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中美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

张彬

文章编号：1001-148X（2016）08-0016-09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美间低中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进行测度，并选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至2013年，中国低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力度都较强，水平和高层次产品则较弱，说明中国各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及（或）整个价值链的实力仍旧不足；中等技术产业状况要好于低和高技术产业，显示中国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相关因素对我国产品出口层次改善的作用不显著甚至是负向作用，且产业技术和产品层次越高，作用的不足越明显。

关键词：产品层次差异；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4-08

作者简介：张彬（1987-），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市李沧区自贸区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中韩自贸区与山东省经贸发展研究”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FDI撤资与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12CJL04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沿海外商投资企业撤资风险防范”，项目编号：12YJC790109。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实体经济在促进各国（地区）经济恢复、发展以及维持、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各国努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并提出各种举措强化科技研发，以提升其在产业竞争力中的作用，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国家。比较中美两国产业的竞争力对于评价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效果和认清我国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产业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产品的国籍日渐模糊，仅仅通过传统进出口指标来反映一国产业的竞争力越发不准确，而从价值链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则可以使该问题得到更合理解释。价值链视角下某一产业的竞争力状况最终体现在其产品出口价格上。产品重量越轻，价格越高，则单位价格就越高，在价值链相应环节乃至整个价值链的附加值能力就越强，层次就越高。作为价值链上附加值较高的上下游，一国（地区）某产业的研发能力和成果越强，销售环节的软硬件设施越完善，能附加在单位产品上的价值就越多；同时，一国（地区）技术实力、劳动者素质等软件资源和固定投入等硬件资源越具比较优势，其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于低技术经济体会更高，体现为产品增值能力和程度越强。两者最终都表现为产品的层次和单位出口价格较高。

发达经济体往往在研发环节和技术上具有优势，其产品也多作为中间产品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所进口，因此作为最终品生产的开始阶段，其较高的研发能力和成果往往体现为产品较高的单位出口价格，而随后的制造加工虽然使产品的价格增加，但是产品的重量也相应增加。鉴于本文后续的贸易数据源自于UN Comtrade，贸易规模能以重量得到统一衡量，这使研究变得可行，即在以单位价格衡量时，制造阶段只有单位增加值强于研发环节的单位增加值，该阶段产品的单位价格才能不被下拉。销售环节亦如此。

本文拟通过构造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新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中美间低、中、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状况，量化分析影响中国竞争力的因素及其作用，以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国内外都有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就国外研究而言，理论方面，较早的如美国Scherer（1970）提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段论范式，认为市场绩效是产业竞争力的表现，而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则是市场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而决定着产业竞争力的强弱；Poter（1985）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企业各种创造价值的活动构成企业的价值链，而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广化的今天，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在价值链各环节上的盈利能力，而不同企业在不同价值链和环节上的竞争力构成了不同产业的竞争力。实证方面， Lipovatz（2000）选取劳动生产率、垂直专业化、科技创新和企业规模因素，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就其对希腊食品和饮料部门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Avella（2001）就西班牙大型企业竞争力及制造策略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Barge-Gil&Modrego（2011）对西班牙不同特征企业的竞争力状况及研发和科技的组织形式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国内的研究文献方面，对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金碚（1996）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做了较为权威的阐述，并从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任若恩（1998）以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通过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比较，指出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来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维持这种成本优势的途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裴长洪（2002）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产业竞争力的分析模式不应一成不变；邹薇（2002）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刘林青和谭力文（2006）从价值链视角构建了产业竞争力评价的二维模型，分析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典型模式和演化轨迹；程宝栋等（2010）结合钻石模型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创造出评价产业竞争力新框架，指出产业资源基础转化、产业集聚和产业规模化经营是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产业政策则通过对这三方面的作用间接影响产业竞争力。

纵览已有文献，理论上的最新创新不多，主要是结合已有理论，通过选取相关指数或者从价值链视角就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并通过实证就其影响因素及作用进行检验，而基于贸易产品层次差异对不同经济体间的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随着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主流并不断细化，各产业下各国（地区）相互出口的产品层次差异越发明显。因此，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研究一国（地区）产业及产品相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力，能使研究更为准确。

综上，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无论在低、中还是高技术产业上，低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力度都较强，而在水平和高层次产品上则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在各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及（或）整个价值链条的高端化上实力仍旧不足，产业优化升级的成效不明显。同时，相对于低技术和高技术产业，中等技术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最为显著且在不断走强，且就其指数构成看，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亦大于低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即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相对要低，显示出中国在这三种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结构优化上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就各产业及其各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值本身看，整体而言，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出口的本土附加值仍较低，竞争力较弱。

四、中美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就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而言，规模经济将使各国（地区）同一产业下产品种类增加，层次差异更为明显，产业内贸易增强，贸易各方所得也因产品层次差异而不同；需求差异亦是各国（地区）相同产业下产品层次差异和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技术差距使各国（地区）的制造加工能力和程度不同，也会导致相同产业下产品层次差异和产业内贸易。就全球现实状况看，对外直接投资促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广化，投资者在对东道国的选择、投资规模和结构上不断变化以利用东道国的优势资源，进而导致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同一产业下生产和贸易产品的层次差异；同时，对研发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影响各国（地区）的技术水平，亦是其产业发展水平及产品层次差异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分类没有与Lall（2000）按照SITC分类对产业技术层级的划分相衔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为了研究的可行，本文对此做相应完善。在此基础上，将基于产品层次差异下低中高技术产业整体及其下各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上：将中国低中高技术各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数占其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scale）作为规模经济的衡量指标；将中美两国人均GDP之比（gdpper）作为需求因素的衡量指标；将中国低中高技术各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含港澳台）所占比重（forecap）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状况的衡量指标；由于产业关联效应，一国（地区）各产业的研发投入和绩效不仅直接影响本部门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且这些产品作为中间投入间接影响其他部门，按照技术差距理论，会进一步影响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和规模，因此本文使用两国的研发总投入之比（R&D）作为技术因素的衡量指标。

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时间跨度为2001年至2013年。

（二）长期实证分析

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首先要对各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各变量在一阶差分之后都为平稳序列，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鉴于各变量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实证过程中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对各个变量采用对数形式（对数形式的采用使变量单位的变化只会影响常数项，不妨碍显示其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同时，为了在采用对数形式后各变量仍为正值，用百分比或万分比作为其单位。整体而言，各回归结果的残差都不存在自相关及单位根，说明残差是平稳序列，各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解释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最终结果较为有效。

首先，就低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2），其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Total）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但是各系数都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这些解释变量对中美间低技术产业整体产业内贸易作用不显著。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的三部分：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Low）的实证结果显示，（1）该产业中大中型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对其有正向作用，前者系数较大且显著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结合中国在低层次产品上对美出口力度更强，对美低端中间品（尤其是能源、资源类）的进口也会相应增加，规模经济有助于两国间该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以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但是系数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即其作用不显著。水平（Medium）和高层次（High）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则显示，这四个解释变量（除gdpper对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显著正向作用之外）的系数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对两者的作用不明显。结合美国在水平和高层次产品上对中国的出口优势，整体而言，规模经济、在华外资、需求和技术因素对中国低技术产业产品层次的改善和高端环节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较弱，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国内本土该类产业企业研发力度的不足和在华外资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本土企业利用低端要素价格优势增加出口的特点较为明显。上述结果和现实较为相符，进一步说明该回归结果较为有效。

其次，就中等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3），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类产业下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都为正值，前者的系数较小且不能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为负值，显著拒绝零假设。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看：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类产业下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对其有正向作用，前者显著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而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都起到负向作用，前者系数拒绝零假设，后者则反之。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都有负向作用，且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而另外两个变量则反之。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四个解释变量都起到负向作用，其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而后两个变量则反之。结合中美在中等技术产业低中高层次产品上对彼此的出口优劣势，规模经济没有对中国中等技术产业产品层次产生提升作用，而中国该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和中美研发投入之比变量在四个回归方程中系数的特点进一步说明，中国该产业下大中型企业较多承接了外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对美国高层次产品进口依赖较大，高端出口优势不足。上述与现实也较为相符，实证结果较为有效。

最后，就高技术产业的结果看（见表4），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该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系数为正值，但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规模经济因素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作用不显著；后面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但只有国内该产业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具体到该产业内贸易指数构成的三部分：（1）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起到正向作用，但系数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两国人均GDP之比变量（gdpper）虽显著拒绝零假设，但是为负值。（2）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系数虽然有正有负，但是都不能显著拒绝零假设。鉴于上述解释变量系数的特点，结合前面基于产品层次差异的两国高技术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中美分别在低中高层次产品上对彼此出口的优劣势，相比于低技术和中等技术产业，规模经济、在华外资、需求和技术因素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品层次改善和高层次产品对美出口作用不显著的状况最为突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低端、低附加值环节的特点更明显，外资的控制力度更强，本土高技术产业发展成效更弱。上述与现实也较为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实证结果的有效性。

（三）短期误差修正实证分析

前文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接下来进一步就两者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回归检验。鉴于分析过程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舍去系数不显著和（或）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的解释变量，最终的结果如表5至表7所示。整体而言，各回归结果的误差修正项系数都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同时，残差都不存在自相关，因此回归结果较为有效。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采用差分形式，所以解释变量系数的含义为其变化对被解释变量变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

就低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对中美间该产业内贸易的增加有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短期内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华资本的增加需要进口其他行业的相关设备、技术和中间品，以便后续生产的开展①；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与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同向变化，符合需求和技术差异理论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的提升对该层次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正向作用，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变化的作用不显著，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与该层次产业内贸易虽同向变化，但其数值较小，作用较弱。（2）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变化的作用不显著，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和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则反之，且前者的变化起到负向作用，后者的变化起到正向作用。（3）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cale）变化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变化的作用则反之。总体而言，规模经济因素（scale）的提升短期内会增加中美间该产业的产业间贸易，结合美国对华高层次产品出口具有优势的特点及该变量长期对两国间该产业内贸易的正向作用，说明国内低技术产业产能增加的同时，也增大了对美国高层次产品的需求；而外资因素（forecap）和技术因素（R&D）的变化分别对两国间低层次产业内贸易不显著和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高层次产业内贸易都显著的正向作用，以及对整体产业内贸易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进一步说明中国低技术产业的高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很多是外资企业实现的，本土企业对美出口较多集中于低层次产品，并且外国对华投资使中国对美国高层次产品进口依赖较大，这进一步凸显中国本土企业在低技术产业及产品的高端化上成效不佳。

就中等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对中美间该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中等技术产业上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外国在华资本的增加更多的是利用中国较高产能；中美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变化的负向作用，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即中国对美国高层次产品，尤其是其中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较大；两国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变化的作用不显著。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大中型企业占比变量（scale）和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就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上述两个变量的提升，前者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后者的作用则不显著，而两国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提升则分别起到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和显著的负向作用。基于解释变量的变化在中等技术产业整体和低中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系数上的特点，我国该产业表现出和低技术产业相似的特点，高端化成效亦不足。

就高技术产业而言，短期看，其国内实收资本中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会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起到较大负向作用，且系数显著拒绝零假设；两国间人均收入之比变量（gdpper）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系数虽为负值，但不能拒绝零假设。具体到三层次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低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各解释变量变化的作用表现出和高技术产业整体产业内贸易回归结果相似的特点；就水平和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该产业的大中型企业占比变量（scale）的提升对两者的增加作用都不显著，国内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变量（forecap）的提升对前者的增加有正向作用，对后者的增加作用则不显著，而研发投入之比变量（R&D）的提升对后者的增加起到显著负向作用。基于解释变量的变化在高技术产业整体和低中高层次产业内贸易系数上的特点，我国高技术产业亦表现出和中等及低技术产业相似的特点。

五、结论

就实证结果看，中国不论在低技术、中等技术还是高技术产业上，对美低层次产品的出口力度较强，但是在中高层次产品上，美国对中国有着出口优势。可见，中国在产业高端化进程上的成效仍不足。不过，在中等技术产业及其各层次产品上，中国对美国出口力度在提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在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优化上有可喜改善。

具体到各影响因素，各技术层级产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变量（规模经济因素）的提升，有助于中国低技术产业对美出口的增加，但无助于改善中国各产业产品层次和对美高层次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中国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比重（外资因素）和中美研发投入之比（技术因素）的提升会增加中国对美国高端产品尤其是中间品的需求，这在高技术产业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结合中国低层次产品对美出口力度更强，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加工贸易规模较大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仍在两国间各技术层级产业内贸易上有较大作用，尤其是很多高层次产品的对美出口并非由本土企业实现，这些都凸显中国产业的高端化进程不足，本土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较弱。究其原因，外在因素方面：（1）美国等众多经济体实体和高新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对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回升；（2）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华部分产业的回流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自主技术升级的进程；（3）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以及对中国核心技术的转移限制和控制，进一步阻碍了中国产业的优化升级。国内方面：（1）中国承受经济长周期和短周期双下滑的压力，仍需借助中低端产品出口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2）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的失业压力，使中国仍需维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技术研发的缺陷和滞后性使中国本土技术提升进程仍旧较慢；（4）政策和资金上的不足进一步限制了高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整体产业优化升级的带动作用。

注释：

①长期看，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即随着外资在华生产的展开，产能和产品种类增加，能更好地满足美国等众多经济体对低技术产业不同产品的需求，产业内贸易会随之增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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