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音袅袅　余音绕梁

记者　丁云

苏音袅袅余音绕梁

记者丁云

解放前制二胡，只求像样。图为封明君

昔日盛景

封明君顺手捞起一把二胡，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对着蟒皮敲了两记，之后像举枪一样，从琴拖瞄向琴头，再托起音筒，视线从音板穿过音筒到达半透着光的蟒皮。这期间，他看了蟒皮的张力多少。“如果皮比较厚，声音很闷，穿透力不行；皮薄，声音小，厚度不够。皮的松紧度，不是呱啦松脆，有点闷鼻头……”依此，他判断手里的，不是好琴。

1949年苏州解放，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到苏州，拿了图纸来做一只琴。解放军画来的，叫洋伞柄胡琴，头比较长，上面弯，拿了大炮的炮弹管再蒙块皮。封明君说，苏州胡琴的弯头由此而来，之后逐步缩短。

他见过瞎子阿炳，夏天在吴趋坊、汤家巷一带，一只竹竿筒上蒙块皮，上面一个弯头，背张琵琶，带把黄布伞，被人叫停就拉一曲，给一角、两角。

解放前已有六角胡琴，尺寸没现在大，做工也没这么讲究。筒子里也没有凹镗。为什么放凹镗，有回声，音量可以放大一点，封明君说，那时参考了喇叭的结构。

民族乐器厂里以前有乐器改革小组，是轻工部定点，改革乐器，做革新，都推民族乐器一厂。专业教授也住在厂里跟师傅们一起研究探讨，成功后批量生产。

最兴旺时，厂里人有上千人，什么乐器都做。三个车间，一个车间就有近两三百人。楼上一个工作室里，十二张大台子周围坐满人。现在，每位师傅大概能独拥两张大台子。

当年，苏州是乐器研发、生产基地，全国各地都到苏州来学习，成都、新疆、浙江，包括上海也有人来。“我们是技术组，各地就相互学习。新疆人跑来学习鞔皮，鞔法不同，而他们的皮总是蛮不好。”封明君说。

厂里还常常召开顾问会议，请各个门类的专家来鉴交流，就发展趋势提出艺术要求。

蒋风之、陆修棠、项祖英等，都是二胡车间的常客。赵松龄、陆春龄，赵松龄大弟子蒋国基等人，也都去找邹叙生研究。

1961年全国比赛中，苏州二胡获得第一。1984年又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同年又获行业最高奖，不设金奖的国家质量银质奖。全国二胡制作的尺寸标准，历来是由苏州起草，并不断革新。

苏胡醉美

朱小虎，苏州职业大学艺术系教授，民乐厂二胡音技术顾问。至少已为民乐厂鉴定了25年。每一次到厂里调音鉴定，桌上每一轮放20把配好琴弓的二胡一溜排开，他就洋洋洒洒地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地一把把拉过来。然后回头，再细细过，一一点评。“这把琴，声音浑厚，比较丰满，圆润。声音放得出。”

二胡是民族乐器中最主要的乐器，在弦乐中类似小提琴一样的存在。

它隶属于胡琴一大类，其中除二胡以外，还有中胡、高胡、京胡、板胡、大胡等。市场上的二胡音筒通常是正六角形的。高胡的音筒是圆的。此外还有八角形的，前面八角后面圆的，扁六角形的等。二胡一般拉乐曲、歌曲，不拉戏曲。戏曲有戏曲的胡，粤胡、沪剧胡、黄梅戏胡、锡胡之类，根据演奏员的需要专门定制。

苏州二胡，音色始终最美，最好。质量、做工都很考究。相较于一些地方二胡声音的响而空，苏州二胡的整体性能好，音质、音色统一，灵敏度高，声音清新，有肉感。声音穿透力强。很多现代组曲手法，苏州二胡都能表现出来。琴又结实。

鉴定过程中，他也会不客气地跟制琴师傅讲，你这个声音不行，完蛋了。

二胡鉴定，以演奏和教学的两个角度结合为标准。教学角度与演奏角度也有区别。演奏用于形象塑造，或者给人一种享受；教学遵循的是规范。一把好琴，性能要好，二胡就是二胡声音，不能做成高胡的声音，这很讲究。

民乐厂几代制琴名师做的琴，朱小虎都鉴定过。他了解每个人。调弦听音，就知道是谁做的。从王瑞泉、封明君，到王国兴第二代，再到杨怀兵。王瑞泉的琴属传统型，有传统韵味。封明君也是传统型，他的琴声音很好，很美，很多演奏家喜欢他制琴的音色，整体性能。王国兴制的琴比他父亲的音量大，声音柔和。杨怀兵的，蒙皮质量很高，从教学和演奏角度衡量，都相当棒。“这还是技术问题，一代一代在二胡结构上做了革新。”

制琴还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高手制琴，也不是每一把都好，只是成功率更高。当年鉴定，王瑞泉在一旁听，也免不了心里紧张。听到说他制的琴“声音偏薄，有点紧”，他答，“哦哦哦，有点数码”。天然材料本身有差异，蛇皮也有厚薄，这些都再所难免。

1号笛萧

邹叙生有80多岁了。徒弟张力说，讲话有时听得费劲，但一听音准，嘿，特别敏锐。老先生自己都承认，“习惯了，是一种条件反射，但也不是百分之百。”就好比一直在某一种语言环境中成长，很容易判断口音正宗不正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中国吹管乐器的变革时期，中国的第一批十二平均律排列孔的竹笛便是由他们研制。据说，当年赵松庭称呼邹叙生“中国1号”。因为在厂里，他做完的笛子和箫不署名，刻“1号”。

没有把握的东西，邹叙生不会拿出来

邹叙生16岁到作坊做学徒。师父因为一碗冷饭，跟东家翻脸，自立门户，在阊门饭店附近开设了一家小作坊。当年制作笛箫，是行当里门槛不高的一支，因为竹料便宜，一买一大捆，工具又简单，缺这少那就到隔壁去借，极不讲究。

真正为他奠定制作基石的，是公私合营以后的民族乐器厂，有个中国乐器研究所设在厂里。中国国乐大师，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团体“大同乐会”的郑玉荪，原上海老万里店主沈西园，都来给给他们上课，教授各种乐理知识，他开始学做定音笛、箫。

当代著名洞箫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的戴树红先生，也给予了邹老颇多指导，他也是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技术顾问。

在没有定音仪器时，笛萧调音很难。除了音准，还有音质、音色，无法用仪器衡量。全凭感觉、经验。邹老说，“我的东西可以保证”。

当年，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笛箫演奏家张维良在北京开独奏音乐会，邹老还没退休。张定了两支笛子，一支A调，一支F调，上半场民乐团伴奏，下半场交响乐团伴奏。这不是闹着玩的。邹老两个调子做三支一样的，然后各取一支。一旁的徒弟是周荣庭的女儿，说，“师傅，你要不要多带一支，万一不准？”邹叙生答，不会的。他跨出一步，如果没把握，他不跨。

“旁人看来，我有点骄傲，其实确实有点。但是我有把握。”

到北京笛子交给张，张说第二天早上排练，晚上演出。当天，邹叙生等在食堂，周围不少人，张排练完看到他就说，邹师傅，你那两只笛子行啊，谢谢，朝邹叙生拱手一拜。邹叙生那时没去听排练，肩负责任，他心里总归有压力。

还有一次在上海。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乐器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厂要选送乐器赴会，上海电影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等一干专家云集鉴定定，是一场非评比的评比。

参展前，主管部门的四套领导班子到厂里看成品，唯独他制作的两套笛，先期没有找专家鉴定。有领导问邹叙生，你这个笛子没有专家吹过，就拿到会上去，我们苏州笛子一向是名牌，出了问题要找你。邹叙生答，这两套笛子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给厂里坍台的。领导说，有你这句话就好了。“我自己的笛子我有数。”

上海那日，会议已经举行了两天，隔夜，所有乐器全部排好，第三天早上九点，会场一打开，被请去的俞逊发率先跑进去，两套笛子哇啦哇啦一吹，马上找人去跟邹叙生讲，两套笛子他全部要了。不过俞最终没买成。因为邹叙生告诉他，厂里书记说，展品一律不卖，要买只能到苏州去买，但是可以定制。

没有把握，邹叙生东西不会拿出去。

锣音已逝

行当里，北京、上海、苏州三家独大。北京最早民营化，苏州改股份制，唯有上海仍旧是国营。

多种原因，苏州的民族乐器制作，也出现了分化。

原先的乐器厂经历了改制，保留了部分品种，比如最拿手的胡琴，阮，箜篌等。但不再生产苏笛、苏锣等。厂里出去的制笛师傅自行开设了工作室，延续苏笛一派的制作手艺。苏州制作民族乐器的手工艺人，90%都跟苏州民族乐器厂脱不了干系。后继乏人是最大问题。有些类项里，师傅们退休了，就无人再做了。

苏州以外，一些地方的乐器制作，已形成产业化。

笛萧制作，最好的还在苏州、上海，但产量很小，市场占有率低，知名度也跟着受限，成了小众圈子，只有要求极高的才会慕名前来。

苏笛苏萧的辉煌时刻，张力估计之一是文革样板戏时，那是民族乐器发展的高潮。1980-1995年期间，苏笛的销量也极高。

现在笛萧制作名气最响的是浙江铜岭桥，那儿从前是上海乐器厂联营厂所在地。现在制作笛萧用的竹子，就产自那个村。当地几乎家家户户做这活，但很多人不会吹，做出来的价格也便宜。张力每个月能做30支箫。

二胡也类似。附近的无锡梅村，二胡生产也形成了产业化。苏州手工制作高档二胡的每一套工序都耗时很久。从配料到最后成型，一个经验老道的师傅两个月大概做50把。

苏锣、曲笛、二胡，苏州最出名的三件乐器，涵盖了吹管乐、打击乐、弦乐。苏锣大概是找不到了。

苏锣有一个掣肘，没有把车头的师傅。它是一项集体劳动。笛萧或二胡，可以单人独立完工，但制铜锣，有专门化铜的，有专门锻打坯子的，有专门修型的，有专门定音的。

铜锣过去在民乐三厂生产，而笛萧、二胡在一厂。合并后，搬到联营厂制作，因为无以为继，逐渐消失。据说，如今人工制锣大概要追寻到武汉，也是当地传统技艺。而在苏州东渚，大概有几个翻毛坯的，但没法整个做周全。

2015年11月，乐器厂被其原高档木料供应商收购，对方很看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里蕴含的工匠精神，希望能把产品质量做到极致。筹备了大半年，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展示中国东西南北的民族乐器；展示每一件乐器从无到有；与国内高等音乐学府合作，希望推动苏派民乐器制作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