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低潮时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寻党记

李春发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力量比较薄弱，加之敌人疯狂镇压居多，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1927年、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尤甚。党员失去了党组织，就好比是孩子失去母亲。这些失去党组织的党员为了革命理想而历尽艰难坚定不移地寻找党组织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崇高党性风范。

刘伯承：起义失败后百折不回历险找党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

1926年12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12000人分别于1日和3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日，他到达顺庆，10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16日撤离顺庆；1927年1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月31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月12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5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月16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

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

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5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5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

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

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

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

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

1927年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将军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1905年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许光达：一定要找到党，决不能半途而废

无论青年时期执着追求革命真理还是白色恐怖下同国民党斗争，许光达都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始终对党赤胆忠心。

许光达在长沙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经常阅读革命书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锤炼，思想进步很快，1925年5月，由毛东湖、陈公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仪式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当看到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时，不满17岁的许光达觉得特别神圣，他为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自豪。1925年冬，他受中共湖南省党组织选送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实现了投笔从戎的愿望。

1926年3月爆发震惊中国的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了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活动，强令共产党员填表登记，逼迫他们退党。身兼双重党籍的许光达旗帜鲜明地在登记表上写下了铮铮誓言：“死不退出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形势严峻的恶劣环境，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两度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摆脱国民党的追捕，历尽艰险寻找共产党组织。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按照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许光达和几个共产党员脱离炮兵营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但到南昌后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城往南转移。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不知所措，许光达坚定地对大家说：“党指给我们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到党，找到部队。”他们沿着起义军走过的路日夜兼程，躲过敌人的搜捕来到宁都，终于追赶上起义部队。许光达被分配到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8月23日，起义军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后，通过会昌向广东前进。敌总指挥钱大钧调10个团兵力，以会昌为中心企图堵击起义军，但最终失败。不甘心下一个月后又纠集3个师兵力发起疯狂进攻。许光达身先士卒，端着刺刀跃出战壕，高呼：“同志们，记住我们的口号：没有泪，只有血，用我们的刺刀开辟胜利的路！”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炸开，他失去了知觉。他所在连党代表廖浩然也身负重伤，他们一同被安置在三河坝附近的茂之前村养伤。可他挂念着部队的去向及所在的十一连。11月，伤未痊愈的许光达和廖浩然离开茂之前村去找党。

他俩徒步到了潮州见城内到处张贴着缉拿南昌起义军官兵的布告，不敢久留又匆匆赶到汕头。汕头同样一片白色恐怖。怎么办？到哪里去找党呢？他俩相对无言，心情沉重。最后决定去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找党。历经艰辛辗转来到上海后，见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他们身无分文，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偌大的上海人如潮涌、车如水流，党在何处？

一天，许光达寻党不遇，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进一家书店，翻看起郑板桥的一本画册，一首诗映入了他的眼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得太棒了！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既然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许光达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将这首诗抄录下来自勉：一定要找到党，决不能半途而废！

又一天，许光达和廖浩然意外遇见一位同乡，得知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回到了安徽寿县，许多南昌起义人员都到了那里。他俩为此十分激动，抖落一身的疲惫立即打起精神出发，想方设法前往安徽寿县。两人先到南京的第三十三军办事处，见到了战友廖运周。在廖的帮助下两人终于辗转来到了安徽寿县。就这样，在白色恐怖下，许光达等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难千里寻党，同时积极主动为党工作，最终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黄克诚：奔波数千里艰辛找党

黄克诚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数十年，期间也曾有过在白色恐怖下时近半年、奔波数千里找党的惊险历程。

1925年10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的黄克诚和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黄庭芳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师北伐，讲习班提前结业。黄克诚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其党组织关系转到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同前敌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其雄直接联系。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湖南军阀何键在长沙制造的“马日事变”相继发生后，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在郑州策划“分共”。唐生智率部回武汉准备镇压两湖工农运动。白色恐怖压城下，和黄克诚一起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张其雄也不知去向。黄克诚一时有些迷茫，该留该去、何去何从也拿不定主意。他急切盼望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却总不见来人联系，便决定自己去找组织。时任北伐军前敌政治部主任皮作琼爽快地准了黄克诚的假。黄克诚立即离开孝感先后去了汉阳、武昌、汉口、长沙、衡阳，可这些地方已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报纸上天天登载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寻找党组织非常困难。最后他只得先回老家湖南永兴，那里熟人多，他希望能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再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黄克诚回永兴县不久，就与当年“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李卜成等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又找到湘南特委派来永兴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找到了组织，黄克诚非常高兴。不久，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年12月底，向大复主持召开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决议。根据决议，中共永兴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由于条件不成熟，不到半年时间暴动失败。暴动中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黄克诚上了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他和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卜成决定暂回村中潜伏，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寻找党组织，但最终一无所获。原来，县委派到各乡区的特派员和区苏维埃干部，凡未逃到外地的全被杀，乡干部和暴动积极分子也大部被杀，全县共牺牲3000多人，少数隐蔽下来的同志也不敢出来活动。黄克诚多方打听湘南特委，也杳无音讯。加上国民党不断派兵搜山，指名要逮捕参加“湘南暴动”的“暴徒”黄克诚，黄克诚和李卜成只好离乡到外地去寻找党组织。

1928年10月初，二人辗转先到了武昌，去逛大街希望能碰到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转了三四天也未碰见个熟人，手头的钱也不多了，不便多留，就前往南京。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黄和李二人因家里穷，离开永兴时身上没带多少钱。他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求得经济上的帮助。几天后打听到有个叫曹日晖的同乡且是衡阳读书时关系不错的同学，现任国民党军团级军官，在南京有公馆，他们便决定去找他帮忙。谁知一见面曹惊愕地说：“你们好大的胆子！竟也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你们赶快离开！”李卜成要求他接济点路费，曹不肯，转而介绍他们去找另一个同乡、同学刘乙光。刘曾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到武汉，黄克诚全力帮助过他。此时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做事。见面后他不忘旧情，说过几天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他们带上，这样安全些。刘一身国民党军装又有证件，一路顺利来到上海。住下后，刘乙光说每月会给他们寄生活费来。

上海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但白色恐怖严重到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状态下进行。黄和李二人是第一次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身上钱又很少，不敢住旅馆。他们白天在大街上晃悠想遇见熟悉的同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也没同党组织接上关系。此时刘乙光失业无法继续给他们寄生活费，便介绍他们去找一个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永兴同乡、黄埔军校同学厉良圭求助。找到后厉给了他们3块钱就再也不理会他们。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期间，我们尝到了厚着脸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

他俩商量要先想法找个职业谋生，再相机寻找党的关系。可上海经济萧条，失业者众多，他俩几乎跑遍上海所有的佣工行答复都是：“男工一概不招。”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他们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在上海办一家纺织厂，就给他写信要求到他纺织厂里做工。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

又一天，黄克诚在报纸上看到湖南籍留日学生黄璧任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主任，就写信求他帮助。几天后黄璧回信约他到厂里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可是落座没谈几句，就有人找黄璧出去有事，黄璧委托一位亲戚来和黄克诚继续谈。黄克诚一见来人心里咯噔一下，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此人叫邓丰立，原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在读私塾时曾多次和他见过面，湘南暴动时像邓家这样的豪绅恶霸自然难逃革命洪流的冲击。他侥幸逃脱待湘南暴动失败后返回桂阳疯狂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大且戴了一副深度近视镜，故没认出来。他寒暄几句后就问黄克诚如何当的兵。黄克诚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同他周旋，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流落上海。邓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沉住气淡淡答：“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又问：“黄克诚现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从容地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未同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黄克诚是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头目！”黄佯装惊讶：“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产党？真是出人意料。”邓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随声附和：“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话题一转询问起邓丰立：“黄璧啥时回来？”邓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就势说：“既然黄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告辞了。”说完起身就往外走，邓一直送到门口才回去。黄克诚这时才松了一口气飞快离开兵工厂。

此后不久，黄克诚听说曾和他一起在北伐军里做政治工作的曹勤余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就去找他。当时曹不在家，黄克诚要了曹的通信地址给他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请他帮忙。曹回信说，他在福建漳州一个部队里做事，只要黄克诚能改变信仰可以给他找个事做。黄克诚当即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从此断绝来往。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1929年1月间，曾希圣找到黄克诚、李卜成，告诉他们他刚从南京来，找到了党组织！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到他哥哥后，就和党中央联系上了。黄克诚、李卜成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60多年后黄克诚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兴奋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报告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看望他们，给每人30块钱接济生活。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辗转五六个城市奔波数千公里历时近半年，尝尽世态炎凉终于找到了党。

黄公略：自设苦肉计或化装寻党

黄公略，湖南省湘乡人，是红军将领、军事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投入湘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之后至他1928年2月黄埔军校毕业期间被广东区委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1928年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是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副军长、第三军军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屡建战功。在创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中，黄公略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声名显赫威震四方。1930年至193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曾三次赋诗称赞黄公略：1930年7月写了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诗中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天师借重黄公略”；称他为“飞将军”，写了《渔家傲·第二次反围剿》中“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1931年9月，黄公略率部转移中遭敌机袭击，身中三弹重伤抢救不及牺牲，时年33岁。毛泽东亲自主持其追悼会且亲拟挽联高度评价黄公略一生：“广东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记君来。”

如此为党的事业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红军将领，早年在革命低潮时期千方百计苦苦找党的事迹，同样感动人心、耐人寻味。

1928年3月，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公略应邀赴湖南独立五师所在地南县以探寻党组织。

见面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得特别高兴。黄公略为彭德怀及好友们对时局的态度感到欣慰。但是关于党组织的事他毫无头绪。晚饭后，彭德怀、李灿、张荣生、李力和新来的邓萍聚集到团部，开起秘密会来。会开得很热烈。当邓萍念随营学校的章程时，黄公略聪明地捕捉到章程中明确提出的“打倒新军阀”，计上心来。他故意装糊涂口口声声否认“蒋介石是新军阀”，来“激”和“试探”彭德怀诸位，以探寻党组织所在。极力“维护”蒋的黄公略激怒了大家。大家对他用刑处置。张荣生、李力连声说：“绞死他！绞死他！”黄公略边蹬右腿边用手指皮鞋。细心的邓萍发觉后立即叫停用刑。他撬开黄公略的鞋后跟发现一张用玻璃纸包着的字条。拆开一看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员介绍信，立刻喊：“快救人！”又迅速将介绍信藏入衣袋里。大家忙了半个小时才将黄公略抢救过来。

其时，彭德怀等还不是共产党员，而邓萍是，他是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别委员会（简称南华安特委）特意派来做兵运工作发展党组织的。黄公略的这一“激”，虽然使自己皮肉受苦，险些丧命，但却迅速可靠地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不久，独立五师奉命从南县开拔平江“清乡剿共”。这对于计划两年后“起义、当红军”的黄公略、彭德怀来说，碰到了大难题，却又提供了新机遇。这时的黄公略任三团三营营长率部驻扎嘉义镇。身为共产党员而公开身份又是敌营长的黄公略，以“剿共”为名而行“援共”之实。每次出去“清剿”，他都发动秘密救贫会和士兵会的骨干，朝天放枪，零散地、整包地丢弃一些弹药在山上，有的子弹用传单包着，上写：“红军不要慌，朝天开排枪，上官不发铜，我要参加共产党”之类的话，通过这种方式，既可应付上面的督剿，又试图与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很快，地下党和游击队就觉得这支队伍不寻常，也派人来探听虚实。于是，双方开始了你来我往的秘密交往。

已多次化装出去寻找地下党的黄公略，又在一个天热的午后与勤务兵化装出了门。这是他第5次去找地下党了。此行目的是去谢江涂正坤（嘉义一带的共产党头领）继父母家找他。

黄公略以过路人讨口水喝为由进了茅屋，称自己从湘乡逃难过来，家乡农会遭敌破坏而待不住了。老人很是同情。为了能打动守口如瓶的涂正坤继父母，黄公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同老人交谈、帮忙干活，一直未有所获。临别时，黄公略掏出一块光洋塞进大爷的手心里，说是饭钱。正要出屋时，大爷终于透露说：“涂正坤前天从北乡打回来了，现在山上同游击队在一起。他是个游方裁缝。说不准你们会碰上他。”

过了几天，一个游方裁缝来到三营讨缝补活做。黄公略想起那天大爷提供的情况，判断此人必是涂正坤。只因当时人多嘴杂，要缝补衣服的士兵都围着他，不便接头。黄公略侍机而行。谁知不一会，勤务兵从门外跑来报告：“刘团长到！”黄公略立即叫勤务兵把裁缝送出后门。这次与地下党的接头就被刘团长冲散了。

黄公略正在为与地下党接头的事犯愁时，又传来挨户团抓到了3名共党分子。黄公略一听，喜上眉梢。他把3名共党分子带到营部。但任凭怎么说人家就是不相信他是共产党！无奈，他只好以枪毙为名，叫人拉出去朝天放了3枪把他们放了。表面看他这次接头又没有成功，可放了实际上等于营救了他们的行动，让他们确信他是共产党人。

7月18日，彭德怀从县城派人送来急信，说南华安特委遭破坏，叛徒供出黄公略是共产党员，黄公略以随营学校名义给交通员开的去长沙的通行证被查获，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下令要逮捕他。彭德怀约定他22日起义。谁知黄公略“放虎归山”的事很快又让一名刘姓排长打了小报告。21日，刘团长责令他去团部问罪。黄公略担心有去无回，在此紧急关头，他当机立断，处决了这位排长，宣布起义。

枪声一响，义旗一举，很快就有一支游击队前来接应，领头的正是那位“裁缝”即中共嘉义区委书记涂正坤。涂正坤正是接到那3位共产党员的报告，连夜下山赶来接应的。为了起义部队的安全，涂正坤立即处决了当地的恶势力，四处设岗哨封锁消息，帮助筹款筹粮，研究扑城会师路线，派出向导引路。“裁缝”现身，黄公略终回党组织怀抱，随即他与起义部队乘着夕阳连夜赶往县城与彭德怀起义部队会师。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