达墓前烧纸、放鞭。大姑总是说：“就是这个老祖宗的坟葬得好，才保佑你们一个一个有出息！”八岁的儿子对此非常不解，问道：“死去的老奶奶怎么保佑活着的人呢？”我只能这样解释：“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我们是通过扫墓来表达对老奶奶的怀念。”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大力推行火葬，“文革”期间又发起平坟运动，据说都是为了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扩大耕地面积。我没有查到具体的统计数据，无法评价其效果。但是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乡村其实已经复苏了大片大片的新墓地。而那场平坟运动，更像人们记忆中的一道伤疤，每年都会被撕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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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我在旅居英国期间曾去科茨沃茨地区一个叫Northleach的小镇旅行。在这个小镇上，我参观了一座修建于13世纪的古老教堂。教堂底部的石块已经斑驳，背阴处绣满了苍苔，处处透露着沧桑。教堂周围是墓地，不同年代的墓碑参差其间。墓地旁边是绿色草坪，草坪上有十几条长椅。这些椅子都是私人捐建的。其中一条椅子是为纪念镇上的一位女士而建，因为她在一战期间为公益事业做了许多贡献，捐建人是小镇居民。还有丈夫纪念妻子的，她曾经是小镇上唯一的音乐教师；也有孩子纪念父亲母亲的，他们养育了五个儿女……小镇的房子环教堂而建，临近的居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墓园。教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最古老的墓碑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墓地和长椅记载着小镇的发展历史。小镇上的年轻人，只要来这里走一圈，就能了解自己的过去。

坐在墓园的长椅上，我联想到了松塆的祖坟山。英国地广人少，许多肥沃的土地都用来种草了，自然不用考虑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言，土地是生存的生命线，必须有效利用每一寸土地。但是，英国的墓园文化，确实给人带来许多思考和启示。

假如松塆的那座祖坟山仍然存在，假如对乡村的墓地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既让节约耕地的政策落到实处，又给村庄的发展保留一份记忆，松塆的后人是不是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根呢？

1985：父亲的路，儿子的路

过完元宵节，打工的人就该出门了。十六那天早上，鸡叫第三遍，爱兰就起床了。她哆嗦着双手，一连擦了三根火柴，才点燃了灶膛。她给光宗煮了十个荷包蛋，特地放了三调羹红糖。红糖煮荷包蛋，是松塆待客的最高礼节。红糖表示甜美，十个蛋象征圆满。爱兰希望光宗吃了糖煮蛋，出门顺利，平安归来。

光宗放下碗筷，用手抹了抹嘴巴，背起父亲满仓留下的被窝卷儿，拎起用网兜网着的搪瓷脸盆，跟在包工头保运后头，蹀躞着往薄薄的晨曦中走去……

爱兰勾着腰，手扶着门框，看着儿子的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涌起一阵酸苦。前几年，她也是这样目送丈夫满仓远行，可最后等回来的却是一坛骨灰。如今，二儿子也要出远门寻生活了，她的心中空落落的。在1985年正月的这个早上，爱兰想了很多很多，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的即将出世的孙子豪杰，在十四年之后也会走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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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仓活着的时候，起初不仅自己不出门打工，而且也反对老二光宗出门打工。

大集体时代，满仓是大队的拖拉机手。春天，他拉着稻种、化肥，在田野上潇洒地奔驰；夏天，他躲在树荫下，一边抽烟一边守着拖拉机抽水；秋天，他戴着草帽，一趟又一趟运送公粮；冬天，他则扶着机头，突突突地犁那些连成片的田地。因为能够使唤大机器，不仅队长对他敬三分，村里人更是钦佩不已。比起其他农民，他干的活不算重，工分却总是评得最高。每次拿出那张一元的人民币，他都忍不住要多看一眼上面印的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那个意气风发的同行，让他总是油然生出一股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自豪感。

等到分田到户之后，拖拉机用不上了，慢慢地锈在仓库里，他也就失业了。重新学习用牛，同其他人一样掣犁打耙，他心中的那点优越感也就溶到汗水里，一滴一滴沁到泥土中了。那双长期侍弄机器的手，干起农活来并不得心应手，这也让他常常生出莫名的沮丧。他媳妇爱兰患有严重类风湿，刚过四十岁就直不起腰了，手脚也越来越不灵便。过去有队长照顾，总是给她派一些轻松活，现在单干了，凡事都得自己动手，且不说她身体承受不起，单是劳动效率就低了许多。家里的两个硬劳力都“硬”不起来，收成自然比别人家差了一大截。

本来，他家的老大光显学了理发手艺，负责给周边三个大队的村民理发，年终折算成工分，也算一份不错的营生。可是，光显鬼迷心窍，恋上了河咀村一个比她大九岁的寡妇。他去那里理发时，总将剃头挑子摆在寡妇家门口，寡妇一遍又一遍帮他烧热水，脸上笑得像一朵花。他给寡妇的两个胖小子带水果糖，寡妇给他煮红糖鸡蛋吃。一来二去，他就进了寡妇的门。可是，那寡妇家的叔伯兄弟们不依，有一天将他们堵在了床上，一顿拳脚交加，打得他吐了半碗鲜血。从此，光显的脑子受了刺激，变得半痴半呆，理发的活儿也不干了。每天吃过早饭，他就领着塆里的一帮小伢追鸡撵狗。有时，他爬到枣树的树梢上坐着，晃晃悠悠旁若无人。有一次汉明问他：“你爬到上面做什么？”他行了个军礼，大声答道：“报告司令，我在放哨，看日本鬼子来了没有。”汉明直叹气，心里说，这个伢算是废了。

爱兰托媒人给光显说亲，希望娶个媳妇给他冲一冲。女方家一听说是拖拉机手家里的，起先都还兴致盎然，可是一见到光显痴痴的样子，再看床上还瘫痪着一个七十岁的老爹，顿时黑了脸，转身就没回音了。如此四五次，再也没有媒人上门了。这对满仓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让他感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不知从哪一天起，满仓爱上了喝酒。没有钱，他就到村头小卖部去赊散酒喝。经营小卖部的杏花起初很热情，满仓哥前满仓哥后地撵着叫，嘴上像抹了蜜。眼见着欠账多了，满仓仍没有还的意思，她的脸就黑了，后来干脆拒绝卖酒给他。满仓酒瘾发作，就去找宝红讨酒精，兑了水依然喝得有滋有味。经常是没有下酒菜的，他就找来几颗鹌鹑蛋般大小的鹅卵石，洗干净了合上菜油、食盐放在锅里炒，然后盛起来佐酒。他吮一口鹅卵石，抿一小口酒，嘴里发出咂咂声，显得无比满足。

沉迷于杯中之物后，满仓就变得迷迷瞪瞪的了，免不了经常耽误农事。他的心一散，家里的日子就越发不如从前了。且不说庄稼种得毛毛糙糙，就是菜园子也缺少收拾。家中一日三餐经常断菜，爱兰只好把盐放在锅里炒熟，盛在碗里滴几滴麻油，一家人用筷子蘸了咽饭。

光宗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他的成绩一直不错，调考总是前三名，按说上大学是没有悬念的。事情就坏在一碗炒肥肠上。学校食堂的伙食向来很差，被学生们讽刺为“猪食”。光宗家里困难，平常总是买最便宜的素菜或咸菜下饭，肚子里一直缺少油水。高考前一天，食堂推出“加菜”——一元一份的荤菜。光宗那天突然嘴馋，也是为了庆祝即将脱离“苦海”，晚餐时买了一份青椒炒肥肠。没想到，适应了清汤寡水的肠胃消受不了油腻，他半夜拉起了肚子。连着跑了几趟厕所，天就慢慢亮了，几乎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走进考场头晕脑涨，他最拿手的语文考得一塌糊涂；兵败如山倒，其他几门课也跟着掉链子。最终，他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满仓倒没有责怪他，叹着气说：“生就的丫鬟命，也就别做小姐梦了。”

光宗想和塆里的年轻人结伴出去打工。满仓一听，喷着唾沫道：“你没听说城里人坏得狠？坑蒙拐骗，专对着农村人。你这个怂样，出去打工，怕是小命都要丢掉！你就待在家，跟老子种田……”光宗分辩了几句，满仓无名火起，顺手捞起门后的扫把，劈头盖脑把他揍了一顿。就这样，光宗被钉在了家里，学着干农活。

满仓依然酗酒，日子继续浑浑噩噩地过着。尽管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但是种田的各项开支暴涨，一年辛苦干下来，除了混个肚儿圆，攒不下多少钱；如果遇到天灾，粮食减产，交了各种税费之后，连种子、化肥、农药钱都赚不回来。自己家的生活没有起色，可是塆里的新房却一栋一栋拔地而起，满仓看得眼辣、心躁。他经常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儿，骂世道不公，骂历史倒退，骂爱兰无用，骂大儿子花痴，骂二儿子草包，骂自己废物。骂着骂着就拿出酒瓶子，扬起脖子咕一大口，又咕一大口，然后哈哈大笑、手舞足蹈，笑过后一屁股塌在地上，抱头抽抽搭搭地哭……

眼看着光宗过了二十岁，该娶媳妇了。媒人介绍了一个叫玉英的女孩，却是光宗的初中同学。两人知根知底，彼此都满意。女方家长提出三条：盖新屋，配齐三大件，再给娘家一千元彩礼。满仓看那女孩脸圆、胸大、屁股翘，生得一副旺夫相，心中十分满意。可一听对方开出的条件，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巨石。光显那个样子，这辈子恐怕娶不到媳妇，就是当孤老的命了；光宗娶媳妇不仅是他个人的事，还关系到许家传后的大事，耽误不起。这些年单干，他并没有多少积蓄。满打满算，建五间砖瓦房的钱还缺一半，至于彩礼钱、购买三大件就想都别想了。满仓这次没有喝酒，只是捧着脑袋蹲在墙角苦苦地思考。愁得打结的时候，他恨不得端起鸟铳去抢信用社。

想来想去，满仓还是决定去保运的工程队打工。尽管满仓一直瞧不起保运，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三流泥瓦匠，但是保运这些年当包工头，干得风生水起，成了村里的头面人物。他接的工程多，从不拖欠工资，松塆出去打工的人都愿意跟着他干。保运的工程队买了一辆起重机，正要寻机手，满仓过去开过拖拉机，正好能派用场。机手的工资与大工师傅相当，而且劳动强度小得多，这让满仓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打工的日子不咸不淡，就这么一天一天熬着。满仓依然爱喝酒，有一次喝得醉醺醺地启动了起重机，一辆装满水泥的手推车没有停稳，轰地从半空中坠落，差点把下面正在搬运材料的两个妇女砸个正着。保运知道后，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呵斥他如果不想干了马上卷铺盖滚蛋，并且严令上班时间不许喝酒。满仓面红耳赤，没敢回嘴，心里却把保运的祖宗八代操了个遍。他们同属一房，论起辈分来，保运应该喊他爷爷；保运家是地主、成分低，他的爹妈过去见了他都是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可是现在保运当老板了，自己成了打工仔。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他只能忍气吞声。从此以后，满仓再也不敢在白天喝酒了。不赶工期的时候，吃过晚饭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工棚里的人要么去看录像，要么去打台球，要么聚堆打扑克。这时，满仓就僦在旮旯里，拿出酒瓶子，就着晚餐没有吃完的剩菜，或者是从附近炒房里买来的花生、豌豆，有滋有味地品咂起来。他很少离开工地去外面游逛，不单是因他一口浓重的方言与人交流有障碍，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忍受汉口人那种鄙夷乡下人的神气。他总忍不住在心里骂：“没有老子农民种粮食，你们餐餐喝西北风去……”喝过酒，他就斜靠在被窝卷上发呆。透过棚顶石棉瓦的缝隙，有时可以看见月亮和星星，这让他想起松塆……想起那个家他就头疼，又忍不住要喝酒……

到了年底结账，扣除借支的酒钱和其他用度，满仓带回家一千八百元钱。而这一年家中田地的收成，除了保住口粮，几乎没有盈余。光宗说，种田看不到希望，还是想出门打工。满仓这次没有骂他，只是说：“打工的日子也苦……你爷你妈你哥都有病，家里需要人手，等我在外头做不动的时候再说吧！”

过完年，满仓又出门了。在工程队里，他很少与人说话，也没有朋友。他瞧不起那些泥瓦匠，觉得他们只有一身蛮力，什么技术也不懂；他们也不爱搭理他，认为他家的日子过得一团糟，偏还装出一副傲慢样子。他只有喝酒，喝醉了就睡觉，睡着了常常还能做个美梦……初夏的一个晚上，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出门的，更没有人关心他当晚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歪在工地里新挖的一个大坑中，半边身子泡在水里。那人伸手去拉，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公安局检验后做出结论，满仓是醉酒后自己落到坑中，意外身亡。暴雨之夜，他究竟出门去干什么，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个远离道路的坑边，无人能够揭开这些谜底。

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人出了事，保运心中不安，三番五次去找建设单位交涉，希望能给点补偿。对方的领导被磨得没有办法，终于开了口，满仓之死他们没有责任，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两千元抚恤金。为了这事，同在工程队打工的老黑羡慕地说：“保运讲义气，把事弄成了。这满仓赚了两千块，死得也值了！”

光宗去工地上收拾父亲的遗物。除了被褥衣服，只有床底下东倒西歪的几个空酒瓶，其中一个吊针瓶里还盛着小半瓶高粱酒。光宗举起那瓶子看了半天，突然拔掉瓶塞，仰起脖子喝了一口。从没喝过酒的他，顿时被呛出了一串热辣辣的眼泪……

满仓是松塆第一个死在外地的打工者。这时正是1984年。

2

对于松塆的很多人，我都没有太深的印象了，光宗却有两点让我记忆犹新：一是他的寡言少语，二是他擅长抓鳝鱼。

说起来，光宗对我有救命之恩。每到夏天，塆里的孩子都去村后的后湖游泳。后湖水面开阔，大概有四五亩的样子，涨水的季节水深超过一个成年人。记得那时我刚满六岁，还没学会游泳。跟在一群大孩子屁股后头，我揪着岸边的水草，下到湖里踩水玩。玩了一会儿，我的胆子变大了，就慢慢往深水处走，尝试着让身体在水中浮起来。没料到，我一脚踏空，跌进了一个深坑，连呛了几口水。身体往下沉时，我本能地大喊“救命”……危急时刻，一双大手攥住我的胳膊，一下子将我从水中提了起来——原来，正在旁边水沟里抓鳝鱼的光宗听到呼喊，跑过来救了我。他把我拎到岸边放下了，我还在哇哇大哭。旁边的孩子都说：“小圆子的魂吓掉了！”光宗用手指了指我的头，说：“屙尿！”我仍然哇啦哇啦地哭。他瞪大眼睛，嘴里迸出一个字：“屙！”在松塆有个说法，小孩子如果受了惊吓，立刻蹲下撒一泡热尿，就能把魂收回来。我被他的样子吓着了，赶紧蹲下去撒了一泡尿。尿过之后，我真的感觉不害怕了。他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说声：“滚！”转身又去抓鳝鱼了。晚上，奶奶牵着我的手，端着一葫芦瓢鸡蛋去光宗家道谢。他妈妈爱兰拉着奶奶的手，说什么也不肯接受鸡蛋。恰好他从外面回来，看了一眼我们，只说了三个字：“拿回去！”弄得奶奶当下黑了脸。回家的路上，奶奶说，光宗是个好伢，就是倔头倔脑，说话像射子弹，打得死人。

光宗家负担重，日子不好过，他经常去抓鳝鱼，拿到邾城集贸市场去卖了补贴家用。鳝鱼喜欢在水田、池塘的水岸交界处打洞，洞口一般离水面有几公分。它们白天躲在洞里，晚上出来觅食。梅雨季节水涨起来漫过洞口了，它们会把头探出来呼吸。鳝鱼和兔子一样聪明，往往会挖两三个洞串在一起，以备随时逃生。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洞口四周泥地比较光滑的，那里头一定藏着鳝鱼——它经常溜进溜出，尾巴把泥巴扫平了。这时，将专用的吊钩穿上蚯蚓伸入洞中，肯定会有收获。吊钩没有现成的可买，得自己动手制作。取一根破旧雨伞上的铁骨子，先将一头磨尖，再用老虎钳子慢慢地把它扳成弯钩就成功了。下钩时将钩尖朝下，这样鳝鱼吞食时，正好钩住它下颌处的V形骨，不至于将头部撕烂；感觉吞钩了，不能急着往外扯，而要将钩子缓进缓出几个来回，再慢慢地往外拉，才能把鳝鱼顺利地钓出来。

因为有了那次救命的经历，我对光宗多了一层亲热。有时看见他在野外钓鳝鱼，我就跟过去看。他总是沿着河岸边或是田沟边，一字排开十多支钩，然后依次起钩，基本没有空手的。几轮下来，就装了大半篓子鳝鱼；掂一掂差不多了，他就收钩回家，从不贪多。我还发现，只要是洞口冒泡泡的，光宗都不下钩。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有崽。”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的洞中藏有卵或幼鳝，如果将成年鳝鱼钓走了，幼鳝都会死掉。

除了这两件事，我与光宗就没有什么交往了。关于他后来的故事，都是听别人说的。

光宗和玉英结婚不久，就出门打工了。这时，他瘫痪多年的爷爷已经去世，家里少了一个药罐子；光显的脑子似乎变得清醒了一些，爱兰指挥他也能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为了建房、结婚，家里欠了一屁股债，玉英的肚子慢慢隆起，孩子出生更要花钱。土地里根本刨不出钱来，光宗越发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他扛起父亲留下的被窝卷儿，去了保运的工程队。他没什么技术，自然还是做建筑工——学着砸钢筋、做预制板。

在外打工的日子，光宗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门心思攒钱。偶尔看一场录像，花了一角钱，他会心疼好几天。

收工后无事可干，光宗经常去青少年宫门前的广场上溜达。那里经常有时髦男女溜旱冰，可以“挂眼科，不花钱”。那些男青年都烫着飞机头、穿着喇叭裤，神情冷漠而倨傲，有的人嘴里还叼着长长的香烟，时不时潇洒地弹弹烟灰。那些女孩个个嘴唇红艳，仿佛刚刚吃过樱桃；她们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让人眼花。伴着迪斯科的劲爆音乐，他们在大理石地面上滑出各种花样，矫捷如雁，灵活如狐，引起围观者一阵阵喝彩。有个戴蛤蟆镜、留着小胡须的男青年技术最高，看上去是他们的头儿。

那天，光宗扒在栏杆上，盯着一个女孩看得入神。那女孩细腰丰乳，胸前的衬衣被顶得似乎要爆裂开。她的身体扭动时，胸前一片波涛汹涌。“波涛女”发现有人盯着她看，就对“小胡子”耳语了几句。“小胡子”一招手，带着两个男青年朝这边飞快地滑来。没容得光宗反应，“小胡子”手中燃着的香烟已经劈面射到。他嘴里大骂着：“乡巴佬，看什么看？老子挖了你的狗眼！”说话间，一个小青年已经脱掉溜冰鞋，提起拳头砸过来。光宗偏头躲过，左腿没提防挨了“小胡子”一脚，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一同在那里看热闹的老乡汉滨怯怯地试图劝阻，却被“小胡子”一把推开。三人拥上去，朝着光宗拳打脚踢。光宗被打蒙了，抱住头蜷成一团在地上翻滚……保运闻讯赶来劝解，掏钱买了一条“阿诗玛”交给“小胡子”，那班人才算罢休。

这天晚上吃饭时，无辜挨打的光宗心情郁闷，破天荒买了一瓶行吟阁啤酒。他的酒量比他父亲差远了，一瓶啤酒下肚就醉了，嘴里直嚷嚷：“老子下回遇到那个女的，一定要把她奸了！奸了！”当然，光宗说的是酒话。酒醒了，他依然沉默寡言。只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广场那里看溜冰了。

这件事对光宗的刺激非常大，以至很多年以后，他依然耿耿于怀——无法消除对城里人的成见。

到了夏天，光宗的儿子豪杰出生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伴随着喜讯降临的还有噩耗——玉英疯了。产后第二天，她给豪杰喂奶，竟然把孩子往地上扔；豪杰拉大便了，她用纸擦过屁股，又去擦他的脸……玉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她常常出现幻觉，总是自言自语，疑神疑鬼；兴奋起来，她拿起菜刀乱挥，说是要防止坏人伤害豪杰……熬到孩子满月，光宗将玉英送到汉口六角亭武汉精神病医院，医生诊断是生产诱发了精神分裂症。因为她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两个月过去，光宗打工一年赚的钱都贴进去了。孩子吃奶粉，每月更是一大笔开销。家中的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差砸锅卖铁了。待到玉英的病情稍有好转，光宗只好把她接回了家。可是，玉英回家没几天就发病了。她将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谁阻拦就打谁，力气大得惊人。光宗叫了两个年轻人帮忙才将她摁住，最后用绳子捆了起来，单独关在堆稻草的房间里……光宗不能出门打工了，每天干完农活，又去钓鳝鱼卖，给孩子挣点奶粉钱。不到半年时间，他满头的乌发上就像落了一层雪，看上去完全变了一个人。

用“疯爷”的话说，光宗是撞了邪。接二连三的倒霉事，全找上了他家。

玉英不发病的时候，家里的人都要忙生计，就没人在意她。1987年春天，她突然离家出走了。光宗四里八乡地寻找，还将印着照片的寻人启事贴满了邾城。后来又向派出所报案，可是一直没有任何线索。起初，她娘家还闹着要人，后来发现光宗确实尽力在寻找，也就无话可说了。时间一长，疲惫不堪的光宗似乎感觉到了某种解脱，也就淡了寻找的心。

光宗和他的父亲满仓一样，也爱上了喝酒，而且酒瘾更大，一天不喝身上就像有蚂蚁咬。他平常沉默寡言，可一喝了酒就滔滔不绝。没有说话的对象，他就朝着豪杰又说又笑：“儿呀，别人都瞧不起你爸爸，你不会也瞧不起吧……”起先，豪杰很不习惯他的满身酒臭，总是避之不及。后来，他把豪杰抱在腿上坐着，用筷子蘸了酒给他尝。没想到，小家伙吧唧着嘴，竟然很是喜欢……

那时，古岗的几个混混纠成一伙，夜里骑着自行车去偏远的村子偷鸡摸狗卖了换钱。其中一人是光宗的初中同学喜子，热情地拉他入伙。光宗起先很犹豫，但手上确实太缺钱花了，心惊肉跳地跟着干了几票，没有被人抓住，他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后来他们偷猪，往麻袋里一塞，背着就跑，直接卖给古岗的屠户。

这样干了一阵子，光宗发现比打工赚钱容易多了。手上有了钱，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只约了喜子结伴干，两人分的钱当然更多了。

那时邾城的发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里面的小姐个个打扮得性感妖娆。喜子带他去“洗”过一次“头”后，他就像喝酒一样上了瘾。他花20元钱买了一套汉正街批发的水货西服，又在地摊上买了一双皮鞋。每次去“洗头”，他都穿上西服，用湿抹布把皮鞋擦得亮亮的。办事之前，他不问价钱，只问小姐是不是城里人。如果小姐说不是，他一定要求换人。时间长了，许多发廊的小姐都知道了他的这个癖好。只要看到他来，她们都努力用普通话说自己的家在某个大城市。喜子对此十分不解，笑他是“土包子喜欢吃洋鸡”，他只是恶狠狠地笑，也懒得解释。

这期间，汉明的媳妇同情他，给他说合邻村一个叫金菊的寡妇。金菊长得丰满白皙，光宗一见很满意。金菊没提别的要求，只要置办“三金”——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光宗一口答应了。择日请酒办了喜事，两人就在一起过日子。这金菊好吃懒做，每天起床后连被子都不叠，对豪杰更是从来不管不问。光宗对她有些不满，但是一想到她夜里的百般温柔手段，也就怒气全消了。那段时间，他不再去“洗头”。

光宗在外面的“买卖”越做越大，经常两三天不在家。有一天中午，他揣了一包钱，醉醺醺地回来了。刚一坐下，金菊就朝他哭诉，说光显扒门缝偷看她洗澡。光宗一听，怒火焚烧，顺手从门后抄起一条扁担，冲到了院子里。此时，光显正蹲在太阳地里，观看蚂蚁搬运瓢虫。光宗一边骂着“畜生”，一边举起扁担就打。光显没有防备，被一扁担打翻在地……爱兰听到吵闹，跑出来查看情况。这时，光显爬了起来，举起一根扬叉要戳光宗。爱兰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抱住光宗的腿哀哀地哭：“你们是兄弟呀……家丑不可外扬……”光宗扔了扁担，气呼呼地回屋去了。光显拉着母亲的衣角，眼泪汪汪地看着她，表情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低声说：“我没偷看，我没偷看……”当天晚上，光显没有回家。第二天早晨，有人在后湖发现了他的尸体……金菊没想到会闹出人命，吓得跑回娘家躲了起来。

埋葬了光显，光宗的背在一夜间变驼了。尽管没有人当着他的面说什么难听话，但他觉得在松塆待不下去了。他去了一趟汉明家，说要和金菊离婚，要她退还“三金”。他满嘴酒气地嚷嚷道，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丧门星了，他要远走高飞。

3

在豪杰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妈妈的影子。爸爸总在外面打工，一年难得见到几回。他最期待的是爸爸回家的日子，因为满身酒气的他总会带回旺旺雪饼和娃哈哈果奶。从小到大，这两样零食成了他最美好的期盼。

奶奶爱兰又当爸爸又当妈妈，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大。他十分顽皮，经常和塆里的小孩打架，总是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家长上门告状，爱兰气得直骂他，却从来舍不得打他。有时太生气了，爱兰就坐在那里默默流泪。豪杰这时就蹲下去，抱住奶奶的腿柔声说：“奶奶你莫哭，我长大了当包工头赚大钱，买一箱娃哈哈给你喝……”

豪杰不爱上学，考试经常不及格。爱兰有一次和光宗说起，光宗道：“考不上学，将来打工吧……那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还不是到处打工，和我们民工有什么区别？！”熬到小学毕业，豪杰好说歹说就是不愿意读初中。他说：“我一看书就打瞌睡，奶奶你莫为难我了。爷爷打工，爸爸打工，我为什么不能打工？……打工也能赚大钱呢！”这时，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一米六五，身体敦敦实实，远远看去像个小伙子。

豪杰自己跑去找保运，说：“哥，我想去你的公司打工。”保运看了他一眼，笑道：“崽子，你屌毛都还没长出来呢，我可不用童工。”豪杰说：“你敢不敢和我掰手腕？”保运不禁莞尔：“难道我还怕你这小猴儿？”“如果我赢了，你就收下我。”保运答应了。没想到连掰三盘手腕，他都输了。就这样，豪杰到保运的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小工——拎灰桶，每天工资十五元钱。

豪杰喜欢玩游戏，一下工就去打“街霸”，他的收入一大半都交给了游戏机室。遇到下雨天工地休息，他就从早到晚坐在游戏机室，渴了喝矿泉水，饿了吃方便面，除了上厕所，连屁股都不抬一下。这时《街头霸王3：第三度打击》刚刚上市，新增加的五名角色让玩家有了更多选择。初代女性格斗家春丽造型华丽，更是令他着迷，为了帮她学会所有必杀技，他几乎花光了一个月的工资。有时半夜做梦，他还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春丽，春丽，干掉他……雷米，爬起来，别装孬！”

豪杰玩“街霸”时结识了一个叫雄哥的人。那一次，他的钱花完了，意犹未尽地凑在旁边看别人玩，激动得又是挥手又是跺脚。被凑的雄哥非但没有生气，还大方地递给他一百元钱，让他去买游戏牌子。打到半夜的时候，大家的肚子饿了，雄哥就请他们去吉庆街吃烧烤，听“四大天王”唱歌。跟着雄哥的有四五个小青年，他们轮番给豪杰敬酒。豪杰来者不拒，面不改色一气“吹”了十瓶啤酒。雄哥斜着眼在边上看，不住地点头。吃完烧烤，雄哥又带他去发廊按摩。他从鳄鱼钱包里捏出两张一百的钞票，塞到那小姐的胸罩里，笑道：“好好教教我这小兄弟！”……

像这样吃过几回烧烤，按过几次摩之后，雄哥终于对豪杰说：“兄弟，大哥对你怎么样？”豪杰说：“比我爸爸好一百倍。”雄哥呵呵冷笑，道：“你爷爷是民工，你爸爸是民工，你也是民工，将来你难道还想让你的儿子、姑娘也当民工？”豪杰半天不语。

就这样，豪杰扔掉了灰桶，跟着雄哥做了马仔。雄哥去香港旅游时在身上纹了一头熊，那熊在他的胸口张牙舞爪，尾巴一直伸到小肚子上。据说，有一次他刚一脱衣服，就把一个小姐吓哭了，一时传为江湖美谈。他曾在沙洋劳改农场待过十年，出狱后带着一伙兄弟，帮六渡桥的一个“大哥”看场子，在汉正街一带收保护费。豪杰换了一身名牌西服，跟着雄哥四处晃荡。他胆大心细，遇事凶狠，颇受雄哥赏识。他一度也想在身上文个威猛的动物，但那时武汉的文身水平太低，最后只在右手腕上文了一个“忍”字。

一个冬天的晚上，豪杰和雄哥从一家歌厅出来，中了仇家的埋伏——三个壮汉拿着砍刀围着他们乱砍。仓皇之间，豪杰踢翻一人，顺手夺得一把砍刀，殊死抵挡。混战之中，他瞥见一把刀向雄哥的头部砍去，立刻飞身上前，伸出左手一挡，只听咔嚓一声，剧痛钻心，却救了雄哥一命。就在危急时刻，他们的人马赶到了。他忍痛反守为攻，一马当先，接连砍倒了两人……这次混战的结果是，他的左手被砍骨折，他也将一人重度致残，一人致轻伤，被判入狱两年。

豪杰坐牢期间，雄哥每个月都去探监，而且多方打点狱警，给他特殊关照。他逢人就说：“豪杰是我的生死兄弟，够义气！”

两年之后，豪杰出狱了。此时，雄哥已经洗白转型，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很多时候也帮助政府处理拆迁难题。他把豪杰安排在公司当保安部长，还给他在南湖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豪杰这时已成江湖名人。他经常叼着一瓶娃哈哈果奶出现在拆迁现场，笑眯眯地把左手的刀疤和右手的“忍”字亮给当事人看——不少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过了一年，雄哥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豪杰当女友。半年之后，他在汉口香格里拉酒店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在这次婚礼上，光宗第一次见到雄哥。他谄媚地笑着，说雄哥是豪杰的再生父母。雄哥淡淡一笑，道：“大哥，豪杰是个可怜伢！他跟着我干，至少不用当民工！”

4

多年之后，我再见到光宗时，他在武昌的一家民营医院当保安。

这些年，他一直在武汉混生活，除了在工程队打工，还收过废品，踩过麻木，安装过空调，修理过抽油烟机……因为贪杯，他经常出事故，每一样工作都干不长久。没钱的日子，他抱着被窝卷睡过涵洞；钞票多的时候，他隔三岔五上洗脚城。那天我去找他时，他刚下班回家，面前的小方桌上放着一瓶白酒，还有一碟卤牛肉、一碟花生米和一碗汤圆。

看到我带去的白云边酒，他十分高兴，当场打开一瓶，笑道：“你还记得吧，小时候我救过你的命呢……这酒好！这酒好！”他倒出一杯，抿了一大口，热情地说：“要不你也来一杯？”

我摇摇头拒绝了，只说找他聊聊天。正说话时，一个身材臃肿、穿着红毛衣的中年女人给我端来一杯茶，抬眼浅浅一笑，然后转身出去了。

光宗用下巴点了一下那女人的背影，压低声音说：“她是正宗武汉人……我有时很烦她，可她骂也骂不走，晚上总往我被窝里钻。”

我开玩笑道：“找个武汉媳妇，也蛮不错啊！”

他得意地大笑，一口干掉了半杯酒，说道：“她下岗了，还不是看中了我每个月有两千八百块钱，可以吃我的喝我的……”

趁着他埋头专注地夹花生米时，我仔细打量起他来。他的腰还是驼的，头发已经雪白，而且变得稀疏了。那张刻满皱纹的脸上，完全看不到过去的一丝影子。

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你还摸鳝鱼吗？”

“圆子，你真是书呆子啊！”他往口里扔了一粒花生米，慢慢咀嚼着，“现在猛打农药，野生鳝鱼几乎断子绝孙了……”

喝完两杯酒之后，他从鞋盒子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这是我的一对孙儿孙女，龙凤胎，现在正上幼儿园大班。我每个月给他们存两百块钱，将来供他们读大学……我们老许家总不能世世代代当民工吧？”顿了顿，他耸了一下鼻子，说：“豪杰不是个东西啊，不认我这个爹！说我丢人现眼……他忘了自己是从那个裆里掉下来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变得有些红了……

后来回松塆，听了“疯爷”的介绍，我才弄清事情原委。原来，豪杰结婚后，把爱兰接去和他们一起住，还带她去同济医院检查了身体。光宗也想搬过去住，却被豪杰一口拒绝了。爱兰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就嫌楼房太高，说话别人听不懂，闹着要回松塆。豪杰拗不过，只好把她又送了回去。

豪杰掏了三万多元钱，在老屋基上盖了一栋三层楼房，还安装了闭路电视和电话。他对爱兰说：“奶奶，你每天把娃哈哈当开水喝都行，我现在有的是钱。”爱兰勾着腰直点头，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可是，她一个人住在新楼里，总感到安静得瘆人。光宗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回去至多也就住两三晚。一天又一天，爱兰面对的只有自己的影子。思来想去，她决定搬到明月庵去住。

明月庵离松塆三四里地，是80年代末期重建起来的。庵里有三个尼姑，还有几个居士，好歹天天有人说说话。再说，自从满仓去世之后，爱兰就开始信佛，现在住到庵里去，离佛祖也更近了。刚住进去的时候，庵里的住持对她不冷不热，有的尼姑嫌她手脚不灵便，言语中常常夹枪带棒。后来，豪杰回去了一趟，捐献了三千元香火钱。从此，大家都对她客客气气了。

“疯爷”领着我去明月庵，爱兰自然已经认不得我了。她的头发早已花白，腰几乎弯成九十度，两只手萎缩得厉害，看上去就像鸡爪子。当她听说我刚从武汉回来，一迭声问：“你见到光宗了吗？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回来看我了。”

爱兰的脑子变得糊涂了，对于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她完全记不起来了。说不到两三句话，她就把话头绕到了光宗身上，既担心他在外头吃不饱穿不暖，又担心他被城里人欺负。

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上班，熟人多，能不能给光宗说个媳妇……男人总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说是不是？”

1986：房子比树长得快

【讲述者：长胜；时间：2009年10月1日；地点：邾城】

1

松塆人常说：人生三大事，结婚生伢建房子。建房最显示财力和能力。记得1986年那一年，塆子里像比赛似的，一下子起了三十多栋新房。

我读过初中，后来学木匠，因为手艺做得不错，在方圆几十里还有点名气。很多人家都请我去帮助选地基、建房子。

过去，择基都会请“地仙”或风水先生。松塆解放前有个非常出名的“地仙”叫翰逯，据说朱怀冰请他去看过老家的风水，根据他的建议把祖坟迁移了两百米。翰逯后来对我说，就是这小小的动迁，使朱怀冰免了血光之灾。他一直想收个徒弟传承衣钵，大概觉得我还有悟性，就带着我出去勘过几回坟场和地基，也口授了一些要诀。“镇反”的时候，查出他是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公安局就把他抓走了，后来病死在牢里。我手里一直保存着他用过的罗盘，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搜出来砸掉了。“地仙”择基有故弄玄虚唬人的成分，但很多说法还是有科学道理的。譬如说给整栋房子“择相”，一般取顺势，忌逆势，也就是说以坐南朝北的“负阴抱阳”格局为佳，这中间就考虑到了避北风，防西晒。“地仙”手拿罗盘勘来测去，其实是在观察地形地貌、光照特点、水流方向以及地下水情况，然后做出综合判断。

我帮人择基建房，当然首先会考虑这些，不像那些没文化的包工头，瞎搞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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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政策比较宽松，许多传统习俗慢慢恢复了。就拿造房子来说吧，在农村一直是大事，过去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

譬如说“下脚”，就是平基整地。主人会选一个黄道吉日，将石匠师傅请进门。之前，他已先摆好了香案，安排了三牲酒礼，还有纸钱三叠、线香三炷、红包一个。在鞭炮声中，石匠师傅净手，将锤子、钎子、墨斗摆在案上，口中念诵咒语：“伏以，神在虚空，香在炉中。凡民叩请，远降来临。大炷真香，一心奉请：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上元一品；赐福天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须大地。普同普请，速降速临。……弟子请神在前，开壶三献上来。一献二献三献圆满，礼不重斟。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邾城松塆许祠下某家院人修造。天无忌地无忌人无忌年无忌月无忌日无忌时无忌，弟子在此，伐墨下石，百无禁忌。大吉大利！”——这些词你们可以记下来，现在的石匠、木匠大多不会这些仪式和咒语了，将来就要失传了——然后搬起一块石头放入宅基后金墙的正中（将来放神案的地方），再用墨斗在上面画符，边画边唱：“修房石匠先行官，吉日来把墙角安。玉石打底金盖面，修得华堂宽又宽。子孙金榜把名点，不中文官中武官。”唱毕，石匠师傅收了红包，扯线砌石，完成下脚的工序。

基脚下好之后，再择吉日开砌。主人先备好一个红包，用托盘盛一份盐茶米，放在安放中砖的位置。师傅一边开灰，一边唱：“手拿中砖四四方方，鲁班弟子拿来安中央。左边安起摇钱树，右边安起聚宝盆。下脚头，恭喜主家代代多富豪；下脚中，恭喜主家代代坐朝中；下脚尾，恭喜主家发财从今日起。好言好语不要多言赞，总归一句大发达。”然后根据房屋朝向与“河图”“洛书”规定，安放神案前的中砖。其他匠人就沿中砖朝两边开砌。有些讲究的人家，遇到砌门窗也要安放中砖。这时，师傅会说一声：“来盐茶米！”主人赶紧奉上一个小红包和一份盐茶米，还有一条小红绸。师傅收了红包，在门或窗的中心位置定好点，将小红绸朝墙外搭好，放上盐茶米，再安放中砖。

造房子最重要的当然是上梁。用作梁木的最好材料是精木（檫木），许氏宗祠的梁用的就是这种木头。60年代以后，用得多的是杉木。房梁忌用桑木，会死人；忌用椴木，会绝后；忌用桃木，会散财富；忌用柿木，会出灾殃；忌用樟木，会闹邪祟；忌用杏木，会家宅不安。选好梁木之后就要雕梁，梁上的主要图案是龙和八卦。八卦居中，龙居两边，取人为龙种、生生不息的意思。梁的两端，一端写祖堂字号，一端写建造日期。成梁之后，木匠师傅将一块红绸楔入大梁，边钉边唱：“手拿钉锤响一声，鲁班仙人下凡尘。手拿钉锤响两声，祖师前人速来临。手拿钉锤响三声，我代主家钉栋梁。”钉完之后，将梁抬进厅堂，用春凳架好。过去上梁，都要将两头用松柏枝裹住，寓意松柏常青，然后用大红绸裹好，还要悬挂一张“吉星高照”的红纸，然后两头同时用力，扯上屋顶。后来简化了，把梁直接扯上屋顶，固定在中砖上。然后，木匠师傅进行敬神的仪式。

解放之后，很多东西被当成封建迷信，师傅不敢教给徒弟，渐渐地就失传了。像敬神仪式，现在也没有几个人会了。厚泽家是塆里第一个盖新房的，请我主持建造。我对他说：“还是请请家神吧，这传了上千年的习俗，总还是有道理的。”按照我的要求，厚泽准备了茶米盐、纸钱、线香，还提来一只大公鸡，用红布拴住双腿。我净面洗手，燃香烧纸，请过家神，然后手提公鸡上了梁。站在梁上，我首先举着公鸡诵唱：“手拿金鸡是凤凰，生得头高尾又长。头戴凤冠绿皮帽，身穿五色锦衣裳。金鸡金鸡哎，它先在昆仑山上叫，后再主家屋内啼。朝中听见此鸡啼，文武百官拜朝砌。王母娘娘听见此鸡啼，她送主家上梁鸡。”唱完就在鸡脖子上轻轻割一刀，血流出来后，沿着梁的两边洒一圈。洒鸡血的同时，我又唱：“鲁班弟子听见此鸡啼，他作主家安煞鸡。一安东方甲乙木，二安南方丙丁火，三安西方庚辛金，四安北方壬癸水，五安中央戊己土。方方安起方方安，安起天煞归天去，安起地煞归地门。”唱完，我就微闭双目轻声念咒语：“道法不用灵，南极拱河辰，总成五个字，扫尽世间魔。”同时用手在空中画符。最后，从公鸡的尾巴上扯几根鸡毛，一边往空中撒一边唱：“我扯匹鸡毛飞上天，恭祝主家荣华富贵万万年。我提起此鸡丢下地，恭喜主家发财从今日起。兴啊！”唱完了就将公鸡扔入厅房。为了讨吉利，鸡一般是不会杀死的。所以，公鸡落地后会满屋子乱窜，意为“满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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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房子，过去有很多传说。主人如果没有把师傅招呼好，有的师傅会装神弄鬼耍法术，叫主人家宅不安、六畜不旺。翰逯对我说过，这些法术很灵验，有时有意无意闪出的念头就应验了。所以，师傅轻易不教，怕心术不正的人用来干坏事。我的师傅也说，虽有《鲁班经》传世，但照着书上写的施行往往不灵，必须由师傅口授心传，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一担书”。在应用的时候，要回想师傅传法时的情形，也叫“观原形”，才灵验。

你问我学过法术没有？呵呵，我当然学过……不过，这玩意儿轻易不能用，用了会折寿。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天机不可泄露……

1994：我的故乡，我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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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很惭愧，在1994年之前，我并没有故乡的概念。谈起童年，谈起松塆，我爱用一个词“老家”，就像说别人的故事。高中时读余光中的诗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于我也只是纸上的名词，并不能激起心中多少情感的涟漪。曾在爷爷家老屋的阁楼上翻出一卷《蔡氏宗谱》，我见上面的小楷清秀漂亮，竟然撕下几页带回城里照着练毛笔字；后来那些泛黄的纸页不知所终，我根本就没意识到那是纸上的“故乡”。

直到上了大学二年级，我读了许多“寻根小说”，又读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依靠“他者”的激活，“故乡”作为具有精神意义的存在，才渐渐在我的心中建构起来。也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蔡姓的辈分连起来是两句话：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他还说，这两句话就像接头的暗号，走到哪里都能把蔡家人联系起来。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留意起了自己的根脉。

我们家族很多代都是一脉单传。到了曾祖父这一代，起初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谓人丁兴旺。曾祖父擅长农事，苦心经营，日子过得十分殷实。他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三个儿子全都送入私塾念书。三个儿子长成之后，一个经商，一个做官，一个开经馆（私塾），在当地非常有名。谁知世事难测，短短几年之间，他们尚未成家就突然接踵病逝，家中都来不及打造棺材。家道的突然败落击垮了曾祖父，他从此一蹶不振。就在这时，一个风水先生偶然从村子东边的祖坟山经过。他看到一座坟后连连摇头，自言自语道：“这是谁家的坟，怎么葬绝了？！”在旁边放牛的一个孩子听到这话，赶紧跑回村告诉了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听后脸色大变，颠着小脚一路去追赶那风水先生，恭恭敬敬将他请了回来，让他重新勘地迁坟。原来，这座坟是她的婆婆、我们的太祖母的。当年，太祖母去世时正逢发大水，请来勘坟地的风水先生被阻在梁子湖上无法及时赶到，只好匆匆将她下葬。也就是太祖母去世之后，她的三个孙子相继病亡。果然，迁坟之后不久，曾祖母就怀上了我爷爷。爷爷长大成人，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到了我父亲、叔叔这一代，则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及至我们这一代，每家虽是独生子女，但已繁衍成一个庞大家族。每年清明回松塆祭祖，我的大姑总是嘱咐我们，要给老太多烧一些纸钱，是她保佑着我们家族人丁兴旺。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坟都被平掉了，唯有老太的坟幸存了下来。所以蔡氏如今能够说得清楚的“根”，就是这位安葬在松塆的老太了。

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经历了时代剧变和人生坎坷之后，再回望松塆，我对“故乡”的认识和理解又深入了一层。这种返回的心理过程微妙而复杂，混杂着迷茫、焦虑、迷恋、欣悦、苦闷，甚至还有反思……但这一切最终又融化在时光的熔炉里，变成了一种温情和动力。就像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描绘的：“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日的歌儿，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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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松塆既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儿园。年轻的妈妈们只有把孩子带到田间地头，一边劳动，一边照看。像这样的景象在那时随处可见：田埂上或者树荫底下，躺着、爬着一群孩子，大大小小，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到了喂奶时间，一排女人掀开上衣，一片乳香弥漫。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带着我去花生地里锄草的情形。

清晨，太阳还未升起，东天一片绯红，大地上飘浮着梦幻一般的淡淡烟岚。半个月前种下的花生已经出苗了，地里散发着好闻的青气。那些长得快的花生苗头上顶着小小的黄花，煞是好看。花生苗很有灵性，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的时候，叶片完全张开，尽情地吮吸着晶莹的露珠；等到太阳临空，热浪升起，它的叶片就轻轻合上了，这样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母亲走入地里挥动锄头的时候，那些躲在叶片间的蚱蜢、蝈蝈和蜘蛛，都惊得落荒而逃，草棵里传出一片呼呼啦啦声。

小坡上有一棵槐树，我就坐在树荫下玩耍。蝴蝶飞过，我就去扑蝴蝶；蚱蜢跳来，我就去抓蚱蜢。看到野花开了，我也爬过去摘两朵。有时干脆撒一泡尿，用草棍搅和泥巴玩。实在无聊的时候，也玩自己的脚丫子和小鸡鸡。母亲勾腰锄着杂草，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并不干涉我的活动。

休息的时候，母亲会来到树荫下，给我擦擦脸上的汗水和泥巴，陪我玩一阵子，有时还教我念儿歌。

时光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童年的那些歌谣。譬如看到蝴蝶飞过，母亲会教我念道：“梁山伯，花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回去，打呀铁，呀铁打到正月正。我回去玩花灯，花灯玩到五月五。我回去吃豆腐，豆腐吃到六月六。我回去摘绿豆，绿豆冒开花。我回去摘丝瓜，丝瓜冒牵藤。我回去接媒人，媒人媒人在路上走，新姑娘啊在后头。”譬如看到豌豆开花了，她则会念道：“豌豆开花杪缔杪，我回去接我的哥啦嫂。哥叫我坐，嫂说凳子掉了脚。哥叫我喝杯茶，嫂说茶盅掉了把。哥叫我吃餐饭，嫂说铜锅铁锅掉了篼，吃不成啰！”为了教我数数，她用两只手分别握住我的左右手，一上一下，边动作边念：“哪边高，这边高；哪边矮，这边矮。一斤豆腐打几块？打两块（也可以打三块、四块……）。”有一次看到公社的干部在地头检查春播，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她就编了几句：“大小干部挂电笔（即钢笔），群众做得干部吃；干部吃完一抹嘴，还说群众不努力。”我那时未必懂母亲的意思，但只要她唱完，我就拍着小胖手乐哈哈地笑。

长得更大一些了，我就走出了母亲的视线，和塆里的孩子四处疯玩。那年月物资匮乏，小孩子总免不了嘴馋，在我的记忆中，最快乐的莫过于漫山遍野寻找“美食”了。

阳春三月，丝茅草刚刚抽穗。趁它还没开花，抽出茅针，剥出又鲜又嫩的白色花条来吃，绵软而香甜。“甜根儿”粗的如筷子，细的似香头，褐红色的茎上有棘，剥去皮后露出嫩绿的肉茎，嚼起来脆生生的，有股甜涩味儿。初夏时节，“秧泡”成熟了，红艳艳的特别诱人，摘一颗放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再过一阵子桑葚也熟了，一嘟噜一嘟噜藏在枝头上，摘下来一颗一颗往嘴里扔，嘴巴很快就染成了紫色。到了秋天，山楂、柿子、板栗熟了，只要去后山的树林里转一圈，出来都会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当然，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拷芝麻和挖红薯的日子。

深秋时节，微微变黄的芝麻秆割下后，扎成捆运回稻场上晾晒。经过几日太阳烘烤，豆荚渐渐变枯，轻轻一碰一下就张开口落下黑黑的芝麻来。这时，队长会组织妇女在稻场中央铺一大片白色薄膜，开始拷芝麻。大人们席地而坐，一只手捏着芝麻秆，另一只手拿根棍子轻轻敲打，在一片砰砰声中，芝麻如雨点般簌簌落下。一会儿工夫，白色薄膜上就堆起了一座座黑色的小山丘。这时就有人拿来木铲子，把“小山丘”铲到袋子里去。我们跑上去帮忙运芝麻秆，赤足在薄膜上窜来窜去，不时伸手抓一把芝麻拍进嘴里，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嚼，嚼出满嘴的芬芳。

拷完芝麻，就该挖红薯了。

塆里的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先用镰刀将枯萎的红薯藤秧割了，露出布满一道道裂缝的土地。男劳力挥着锄头一垄一垄地挖，锄头钻入土里往旁边一钩，就掏出一个胖乎乎的红薯。有时用手一扯藤子，牵出一窝红薯，那是最让人开心的了。男人在前面挖，妇女提着筐子在后头捡。装满一筐，就抬到地头集中。我们蹲在那里帮忙搓泥巴，搓干净的红薯呈红色，散发着清香。搓一会儿泥巴，我们就摸起一个红薯啃起来，真是又脆又甜，满口生津。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地头隆起了一座一座小山。队长招呼两个壮汉抬起大杆秤，由会计报数字，一家一家分配。有一年，一队挖出一个“巨无霸”，足有二十斤重。分配的时候，厚生爷爷要求队长把这个大家伙分给他家，他拿回去放在毛主席的画像前供了两个多月。

乡村的童年无拘无束，田野、草丛、沟渠、树林、草垛，处处都是我们的乐园。大家成群结队疯疯闹闹，只要不打得头破血流，大人从来不会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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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农村，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宝贵的财产。分田到户之后，我家和爷爷家共用一头耕牛。这头牛长得高大健壮，全身的毛黑黝黝的，只有额头上点缀着一点白毛，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小白。只要给它喂稻草，它的长舌头一卷一卷，眨眼工夫就将稻草全部卷进了肚子里，然后像尊雕像般立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咀嚼，眼神显得温柔而满足；春耕时劳动量大，还会给它喂一些豆饼增加营养，它吃得更欢。冬天下雪，爷爷把它牵到堂屋里，让它睡在稻草堆里取暖；夏天的傍晚，把它牵到池塘边饮水，有时它还要挣着下到水中去洗澡，尾巴挥来挥去撵蝇子。它就像我们家的一口人，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遇到不用牛的日子，我们一定会牵着它去野外吃草，因为新鲜青草更有营养。

我喜欢和大姑一起去放牛。有时跟在大姑的身后蹀蹀而行，有时则骑在牛背上假装骑马，口中“驾驾”有声。大姑爱美，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摇摇摆摆垂到了屁股下面；她还爱唱歌，声音清脆甜美。小白遇到鲜嫩的草，就会低着头慢慢啃，慢慢地顺着田埂走。这时，大姑就放了缰绳，张开双臂，迎着太阳往前走。她边走边放声歌唱。随着优美的歌声在田野上荡漾，她的头边会升起一圈光轮，背影也似乎一点一点溶在晨光里，美得让人心慌……

在野外放牛的时候，大姑总会想方设法给我找些吃的东西。遇到花生地、红薯地，那是最叫人开心的了。经过菜园的时候，那些或青或红或带花纹的豇豆也引得人馋涎欲滴，她顺手摘几根递给我，嚼起来味道也不错。经过河边的柳林时，她会折下柳枝，抽出皮来给我做支柳笛吹。

小白的肚子吃得圆滚滚了，大姑就拍拍它的头，然后把我抱上牛背，牵着缰绳往家里走。她边走边唱歌：“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学习雷锋，好榜样……立场坚定斗志强……”我呜呜地吹着柳笛伴奏，老也想不明白“斗志强”是什么意思，就问大姑。大姑想了半天，猜测说：“雷锋立场坚定，可能是因为肚子又强又大吧！”她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家里缺乏劳动力，加上又是女孩，没有念过一天书……

我满了七岁以后，有时也会牵着小白去田野里吃草。小白总是乖乖地跟着我走，从来不发倔脾气，也不和别的牛打架。我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和其他放牛的孩子疯玩……

我是1982年秋天离开松塆的。此后，我在县城上小学、中学，后来又到武汉上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自离开松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放过牛，更没有见过小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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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家族离开松塆是在1986年。三叔和三婶长期在武汉做裁缝，早就放弃了松塆的田地。大姑头一年嫁到了二十里外的王村，小姑则到邾城一家预制板厂打工去了。爷爷、奶奶和二叔家在这一年搬到了邾城郊区居住，由农村户口变成了菜农户口。从此，我们彻底离开了祖辈生活了近百年的松塆。

此后八年间，我都没有回过故乡。

1994年清明节，爷爷带着我回去了一趟，此时我已经上大学了。爷爷说：“放在从前，你也算中举了。你要回去祭拜祭拜老爷老太们，他们都会保佑你。”爷爷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四叔在十来岁时不幸夭折了。我父亲排行老大，我在家族同辈里也是老大。十一个孙辈之中，他最喜欢的是我这个长孙。听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因为我们平常不是住在一处，爷孙见面并不多。就在这次回乡的路上，爷爷一直不停地和我说话。他说，我们家过去也算书香门第，后来败落了。他是晚生子，出生不久父亲病亡。他由寡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一个人拉扯着长大，日子过得十分凄惶。到了春耕时节，家里没有男人扶犁耕田，总是由小脚的曾祖母把犁扛到地头，他踮着脚尖扶犁掣牛踽踽而行。他还告诉我：“蔡姓的辈分连起来是两句话：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忠厚是讲家风，诗书是讲安身立命之本。你们这一辈人，只有你的名字中带有辈分。但这两句话不能忘记，你将来要教给弟弟妹妹们！”他带着我在曾祖母的坟前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头。我们顶着呜呜的风，在旷野里给列祖列宗焚烧纸钱。爷爷指着岗地上的一处草地对我说：“你看这里风水多好……将来我归山了，就安葬在这里。”我当时眺望着日渐荒芜的田野，在记忆中搜寻童年的影子，并没有太在意他所指的地方。在我看来，就像他一贯说的，他肯定能活到我结婚，因为他还想抱一抱重孙。

可是就在这年夏天，爷爷突然中风去世了。他给我说过的话，就变成了遗嘱。

生前，爷爷曾多次念叨，百年之后不要进火葬场，他要睡“寿屋”（棺材）。还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就找木匠长胜打造了两口柏木棺材，一口给他自己，一口给奶奶。棺材放在影壁后面，每年夏天，他都要精心地刷一遍桐油。他总是得意地给来串门的老人夸耀，这个“万年屋”的木材是如何坚实，做工是如何精致，惹得大家啧啧赞叹。

爷爷去世的时候，正逢国家强力推行殡葬改革，说是为了节省耕地，人死后必须火葬。土葬是几千年的习俗，人们常说“入土为安”。尽管政府大力宣传，但农民对火葬还是不能接受，有的人甚至偷偷掩埋去世的亲人。县民政局成立了专门的执法队来应对。一旦得到举报，民政部门或者乡政府的干部会先依照国务院殡葬改革条例和地方执行细则向死者家人下达处罚决定书，死者家人如果缴纳一点罚款，执法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但是，死者家人多半是不愿意缴纳罚款的，这时，执法队便开始强制执法——由混混破坟拉出尸体，送到火葬场去焚烧。为了避免被“执法”，二叔提前回到松塆和乡镇干部以及村委会的干部沟通。因为爷爷是大队的老干部，口碑甚好，更重要的是户口已经迁到了邾城，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松塆管辖的村民。村干部说：“怎么安葬是你们的事，不要惊动大家就行……”算是默许了土葬。

安葬爷爷那天，送葬的车队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天空中挂着一轮微微泛红的蛾眉月，就像哭红了的眼睛。为了减少动静，车队进入古岗地界之后，既不放鞭，也不撒纸钱。车子停在村外的公路上，“八大金刚”呼喝一声，稳稳抬起棺材，从村后的小道上径自去了坟地。这时，月亮已隐身，天幕上挂着几粒星星。主持葬仪的表伯问我爷爷当时选定的坟址，我使劲地回忆，可是脑子里对于那个位置并没有确凿印象。爷爷是懂风水的，他相中的自然应该是“风水宝地”。我暗暗骂自己是不肖子孙，当时竟然没有把那个地点记牢。我在草坡上走了几遍，参照四周的草木和远方的地貌努力回忆。当我看到坟山正前方四五公里外，晨曦中隐约露出并肩耸立的两座小山时，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从两山之间的V形谷底的正中画一条垂直线到我所在的山坡，相交点就是爷爷当时选定的位置。表伯按照我指的位置插下小木棍定点，然后指挥大家开始挖坑。突然之间，空中乌云纵横，席卷而过，天光尽失，黎明前最重的黑暗降临了。大家默默地挖土，有一阵子看不清人影……四周村庄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了，那声音在旷野里听起来特别嘹亮，扯得人心里一颤一颤的。我们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土坑越变越大，越变越黑……当东方露出红霞的时候，表伯在低低的哭泣声中用铁锨将坟包一下一下拍实了。最后，他用泥块修了一个圆圆的盖子放在坟尖上。我们跪成三排磕了头，然后顺着村后的小路往回走。转过小山坡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圆圆的坟顶显得特别明亮，一缕阳光恰好照射在上头……

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兴旺，父亲这一辈全部走出农村，我们这一辈全部进入大城市工作，有的当教授，有的当处长，有的当经理，还有的开公司，没有一个搞歪门邪道的。按照松塆人的说法，这都是因为祖坟葬得好。

我从来不相信鬼神，但我相信，爷爷会在冥冥中护佑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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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我的儿子出生了，他依然是我们这个家族同辈中的老大。按照习俗，他的名字中间应该嵌入“远”字表明辈分，但是我给他取了很多含“远”字的名字，始终觉得不满意。有一天翻看《诗经·周颂》，读到了“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这一句。我和妻子都对“维清”这两个字比较满意，就拿去派出所登记了。后来，弟弟的女儿出生，名字中也没有用“远”字；两个堂弟的孩子出生，名字中依然没有用“远”字。母亲和二妈说起这件事，总觉得有些遗憾：名字里都没有“派号”了，孩子们以后怎么记得辈分和根脉呢？

儿子上小学之后，我有一次无意间和他谈起我们的祖先和辈分，我就将爷爷当年教给我的两句话念给他听，并且告诉儿子他是“远”字辈。他当时正在玩剪纸，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也不知记住没有。

去年过年的时候，儿子领着弟弟、妹妹们在房间里做游戏。我偶然经过门口，听到他对正上幼儿园的小堂弟一本正经地说：“你要记住啊，我们家的辈分是两句诗哦，‘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你是远字辈！我老爸说，太爷爷讲的：我们家的人都要忠厚，要读书……”

听着他煞有介事的童声，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1999：超生“游击队”与混混及其他

【口述者：汉明；时间：2009年10月13日；地点：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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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最初那几年，塆里人都盼着吃饱肚子，然后盼着顿顿有鱼有肉，觉得这就是幸福生活。没过多久，这样的“幸福日子”就来到了。大家又梦想着推倒土砖茅草房，盖起砖瓦房。没用多长时间，这个梦想也实现了。很多人家盖起了两层或三层的小楼，家里的电器不比城里人少，像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等等，后来又有了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手机、电脑、摩托车……生活的确是越过越好，可是，大家却觉得日子不是那么舒心了。

究竟是什么让人感觉不舒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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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村里的干部说起吧，我总骂他们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过去我们受毛主席的教育，觉悟还真不一样。我们听上面的话，瞎指挥，胡乱搞，的确做过一些错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总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总想早日实现毛主席说的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的人有理想，有集体主义，总是批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后来的干部哪还有理想？他们只认得钱。古人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干部啊，心里早忘了老百姓。建国他们一帮人坐稳“江山”之后，无法无天，哪像共产党的干部哦！

包产到户之后，村干部其实比过去好当，“中心工作”就是四件事——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国土管理、殡葬改革，其中计划生育是重中之重。

计划生育被他们简称为“安引刮扎查”，也就是安环、引产、刮宫、结扎和普查（查环、查孕）。每个季度都有检查，4月和10月是重点。乡里先把“安引刮扎”的指标数分配到村里，村干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村里的育龄妇女和该“安引刮扎”的人员带到乡计生服务站接受检查和手术。有“基本国策”在那里撑腰，每完成一个指标，村干部都会得到奖励，积极性很高。80年代出去打工的人员比较少，计划生育抓起来容易。那些想“偷生”的，多半往亲戚朋友家里躲。村干部容易找到线索，马上报告给乡里。一帮人马浩浩荡荡开过去，撵得鸡飞狗跳，抓住人就往计生站送，像阉鸡阉猪一样就解决了。到了90年代，塆里年轻一点的媳妇都到武汉或者沿海一带打工去了，谁也不会为了接受计生检查而回来；而那些已经怀上二胎、三胎的，更是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自投罗网。乡里对这个事盯得紧，村干部就挖空心思想对策。首先，村里规定，凡是该普查的育龄妇女不去检查的，一律罚款；在外打工的可以在打工地计生服务站检查后把检查单寄回来，不然也罚款。其次，造假。他们有时会暗示外出人员伪造检查单，反正谁也鉴别不出来；他们还会找另外的人去冒名顶替接受检查，反正谁也不认识谁。这样，指标完成，就把乡里的奖金哄到手了。罚款当然雁过拔毛，村里可以捞一部分到手上。普查还好对付，“安引刮扎”就不好忽悠了。怎么办？采取强制措施。

必胜家里有三个女娃，就想生个儿子。他们家三代单传，老母亲临死前不闭眼，拉着必胜媳妇流眼泪，就盼有个带把儿的孙子。交过二胎、三胎罚款，必胜家和杨白劳差不多了。二胎超生费的标准是男女双方年收入的三至七倍，算下来将近五千元，三胎差不多就要翻一倍了。这对在田地里刨食，年收入不过两三千元的农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只有倾家荡产。眼看着种几亩薄田没有活路，必胜就带着媳妇到武昌收破烂。他在省肿瘤医院旁边的一栋烂尾楼里打扫出两间空房，一间住人，一间堆破烂。白天，他拉着板车在附近收废书废纸、旧家电、旧家具；晚上，他和媳妇点着煤油灯，把半新不旧、还有用处的东西挑出来，高价卖给旧货市场，其他的破烂则交给回收公司。顺带着，他也偷一些电缆线、铸铁井盖当废品卖，一年下来的收入超过种田五六倍。赚了钱，他们就下力气造人。终于，他媳妇又怀上了。村里的干部当然也惦记着他们，可就是找不到他们在武汉的住处。有一次，建国从他们家女儿口里套出了他们住的大致位置，就报告给了乡政府。一个副乡长带队，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武昌区的省肿瘤医院蹲守。建国在医院附近转悠了一上午，终于发现拉着板车哼着歌往家里走的必胜。一路跟踪到烂尾楼，果然看见他媳妇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肚子耸得像座小山。必胜看到工作组来了，赶紧让媳妇躲进屋，自己操起菜刀拦在门口耍横。副乡长一挥手，三个戴着墨镜、穿着开衩黑西装的混混走上前去，一个抬脚踢倒了必胜，另两个一人抱一只胳膊，硬生生将必胜媳妇架上了面包车。面包车直接开到县卫生院，必胜媳妇被架进手术室引产……为了这事，塆里人都骂建国为了得奖金，丧尽天良。

鸿文家也是超生户，夫妻俩常年不在家，据说是到广东打工去了。建国带着工作组找到他父亲厚善，要他交罚款。厚善犟了一句：“哪个超生哪个交钱，我又没超生！”带队的乡干部非常恼火，拿起靠在门口的一根扬叉，往屋顶上一戳，哗啦啦一行瓦片掉了下来。厚善捡起地上的棒槌，冲上去要打那干部，一个戴墨镜的混混从后面扯住他的衣服，一把将他搡倒在地。最后，他们逼着厚善打开儿子的房门。屋里摆着一台电视机和一架缝纫机，几个混混搬起就走，最后还从厢房里扛走了十麻袋稻谷。然后对厚善说，天黑之前送五千元到村委会，否则这些东西就折价五百元处理，而且不能抵罚款，只是作为今天的工作经费。临走之前，一个混混从屋里拿了个塑料洗脸盆倒扣在门口，跳起脚将它踩得稀巴烂……天黑之前，厚善拿着五千元交给了村委会的会计。建国给他递了支烟，笑眯眯地说：“厚善伯，政策摆在那里，你何苦对着杠呢？”

当然，抓计划生育确实不容易，但不能这样胡搞啊！干部做事，也要有“人味”吧！

顺便说几句混混。这些年轻人平常不务正业，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在派出所是挂了号的。他们整天在乡里晃来晃去，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见了干部却像孙子见了爷爷。有时，政府遇到难缠的农民搞不定，就会暗地指示他们去“冲锋陷阵”。这些混混白天登门，半夜揭瓦，牵牛赶猪，农民不敢不服。所以，有句话说的是“混混怕干部，干部怕农民，农民怕混混”。

干部搞工作，靠混混“冲锋陷阵”，岂不成了黑社会？

除了抓计划生育，那时的村干部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收农业税费。农民承包土地要缴纳三部分钱：交给国家的叫农业税，交给乡镇政府的叫统筹款，交给村社集体的叫提留款。按每个承包人口来算，农业税平均四十元，提留款、统筹款大概在五六十元，加起来每人每年要交一百多元。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款项，像村级公路集资、乡镇柏油路集资、高速公路集资等等，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家里只种几亩田地，一年的收成扣除种子、机耕、化肥、农药等开支，最后的收入可能还抵不上要缴纳的税费。中央年年说减轻农民负担，落实到基层还是外甥提灯笼——照旧（照舅）。前些年，听到广播里介绍一本叫《中国农民问题调查》的书，写得还是蛮真实的。——当然，这是隔年的老皇历了。中央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补贴，钱虽然不多，但是得民心，是英明之举。

建国当了十多年村支书和“村长”，自家的三层楼房建起来了，还在邾城给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你要问他为村里做了什么事？修路算是一桩，但包工头是他的姨老表……原来蛮红火的村办企业，在他的手上垮的垮、卖的卖，还美其名曰“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因为他在上面有人，所以“龙椅”坐得固若金汤。

你说村干部是经过投票选举的？那不过是走个过场。改选时他给每家送一壶油，百般许诺，吹得天花乱坠，很多人磨不开面子，还是投他的票……农民如果没有觉悟，基层民主说得再好，也没法真正实行。我又想起毛主席说过的话，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不过，建国没有落到好下场。前些年他出车祸死了，听说半边脸被压成了肉饼。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呢？

3

更窝心的是，偌大个村子，现在变空了。你在塆里走一圈看看，除了村委会的干部，剩下的都是“3861”部队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都怕死，因为死了没有人埋。1998年冬天下大雪，塆子里接连走了五个老人。出殡时满村找人，竟然凑不齐抬棺的“八大金刚”，只好去隔壁塆子里借人来帮忙。隔壁陈家塆一个六十岁的婆婆得了慢性病，本来一时半刻死不了。就在正月初六那天，她喝农药自杀了。为什么选这个时候自杀？因为儿孙都还没有出门打工，正好可以给她办丧事。

从90年代开始，大家觉得在土地上没有奔头了，出去打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有手艺的，没手艺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只要是在外面混，都比种田强。哪怕在外面混得像狗，也不愿意回来。青壮年都走了，只剩下一些老家伙在家种田。抛荒的田地越来越多，长满了荒草，就像癞痢头，看上去让人心里难过。

古话讲：故土难离。过去有人离开家乡，会撮一捧土放在包里。在外面水土不服，用这土煎水喝马上就好了。现在的人都像汤圆糊了心，死命地往外头跑。背井离乡在外头打工的日子好过吗？

我的大孙子博慧中专毕业后去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至今还没谈女朋友。每年春节回来，他们同学都要搞聚会。这个问：“你在北京混得怎么样？”那个答：“呵呵，还过得去。”这个又问：“一年搞个十几万不是问题吧？比在黄冈这种小城市混要强多了。”那个答：“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长见识。听说你也混得蛮好……”这个说：“工资不能和你比，不过福利还行，老板有时还请我们吃饭。”那个说：“我们公司提供住房……总之，比待在家里强多了！”其实呢，两个人说的都有水分。北京的那个一个月工资拿到手才两千多元，住的是公司提供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黄冈的这个公司老板经常拖欠工资，也就是中秋节加班请他们吃过一次大排档。我问博慧怎么对同学说自己，他告诉我：“瞎吹呗！我说女朋友家有钱啊，她爸爸是煤老板……反正大家都在讲鬼话，也没有谁当真。”老五，你刚才说这叫“春节叙事”现象，其实就是大家都在编瞎话嘛……是啊，打工生活有那样好么？他们都在故事里做梦啊……

六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还守着老传统，以土地为命根，往往精通农活；四五十岁的人基本都在外面打过工，有一些见识，多半留恋故土，年纪大了还是愿意回来种点田地糊口。八〇后、九〇后就完全变了，从学校毕业后，肩不能扛、背不能驮，又怕吃苦，没有人愿意学习干农活。再说，辛苦干一年，一亩地的收成不过一千多元，不如到街上擦皮鞋，一个月也能赚一两千……你看塆子里还有几个年轻人会耕田打耙？“农民”快要绝种了。

他们不往远处跑，不往城市里跑，又能怎么办呢？

4

你们一个是70年代出生的，一个是80年代出生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松塆的样子。那是多漂亮的一个村庄啊！每次从外面开会回来，我都要站在古岗上往这边看：青山绿水，黑瓦白墙；春天田野里种着一望无际的红花草，就像画儿一样；秋天稻谷成熟了，风吹过就像波浪一般翻滚。这是我的家乡啊，看着就觉得心里美！

现在，玉带一样的秀溪干枯了，河床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瓶子、罐子，就像一条又脏又皱的抹布。池塘里的水发绿了，别说喝，就连涮衣服都有一股臭味。沟渠垮塌了，为抗旱引过来的水在路上要漏掉一半。尾子山机站无人管理，机房被钻了一个大洞，电机被人偷去卖了——这还是我当年从县里争取来的工程，引来的水保了松塆二十多年丰收。

不知道怎么搞的，野狗也越来越多了。它们在田野里转来转去，舌头拖得老长，眼睛看上去像狼一样。……还看得到喜鹊吗？都被农药杀死了。还看得到萤火虫吗？也差不多被农药杀绝迹了。

更可怕的是，人心慢慢变坏了。城里人总认为自己聪明，把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销到农村骗钱，什么水货肥皂、牙膏、方便面、奶粉，什么假种子、假农药……你以为农民真傻吗？其实农民精明得很。过去庄稼长虫了，队里会组织老弱妇孺去手工捉虫，即使打药也用量很少；现在则死命喷敌敌畏、磷铵、乐果，反正这些粮食都是交公粮，给城里人吃；那两块留作口粮的田是绝对不打农药的。为了让猪长得快，喂化肥；为了瘦肉多，喂瘦肉精；为了让鳝鱼长得肥，喂避孕药；为了让鱼不生病，喂抗生素……结果吃猪肉没有肉味，吃鳝鱼生不出孩子，吃了鱼会过敏……松塆人以前哪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无论什么社会也要讲个诚信嘛。到底是被城里人带坏了，还是自己变质了？——城里人和农村人现在是互相杀对方，然后自杀。

村里的风气也完全变了。春节台上唱戏，台下赌博。一堆一堆的人围着炸金花，一天可以输光一年挣的钱。厚泽的女婿成立了一个赌博公司，有的负责放哨，有的负责坐庄，还有的负责放债，一条龙服务，最后就是要把你搞得倾家荡产。包工头九伢的爹汉敏走了，他竟然请了一帮脸上涂得像猴屁股的女人来哭丧。儿女不哭自己的爹，却让别人来帮忙哭，这是孝顺还是好笑？到了半夜，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门口搭的台子上跳脱衣舞。汉敏要是没死，怕是要羞死哟……

小伢们也不得了，你听我那刚上小学的小孙子唱的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一拉线快逃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

如今，村中最有钱的人在武汉买了别墅，开着路虎；最穷的人住着四壁空空的房子，生了病没钱上医院。过去是贫农的，他们的儿女现在还是穷人；过去是中农的，那些儿女混得不错，有的当干部，有的在城里做小买卖；过去是地主、富农的，后代多半不是包工头，就是黑社会……古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难道真有遗传么？

我真是越活越糊涂了。

备忘录

像我这一代人，少年时代阅读过大量红色经典，譬如《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艳阳天》《创业史》等等，它们按照“革命”逻辑叙述历史，为我提供了一种乡村记忆；新时期之后，像《白鹿原》《丰乳肥臀》等等按照新历史主义的逻辑，竭力去“革命”，为我呈现了另一种乡村记忆。而我在松塆的采访调查，获得的材料又呈现出另外的历史景观。因此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歧路丛生，充满疑惑。为此，我与远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的老五有过多次探讨，以下截取的是我们QQ聊天的部分记录。

碧云天（笔者）：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松塆的“革命”，它的发生竟然充满戏剧性……

英伦过客（老五）：几十年来，松塆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秩序。尽管穷困，但日子还过得下去。他们一方面慨叹命运不公，一方面又默默忍受。“革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只是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松塆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意识到了还可能有新的生活。于是，他们才开始“革命”。

碧云天：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具体到梅松这个人，情况会更复杂一些。为什么是他首先起来“革命”？他为什么选择许耀辉作为“革命”对象？按常理说，许耀辉在松塆并无民愤，而且当着族长，在村里很有威望；最关键的是，他还帮助过梅松。他不仅让梅松住在牛棚里，还把自己穿旧的棉衣棉裤送给了梅松。这大概还不能简单地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尖锐对立来解释……

英伦过客：你是说有私人恩怨吗？这在过去的革命叙事中倒是常常被故意遮蔽。

碧云天：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当然也不能低估一个人的阶级觉悟。但我凭直觉认为，苦孩子出身的梅松本能地讨厌甚至痛恨许耀辉。许耀辉更像某个象征，好日子的象征，尊严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只有打倒了许耀辉，他才有可能站起来……

英伦过客：革命的动因往往非常复杂，自然也不能排除私欲。

碧云天：在潘组长的革命思想启蒙之下，梅松进步很快，成了一个有觉悟的新农民。只是，这种启蒙直接指向政治化的“革命”，显得十分单一……因此，梅松虽是一个新农民，但也有天然缺陷。

英伦过客：他当然不是理想的新农民……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碧云天：从松塆的实践来看，我对一个问题存有疑惑——当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以后，作为工农联盟重要基石的农民的精神改造是否完成了？这个重塑文化与灵魂的工程，显然比制度、经济、法律层面的重建更为复杂。贫穷者、劳动者不仅成为统治阶级，而且突然成了精神高贵的代名词，“肉食者鄙”……人们常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历史给予农民觉悟、成长、进步的时间是不是太仓促？

英伦过客：你不要忽略共产党对于新社会的整体设计，与土改差不多同时进行的不是还有扫盲运动吗？扫盲的同时也伴随着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这都是在进行精神再造的工作。

碧云天：你说的“再造”这个词是否隐含着一层意思，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裂”？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许瀚儒、许耀辉们为什么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人们关于历史细节的某些叙述常有相互牴牾之处，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惊人相似——那些地主并非恶霸，而是松塆的精英。松塆人似乎更愿意为我讲述一个业已消失的阶层——乡绅的“传奇”。

英伦过客：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作为地主阶级，他们被消灭具有正义性。可是具体到个人，就比较复杂了……以许瀚儒、许耀辉为代表的乡绅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力量。毋庸置疑，他们深受儒家文化教诲，知书达礼；同时又热心于乡村公益事务，尽职尽力，造福乡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与和谐。他们被革命暴力消灭，使得乡村传统文化突然出现了“断裂”……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对中华文化打击最大的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土改。土改一下子把地主和乡绅消灭了，相当于掐断了民族文化命脉……

碧云天：我知道，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一个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他认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也说过：“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从松塆的社会实践来看，与上述理论大体是可以印证的。

英伦过客：我相信你也读过美国学者韩丁（William Hinton）在1966年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这本书以翔实的数据和典型的事例告诉我们，到了近代以后，“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整体性地劣质化了，蜕变为土豪劣绅。“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模式也使得社会固化，失去活力。“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变革中国、推翻旧社会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建立独立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关键。因此，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由乡绅主导的基层治理机制成了农村发展的枷锁。所以，居住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韩丁才庄重地写下：“土地改革已经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革命一旦发生，就像一个孩子无论是否发育成熟，必得彻底地割掉与母体相连的脐带。

碧云天：松塆的具体情况与韩丁所写的李庄大不相同……

英伦过客：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的确将一大批乡绅镇压了，幸存的一部分则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暴力最便捷地发挥了作用。在后来者的反思中，革命暴力成为道德批判的主要矛头所指。可是，批判者常常忘记了历史的具体语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运用革命暴力有时是无奈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土改就无法获得成功。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这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道德困境。如果继续纠缠于这一困境，中国不知会倒退到哪里去。

碧云天：我同意你的分析。从道德层面而言，瀚儒、耀辉都不是坏人。年轻的时候，他们追求进步思想。在内心深处，他们笃信儒家文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都曾努力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令人感喟的是，他们却被当作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而被清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个人和社会并非总是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有时反而存在着巨大的黑洞。个人，往往会被这黑洞吞噬，这就是悲剧。

英伦过客：你的书稿记录了一些特殊年代的人物和故事，你的叙述视角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曾经针对松塆六十五岁以上的十位老人做过一个调查问卷，主题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乡村生活状况，涉及整体印象、干部评价、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方面……

碧云天：我阅读过这份调查报告，并且感到有些困惑。作为一个70年代中期出生的青年，我对于那个特殊年代几乎没有直观的记忆，我的印象全部来自于教科书和文学作品的叙述。松塆的这些老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认知为什么与知识分子存在一定差异呢？

英伦过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一是角色差异：农民在“文革”中并不是最大的受害者，过去的最卑贱者成了最高贵者，他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其心态自然与作为“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二是环境差异：除了“文革”初始阶段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生产生活冲击较大，后来的“运动”常态化了，对农民的生活反而没有太大影响了；而知识分子的处境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天堂跌入地狱，由人变成了“鬼”，自然会对那段历史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碧云天：这些乡亲是否是“不觉悟者”？……

英伦过客：到底谁才是“不觉悟者”？！在我看来，单极化的思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历史的复杂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一直认为，新时期之初重新出场的知识分子是精神不健全的一代人，因为带有太多肉体和精神创伤，他们的“理性”具有预设性，因而对于历史的叙述、反思、批判，缺乏整体性视野，而且常常故意漠视或遮蔽一些复杂的东西……除开立场问题，他们还有一个突出毛病就是过于自信，自我膨胀，总是自认为“真理在握”，总是以有限的视野去框定历史，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概念化，然后将自己的个人遭遇放大为社会共同经历，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的人，而无视身处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心灵……他们越来越像单向度的人！而社会的真正进步，恰恰需要多维参照和反思，而不是在“去政治化”的口号之下行另一种政治，使得应有的理性批判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怪圈……在当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碧云天：其实从采访开始，我就一再提醒自己要对流行的历史观念、文学观念保持警觉，希望用一种客观、理性的目光去发现沉淀在村庄历史深处的东西……

英伦过客：对于当今知识界而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返回到历史现场、返回到社会大众、返回到社会底层之中去深入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记得法国作家阿隆说过，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理想型人格，依靠某种“观念鸦片”来生活。他们容易把解释现实问题的方法，等同于与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或者不证自明的“公理”，在情感上则陷入浪漫主义，对历史进行审美化的理解，而不关心历史本身到底如何……面对松塆这个鲜活的存在，你其实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困惑，甚至陷入矛盾之中，因为你不能完全用过去熟悉的那套价值观念去整合斑斓的历史碎片。我觉得，你书写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你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返回吧，去勇敢质疑……你其实无力给出，也不需给出一个“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