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战争系列短篇二则

房伟，男，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高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首批签约评论家。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文艺理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两百余万字，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有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等五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小说曾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小说卷”等选本，曾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电视金鹰奖艺术论文奖，刘勰文艺理论奖等。曾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社科项目三项，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还乡

一

“都死啦，不说了……”

李奶奶的沙哑声音，从录音笔传出，让我的心灵不断地悸动。我难以忘怀这几个月的采访经历。2015年，我回到故乡，革命老区山东莒县，去一个小山村采访。该村曾是抗战时的红色堡垒村，驻扎着八路军的卷烟厂，也曾惨遭日军屠杀。

事情要从数月前说起。领导安排我回老区采访，并暗示我，只要能在抗战纪念年活动热潮中，弄出过硬深度的采访，就能评上奖，我的编制问题也能落实。按照领导安排，我首先采访了退居北京的一位山东籍老将军。据说将军来自我的故乡。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感兴趣。他满脸皱纹，已非常衰老，斜躺在宽大躺椅上，皱巴巴的病号服裹着松弛的肉身。将军眯着眼，手指神经质地抽搐着，好似扣动扳机。

“我在那里战斗过很多年，和国民党顽军在乙午山激战过，在老鹰岭、抱犊崮伏击过日本人……”将军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烁，涌动着神圣的光芒。

“我很久没回故乡了。”将军喃喃地说，似乎我的这次返乡，是他灵魂的回程。他抓住我的胳膊，吩咐我记录下故乡那些惨烈的抗战故事。我们提到1944年大参军热潮，很多青年投入到对日寇的最后作战。将军也提到了他的家乡，戴家屯的一家小卷烟厂。它后来成为山东地区的著名烟草品牌。小烟厂我知道，坐落在九曲连环的山坳，距离我们村大约也要上百里路。那里地形复杂，不要说日本人，就是当地人也不好找。当年八路正是看重这里地形隐蔽，才决定在这里开卷烟厂，搞情报，也发展根据地经济。

“几百丁口的村，出了几十个兵，了不起。”将军浑浊的眼，显现出别样异彩。

我认真记录，配合将军讲述，还提出了不少问题。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如果编制落实，房子贷款就有了保障。我的男友郭帅，并不赞成去碰红色题材，容易出力不讨好。再说，抗战和现在隔得太远了。他已被保送上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读西方美学史专业。房子的事怎么办？我问他。他也没有办法。我们面临结婚，但双方父母都没有太多钱。他帮企业家写自传，能挣到一些，但和房款数额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作为从红色革命老区走出来的后代，我对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非常好奇，敬佩勇于赴死的先烈。在学校读书时，一次在食堂吃饭，我看到一部抗战纪录片，不知为何，我想到打过日本的祖爷爷。他多次死里逃生，革命胜利后回乡做了普通农民。我在食堂潸然泪下，旁边的人仿佛看白痴一样。我鄙视这些一天到晚打网游、看日本漫画的大学生。他们还以诋毁抗战先烈为乐趣。我所在的大学就有这样的教授，特别是历史专业，他们总喜欢讲哗众取宠的话题，以叛逆辞藻赢得学生喝彩。我始终不能忘记，祖爷爷抽着旱烟，静静地对我说：“二十几个人，五条枪，伏击日本汽车队，一袋烟工夫，活着回来的，只有四个人。日本兵的掷弹筒打得好，长了眼，我们拿命喂日本人的子弹……”

“我们怎么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采访结束前，我问将军。

“我们必须跑得比子弹快。我们能活着，就是胜利。”将军的眼里噙着泪。

二

我从未想过，在城市读书多年后，有机会重新游荡在九曲连环大山。我的家在孟家庄。我在那里住了一晚后出发，经过甘泉湖、上南扁山、下南扁山、六马河，不断在这山连山、岭连岭的地方，寻找着当年的抗战遗迹。大山沉默，天色黛青，微微泛着水汽，周围寂静得仿佛蛮荒初现，只有偶尔鸟兽低鸣，树叶迎风，发出杂乱响声。时节已是初秋，天地有些金黄的意思，美是美的，但有些渗入骨的凉意，而从那些朦胧水汽看过去，一座座山，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它们也沉默着，仿佛藏起了无数历史秘密。

同行的有报社的摄影记者小刘，当地文化馆的干部老戴。行程艰难，没有路，更不要说有灯。越野车只能停在山口，去偏远采访点只能步行。天刚擦黑，就必须就近找人家住下，山里兽物这些年少了很多，但夜晚是它们的天下，人类还是要退避三舍。我是大山的孩子，还扛得住，但小刘就满脸怨气了。他的脚打了泡，满脸焦虑，只是责备陪同的老戴。

“这里是抱犊崮，当年对土桥师团的伏击战就发生在这旮。”老戴并不在意小刘的指责。他顶着太阳炙烤，灵敏地跳上块大石头，向我们讲解起来。他是真热爱家乡，对那段抗战史也是如数家珍。小刘不情愿地取了几个空镜，就躲在一边抽烟。

“不敢吸，刘老师，险咧，秋里山上不能见明火。”

老戴慌忙拦住小刘。我们这里的习惯，见到有身份的男子，都喊“老师”。小刘闷闷地掐了烟，又嚼起了口香糖，只拉着脸不理老戴。

我瞧着尴尬，赶紧和老戴聊天。原来他就是戴家屯的，师专毕业后，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就到县文化馆谋生。老戴是个粗矮的黑胖男人，业余喜欢收集抗战史料。按照他的说法，这里的事儿太多了，不是书上说的那么简单。我请求他快点领我们到戴家屯，天黑就麻烦了。他满口答应着，步子却依然沉重。

路上老戴神秘地交给我一本日记的复印本。据说是当时根据地朝海中学青年教师写的，埋藏在戴家屯农户马厩下，去年刚被发掘出来。它们和储存的粮食、衣服，放在口大黑缸里，看得出主人来不及把它们拿出来，事后也没有找，估计是遗忘了，或遭遇了不测。

“这才是活气儿的史，瞅着有意思。”老戴啧啧地叹气。

小刘嚷着要先回县里住下，明天再去戴家屯。我看看天色，知道他是不想在村里住宿，也就答应了。他拔腿就走，兴致也高起来，回到车上，困乏得很快打起盹，耳机里还放着《中国好声音》的歌曲。我帮他摘下耳机，借着车内昏黄的灯，翻看起那本日记。越野车颠簸着，我全然不顾。山里的月亮飞起来，悄悄地亮在青色天幕，又大又香，大山一点点地沉入黑黢黢的、苍穹的褶皱，有了种种曲折形态和莫名感动。日记的主人叫黄矜墨，直隶人士，初级师范毕业，投奔根据地，在朝海中学做教员。日记记载的，是1943年夏到1944年冬的事：

7月20日，晴。我快撑不住了。我怀疑战争宣传是否真实。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但那些事离我太遥远。日本人在初夏又发动扫荡，一点也看不出颓败。虽然出动的是刚组建的46军，战斗力比原来的12军差了很多，但结果还是令人绝望。

我们仓皇撤退，日本人烧房子，抢东西，杀人，然后，他们再撤退，我们追击。然后，我们就掩埋尸首，清理房屋，开会鼓动大家打日本。这两年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不知何时，我甚至想死。我想远在直隶的父母。前年，我一腔热血地来到这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曾让我新鲜感动，但如今，我只有厌倦和恐惧。也许，校长说得对，现在是战略相持，谁能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但我真的快不成了。每天校长都派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去村里的烟厂帮忙。大家都缺少吃的。每天只有定量的一点粗粮，我时常在半夜饿醒。我捡剩下的烟丝抽，在切丝机旁每次都能有些，抽醉烟，感觉也很舒服，最起码顶饿。这样直到我见到了棉朵为止。她是个精灵，她救了我的命，她就是我的粮。

三

初秋的山里，晨雾浓重。早晨起来，初升的太阳，灰蒙蒙的看不真切，经过一番曲折，我们到达戴家屯，已是中午。村口竖着块青石碑，记载着小村的来历。明末，东海戴氏为避战乱，迁徙至此。此村处于九曲连环山脉偏西北，地理位置复杂隐蔽，犹如盆地之侧后，东为金鸡岭，西为卧虎山，北面是六马河，外人走到这里，没有引导，真会迷路。

我们进村后，大白天的，冷冷清清，只有几只土狗目光呆滞地瞧着一行人，也丧失了狗类原有的警惕性。小村本来不大，青年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了。我和老戴、刘东找到村委办公室，出来一个半大老头子，我们讲述了来意。他想了半天，说，是老烟厂的事吧。早些年，省报记者来过，还拍了照片，村里的老人，知道这疙事的，大多没了，也就村东头李奶奶，还有原来的老支书清楚些吧。

老支书姓宋，是村里小姓，老党员，抗战时当过副庄长，解放战争当过担架队队长，解放后在村里当支书，直到年高退下来。我们到他家，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正张罗着喂鸡，瞧着我们的架势，有点蒙，慌乱地在裤子上蹭手，冲着墙根吼，爷，有政府的人寻来了！

一个黑瘦的矮小影子从砖瓦墙根下，慢慢地长了出来，腰佝偻得厉害，没胡子，脸上皱纹堆垒，眼神却还亮。他背着手，嘴里叼着截纸烟。

“公家面上有事？”老人对我们说，声音很洪亮。

我们赶紧说明来意。老人点头，把披着的外套仔细穿好，干练地把我们领到屋里，让了座位，给每个男客递烟，聊了两句，就开始正式采访了。老人倒是一点也不怵，说起话来，竟有些普通话的意思，一点都不难懂：

“要说俺庄，抗战时是有名的堡垒村，红得很，烟厂就藏在俺们这里。大家豁出命来保卫它，也支持它的生产，宁可自己饿肚子。俺们这一带从民国那会儿就种烟草，庄户人都会做点散烟，那会儿传说，日本人最高指挥官藤田大佐，都抽俺们的烟呢，说是够味。

“除了开烟厂，俺们这里也能出兵。1944年那会儿，上面搞大反攻、大参军，提倡青年当兵，我们这小村才几百丁口，出了几十个兵。俺那时是副庄长，帮戴长申庄长动员大家当兵。戴庄长是热心肠，也是急脾气。他找了识字班、妇救会，还有青抗先等组织的人，动员参军，不兴动员的，就上绳子，说不进步。俺庄的一个老爷子，俩儿子都打鬼子死了，可他愣是把第三个孩子送到了前线！那叫壮烈！后来，鬼子围村，杀了俺们百十口人，庄长带着鬼子上山找八路藏的山炮和机器，愣是抱着俩鬼子跳了悬崖，真是汉子！

“典型的人，还有棉朵，多水灵的姑娘，当时就跳到台上发话，说谁参军打鬼子就嫁给他！结果还真嫁给了个老光棍，光棍当了半年兵，被日本的钢炮削掉了半拉脑袋，好好的小姑娘就守了寡……”

棉朵？我竖起了耳朵，打断了老支书，赶紧问他，她后来怎么样？现在活着吗？您认识一个叫黄矜墨的教员？

宋支书表情迷惘，表示不认识什么黄矜墨。至于棉朵，他悲哀地说，死了。至于如何死的，他支支吾吾，说记不清了。再后来，他开始嘟囔起当地土话，有些我也听不懂。采访陷入了僵局。小刘刻意让宋支书再讲讲鼓动参军和保护烟厂的故事。说到这儿，老支书不糊涂了，嘴也利索了，他们倒是相谈甚欢。

我听着无趣，就让老戴领我去了烟厂旧址。老戴闷头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刚收割过的玉米地，玉米秆被机器割过后，半半拉拉地戳在地上。失去了象征美好丰收的玉米，狼藉的玉米地仿佛倒伏着一群失去了头颅的死士，无言地诉说着时间的残忍。

我们小心地跳过玉米秆茬，几栋孤零零的平房也就闪现在眼前。旁边还有一个大院。老戴细致地为我讲解，这里是晒烟的，那里是切割用的，还有就是刨烟丝、卷烟草的机器怎么摆放等。老戴说，虽然是本地烟叶，可香料和卷烟设备，都是军队领导从上海弄来的。

“俺们这里也出过名人，当时的民兵队长，那会儿叫村团长，积极报名入伍，听说现在北京，是退休将军。”老戴补充着，眼神却颇冷静。

我却发现了问题。房子太新了，连瓦都是簇新的。我把困惑向老戴讲了，他讷讷地说，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烟厂跟着撤退到青州，原来的房子都被烧了。解放后倒是重修了，“文革”期间修水库，房子又被扒了。现在建的，都是老人们估摸着大致方位，地方政府投资重建的。

“革命就是艰苦呀。”我没话找话地说。老戴带着笑意告诉我，那时大家都想到烟厂当工人，这也是参加革命工作，拿着公家的钱，不用参军上前线，会弄不好丢了命。

说着，他指了指房子右上角的一块簇新牌子，上面闪着一行烫金大字：

社会主义爱国教育基地示范点

四

采访不知不觉过了下午，我们只能住在戴家屯。老戴是本村人，却不回家，只陪着我们住在村委会。说是村委会，其实是个院子，有个老头负责看门，也管着传达和大喇叭宣传。我单独一间，小刘和老戴、司机住在一起。小刘把毯子抖了又抖，好像怕上面有虱子，惹得大家发笑。躺在硬硬的单人床上，我悄悄打开台灯，又拿出那本日记。那页我做了记号，接下来我翻了十几页，都是琐事，但接下来的，就格外有意思：

8月9日。昨天晚上，乡场上，村团长又和一个人吵架了，因为派差派不动的缘故打了起来。午睡以后，遇见昨天吵架的那个人，他是庄长的拜把子兄弟，副庄长，都叫他宋矮子。他把我拉到屋里，神秘地对我说：“我不吃这个气。这回到村公所不能行，到县政府去解决。我看他不存好心，说不定他要害我。”他脸色苍白，全身发抖。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棉朵。她咬着牙不说话。我明白，村团长和庄长都惦记着棉朵，他们一个有印把子，一个有枪。派差事大家都怵头，自家都有地要种，整天出工，迎兵，还要饿肚子，大家都苦不堪言。但不打日本也不行。可恨的是庄长和村团长，都要亡国了，还为女人明争暗斗。村团长更是嚣张，他没事就来烟厂纠缠棉朵。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都死了这条心。”棉朵眼里含着泪。我很心痛，我多想保护她，不让她受任何人伤害。可惜，我已有了家室和孩子。我是多么痛恨自己！

我合上日记，睡意蒙眬。我的想象中，黄矜墨就徜徉在烟厂后的那条小路上，他不会知道，时间过去了七十年，还会有一个无聊的女孩，试图寻找他的生命痕迹，探索他的秘密。梦中，我仿佛看到，一个穿黑色布袍的年轻人，面带忧郁地行进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他抬起头，冲着我的方向张望，我看到了他的眼角有一道阴郁黑气，悄悄地蔓延上去，仿佛浸泡在烈酒中的黑藤，令人触目惊心。人生的道路就在于选择，当年那个叫黄矜墨的青年，选择了一场冒险的爱情，也就选择了他独特的人生。然而，历史大潮中，这些个人的小故事，终究会和小小的烟厂，一起湮没在沧海桑田。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顺着烟厂的路线，独自徜徉在寂寞的小村。虽说时代发展迅速，但小村明显落后，只有村口大喇叭播放的《小苹果》，在提醒我身处何时。回到村委会，我翻看了很多材料：省社科院编写的《抗战时期资料汇编》，某地委党史资料搜集委员会的《某地革命史》，省作协编写的报告文学《红色》，“文革”时期报纸采访《继承老区真精神 把革命进行到底》，县志办编写的《××县县志》（抗战编），某小说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报捷》。

对这里的抗战革命史，说法大同小异，但也有些差异。比如，对戴庄长被日寇杀害，几个版本说法不一致。有的说是日本人的刺刀挑死的；宋支书说是抱着鬼子跳崖；有的说是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而死；也有的说是给鬼子带路，不小心自己跌下崖的。

最后一种说法最令人痛恨！那个家伙利用小说形式，诋毁先烈，博得眼球关注，简直是哗众取宠。我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初冬的黄昏，日军挺着刺刀，逼着戴庄长说出八路藏山炮和机器的地方。庄长开始装糊涂，但那个日本军官接连用军刀劈杀了两个村民，还把一个村民吊在树上，放狼狗撕咬。戴庄长的额头冒汗，脊梁骨却发凉。他明白，这也许是他在人世上最后的时间了。他假装应承着，谄媚地笑着，让日本军官放了村民，他独自把日军向屯子后的断崖引。屯子后面是卧虎山，山高林密，藏有很多山洞，他知道哪些洞里有东西，但他绝不会把它们交给日本人。这一路上，他一直试图逃脱，但日军看守严密，他无从逃走，他低头弄鞋，发现那个日本军官，紧紧地握着军刀，警惕地盯着他。他慢慢地移动着，到了一个断崖前，他轻轻向前一跃，就离开了地面，飘浮在了空中。这个过程非常短暂，但冷冷的山风，吹着他的手指，告诉他，这是一个事实，最后的几十秒，就是一个活人最后的选择。但他不后悔。

想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但戴庄长如何进入日军视野，戴家屯如何被日军围困，我依然不得而知。对此，我也征求过老戴的意见。他的建议是，去找李奶奶聊聊。她是当年识字班的班长、妇救会的会长，在烟厂上过班。

五

初秋的阳光已不那么强烈，但还透着力量。满院子金黄色的玉米，依然将这个农家院渲染得仿佛浸在水草摇曳的金黄色水底。一切都慢慢的，金黄黄的，只有阳光是白花花的，耀得人眼花。一个老女人，蹲坐在空无一人的场院，头顶已稀疏，花白的头发，裸露出部分头皮。她细心地搓着玉米，玉米粒在青筋展露的大手揉搓下，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仿佛喊着“疼”。我看到碎珍珠大小的白亮汗滴，游过她的额头，摔落在她身旁的青石碾子上，发出啪啪的绽裂声。

“棉朵早死了。”老人突然抬头看着我们，开口说道。

我吃了一惊，连忙问她，怎么知道我是来寻棉朵的。她也不答，只是看着老戴，老戴有些悻悻然，看样子双方有过交流。“你说说嘛。”老戴低声嘟哝着。

李奶奶的声音沙哑、犹豫，充满了断裂和不信任。按照她的讲述，棉朵是她的好姐妹，也是识字班的姑娘，她早就被爹娘许给戴庄长做媳妇，但村团长也中意她。为此，两人之间爆发了冲突，甚至牵扯到其他人。最后，棉朵为避免麻烦，主动嫁给了第一个参军的王麻子。村团长一气之下，参军去了主力部队，戴庄长被日本人杀害。

我还是不死心，追问着黄矜墨的消息。李奶奶停止了动作。她轻轻地把玉米棒丢在地上，冷冷地说：“不认识。都死了。没啥好说的。你们问这些死人的事，到底想弄怎样？”

我们被赶出了李奶奶的院子。老戴又向我们推荐由周姑戏改编的，反映大参军情况的戏剧《过关》。剧目是喜剧化的，由当时抗大一分校教师编写，反映青年如何劝说家人同意他们参军的故事。然而，在黄的日记中，情况好像没有那么乐观：

8月17日。庄长去乡里开会，传达了文件，说是要开展大参军宣传。烟厂和学校这样的地方，也要出兵。这可让人犯了难。庄长组织屯里的年轻人开会，大家都低头不语。戴继先是党员，他主动报名，回家后却被新婚的老婆骂得狗血淋头。庄长让村团长带头参军，但村团长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的心思。如果你把我弄走，我就弄死你，我说到做到。

这几天，我的脑子里都是庄长阴险的笑声，还有村团长的暴怒咆哮。我有理由害怕，他们还不知道，棉朵现在和我在一起。我们相会很秘密，都是在烟厂工作完后，才在金鸡岭的后面，我给她读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她喜欢得哭了，使劲地用指甲抠着掌心，简直要挖出血来了。但我真的很难预料，我是否能活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

我对小刘讲述了日记里的故事，他也有点兴趣，对我说：“安心姐，咱们算是当代福尔摩斯？给古人断案？”我不置可否，说实话，如果不是老戴给了这份日记，我们的采访行程应该在第三天就结束了。我们收集当地资料，采访几个关键的老党员、老干部，再选几个感人的事迹点，也就行了。难道我们还能指望这样的采访，能成为“世界闻名”的纪录片？迄今为止，如果不是黄矜墨的突然出现，有了宋支书和李奶奶，也就挺好了。通过这几天的采访，我们基本明白了黄矜墨、棉朵及戴庄长和村团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为何参军鼓动后就发生了鬼子屠村事件？到底谁出卖了戴家屯？黄矜墨为何消失在村民和历史的记忆中？

我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也只能耐着性子，又翻看日记。我也把这些想法和老戴交流了。他是本地人，应该知道的比我多。老戴告诉我，棉朵曾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后来才被放了回来，李奶奶也有类似遭遇，她不愿讲这些过去的事。当时被叫作棉朵的，的确有一个姓刘的姑娘，年龄比李奶奶小，她们都在烟厂上过班，都曾嫁给参军的青年，也都曾被日本人抓走过。

“安心老师，你该看看日记的其他部分。”老戴把日记往后翻了翻，欲言又止。

我在他的指点下，又看了一部分。如果说原来日记的内容，让我颇感兴趣，但接下来的东西，却越来越血腥暴力，让人无法直视，难道历史的真相，永远只在那团团雾气和尘埃之中？

9月24日。这是心惊胆战的一天。从烟厂下班后，我没和棉朵约会，而是去六马河洗衣服。我刚蹲下，一条黑影窜了出来，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拼命挣扎，那人转到我前面，满嘴的烟臭喷在脸上。我看清楚那是庄长。他稍微松了松我，脸色狰狞，说，你和俺媳妇耍在一处了？我使劲摆手。庄长这才把我推到了河里。我浑身湿透，也不敢爬上来。他冷冷地说，书生，量你也没胆。你上来，给你看场好戏。我湿抖抖地上了岸，暗自怨恨自己怯懦，为啥不敢承认？可我实在不愿面对庄长的恶脸。我拧了拧衣服，庄长提着我的头发，捆了手，把我藏在河边的马刺草丛旁，说，看好了，这就是惦记俺媳妇的下场。

不一会儿，村团长来了，腰里别着狗牌撸子，走路也撇着腿。到了河边，看到庄长，仰着脸问，找俺啥事儿？庄长二话不说，上去摁了他在河边青石上，扒下了裤子，露出了半截灰不溜秋的屁股。村团长惊呆了，暴怒反抗，他伸手摸枪，却被庄长抢先弄了下来，顶在了后腰。村团长流着汗，颤声说，你要哪样？庄长也不答应，只解了腰带， 在掌心吐了唾沫，抹在村团长下部，便俯下身去，说，你搞我媳妇，我就先操了你的沟子，看你还有脸见人！

说罢，他狠劲地干起来，村团长惨叫着，那声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六

采访已四五天了，这些天，我们住在村里，收集史料，做了很多采访，也实地拍摄了很多东西。采访即将结束了，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党史调查员，面对着重重的难题，选择知难而退，只能是唯一的结局。难道我一个小小的报社女记者，就能解开这些重重迷雾笼罩的历史谜团？我没有了做福尔摩斯的勇气，但还要保持一份对历史的敬意吧。老戴听了我的想法，表示理解，但似乎颇有些失望。

“老戴，日记你早就看了吧？”我说。

老戴不说话，只是把烟头狠狠地嘬了一口，红红的烟头喷出团雾气。

“你认为谁是出卖戴庄长和乡亲们的凶手？”我追问他。

老戴沉默良久，说：“人死了，不会说话，但上百条命，也是上百条游魂，想想都瘆人。”

老戴就领着我去了个地方，村后卧虎山下立着的“戴家屯乡亲遇难处”墓碑。当年日本人屠村，村里人将死难者拢在一起，就埋在了卧虎山，并立了块碑来纪念。据老戴说，那碑立好了，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地方政府都搞过纪念活动，时间久了，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了，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已不太清楚这块碑的来历。如果不是抗战纪念年，不会有人想到这里。

卧虎山不高，但林子密，山势连绵，从远处看来，秋风萧瑟，狂舞着落叶，好似漫天飘扬着一片片凝固的血块。明亮的下午光景，仿佛突然就暗了下来，天空压低了些灰褐的雾，猛地俯下身，黏黏稠稠地，又此起彼伏地涌动着大大小小的影子，那是些冤死的亡魂，还是无处诉说的隐秘？我站在青色墓碑前，被那些血块撞着脸、打着胸、揪着手，仿佛要把我们拖曳回1944年冬天的下午，体验那些时光倒流、宇宙空间转换。

殉难者墓碑的左侧，还有个墓园，歪歪斜斜地埋着些墓碑。我忙问老戴那些墓碑都是什么人的，老戴说，很多村里的孤寡老人，没活到成年的孩子，都被葬在了这里。

“你看这块碑，惨呀。”老戴指了指远处，一块矮矮的碑，上面写着“刘王氏”。

“这应该就是棉朵。”老戴说，“我曾调查过，当时她们六个姑娘，被日军抓走后，在炮楼里被蹂躏了一个多月，大家凑钱赎出来后，人都废了，也就死了。”

我们正说着，突然听到了喇叭、唢呐等响器的声音，远远望去，只见一群人打着灵幡，抬着棺材，披麻戴孝地走了过来。我们仔细看，领头的是个中年男子，还有个哭哭啼啼的中年女人，正是宋支书的孙女。人群看到我们，顿时停了哭声。我们询问他们，那中年女人沉痛地说：“俺爷没了，你们采访后，第二天夜上他就走了，走之前，让俺把他埋在这碑旁。”

“现在农村还可以土葬？”我悄悄地扯了老戴问。

老戴有些迟疑，也小声说：“老革命了，上面该是有照顾。”

说着，他又问那女子：“老人家走的时候，可有啥交代的？”

女人想了想说：“俺爷就让俺们把他埋在这里，说乡亲们都埋在这里，他不在，心里不安，就是去阴间，也要有个交代。”

人群不再理我们，而是到墓碑后的某处。中年孝子冲着放好的柏木棺材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赤脚站在个高凳上，手拿一条绑着香的扁担，对着西方似哭似唱地喊：

我的爷哎！

西方明路，

苦处使钱，

甜处安身！

中年孝子又拿出些又白又硬的饼，那是家乡风俗，送葬时要准备八十九个“打狗饼”，原是放在亡者身上，让亡者在阴间打点恶狗，早点进入阎王殿。这些年，不大见这种风俗了，想来宋支书想带上这些饼，也可以帮助那些被日本兵杀害的乡亲们吧。

回到村委会住处，我的心更加沉重了。我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告诉老戴，我们必须找出事情真相，否则对不起死去的先烈。然而，这一切又要如何说起呢？要真查起这件事，没有一年半载很难有结果，还必须去省档案馆和博物馆，调取当年军区和师部的绝密档案、朝海中学的人员档案及日本方面侵华第46军阵中日志、随军日记等相关资料，才有可能真正搞清楚。这个浩大工程，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不是我一个小记者可应付的。再说，就是查清楚了，又能怎样呢？就像李奶奶说的，人都死了，做这些又能有什么意义？我不禁想起了黄矜墨日记的最后一页，那页日记，沾了血迹似的，字迹也歪歪斜斜：

12月9日。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从老乡的柴垛里醒来，浑身都疼，左肋的刀伤像着了火，一动就钻心，脸上完全麻木，眼睛几乎看不到东西。有人过来给我倒了碗水，是宋副庄长，他叹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我命大，已昏迷了两天，大半庄子的人都死了，被日本人刺死、射死、淹死、砸死、闷死、摔死，棉朵也被他们掳走了。我这才慢慢回忆起前天发生的事。

前天清晨，晨雾还未散去，我睡得迷迷瞪瞪，就听到村口尖利的哨子声。我心想，坏了，肯定是值班自卫队员大意，鬼子上来了。我赶紧往外跑，迎面撞上两个砸门的黄皮子伪军。他们用枪托打我的腮，把我赶到场院。黑压压的一片哭声，鬼子和伪军来得突然，村里大部分人都没跑出去。大家怕得要命。日本人搜出各家各户藏的粮食，抓走大牲口和家禽。眼看初冬，那点粮食是人和牲畜保命的。烟厂倒撤得快，想来机器都埋了，村子后面是大山，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深洞，如马猴窝、母猪窝等，九曲连环，互相交错，地形险要，适合打伏击，日本人不敢轻易摸过去。

寒潮从衣服外一点点地渗透到身体内。没东西吃，人挤在场院，直打哆嗦。日本人从人群中抓出棉朵，几下就撕开了棉袄。雪白粉嫩的乳房跳出来，日本兵的眼亮了，他们要把她带到屋里。我推开众人，上前去救她。棉朵看了我一眼，主动撞到明晃晃的刺刀上。刺刀穿过洁白的乳房，如同撕开薄薄的纸。我的爱人！我号叫着，却被日本人死死地摁在地上。我亲眼看到，一个矮壮的日本士兵，娴熟地将刺刀一转，就削下了棉朵的乳房，仿佛砍下半个冒血泡的苹果。棉朵一声不响地昏过去。我绊倒那个日本兵，和他厮打，他的刺刀，好似毒蛇似的，在我的肚子里来回搅动，我抓住毒蛇，狠命地踢打日本兵，另一个日本兵却斜刺里冲出来，只一下就砍断了我的两个手指。我也痛得死了过去……

我要报仇，我养好身体，找鬼子拼命，枪打不死他们，就咬死他们，救出棉朵！

这篇日记，是我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痕迹了。我不后悔，山河破碎，书生不能报国，亦不能报爱人，唯有一死。但死之前，我要把庄长的故事写下来，我恨他的专横霸道，但他也是好汉。好汉不该死得不明不白，我怀疑他被人出卖，被出卖的还有戴家屯的乡亲和棉朵，我向领导汇报，也和宋副庄长说过，但领导说查无实据，历史会还一个公道……

后面的页数突然没了，虽是复印本，但依然能看出，后面是被人硬硬地给撕扯下来，由于撕得匆忙，上面还有剩余的痕迹。这让我的心咯噔一下，又悬了起来，我似乎非常接近了一个复杂历史真相，但非常可惜，我又和它擦肩而过。

我还忘记告诉老戴，县志里，我曾发现一小条消息，记载戴家屯血案的，特意提到：血案后，朝海中学多名青年教员，曾参加决死队，多人殉难，又有几人不知所终。

七

车开出金鸡岭，就离开了戴家屯。不知何时，早晨的雾，从地底弥漫而出，仿佛地狱中游荡而出的魂。也有点淡淡的雨水，在雾气中增加了暧昧的湿度，只是可惜，那雨不是落下来的，而是纠缠着雾扯出来的，来得不知不觉，去得却拖泥带水，好似短暂但并不愉快的偷情。

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我们精疲力尽。看了这么多惨烈诡异的人生，我突然发觉，也许那些困扰我人生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内心。我们的不安顿，来自心灵的自我放逐。我们终将离开这个在历史尘埃蛰伏如怪兽的小村，我们终将走回新世纪中国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老戴继续当他的文化馆干部，而我则继续忧心房款和工作编制。

车还在颠簸着，经过了卧虎山下那个小小的土丘。我又看到了耸立在高处的那块殉难者墓碑。高大瘦削的李奶奶，正无言地站在土丘旁，似是凭吊，又好像在沉思。那块青石上的“刘王氏”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好似刀子似的，钻入我的心，把它割碎、搅动、蹂躏得稀烂。我再次串联起了这个叫“棉朵”的女人零零碎碎的回忆，悬崖上死去的戴庄长，还有至今不知所终的黄矜墨的故事。李奶奶，也是失踪归来的“棉朵”。那就是战争中的命。

小刘指挥着司机缓缓将车绕过土丘，白色面包车摇摇晃晃，土路走得艰难，李奶奶和坟，都被我们甩在了身后。我突然觉得忙忙碌碌地做的这些事，都没有了意义。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在病床前垂死的将军。他的目光散乱，松弛的颈部抖动着，老人斑在阳光下异常清晰，他喘息着说：“我们必须跑得比子弹快。我们能活着，就是胜利。”他想了想，又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一个女人。你们不知道。你们永远无法知道。”

将军的眼里噙着泪。当时我们并没有弄懂他的意思，即使今天，我也还是懵懵懂懂。

面包车离开了土路，飞驰向公路，变得平稳快捷。不知为何，我们都好似松了口气，那些熟悉的东西又回来了，公路旁的加油站、大型广告牌，还有不断从身边经过的车辆。车停下，老戴跳下，先是点了支烟，只抽了两口，又丢下，用脚碾碎，扭动了几下矮胖身躯，和我们握手告别。他的表情友好而庄重，符合基层文化干部的身份。

我盯着他问：“老戴，你和戴庄长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心中也隐隐约约有了答案。

在重重的雾气笼罩下，老戴的手在半空僵住，好像空气里塞满了胶水。许久，他缓缓地说：“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爷爷？”

手肴

我希望读者想象，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讲述抵抗的故事，但历史确实是这样。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人逃离，大多数人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

——选自[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我还没有死。

我从昏迷中醒来，全身疼痛，特别是下身，疼得站不住，但我还是屏住呼吸，尽量不触碰任何东西，引发响动。街道一片狼藉，散落的鞋、箱子和日用品到处都是，还有四散的军用物资。最多的还是尸体、军人，也有平民。我刚走几步，就摔倒在一具尸体上。尸体腹部干涸着红褐色的肠子。我惊恐地爬起，却发现身体压在被截断的手上。

我猛地挣脱，那只断手却紧紧地扯着我。断手来自女人，指节纤长优雅，但腕骨像被军刀生生地砍下，苍白失血的断茬，还露着青紫筋络。我撕下它，丢在地上，但转过脸，却又被它扯住了，仿佛活了一般。我惊恐至极，使劲地掰开一节节手指。我把断手丢在地上，干呕了几声，但没任何内容，我一整天没吃什么了。

我从一具男尸身上扒下衣服，瑟瑟地换上。我还捡到一把残缺的中国军刺，毫不犹豫地割掉长发，并把污泥涂在脸上。几小时前，四个日本兵强暴了我，他们把我按在冰冷的马路上。我昏过去，只能隐约感受到日本兵在我身上活动。他们带着汗臭和血腥味及浓重的体液味道。他们黑硬粗野的手，紧紧地按住我……

我穿过一条小巷，转到江苏路转盘口，那里有日本兵的检查站，正在盘查一批批青壮年。他们都被绳子拴着，有的被穿了锁骨，都默默地排着队，等待检查。路口安排了路障和厚厚的铁丝网，一张不知何处拖来的条桌，两个日本兵坐在桌后登记，旁边还有个穿棉布袍的中国老人。老人面无表情地验看着那些男青年，只见他低声问两句，就挥挥手，旁边的日本士兵，就会把那个青年拖到军用卡车上。距离太远，我听不清老人讲了什么话，大致是查找混入人群的外地军人。老人中等身材，留着整洁的胡子，从穿着、气度看，似乎是有文化的南京本地人。他只是挥手，不断地挥手，就不断地有中国男人被拖上车，我恍惚了，那是一双干枯的手，却仿佛有无尽魔力，牵引着无数健康的生命走向地狱。我眯起眼，只见那瘦削的肢体，在灰暗的天空下，还在轻轻地挥动着，一下又一下，好似在火海跳舞的青鱼。

我的泪涌了出来，也不知为何。我小心地躲避着日军，终于在天快黑时，摸到了表哥在玄武湖与苏州路交界处石榴巷的住宅。表哥毕业于东吴大学国文系，但毕业后，却在几家古董行当掮客，和三教九流都有交集。

从金陵女子学院逃出来，我无处可去。

二

门虚掩着，四下无人，天井倒映着一株被斩断的扶芳藤。我突然发现，表哥在院子的青石板上爬着。他爬到井旁，把头垂在井边，一身淡蓝色厚长衫上浸着暗色血污。枯藤缠着他，我低声呼唤，他不理，只呆呆地靠着井口。天空中，厚厚的灰，黯淡地飘荡着。

我向正厅望去，那里也暗着，正对着天井的，是厅口一排排黄泥封的老酒，上面细致地标着年份。黑亮亮的酒瓮，散发着淡淡的酒糟香气。再往里看去，黑洞洞的，似乎看到有个人影悬在梁下。我吃了一惊，跌倒在地上。表哥的声音，幽幽地传过来，仿佛来自地狱，不带一丝情感气息：

“那是你表嫂。见老祖宗去了。”

冬日残阳的光线之中，我看到表哥的双手不断变换着各种姿势。老屋正厅透着股老檀香木的霉味，城中不断响起的枪声、喊杀声和持续的爆炸声，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那双男人的手，有时一起轮转，有时又快乐舞蹈，有时像佛教手印，有时又好似拿着刀。激烈，优雅，迟缓，悲伤，或活跃，亢奋。光线仿佛缕缕透着亮的蚕丝，表哥细长白皙的手指，根根都系在丝线上，他像一个陶醉在演出中的演奏家，又好像一个水平高超的医生。

“表哥，你干什么？”我嘶哑着嗓子问。

表哥缓缓地从井旁爬起。我这才看清，他的半边脸肿了，眼镜也不知丢到何处，头皮被削掉了一块，眉毛挂着涔涔渗出的血迹。他的眼神，好似碎了的松子，硬茬茬的，但狼狈地碎了，在这个充满血腥气的冬天格外令人不安。

表哥喃喃地说：“这双手现在能干什么？唱戏？杀人？救人？”

“我不过是个算账的。”表哥落寞地说，“我连老婆都救不了。”

“我们要报仇！”我流着眼泪说。

“报仇？”表哥站起来，扶着我，脸色茫然，“南京城现在有无数日军，怎么报仇？”

我坚定地说：“老师说了，只要中国人都反抗，我们就有希望。”

表哥想了想，又说，他要走出去，参加日本人的自治会。

“你有没有良心？！”我嘶喊着，“表嫂尸骨未寒，你要当汉奸？”

表哥那天的分辩，我不理解。他告诉我，人总是要死的，我们作为舞台的演员，生逢灭国末世，太过执着喜怒哀乐，应当看透这些东西，为活人多留些“活下去”的机会。这就是大功德。表哥的脸色灰暗，血污涂满嘴唇，渗入他细密的牙缝，好像钻入了异样的光芒。很多次了，只要我想起表哥古怪的念头，总怀疑是那光芒在作祟。

“我不听！”我堵着耳朵，颤抖着缩在屋角。

不过一天，我的世界坍塌了。城破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给守城将士赶制棉衣。日本人闯进教室，他们像抓母鸡一样，挨个将我们掳走。我拼命逃，但依然不能摆脱受侮辱的处境。谁料，我九死一生逃出来，表哥竟要做汉奸……

表哥将表嫂从房梁上放下，给我丢下两块面包。

飘满建筑物灰烬和尸灰的天空，愈发沉重郁黑。表哥将表嫂轻轻地抱到院里，打来井水，系紧她松开的裤带，将污浊的脸擦净。他还用梳子仔细梳好表嫂的发髻。

突然，点点白亮的雨滴，偷袭了表哥的工作。它们强暴着大地所有的事物。它们由小变大，先是小米粒大小，后来变成黄豆大小，再后来简直像一坨又一坨的口水，恶心地洗劫着世界最后的体面。表嫂再次恢复了衣衫不整的狼狈模样。

表哥仰起头，立于冬夜的暴雨中，高高地举起双手。

三

我在表哥家昏睡了三天，折磨、饥饿、寒冷，我发起了高烧。安葬了表嫂，表哥似乎又恢复了往昔八面玲珑、笑嘻嘻的模样。他参加了自治会。那里有失意的北洋政客，南京有名望的士绅，也被逼着出来做事，还有在日本留学的亲日分子。当然，还有些地痞流氓。表哥属于哪种情况？我不太清楚。他不属于名望士绅，也不是政客、心狠手辣的流氓，严格说来，他只是一个商人，一个好脾气的掮客。

我不敢出门。日军设立了关卡，羞辱每个经过的中国百姓。为什么这些二十出头的日本青年，在中国变成了恶魔？他们让每个人鞠躬，不鞠躬的被活活打死。他们摸每个人的裤裆，只要发现是女人就拖走。他们抓住女人，在她们的下体塞入黄瓜，并令男人们吃掉。

我还是做噩梦。我恐惧黑夜。我尖叫，我疼，我不断清洗下身。睡梦中，我似乎都能感到有东西插在我的身体里。它们像锋利的刺刀、沉重的石条。它们让我变成了耻辱。但更多的，我梦到的是手，日本兵的手，它们像老虎、豹子、饿狼，它们紧紧地抓住我，蹂躏我……梦醒的时候，我的手上都是冷汗。我拼命地洗手，似乎总也洗不干净。

表哥常不在家，他来去匆匆，胳膊戴着日本国旗做成的袖箍。他给我带来了充足的食物，有大米、粽子，还有珍贵的蔬菜。他甚至用几十面日本国旗保护了巷子里的数十户人家。但还有日本兵上门骚扰，家里又被抢了几次，但因有日本国旗和自治会日语告示，总算没遭到太大破坏。每当听到叽里咕噜的日本话、日本兵沉重的猪皮靴声音，还有那嚣张的砸门声，我都会躲到表哥家的夹壁墙里，紧张得浑身冒冷汗。表哥为防不测，在正屋修建了一个夹壁墙。我就躲在夹壁墙里，听日本人翻箱倒柜找东西。

表哥也会领人回家吃饭，大多是各式汉奸。看到他们大呼小叫、划拳斗酒，我恨不得毒死他们。这里有青洪帮的高胖子、菜市口的荣三和翻译官冯介民。高胖子是人贩子，荣三是菜霸，冯介民有文化，曾留学日本的大学。这些人喝酒时很奇怪，开始小心谨慎，后来热烈奔放，最后总有人痛哭流涕，也不知他们为何流泪。他们有的小声啜泣，有的号啕大哭，状如疯魔。我躲在夹壁墙里，能从墙缝中看到他们。他们舞动着手，又捂住自己的嘴表示谨慎。他们还连连摆手，否认自己说过的话。他们的手有的粗短胖黑，好似干皱的萝卜；有的瘦骨嶙峋，像鸡爪或鸟足；有的白白胖胖，却透着邪恶的潮红，仿佛酒精泡着的动物残肢。

通过表哥，我也了解了汉奸们的倒霉事。高胖子的老婆被参谋部的小野少佐看上了，当着高胖子的面，她就被强暴了。荣三年逾八旬的老父，站在墙头看日军入城式，愣是被日本军揪光胡子，打成重伤。冯介民更惨，他到处领着日本人搜残败兵，谁料，一个国民党伤兵躲到他家，日本兵不由分说，烧光了他家，家里几口人，一个都没跑出来。一次，冯介民喝醉了，在表哥家里的书桌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上悲华夏，内恸友于，旁惨素友，痛当奈何！痛当奈何！苟且亦复何赖？”

第二天，冯介民酒醒了，赶紧央求表哥销毁字迹。表哥照办了，算卖了他一个人情，冯吓得浑身冒冷汗。这些口是心非的胆小鬼，被日本人吓破了胆。他们找出北洋政府的旗子，在鼓楼公园举行自治会成立仪式，还强令居民们参加。汉奸被要求搜寻资源，维持南京的基本秩序，但在横暴的日本兵面前，这两项工作，都不可能完成。自治会多次要求将德国人拉贝等人建立的安全区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但遭到了拒绝。日本人将安全区的粮食供应等事宜交给自治会。几个主要管事人，立刻开始争夺资源。当然，他们做得最多的事，还是收尸，帮日本人抓中国青壮年人，还有，就是给日本兵找女人。

这群汉奸印证了“亡国奴”三个字，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表哥又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呢？他巧妙地推却了派发良民证，指认非南京居民的勾当，却选择了最“恶心卑贱”的活儿。他每天领着红十字会、崇善堂等机构登记收尸，清理街道，清洗血污，掩盖飘散不尽的尸臭，雇佣工人将废墟杂物拉走。他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日军宣抚班的好评，据说这些工作减少了瘟疫。但往往刚掩埋了尸体，又有了新尸体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表哥身上也总带着伤痕，原因是他没按某些日本人的要求，找到足够多的“花姑娘”。每当他浑身尸臭地回家，我对他不理不睬。他也只苦笑几声，独自一人饮酒。

四

我很多天没有出门了。零星的枪声，还是不断响起，日军挨家挨户打砸抢。他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三三两两。我闷得无聊，有时就趴在阁楼窗户边，看着这些恶魔士兵的举动。我趴在阁楼观察，非常危险，如果日本兵破门而入，我必须飞快地躲入楼下的夹壁墙里，但我顾不上许多了。我看到很多日本兵，骑着自行车，满载抢劫来的东西，兴高采烈地回驻地。他们唱着歌、喝着酒，身上却大包小包，什么都有，有丝绸、座钟、古玩，一个日本兵头上戴了好几顶呢子礼帽，身上插了数十支钢笔，仿佛金光闪闪的勋章。他还拖着一辆婴儿车，上面满载孩子用的衣物和玩具。想来这些日本兵刚抢劫了一家育婴机构。日本兵要这些干什么？难道回日本开幼稚园？我不禁对这些卑劣的家伙无穷无尽的贪婪，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接着，我笑不出声了。寒冬日头，我看到阳光像薄薄的血迹，飘散在空旷的废墟之间，让一切事物都变得稠密、可疑，有着不真实的腥味。婴儿车的后面，是一个东倒西歪的日本兵。他开心极了，滑稽地跳着不知名的舞蹈，嘴里还伴随着轻快的节奏。他没穿军装，军装反搭在前面的婴儿车上，但他的胸前，有一个黑铁丝编的铁环。铁环上赫然是一串小小的手！想来是中国孩子的手，刚被砍下不久，就被穿在铁环上，大一点的像大块红枫叶，愤怒地伸展着，小一点的还带着婴儿肥白，但也有些枯萎蜷缩。它们一朵又一朵，在灰红色的天空下迎风招展。手上的血，吧嗒吧嗒地滴在日本兵前胸，竟已染红了……

中午，我独自在家，听到有人讲话，又似是呜呜的风声。我翻身起来，走到门口，却见门闩一点点地拨动，哗啦一下，掉了下来，先是伸出一只黑硬的脏手，一把推开门，随后是一个穿日本军装的矮个子男人，站在了我面前。我待要躲避，竟来不及了。

日本军人又瘦又矮，不到一米六的样子。他走路摇晃，有些醉态，手里提着一把军刀。见到我，他眉开眼笑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女人，屁来摸摸！”

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强忍着恐惧和怒火。我的身体不太抖动了，但还装出恐惧的样子。我缓缓地蹲下，假装害怕地哭泣，但慢慢向里屋退，直到退到床脚。

日本兵有些迟疑。他跟着我进了里屋，先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人。我趴在床上不动，他还是不敢近前，而是慢慢地说起日本话，像劝慰，又像倾诉。

我只是不动。许久，只听到长吁短叹的声音，回头看去，只见他跌坐床下，打着酒嗝，擎着刺刀的手，慢慢地垂下。他竟在我家的青砖地面，用刺刀比比画画起来，样子有些顽皮，又格外认真，好像中学生在记录老师的笔记。他似乎忘记了躺在床上的“支那花姑娘”。

不能再等了。我再次发出哭泣声。日本兵看了看捂着脸假哭的我。他站起身，想了想，放下军刀，开始脱衣服。他从后面把我抱住，我能感到他黑硬且瘦小的手，在我的乳房上慢慢地抚摸起来，并不凶狠，倒有些孤独、动情的意思。一时间，我竟忘了反抗。我的心思有些乱了。我这是怎么了？我难道忘记了这些恶魔做的恶事？

我定了定心神，从枕头下抽出街上拣的刺刀，很顺畅地捅进那瘦小的身体。他抽搐了几下，血从身体里流出来，流进床褥子、床下，流得兵荒马乱、惊心动魄，但日本兵没喊，因为第二刀已割开了他的喉咙。我亲眼见过，一个日本兵就这样弄死了我的女同学。她像洁白的羊羔，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如今，我要把这仇，同样还给日本人。

我猛烈地呕吐起来。

五

天气越来越寒冷，表哥又接了新差事，帮日本人配发粮食给安全区。前任发粮食的自治会委员，由于贪污，被日本人撤了职。日本人欣赏奉公勤勉的表哥。特别是表哥劝说安全区的几十名妓女主动给日本人做慰安妇，更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宣抚官岩佐信介中尉，来自大阪，也是自治会顾问，但从前只是满铁下属中学的一名教师。“七七事变”后，才临时应征入伍。他信任表哥，就把“有油水”的活儿交给了表哥。

表哥为何甘愿受日本人的驱使？对此，我十分不理解。表哥是个生意人，但生性善良温和，虽然有时有些狡猾，但从不伤害别人。一次，我看到表哥在练书法的宣纸上写着：“君子饿死而节不见，舍身而义不获，将若何？盖君子不能枉义而生，亦不能枉义而死，唯有存生以求节，忍辱以待义。”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国民政府也不用抵抗日本了，岳飞成了蠢人，秦桧倒成了悲情英雄，这世界还有没有天理？

但安全区的琼特博士和马修牧师，经常夸赞表哥，说他是“中国好人”。他们也来家里找表哥。琼特博士是矮壮的美国人。他原是发电厂的工程师，现在每天为了安全区少死一个人忧心忡忡。马修牧师是德国人，在安全区主席拉贝先生安排下，负责难民生计。这些安全区管理人员，不愿找日本人交涉，倒喜欢和表哥这个汉奸打交道。安全区需要粮食、被服、医药，表哥总有门道弄到。

日军占领南京大半个月，形势没有好转，却继续恶化。由于安全区集中了大量难民，那里成了日军骚扰的重点。深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我迅速躲进夹壁墙里，表哥出门去看，却是琼特和马修来了。他们焦虑地拉着表哥的手，恳求他再弄些粮食。表哥面露难色。

“你不能这样，你是在帮助你的国民。”琼特博士很愤怒。

“我的确无能为力。”表哥叹息着，垂着头。

“每天都在死人，上帝，救救他们吧！”马修牧师带着哭腔说。

“我必须说服日本人，”表哥耐心地说，“说服他们拿出更多的粮食。”

琼特和马修面面相觑。他们无奈地拿出了银元、金笔、贵重首饰。这些都是难民身上的。他们只能通过中国人，贿赂个别占领者，希望这些恶魔大发慈悲。我冲动地跑出来，希望帮助外国人说服表哥。

“这是你的妹妹？”马修看到我，情绪更激动，“你把她藏在家里，躲过日本人，但安全区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女孩。如果她们不能躲避强暴，至少她们应避免被饿死。”

我惭愧地低下头，为接受汉奸的庇护感到耻辱。表哥终于答应多给安全区搞些粮食。外国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马修牧师拥抱了我，哭泣着说：“孩子，原谅我出言不逊。我要那些中国女孩活着。”我也哭着拥抱了他。马修是善良、有正义感的西方人。

我怒斥了表哥，因为发现他悄悄把几块金表放进存钱柜。

他平静地说，他要通过冯介民这些人办事，也不容易。他还要为我的将来打算。日本兵总会安顿，日子还要过，我也要嫁人。

“嫁人？我吗？……”

“活着，你必须活。”

“为了活着，你就当汉奸？就出卖同胞？”

我愤怒地打了表哥的耳光。我要走出这个肮脏的家，去安全区和受苦的姐妹在一起。

表哥凶狠地抱住了我，把我弄到阁楼上，绑在了床上。我大声咒骂。

表哥落寞地看着我，等我骂累了，他缓缓地说：“我会让更多的人活。我必须用各种手段，让日军多拨些粮食。哪怕是一条狗、一只蚂蚁，哪怕再屈辱、卑贱，都要活下去。”

很快，日本人知道了表哥的事。一个漆黑的夜晚，日本士兵包围了我们的住宅，带头的正是岩佐中尉。他是一个体态瘦削、精干，但面貌温和的日本军官。告密的是荣三。他嫉妒表哥的差事。这个常在我们家吃吃喝喝的汉奸，早忘记了老父亲被日本人打成重伤的仇恨，他领着日本人，抄了我的家，并从阁楼搜出来不及躲藏的我。他肆意撕扯我的衣服，并将阻拦的表哥，打得满脸是血。翻译官冯介民也跟着来了，他很尴尬，看样子很怕表哥捅破粮食的事，但又不敢上前劝阻。

宣抚官岩佐中尉阻止了荣三。我一直不能忘记，他冷静平和的语气，略带着懒洋洋的冷淡，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天色黑沉沉的，院子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他们面无表情地举着枪，或熊熊的火把，似乎这小小的庭院，就是即将血流满地的修罗场。岩佐中尉的脸，在火光下摇曳不定。但他终于脱下手套，用纸擦拭着表哥脸上的血。他说，他以为表哥和那些贪污犯不一样，表哥是有尊严的“支那人”。

“尊严？”表哥迎着岩佐的目光，“妻子死后，我就没什么尊严了，不过苟活罢了。”

岩佐命令士兵放开了我和表哥。表哥与岩佐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交谈。接下来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岩佐非但没有追究表哥的失责，反而增加了对安全区粮食的配给。我也没有被抓去做慰安妇。相反，告密的荣三，却被岩佐斥责了一番，灰溜溜地走了。

事情过后，冯介民来到我家，安慰表哥，也提出了疑问。表哥笑着说，他只是告诉岩佐，他的确多领了粮食，但那只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仅仅是这样？冯介民表示不相信，我也半信半疑。表哥没有看我们，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远方。他说，那天夜里，他告诉岩佐中尉，如果不相信，就请杀了他。

六

岩佐和表哥的关系日渐亲密。他们谈论文学与艺术及苏州园林、江南的茶叶。岩佐有时不穿军装，而是穿藏青色和服。他和表哥喝茶、饮酒，也讲满铁的经历，慨叹战争残酷。天气一天天地转暖，街道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安全区慢慢解散，日本兵也收敛了很多。街道的店铺开始重新开张，人们拿着良民证出来找工作。似乎残忍的屠杀正远离我们，被我们忘却了。

然而，我没告诉表哥，这个亲善的岩佐，就是强暴并杀死我同学的凶手之一。我亲眼看着他带领着一队日军士兵，打入我们学校。他微笑着，杀死一个又一个可爱的花季女孩。他竟然还吹着口哨。他的模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我要杀死这个日本军官。如果一个女人下决心杀人，不会有什么阻挡她的意志，就像水注定要流向地缝，火注定要熄灭在灰烬旁。

黄昏之时，春雨悄悄地飘过南京的街头巷尾，滋润大地万物，有着莫名的欢欣。表哥在院子里种下很多灌木和花草，有紫露草、刺果毛茛、虎耳草、凹叶景天和矮山麦冬，还有开蓝花的二月兰，是岩佐从日本带来的，生命力很强，已慢慢地爬满了院子。我搬来一把竹椅，看着牛毛般的雨丝，无声地绽放在青石板上。黄昏的天边还带着灰红余烬，不很亮，但染在这雨水里，又仿佛带着些柔情，照得古朴典雅小院的水井、亭台，还有欣欣向荣的植物，都如映在深海底的版画。有一瞬间，我有种错觉，似乎战争从没来，似乎时光倒流，我又回到安静祥和的南京。我来表哥家玩，也常坐在天井旁发呆，看黄昏，想心事，听雨点打在井台沿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升腾起点点尘雾。表嫂一定在厨房，为我和还未归家的表哥，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有我喜欢的鸭血粉丝汤、清蒸鳜鱼，还有表哥百吃不厌的鲜荠菜小馄饨……

永远不可能了。我们都是亡国之人。表嫂化为灰烬，表哥不过是行尸走肉，而我也只剩一具躯壳。我忙了一个下午，为招待岩佐精心准备。一会儿，表哥陪着岩佐回来了。岩佐穿着和服，青亮亮的木屐，敲打在我家的石门沿，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非常好听。岩佐戴着圆眼镜，面貌儒雅，如果没有看到他穿军装的样子，一定会把他看作是学者。

中厅的梨花木桌前，表哥和岩佐小声交谈，喝着龙井茶。岩佐还拿来一把古琴，让表哥品鉴。表哥从前是古董行中间商，对古琴有些研究。两人说着说着，又轻轻地笑起来，淡雅的茶香飘散在空中。他们神情惬意，好像多年的故交。岩佐的手不时抚弄过琴弦，发出低沉的琴声，在静谧的院子里扩散、浸润，渲染着磁性的魔力。这些日子，表哥的气色日渐滋润，我还听说，岩佐介绍故交的女儿给表哥续弦。也许，表哥现在早忘了惨死的表嫂。

我催促表哥和岩佐入席。岩佐和表哥来到饭厅。他认真地打量我，好像若有所思。表哥打趣地说：“中尉，是不是看到小妹如花美颜，有些走神啦？”岩佐失笑，有些尴尬，我猜他肯定是在怀疑我是不是从他枪下逃走的女学生，不过不肯定罢了。

饭菜很快端了上来，有清蒸桂花鸭、红烧猪耳、清炖甲鱼、鸡汁煮干丝、太湖银鱼、枣泥糕甜品。岩佐吃得不亦乐乎，表哥在旁边给他斟着黄酒，岩佐喝了几口，放下酒杯，感慨地说：“日支战争旷日持久，很难吃到这么精美的淮扬菜了。”

表哥也说：“是呀，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

我看冷了场，连忙端上碗说：“感谢岩佐先生的救命之恩，先生再尝尝这道‘水晶肴蹄，正宗徐州做法，用硝腌制，我又用陈年绍兴黄酒浸泡，味道不同呢。”

岩佐有了兴趣，我打开碗，岩佐忙不迭地夹上一块，送到嘴里，显出很享受的样子。他点头说：“松嫩、筋道，还有酒香气，小姐果然是厨艺高手。”我笑着问：“中尉大人再尝尝，还有什么味道？”岩佐疑惑，他又扒了几下菜肴，那掌被炖得松烂，森森的骨露在外面，发出阵阵奇特的香气。岩佐用筷子夹起一物，仔细辨认，叫着丢到地上，赫然是一截人的手指！表哥也大惊，忙问我到底做的是什么菜。我不紧不慢地靠近岩佐。

那个跑到我家的日本兵，我把他的尸体用白布扎紧，砌在了夹壁墙里。我还剁下了他的手，浸泡在黄酒坛子里，如今这道水晶肴蹄总算派上了用场。岩佐怒骂着，奋力爬起，但终于抽搐着躺在地上。我已在他的汤里下毒。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我从饭桌后抽出军刀，一点点地逼近岩佐。表哥却挡在岩佐身边，苦苦哀求我：“岩佐死了，咱们石榴巷一条街的人都要给他陪葬！战争结束了，我们失败了，但我们要活下去，岩佐对中国人很友善。”

“友善？”我冷冷地说，“就是他带人杀死了我的同学，我不会忘记他。”

“我什么时候杀死了你的同学？”岩佐显出迷茫的样子，“我在南京没杀过人！”

我管不了许多了。也许，真的不是他，但这还有什么分别吗？战争让我们一起疯狂。我向岩佐砍去，一刀劈中他的前胸，一刀却劈在了表哥的手腕上。表哥的左手顿时耷拉下来，血喷溅而出，染红了我的脸，那只手也迅速失去血色，灰死，连指甲都变得黑硬了。

表哥握着手腕，躺倒在地。岩佐也慢慢平静下来，没有了气息。我丢掉刀，紧紧地抱着表哥，号啕大哭。表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虽然他是让我痛恨的汉奸。我的世界即将沉入地狱般的黑暗。然而，在这之前，我希望能拖着日本军官岩佐一起沉沦。并不是光，而是对于一种更深刻的黑暗的冲击，才引诱着人们放弃道德，屈从于内心的邪恶。这一刻，我也是邪恶的。恍惚间，我仿佛看到无数亡灵的手掌，好似立于血海之中的怪石，乞求似的伸向我，我屹立在其间，冷酷而绝望。

表哥平静地拒绝了。他央求我放下他，赶紧逃命。我哭泣着摇头，将表哥抱得更紧，表哥举着沾满血迹的空袖管，说，可惜，有手的时候，应多弹奏几曲《哀郢》。不知为何，我觉得没手的人，临死的时候，头脑中都会有这样悲凉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