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特征及其创作形态

杨允

摘要：天子文学侍从是西汉文学家的主体类型之一。西汉统治集团要“润色鸿业”，众多文士希冀以文求显，双方意趣相契合，因而形成特殊的文学群体。天子文学侍从既有共同的群体身份特征，也有各异的个体身份特征。他们得到的官职不同，出身、经历、升迁途径各异，掌握的知识体系也各有不同。有的善经学，有的喜纵横家言，有的“不根持论”，彼此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都存在差异。在留下的传世文学文本中，既表现出西汉天子文学侍从“应命承制”“润色鸿业”的群体话语特征，又充分彰显不同创作主体“依违谲谏”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文学文本也显示出各异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西汉；天子文学侍从；身份特征；创作形态；艺术个性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43-08

一、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的群体特征

西汉天子文学侍从是时代的产物。汉高祖、汉文帝在历史上都留下卓越的功绩，但他们没建立自己时代的文学群体。汉武帝、汉宣帝等喜欢文学，注重文化建设，希望文学才能之士为自己“润色鸿业”，“宣大汉之声威”，于是广引四方豪俊及博习之士进于朝，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学群体。这些“言语侍从之臣”得到天子的格外欣赏，他们随侍天子左右，应命承制，为文献赋，创作了大量彰显天子文学侍从群体特征、又别具主体个性特征的作品，铸就了西汉文坛独特景观。这些作家多数都留下了传世作品，而这些作品虽然各有相异的风格和内容，但也显示出了一些共性特征。

1.文学殊荣与时代审美取向

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群体的形成不同于个别作家的产生，它对时代乃至天子审美取向的依赖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文学侍从是特定时代、特定天子政治文化需求、文学需求的产物。著名的文学侍从如严助、枚乘、枚皋、东方朔、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集中出现在武帝、宣帝、成帝朝。这几代君主崇尚道术艺文，重视诗赋、乐舞，自己有时也进行文学创作。天子对文学艺术的喜好、倡导，对文学创作的褒奖，是文学之士娱侍天子、成为文学侍从的前提。

《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①《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云：“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②武帝即位后，大力推动文化制度建设，北征匈奴，南定闽越，开置边郡，急需文武贤才。因此，朝廷多次选举贤良文学之士，延请贤人参与谋议；四方士人也积极上书自荐。大批文学才俊得以展露锋芒，获得皇帝赏识，进而成为天子的文学侍从和智囊人物。《文心雕龙·时序》云：“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

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③这些记载都说明，汉武帝朝是文学繁荣昌盛，文坛群星闪烁的时代。

实际上，枚乘是景帝时文学成就已斐声海内的作家，司马相如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景帝不好辞赋，枚乘虽得到诸侯王的垂青，却不被中央王朝认可。武帝自幼喜爱文学，为太子时就爱读书、喜辞赋，仰慕枚乘的文名。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体弱，死于途中，武帝以为憾事。武帝初读司马相如早期作品《子虚赋》，甚为赞赏，慨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④听说是司马相如所作，当即召他入朝。从司马相如、枚乘的经历足见：天子的文学修养及审美取向为文学侍从群体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汉宣帝刘询“高材好学”，曾“受《诗》于东海澓中翁”。即位后，积极擢拔文学才能之士，“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⑤宣帝以武帝为榜样，热衷于经学与文学，这就为文学之士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王褒等文士齐集宣帝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宣帝品第高下，“以差赐帛”。有些人认为王褒等人的作品是“淫靡不急”的休闲之作，不应获得赏赐。宣帝反驳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⑥宣帝从审美意蕴多样性的层面对辞赋给予肯定，给予文学创作和文学侍从群体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班固《两都赋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⑦天子的文学观与审美取向对文学侍从群体的生成、活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2.辞理俊茂的主体造诣

西汉天子对文学的喜好与重视给贤良才俊创造了外在机遇，而文人杰出的艺术天分和文学素养则是其获得天子文学侍从身份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概观西汉的天子文学侍从，大多都是“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⑧，因动人的言说而获得文学侍从身份。

东方朔在上书时极尽吹嘘之能事说：“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⑨东方朔以极度自信的语气，巧妙运用铺排、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高自称誉”⑩，夸耀自己才德兼备、文武双全，俨然“举世无双”。据《史记·滑稽列传》云：“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如此的自我推销，实在令人惊奇，武帝看了后，“伟之，令待诏公车”，以之为郎，常侍在侧，“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此后，在时兴的射覆游戏中，东方朔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语言才能，“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武帝乃“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严助通过郡举贤良的渠道进入朝廷，“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诏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枚皋善于利用枚乘在文坛的威望，上书朝廷，自称是枚乘的儿子。武帝大喜，召他入见，“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枚皋得以时时在武帝左右。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在很长时间内不被赏识。武帝偶然间阅读此赋，为其杰出的文采所震撼，误认他为前代作家，情不自禁地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告诉武帝此文乃自己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武帝“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武帝遂令他创作。相如创作了《子虚赋》的续篇《上林赋》。这篇赋以恢宏的气势描绘天子在上林苑狩猎的场景，表现出汉王朝的盛世景象和豪迈情怀，“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赋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说。”遂命相如为郎。由此，司马相如成为武帝文学侍从群体中的一员。王褒是蜀人，有俊材。为刺史王襄作颂展露才华，经王襄举荐而被宣帝征召，受命作《圣主得贤臣颂》。赋成，宣帝十分满意，遂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待诏，王褒多次随从宣帝狩猎，他参与的活动和到过的宫馆，都成为文学题材，常呈献赋颂，获得肯定。

汉成帝刘骜“壮好经书”，尤“精于《诗》、《书》，观古文”，他诏令刘向领校《五经》秘书，又“使求遗书于天下”。有人向他举荐扬雄，说其文章有司马相如之风采，成帝遂“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从此，扬雄成为成帝身边的文学侍从，时时随行。

“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士无所行矣。”综上可见，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严助、王褒、扬雄等都是因辞理俊茂的主体造诣而成为天子的文学侍从。

3.文学侍从身份的规约

天子文学侍从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以“言语侍从”为共性标志，他们“侍从”天子，时在左右，“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他们的创作动机带有明显的从属性，即赋天子所感，甚至是受命创作，他们作品的题材与审美取向也带有明显的宫廷属性。

据《汉书》所载，文学侍从皆随时应命，受诏则赋。如枚皋身为文学侍从的典型，他“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又如严助是武帝最得力、最亲信的大臣，诏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再如司马相如，《汉书·佞幸传》云：“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又如王褒，因文才引起朝廷关注，受宣帝之命作《圣主得贤臣颂》，深得宣帝赏鉴，于是待诏金马门，成为天子的文学侍从。王褒经常跟随宣帝畋猎，并受诏写作赋颂献纳，宣帝品评优劣，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这期间，太子身体不适，精神恍惚，宣帝乃令王褒等到太子宫，每天诵读新颖的文章和他们自己创作的诗赋。太子尤其喜欢王褒所作的《洞箫赋》《甘泉赋》，令后宫贵人、左右都诵读这些作品。扬雄以文才入京师，待诏承明殿，作为成帝的文学侍从，随帝左右。扬雄所作的《河东赋》《甘泉赋》，东方朔所作的《封泰山》《责和氏璧》《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等，都体现出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特征，表现出这一身份规约下的题材与审美取向。

二、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的个体特征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群体，严助、枚皋、东方朔、扬雄等人有着共同的群体特征。但这一群体是较为宽泛的。实际上，他们每个人又有着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在官职身份、知识构成、艺术个性、人生追求、仕途际遇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其创作往往表现出共性下的个性特征。

1.仕途顺逆

天子文学侍从并不是实际的官职，而是对以文才奉侍于天子的文士的泛称。随侍天子身边的臣僚地位、俸禄、职责有很大差别。严助、朱买臣为中大夫，受命与大臣辩论，参与决定朝中大事，奉命出使，传达天子意旨，他们的俸禄为二千石。而枚皋、东方朔待诏公车，奉禄薄，“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二人为郎，随侍天子左右，虽较亲近，但俸禄仅四百至六百石，而且没有实权，不能承担重要职责和使命。文学侍从的实际官职有很大差别，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地位、职责乃至眼界的不同。作为他们共性的天子文学侍从这一泛称，并不能掩盖他们实际官职的差异性质。严助、朱买臣在与大臣论辩中对王朝长远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思考，是以诙谐事君的枚皋、东方朔无法企及的。

另一方面，他们在仕途上的升迁、坎坷也会影响其作为文学侍从的创作。有的人地位几十年间变化不大，如扬雄入朝为郎，他的同僚有的连连晋级，位为三公，而他历事三代天子，却一直在郎署，后因年纪太大被照顾提升为大夫；枚皋、郭舍人俱在天子左右，官职无大变化。朱买臣为中大夫，后坐事免官，很久后，召为待诏，拜为会稽太守，再征入朝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进入权力中心。数年后，坐法免官，复为丞相长史，仕途大起大落。

仕途顺逆，官职、俸禄等都是天子文学侍从的现实存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人生命运，荣辱、贵贱乃至情感经历无不与之相通。天子文学侍从这一群体性特征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官场的具体存在。

2.学识素养

天子文学侍从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在学识素养方面差别明显。有的学识广博，有的则浅陋无学，有的在众人中以聪颖智慧著称，有的则以应对机敏知名，有的以嬉戏诙谐存身。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曾受到良好的经学教育，据史书记载，文翁为蜀守，“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可见，司马相如学识渊博，拥有较好的经学、小学基础。另外，司马相如通晓音律，善鼓琴，远近知名。临邛令王吉宴请相如，酒酣耳热之时，请相如鼓琴，并说：“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鼓琴不仅赢得嘉宾喝彩，还赢得了才女卓文君的爱情。良好的学识修养使他深受武帝赏识，命他出使西南夷，对开辟西南地区，安定那里的人民做出很大贡献。同时，广博的学识也使他在《子虚赋》《上林赋》的铺排渲染中得心应手。

严助不像司马相如那样通晓名物、音律，但他学识渊博精湛，机敏善辩，能发现问题症结，经世致用。武帝曾赐书严助云：“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从武帝所赐之书以及严助的回答明显可见，严助对纵横家及春秋学的修养有坚实基础。《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云：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朝廷告急。太尉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严助反驳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此即严助的《诘太尉田蚡》。在这篇文章中，严助驳斥田蚡以秦为榜样处理南越问题，是十分狭隘的，明确提出要以汉王朝之德辉光耀万邦，充分表现出汉王朝“大一统”的视野和襟怀，观点鲜明，义理雄赡，言辞犀利，气势充沛，既有纵横家的雄辩，又有《春秋》公羊学的义理，这是其他大臣都不具备的。

东方朔在上书中表明自己“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按其自述，似乎他对经学、史学、文学及兵家知识无不精通。当他看到公孙弘、严助、司马相如等，都作为朝廷使臣处理大事，立功受奖，或为郡守，或晋升为公卿，而自己长期居于郎署，为下级官吏，只能与枚皋、郭舍人等以逗乐诙谐为特长时，他也想在朝廷制订国策方面显示才华，得到重用，于是便上书阐述农战强国的构想，遗憾的是，他的文章中充满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主张，而且他谈论这样严肃的问题时，仍然改变不了诙谐放荡的口吻，虽然文章很长，却终不见用。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表明他们的学识修养远未达到主流文化的要求，也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见识和能力。

3.个性秉赋

天子文学侍从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秉赋，枚皋、东方朔、主父偃、扬雄同为天子欣赏的文学侍从，但这几个人的个性及人生追求却迥然有别。

枚皋年少失于教诲。枚乘在梁时纳妾生枚皋。梁孝王去世，枚乘返回家乡淮阴，小妾不肯同行，枚乘怒，给枚皋留下数千钱，将他留在母亲身边。枚皋十七岁时，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三年后，作为梁共王的使臣，与随从发生争执，被谗言诬陷获罪，家室被抄没，他只身逃亡到长安。后遇大赦，他上书北阙，自称枚乘之子，受到武帝召见。枚皋平时“好嫚戏”，“诙笑类俳倡”，以幽默诙谐取悦天子，时时按着武帝的意旨写作，皇子出生、皇后封立，皇帝巡狩、塞河、游观、射猎乃至狗马、蹴鞠、刻镂等，“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他很聪明，才思敏捷，受诏辄成，写作的赋很多。

东方朔也以诙谐著称，但他为人通达，机智多端，“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他不完全屈己阿主，在奉侍主上的同时，还保留着一丝严正。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寡居，宠爱美少年董偃。董偃仰仗窦太主的宠幸，与权臣交游，郡国热衷于狗马、蹴鞠等杂耍游戏的人都汇聚在他周围。董偃常带着这些人跟随武帝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斗鸡、赛狗。武帝在宣室为窦太主设宴。谒者引领董偃赴宴，当时东方朔为郎，持戟侍卫于殿下，不许董偃进殿，并对武帝说：“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武帝问曰：“何谓也？”东方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诸侯惮，奈何乎陛下？”“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这是东方朔直言进谏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武帝接受他的进谏，将宴席撤出宣室，改设于北宫。东方朔“指意放荡”，“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当时朝廷贤能很多，武帝问东方朔：“如今公孙弘丞相，倪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等人，都能言善辩、才智弘达，文辞横溢，你与他们相比怎样呢？”东方朔回答说：“臣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说话之谐谑如此。另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建章宫后合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东方朔以机智诙谐求赏赐，以异物比附瑞兆，左右逢源。《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上容”即容身避害的上策，“首阳”指伯夷、叔齐，二人反对周武王推翻殷商政权，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饿死。“柱下”指老子，老子曾为柱下史，隐于朝。东方朔告诫儿子不要学伯夷、叔齐，而要以老子为榜样，这是他对自己隐于朝堂，滑稽玩世一生的解说。东方朔玩世不恭，戏天子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他曾酒后进入殿中撒尿，被定“不敬”之罪。武帝对他较为怜惜，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后又任命为中郎。

主父偃以政治敏锐著称，他上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都能切中当务之急。他本学长短纵横术，晚年才学《易》《春秋》、百家之言。他与人相处关系紧张，在齐，与诸儒生矛盾尖锐，不容于齐。经费拮据之时，竟无人肯借钱给他。后北游燕、赵、中山，到处碰壁，没人愿意接待他。入朝后，受到武帝重用，他较多关注诸侯、大臣隐私，曾揭发燕王定国阴事，致使大臣都怕他揭发自己，便以重金笼络他。有人说他“大横！”他却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他认为实现个人功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情。主父偃得势时，客以千数，后来被灭族处死前，竟无一人去看望他。

扬雄为人平易宽和，“玄渊源懿”，“好深湛之思”，淡泊名利，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汉书·扬雄传》云：雄“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桓谭《新论·识通》载：“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无一石余粮，他却十分安然，潜心于经籍学术，“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他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潜蛇蛰，遇不遇命也”。他在《解嘲》中写道：“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在《太玄赋》中，他列举了屈原、伯姬、伯夷、叔齐、伍子胥等人的悲惨结局，进而指出，权势、名利、受制于人君只会无辜身死，因此自己绝不蹈其后尘，而要遨游于太玄世界，荡然肆志，追求内心世界的充实。

三、西汉天子文学侍从创作的多样形态

我们分析西汉天子文学侍从身份，既要关注其群体性特征，要关注群体中单个作家的个体性特征，还应深入分析文学文本折射出的他们身份的特征，即文本的主体显示。

1.鸿业兴感

天子文学侍从是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作家群体，这样的处境有利于他们更直接、更便捷地感受盛世文化建构的进展，感受时代气息。西汉天子文学侍从主要在武帝、宣帝时活跃于文坛。经过汉初的调整和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期，经济富庶，社会繁荣，西汉王朝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隆和繁盛，“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经济繁富的同时，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发展，武帝广招四方贤士，“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书·宣帝纪》载本始二年诏曰：“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武帝外扬武功，内兴文学，造就了汉世佳音。如此的社会现实及政治环境，极大地开阔了西汉文人士子的胸襟，激发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热情。正如班固《两都赋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他们亲眼看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成就与变化，感受到王朝的强盛、社会的变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融入盛世伟业中，称赞、颂扬这些辉煌的功业，肯定圣主、贤臣在这伟业中的贡献，乃是文人情怀自然的、必然的表现，更何况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天子文学侍从群体。司马迁说：“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班固将歌颂时代巨大变化，颂扬王朝真实的功业视为己任，“润色鸿业”是天子文学侍从创作的显著特点之一。这充分表现出作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武帝十分欣赏《子虚赋》，听说是司马相如所作，便征召入朝。而司马相如在武帝面前肯定了《子虚赋》是自己所作，又进而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这充分说明司马相如感受到《子虚赋》创作之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要写出讴歌新时代的新作品。于是，他创作了《上林赋》。上奏后，天子大说。司马相如创作《上林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上林苑的巨丽之美，表现出汉帝国的强盛与繁华，凸显了汉天子的尚德崇义和大汉声威，最后，曲终奏雅，归之于讽谏。

在这样的情景下，他们不是违心地逢迎，也不是肆意粉饰现实，他们的感受与天子感受相通。这类作品的产生基于天子文学侍从对时代与主流文化的认同。在他们的创作中，“润色鸿业”成为他们真诚的自觉的艺术定性。

一些受到重用的文人在创作中常常急国家之难，主动请缨，有为“国家便利”而创作的责任担当。有的文学侍从具备政治才干，“与闻朝议”，出纳王命，尽忠竭智，“因言国家便利”，于是产生许多解决朝廷棘手问题而又富有文采的佳作。

西汉建元六年，闽越兴兵攻南越，武帝遣两将军诛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认为“兵者凶事”，“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刘安从得失利弊角度衡量，认为不值得出兵救助。当时大军已出，战争的结果是闽越王被杀，其弟率众投降。为表彰淮南王对朝廷大事的关心，武帝命严助出使，向淮南王阐述王朝此举的原因和意义。严助说：

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

晓喻中，严助首先对淮南王关注王朝、积极上书给予肯定；然后笔锋一转，针对淮南王上书中的主要论点之一——“兵者凶事”展开驳斥，明确指出战争固然是凶事，是明主所慎用的，但“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接着指出，大汉统有四海，天子的职责就是保护万民的平安。闽王兴兵作乱，势在必诛；进而阐明汉朝廷的用兵原则是“诛而不伐”，此次出击闽越，“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乃天子深谋远虑的结果。严助的《喻淮南王》，论点鲜明，层层深入，逻辑严密，谈锋犀利，表现出非凡的政治视野和论辩能力。言人所不能言，令朝野叹服。

2.通感与超越

应命承制是西汉天子文学侍从文学创作的经常性形态。天子文学侍从的文学创作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应命承制，“上有所感，辄使赋之”。这些天子的“所感”，既有政治、文化方面成就的“鸿业”，也有天子家中的事，如立皇后、生子、立太子，还有天子休闲娱乐的活动与兴趣，如打猎、赛马、斗鸡、赛狗、踢球等，但不论所感的层次如何，就文学创作来说，其间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题材的规定性，这就是以“上有所感”为特征的题材与情感的特定要求。也就是说，一定是天子感兴趣的题材，至于作品的感情基调，则必然是天子所感动的某些要素，生子、立太子、立皇后自不必说，斗鸡、赛狗之类，也必然要按照天子“所感”去写作。因此，在这类创作中，作家要与天子同感、同乐，要在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中建立起与天子感受相通的渠道，使自己与主上建立通感。

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又如严助，武帝诏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类应命承制之作范围广，数量大，其中很多乃是遣兴娱乐之作。枚皋的作品多围绕游戏的事物婉转描绘，肆意渲染，诙谐取笑，缺少雅致，也不经深入构思，受诏辄成，本传称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他们的创作虽有不同，但“应命承制”却是他们的共同点。在这样的创作中，往往意蕴不足，迎合君主的兴趣，娱悦一时。

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赋》都是应命承制的作品，这类创作受制于自己与天子建立通感进行创作的样态，由于表达对圣主、盛世的赞美，得到宣帝的欢欣与褒奖。

但更多的作家却是在创作中有进一步的追求。毫无疑问，在这类创作中，题材是特定的，一定是主上感兴趣的事物、题材，但多数作家不满足于对事物本身的描绘、铺陈，而是要在意义的延伸方面做出努力，要在完成“上有所感”的艺术表现时，进一步发掘事物的深层意义，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感受，要给予寻常话题以讽喻性宗旨。他们要在创作中既与主上通感，又要有所超越。

汉武帝热衷于炼丹、炼金，祈求长生不老，希望见到神仙。因此，他对方士十分迷信，做出很多荒唐事。方士李少君、栾大编造谎言，吹嘘自己见过仙人，并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武帝深信不疑，“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采纳李少君的方术，祠灶炼丹，遣方士入海求仙人。栾大获得武帝特殊信任，短短几个月中，佩四将军印，封侯，娶公主为妻，贵震天下。

司马相如见武帝过于热衷于炼丹求仙，于是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认为，方士所说的仙人住在山泽、海岛中，炼丹、逼食，使人形容消瘦，不是帝王应学的仙术，遂创作《大人赋》，以传说中升仙的黄帝为主导文学形象，写他自由自在地遨游天上人间，他驾应龙，骖赤螭，绝少阳，登太阴，历崇山，过九疑，入雷室，出鬼谷，使五帝先导，使女娲鼓琴，令冯夷献舞，“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在他的笔下，“大人”所到之处，都有圣贤、仙侣相交往，充分享受精神的、物质的快乐。而在西游昆仑之时，作者写出西王母形象，西王母皓然白首，蓬头乱发，戴着发饰，独处岩穴中，只有神鸟听她调遣。这样的长生不足喜。相如既奏《大人赋》，武帝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闲意。

《大人赋》以武帝热衷的神仙题材进行创作，其宗旨却超越武帝感受的局限，而要赋予这一内容以新的意义，即对武帝、方士所推崇的神仙术的否定，也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进行讽喻。

扬雄不满足于应命承制的创作，努力寻求意义的延伸。其《甘泉赋序》云：“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长杨赋》序云：“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他的《羽猎赋》《河东赋》也都尽力寄托讽谏的意义。他在“四赋”序言中陈述了自己超越应命承制而预设的宗旨，赋予文学文本以更深厚的政治思想意蕴。

由此可见，即使同在“润色鸿业”与应命承制的前提下进行创作，作家的个性也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样态。司马相如、严助不能曲随其事、诙谐取笑，而枚皋、东方朔亦不能为相如、严助的雄奇豪迈。

3.“依违谲谏”

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群体除了应命承制之外，很多作家都善于发掘自己独有所感的生活素材，触物兴怀。没有诏命指令的规定、限制，更容易发挥他们独立的艺术联想和创作灵感。

东方朔长期居于郎署，很羡慕严助、朱买臣等高官厚禄之人，几经努力都无法实现，于是作《答客难》。作品以客发问的方式，写出自己心中的郁闷和烦恼。在回答客的责难时，东方朔强调机遇的作用，强调自己生不逢时。他认为苏秦、张仪生在战国时代，天下纷争，互相侵夺，势力消长非常残酷，各国君主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游说者献策一旦被采纳，就身处尊位，财富也随之而来。而自己处于天下安定之世，皇帝颁布命令，天下诚惶诚恐地执行。在这样的形势下，“贤不肖何以异哉？”文中又为当今处士之不遇申诉不平，称赞他们人格高尚，与义相扶，在世俗社会缺少同调也是必然的。他委婉地申诉自己的失落，又以处士隐者自居，意在说明如果机遇来临，他会像乐毅、李斯那样建立盖世奇勋。

司马相如时常跟随武帝去长杨宫游猎。武帝喜欢亲手击杀熊和野猪，骑马追逐野兽。司马相如认为这些“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于是上《谏猎疏》以劝阻。巡幸时路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顿生感慨，便创作《哀二世赋》，凭吊秦二世的过失：“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脩兮，魂无归而不食。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作品以秦二世亡国殒身的悲惨命运，警示后人，更提示统治者引以为鉴。《哀二世赋》和《谏猎疏》都不是应命承制的作品，甚至是与“上有所感”的审美取向不同的题材和意趣。但西汉天子文学侍从群体中却出现不少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以某些独特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深湛的思想境界。不少个性鲜明的作家虽为天子文学侍从，但却不为这一身份所局限，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抒民情，通讽喻，在意象、手法乃至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多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关注他们的个性同当时文坛创作活力的关系也是当今研究所不应忽视的。

注释

①②⑤⑥⑧⑨⑩〔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1、2775、2821、2829、2863、2841、2842、2842、2845、2845、2775、2790、2366、2533、301、1950、310、3522、2367、2367、2366、2367、2790、3725、2843、1721、2530、2789—2790、2775、2775、2776、2776、2841、2775、2366、2873、2860、2856、2860、2863、2874、2803、3514、3514、3585、3514、3515、3571、1135、212、243、2719、2778、2787—2788、2790、3725、1045、2592、2596、3522、3557、2865、2590页。③黄叔琳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539—540页。④〔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2、3205、3205、3002、3207、3002、1390、1385、3055页。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21页。《新序》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153页。〔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973页。〔晋〕常璩著、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3页。〔汉〕桓谭著：《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0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