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唐潇

中国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唐潇

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本文采用2003年～2014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税收分权总体指标，还是税收分权人均指标，都显示我国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并且我国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呈“U”型，税收分权度最小值为3.506。

税收分权 经济增长 税收分权总体指标 税收分权人均指标

2016年3月24日国家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中提到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营改增的全面实施，意味着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必定对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划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2016年4月29日国务院公布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方案中明确规定：“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即使是提高了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地方税收收入比重仍然有所下降。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再次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税收分权还是集权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是否存在一个税权划分的最优水平？本文将从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税收分权度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财政分权思想发展以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模型，简单介绍财政分权的概念，以及本文运用的经济增长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依据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1　文献综述

实证研究方面，学术界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不同学者选取的数据、模型和财政分权指标等不同，研究的结论没有达成一致。张涛和邹恒甫(1998)最早采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选取1978年～1992年的样本数据，以人均省以及省以下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而林毅夫选取1970年～1993年省级数据，选用边际留成比例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得到的结论却是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采用各地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支比重等7个财政分权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也认为中国财政分权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涉及税收分权的文献却很少。沈伟(2008)将税收分权变量引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中，分1982年～1992年和1995年～2005年两个时期分析我国税权划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我国税权划分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单新萍和卢洪友(2011)选取1999年～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地区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和地区人均税收收入占全国人均税收收入比重为税收分权指标，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使得税收分权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

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取

2.1实证模型

依据巴罗引入公共资本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借鉴沈伟(2008)的计量模型，设定本文具体的估计模型为：

其中αn(n=0,1,2,3,4)为常数，是随机干扰项。被解释变量Y是各省名义人均GDP增长率(rjgdp)，表示第i个省在第t年人均GDP增长率；为一组核心解释变量，即税收分权指标和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包括DCexp、DCavgexp、DT、DTavg，定义如下：DCavgrev=各省当年预算内财政支出/全国当年预算内财政支出；DCavgexp=各省当年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全国当年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DT＝各省当年税收收入／全国当年税收收入；DTavg＝各省当年人均税收收入／全国当年人均税收收入。为投资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中各省的投资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近似替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增长率中各省劳动力用各省从业人员人数近似替代；为一组控制变量，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较大，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通货膨胀率(p)，通货膨胀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通胀率表示。

2.2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2003年～2014年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从业人员数据整理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分析样本是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值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结果分析

分别以总体分权指标和人均分权指标进行回归检验，并对每一次回归都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都是强烈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社会飞速变迁，给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一些乡村人才流失，居民幸福感低下、乡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乡村治理缺失等问题日渐显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变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境况，乡村振兴直接影响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因此，发现与提升乡村内在价值、推动城乡均衡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表2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回归结果(2003年～2014年)

表2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分权总体指标与省际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税收分权人均指标在5%水平上与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指标则无论是总体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与经济增长关系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由于现实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考虑到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度与对外开放程度大小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地方政府参与度(involve)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两个控制变量，检验上面结果的稳健性。经济参与度等于各省财政收入占各省GDP比例,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各省GDP比重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按照当年人民币对100美元年平均汇价换算成人民币计价额。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无论是总体指标还是人均指标，税收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同时，结果不仅证实了以往研究中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还表明我国当前税收分权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3.2税收分权度实证结果分析

进一步分析税收分权度，在模型中加入税收分权指标的平方项。依然分总体分权指标和人均分权指标进行回归检验，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加入税收分权指标平方项后，不论是总体指标还是人均指标，税收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分别为负和正，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新加入的税收分权平方项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此基础上再引入政府参与度(involve)和对外开放程度(open)两个控制变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总体指标和人均指标平方项的系数都依然显著为负，但的显著性稍微有所下降，但不影响稳健性，因此总体上，加入税收分权指标平方项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由于人均税收分权指标剔除了各省人口对该省税收收入规模的影响，消除了人口规模造成的税收分权度指标的差异，更合理地表现了各省的实际分权度，加之总体税收分权指标与人均税收分权指标变量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都一致，因此下文选择人均税收分权指标对税收分权度进行分析。项系数显著为正，DTavg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税收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呈“U”型。

将表3Ⅲ列系数带入估计方程中，如公式(1)所示。

表3　加入税收分权指标平方项后回归结果(2003年～2014年)

rjgdp=0.196-0.119DTavg+0.017+0.063DCavgexp+ 0.0581k+0.088l－0.095p (1)

对(1)式中rjgdp关于DTavg求一阶偏导并令等式为零得到税收分权度最小值为3.506。当DTavg＜3.506时，税收分权增强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当DTavg＞3.506时，税收分权增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根据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我国当前DTavg平均值为0.517，最大值为3.303，低于3.506，表明现阶段我国提高税收分权度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选取了税收分权总体指标和税收分权人均指标两个指标来衡量税收分权水平，以税收分权指标和对应的预算内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了控制变量综合考虑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巴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总体指标还是人均指标，税收分权都与地区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我国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呈“U”型，当税收分权度为3.506时，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小，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制度下，提高税收分权度不利于经济增长。

4.2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阶段，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没有建立完善的政府预算制度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无法很好的匹配，地方政府行为也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提高税收分权水平反而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和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非税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清费立税”，规范政府收入，将所有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一，集中财权的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其二，将转移支付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并加强有关转移支付的立法，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

第二，在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权。地方政府依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财产税的税源较为稳定，税基不易随地区发生转移，不容易转嫁，可以直接作用于调节地方经济发展，借鉴国外普遍经验，地方政府可以选择财产税作为主体税源。在预算管理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基础上，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征税权、发债权以及税收立法权。

第三，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进行改革，改以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为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指标综合的考核机制。完善地方经济参与度，地方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而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多针对其消费偏好的公共物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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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0298(2016)11(a)-15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