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助斯人

2016-12-13 01:10张步真
海燕 2016年2期
关键词:岳州张说洞庭湖

□张步真



江山助斯人

□张步真

张说以文学知名于世,同时也是朝廷高官。唐·开元四年(716年),他再次受到贬谪,由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改任岳州,我相信他此时一定懊丧到了极点。相州,从东汉末年起,先后有曹魏、后赵等六个政权在这里建都,经过长时间的建设,现在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最富庶繁盛的城市。而岳州,水乡泽国,草县荒州。且不说条件艰苦,对于有志于显达的官员,政治上打入冷宫,就让人受不了!

张说最初的人生道路十分顺畅。22岁的那一年,武则天亲自主持,选拔方正贤良的优秀人才,张说获得第一名,自此进入官场。从太子校书郎(朝廷的图书资料管理员)做起,而至左补阙(参与讽谏、廷议),也曾有过短期外放。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时,张说升任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共同行使宰相职权),真是风光无限。只是官场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事先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忽然刮起一阵飓风,张说从朝廷中枢贬谪相州。所谓“能上能下”,那只不过是官场上一些春风得意的官员,高兴的时候说说漂亮话而已。

不过,张说也不必怨天尤人,他的厄运与自己的性格弱点有关。他自恃才高,性格孤傲,且脾气暴躁。这一次,是唐玄宗李隆基打算任命姚崇为相。但是,张说与姚崇一向不和。他觉得自己不便出面反对,便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写奏折弹劾姚崇。玄宗没表态。张说又让另一位姜皎给皇帝建议,将姚崇派去做河东总管。玄宗主意已定,不受外界左右,不仅任命姚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同时兼任兵部尚书,执掌朝廷中枢政务和兵权。这时,张说又十分害怕。情急之下,他跑到歧王李范那里去解释。李范是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张说也许是想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事情的复杂在于,封建王朝的皇帝,与众多的嫔妃生下了许多儿子。接任皇位的却只有一人。其他的皇子对继任的皇帝就构成了潜在威胁。张说私会皇族,政治上犯了大忌。《新唐书》第一百二十四卷记述了这么一个细节:一日上朝,姚崇故意跛着脚走路。玄宗问他的脚怎么了?姚崇说,臣足有疾!玄宗说,这很痛吗?姚崇说:“臣心中忧,痛不在足。”接着又说:“岐王是陛下的下爱弟,而张说辅臣,密乘车出入岐王家,我担心出什么大事,故心忧之。”姚崇的对张说的报复,可谓“一剑封喉”。他抓住唐玄宗李隆基的心理特点:不放过任何图谋不轨的蛛丝马迹。张说随即被革除朝廷职务,贬到相州任刺史。在那里,又因别的事牵连,再贬岳州。

朝廷给张说的处分文件(制书),是开元四年(716年)4月12日发出的,27日送到相州张说手上。张说不敢延迟,据他本人说,即刻“狼狈上道”。先走旱路,后改水路,经过一个月又一日,于农历六月初旬到达洞庭湖边的岳州城。那时岳州还是荒蛮之地。《旧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年间,岳州“辖县五,户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口五万二百九十。”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四口人。人烟稀少,经济萧条,贫困落后,自不待言。

张说一直生活在繁荣昌盛之地。他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后来在洛阳,再到相州,可以说是养尊处优。而像他这样的朝廷官员,都有一种功名优越感。张说是武则天亲临洛阳南门主考第一名,在朝廷是国家重臣。现在,跑到这荒州草县来做个地方官,政治光环不再,“罪臣”身份凸显,这种政治上的落差,也让他备受内心煎熬。再加上此地粗俗的生活习惯,土著居民难懂的口音……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郁闷,不适应,不开心。总之,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单是那炎热的气候,就让他受不了。农历六月初旬的岳州,正是酷暑季节。岳州又号称卑湿地区,空气中潮湿重,暑热被湿气裹挟,不仅不易散发,还粘贴在身子上,揭不开,挥不走!人被热浪薰蒸着,整日大汗淋漓,人昏昏沉沉的,什么事也不能做,什么事也做不成。于是他叹息:“炎洲苦三伏,永日卧孤城。”(《岳州夜坐》)

他也想出门走走,去熟悉一下环境,可是——

“鸟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阴。”(《对酒巴陵行》)鸟哭,猿啼,置身这样的境地,你能不感到恐怖和害怕吗?

“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热。”(《岳州作》),雨停了,江未清;太阳下山了,仍旧是那样炎热,这日子怎么打发啊!

这一天,他准备去察看洞庭湖洲,有人却给他讲段子:湖洲上“三只蚊子一盘菜,三只老鼠一麻袋,三条蚂蟥做腰带”,听着都让人心头发怵。起初,他还将信将疑。及至来到湖洲上,果然到处都有一股恶心的鱼腥气,草丛中还有牛虻和旱蚂蟥。从湖洲上回来,他的衣服和鞋上,就沾有蚊子和蚂蟥叮咬的血渍。他只能苦笑:“器留鱼鳖腥,衣点蚊虻血。”(《岳州作·夜梦云阙间》)

还有更骇人的。沿途树上,到处是那种怪里怪气的鸟,一不小心还会踩到蛇。他惊呼:“日昏闻怪鸟,地热见修蛇。”(《岳州作…水草生秋国》)而老百姓跟他聊天,老是讲那些山精妖怪,还有一条被斩了的巴蛇。“湖阴窥魍魉,丘势辨巴蛇。”(《巴丘春作》)

这样的鬼地方,怎不让他“徘徊恋九华”(《岳州作》)呢?!

但是,牢骚归牢骚,日子还得继续。当张说度过了开头那一段躁动和不安之后,他就觉得,在其位而谋其政,应当做点事情。岳州北门,临洞庭湖边,有一座当年鲁肃练水兵时修的阅军楼。经过四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到张说来的时候,阅军楼已无踪影,甚至连残存的瓦砾也找不到了,只剩下传说一个。但这里风景特好,可以看到滔滔而来的万里长江,可以极目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他既然做了主政官员,就下令维修。他重新命名为“南楼”。更名“岳阳楼”,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新楼建成后,他常常邀集一些好友,在楼上喝酒吟诗。远处的君山岛,在诗人的眼里,是一幅漂亮的水墨画: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江水共悠悠。(《送梁六自洞庭山》)

而泛舟洞庭,满湖浮光耀金,诗人怀疑自己投入到太阳的怀抱了:

平湖一望水连天,秋景千寻下洞泉。忽惊水上江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和尹从事懋泛洞庭》)。

当风暴过去,洞庭湖渐渐平静下来,没有了惊涛骇浪,也不再有咆哮,湖光山色竟是那么迷人。于是,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将那些最美丽的画面定格为永久——

“缅邈洞庭岫,葱蒙水雾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游洞庭湖湘》)

“水国何辽旷,风波遂极天。”(《岳州城西》)

“江寒天一色,日静水重纹。”(《游洞庭湖》)

“山庭迥迥面长川,江树重重极远烟。”(《同赵侍御望归舟》)

在岳州过春节,比起洛阳的火树银花,也别有一番情趣:“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岳州守岁》)

岳州东门出城,有一片湖汊,《水经》称邕湖,当地人叫南湖。南湖与八百里洞庭连波,同四水潇湘共汛。旷远清空,云山出没,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啊。这时,张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地方了:“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将萝薜易簪缨。”(《邕湖山寺》)置身于大自然,得山水之乐。我干吗还要回到朝廷,去戴官帽、穿官服,再去受那份官场的束缚呢?

世界就是这么有趣,当命运之神把他升官的大门关上了,上帝却把诗的窗户打开了。积累起来,张说有关岳州的诗作,几可盈筐。他把这些作品辑成《岳阳集》。最初,也许是出于文化人的敝帚自珍。恐怕连张说自己也没有料到,此时,他正在引领一种潮流。或者说,他在创造历史!于此,我们须得把大幕拉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时代。尤其是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在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沿袭了六朝的华艳诗风。又由于唐代封建帝国繁荣富强,专制统治者和贵族生活奢靡享乐,当局需要一批文人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应制”“应诏”式的诗人,他们的诗词作品,追求华丽的辞藻,歌颂皇帝的英明、公主的高贵可爱。阿谀奉承,平庸浅薄,很少有文学价值。而张说,受贬谪而来到这洪古蛮荒之地,他身心疲惫,放浪于湖光山色之中,昔日那些禁锢和条条框框,自然失效并消遁了。他有自己的伤痛感,于是直抒胸臆,一吐胸中的块垒。他这期间的作品,包括那些牢骚满腹的诗作,由于通过描绘洞庭湖的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思君、思乡之情,同时还把这种感情上升到对人生、宇宙的哲学思考的层面,给当时的诗歌创作别开了新生面。因而成为盛唐脚步渐近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而张说的身份,曾经的朝廷重臣,地位显赫。在创作上,史称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当时影响极大的作家。他的创作动向,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可以这么说,张说在岳州以及稍后在荆湘之地的创作,为不久之后的唐代诗歌创作大繁荣,起到了发韧作用。近年有学者说,张说及其周围诗人群体在此期间的诗作,促成了诗国高潮的到来。

张说擅长碑志,善于朝廷公文。贬谪之后,却是诗词创作大丰收。《新唐书》因此说:张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唐才子传》也认同这一评价:“诗法特妙。晚谪岳州,诗益凄美,人谓得江山助。”

记得刚到岳州时候,张说心里是多么地沮丧,回过头来看,又何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当然,所谓“得江山助”,可能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变幻万千的洞庭湖景色,提供了一个描摹的画本,诗人可以一洒豪情。因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如果不是朝廷将他一贬再贬,最后将他赶到岳州这个化外之地,张说怎么可能有接触浩瀚洞庭的机缘呢?如果他不受贬,仍旧在朝廷过着优裕的生活,纵然有洞庭美景,他也看不到。没有生活中的厄运,他也没有那些牢骚,也就不可能有那些诗作。这一切,都是来自命运的安排,或者说这是天助!

修水县虽然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但是全域旅游发展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修水县发展全域旅游必须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严格控制旅游开发程度,不能为了谋取利益而无视修水县的生态保护。同时修水县必须充分重视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着的问题,通过全域旅游的理论指导进行创新发展,开创修水全域旅游的新局面。

《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等人主持修撰的。欧阳修是大文豪,他懂得作家的人生际遇、客观环境对创作的影响。他更懂得,高高在上,闭门造车,不仅不能产生出好作品,还会使文学蒙羞。因此他认同了“得江山助”一说。

江山赋予张说以灵感,使他佳作迭出。而作为诗人,张说也成就了江山之美。在张说之前,除了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描写过在洞庭湖上,湘君驾着龙舟寻找湘夫人;湘夫人也在波涛涌起的时候,去寻找亲爱的夫君。其时,“洞庭木叶萧萧下”,她们望眼欲穿……那真切细腻的情感,扣动过多少人的心弦!除此之外,鲜见有知名诗人的歌唱。是张说在屈原之后,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了洞庭湖的瑰丽景色,以及湖的大气、美气、灵气,还有那鱼腥气!他主持整修鲁肃的阅军楼后,常在那里与诗友聚会。因为张说的名气,他与诗友们诗作的影响,又把后来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一大批诗坛名人引来,他们又都留下了许多诗词佳作,于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有道是,江山也要文人捧。如果说洞庭湖、岳阳楼成为一处文化胜地,开元年间的岳州刺史张说,是最初的策划师、宣传家和发韧者!

张说在岳州待了大约三年时间,后来又到荆州、幽州……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张说被诏进京,再次拜相。这时,恰逢边境有事,他受命屯兵西北。在抗击突厥的过程中,张说著有功绩,回京后再次升任中书令。消息传到岳州,整个城市霎时沸腾起来。岳州的老长官,官复原职了,职务是中书令,宰相!这种荣耀,过去没有过,今后也不一定会有。百姓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可惜的是,张说的老毛病并没有改掉。回到朝廷,仍然是脾气暴躁,跟同事关系紧张。有不同意见,不是与人商量沟通,而是当面驳斥,有时甚至呵斥谩骂同僚。凡他不喜欢的人,就设法排斥。河南尹崔隐甫,玄宗打算重用,张说知道了,就向皇帝进言,说崔隐甫怎样的不好,结果也就平调了个品位不高的御史大夫。张说与御史中丞宇文融不和,对宇文融的奏折,张说大多加以压制,不给他转递……这样,他得罪了很多人。他自己也很不检点。比如,他勾引术士到家里来占星,按照当时的风纪,有图谋不轨之嫌。再有,当他重新担任了中书令(宰相),大权在握,便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于是有人给他行贿进贡。关于他徇私舞弊的传言,常常在坊间流传。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又都掌御史之职,管的就是监察执法。他们于是一齐向皇帝告状:张说贪腐。皇帝大吃一惊,命御史大夫和刑部尚书联合审问张说,所列罪状果然大部属实。贪渎腐败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容忍的,对号入座,请君入瓮。张说被打入大牢,等待刑律的判决。

这是开元十四年(726年)的事。

如果说,张说贬谪岳州,天气炎热,屋里蚊子咬,出门蚂蟥叮,毕竟还是在任官员。现在关在大牢里,就跟其他囚徒一样,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坐在草垫子上,很粗糙的食物,用瓦盆子盛着吃,惊慌恐惧地等候最后的处分。是张说的哥哥四处喊冤,唐玄宗便派他的亲信,宦官高力士去探望。高力士回来向玄宗报告了张说的惨状,又有提及张说对国家的功劳,唐玄宗动了恻隐之心,宽赦了张说,仅免去中书令一职,仍旧让他编修国史。谁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张说出来后,又卷入人事纠纷。因为贪腐,舆论也不同情他。唐玄宗也许是厌烦了他,开元十五年(727年),勒令张说致仕(退休)。

张说是高官,名人,我们无法揣摩他坐在牢房里的人生况味。这期间,他写过一篇《钱本草》,或许是打开他内心秘密的钥匙。

这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总共一百八十七个字。

他说,“钱”,味道极甜,大热,但有毒。钱能留住美丽容颜,能疗救饥饿,能解危困。

他又说,“钱”“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

他还说,取舍相宜称为义,没有非分追求称为礼。

云云。

总之,他用机智且生动的笔墨,将“钱”的性质、利弊,描绘得淋漓尽致。谨抄前边一小段: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

张说也许是从《神农本草经》受到的启示,把“钱”当作一味中药来研究。而中药,都有其独特的药理、药性,讲究如法炮制,必须懂得配伍。可以治病,也有毒性。在张说看来,“钱”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钱”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张说无疑是头一个。在此之前,西晋文学家鲁褒,针对当时朝纲不振,风气败坏,他有感于“世人贪鄙成风”,有权势的人莫不疯狂捞钱。鲁褒便隐姓埋名,写了一篇积愤之作,题为《钱神论》。语带谐谑,嬉笑怒骂,专刺钱的丑陋与祸害: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憎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而在此之后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他的经典作品《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在倾家荡产、饱尝世态炎凉后,对金钱(黄金)发出了咬牙切齿的诅咒:

这东西,只要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会变成白的,丑的会变成美的,错的会变成对的,贱的会变成尊贵,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个该诅咒的东西,这个人类共同的娼妇!

无论是中国鲁褒,还是外国的莎翁,他们对钱一概是揭示它的丑恶、残酷和血腥。而缺乏像张说一样,对金钱进行全面的描绘、研究和剖析。在张说看来,钱本身并无过错,它可以“能利邦国”。试想,如果没有货币(钱)作为流通的中介,难道仍旧回到用你的山羊换我的布匹、用我的布匹再去换他的粮食吗?问题是,钱“有毒”!前中书令(宰相)张说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如果采撷不合理,就会得霍乱那样的重病!西晋文学家鲁褒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只顾扯着嗓子开骂,却没有意识到获取金钱的方式,决定拥有金钱的人的合法或不合法,罪与非罪。仅就这一项发现,《钱本草》可能是古今中外对金钱进行原创性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我手头的资料,不能证明张说是在牢房里写成《钱本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文章的最初构想,是在牢房里的草垫子上形成的。历朝历代,从古至今,像张说这样级别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关进大牢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还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些人昔日身居高位,道貌岸然,俨是国家栋梁。背地里,他们却是一些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的大蛀虫、心灵肮脏的宵小。他们之所以能够登上高位,最初可能有过一些工作成绩,后来被糖衣炮弹打中;也可能他们从根本上就是一些投机者,唯一的看家本领就是诌媚钻营。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一个个都如丧家狗似的失魂落魄。当然,在带上冰冷的手铐那一刻,他们无不噬脐莫及,悔不当初。前中书令(宰相)张说,也是这样被关进大牢的。张说是高官,同时也是学者。在开头的失悔和痛苦过去之后,他便细细地回忆过去的种种。他没有埋怨检举揭发他的人,而是冷静地思考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于是,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的标本,一个考察的对象。他发现,这一切都是“钱”惹的祸。那么,钱是什么东西?钱是草,是一味中药。凡中药,都可治病,但也有毒。那么,如果用道、德、义、礼、仁、信、智等七种方法去熬炼炮制,如同中药,合理配伍,才可以长期服用,否则就会损伤你的精神和肉体!

于是他便有了写作《钱本草》的冲动。这是他痛定思痛,反思总结,联系社会,论治时弊的成果。相比较而言,那些只知道弄权、捞钱、搞女人的贪官,除了权术和贪渎,他们再无其他本领。堆在牢房里的,充其量也就是一具臭皮囊!

人在遭遇厄运的时候,才会看到他没有伪装的最真实的一面。惟其真实,才能打动别人。洞庭湖边的蚊子和旱蚂蟥,并没有因张说当过中书令(宰相)就不咬他。蚊子咬了蚂蟥叮了,张说所得到的痛楚,跟任何渔民一样,也一样的肿,一样的出血,一样的奇痒难熬。没有疼痛就没有文学。于是他写下了一系列的关于洞庭湖的诗篇。鉴于他的诗词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以及他的地位和影响,这些诗作引领了一代文风的转变。并将李白、杜甫、白居易……引向洞庭湖和岳阳楼,造就了一方文化。而大牢里臭气熏天的草垫子,以及坐在草垫子上的那份屈辱,使他冷静地想到“钱”的一正一反,因而成就了《钱本草》这篇警世恒言的产生。欧阳修说他是“得江山助”,就包含了人生际遇对创作的影响。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规律。当然,欧阳修在肯定张说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他品格上的污点。他在主编《新唐书》时,对张说的贪腐,以及他在牢房里的种种狼狈,全都一一照录。纵观张说的一生,三次任中书令(宰相),处理过许多国务军机大事;多次率部戍边,立下过许多战功;同时写过许多好诗好文章。千百年后,笔者作为客居岳州的后世居民,总是替张说——我们的老长官,感到惋惜。人生在世,日食三餐,夜眠八尺,您身居高位,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过后一想,张说不是圣人,品格上有某些瑕疵,正说明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复杂。这么严肃的话题,愚鲁如我辈者,三言两语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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