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长征：用兵如神还靠对敌了如指掌

陈伙成

毛泽东用兵如神，唱响于长征，又把长征唱响。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用兵，的确堪称是战争指导艺术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也把他的这段用兵实践，作为他在战争指导艺术创作上的“得意之笔”。

然而，毛泽东并不自认为是神，也不认为战争指导全凭指挥员个人的神机妙算。他在长征结束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由此可见，正确用兵之诀窍，归根结底还在于指挥员个人，“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能力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这两个方面。

但迄今凡是反映这段历史的史著，都仅反映毛泽东用兵的判断、决心和部署，即仅停留在毛泽东“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的结果方面，而未曾反映其另一方面，即“周到和必要的侦察”方面。连毛泽东这样的战争指导大师，都强调战争指导中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我们岂能忽略这一面呢？而忽略了这一面，也就势必影响到对历史的全面的准确的深入认识，无形中神化了历史的主人公。故对直接服务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用兵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问题，仍是长征历史研究和宣传中必须补充的一个侧面。

军事的“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包括敌情、地形、道路、气象、水文、人文等等。其中，以敌情侦察最为主要，最为复杂，也最为困难。本论将着重述评情报怎样成就毛泽东用兵如神，揭示情报对战争指导的重要意义。

一、敌军的企图和部署我了如指掌，按原计划西去就有被敌截击于湘江东岸的危险，博古、李德却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的出奇兵建议，结果导致中央红军血染湘江。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战略转移，21日至25日突破敌在赣西南的第一道封锁线。期间，红军情报部门将几天来侦察到的，位于中央苏区的敌“围剿”军中央军和位于赣江以西的敌何键湘军详细到每一个师的动态，作了综合通报。此后几天，又不断报告与我行动关系密切的敌军调动情况。11月上旬，中央红军通过敌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蒋介石判断我中央红军将沿此前红六军团西征路线战略转移的企图，于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组织指挥“追剿”。13日，何键拟定“追剿”计划，将所部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共16个师划为五路，企图在白崇禧桂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的配合下，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和漓水以东地区。11月23日申时（15至17时），何键向各军下达“不失时机尾匪追击并应增强湘水上游防线、衔接桂军，防匪逸窜” 电令。红军情报部门截获何键的这个电令，并于24日22时30分通报全军。

何键23日电令中，敌对我军企图、各军团位置的了解十分准确；对其企图、各路军位置和任务也交代得清清楚楚。敌情了如指掌，我情暴露无遗，警告我前程险恶。如果我军按计划从兴安与全州之间过湘江，就有被敌截于湘江东岸而遭围歼的危险。

我军该怎样应对？

早已被排除出中央红军指挥岗位的毛泽东，在中央红军进入湘南期间就提出，我军应在湘南之广大无碉堡地域打一仗，乘敌“追剿”军各路尚未到位不能协同作战之机，击破其一路或一部、迟滞他路他部行动，打乱其“追剿”计划，挫败其“追剿”锐气，视战况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早已被免去中革军委副主席职务的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也提出一个方案。即：由他率领红三军团突进湘中，出击湘潭、宁乡、益阳，威胁长沙，迫使何键“追剿”军两面作战，以掩护我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恢复稳定，创建苏区，粉碎敌之进攻。

如果采纳上述两案的任何一案，或者综合，中央红军都可以避免与强敌在湘江的不利遭遇。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控制着中央红军指挥全权的博古和李德，这时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畏敌如虎，根本不敢与敌在湘南一战，或以红三军团突进湘中，而是一味命令那按“大搬家”编组的各部和机关纵队加速西进，以求抢在敌各路军追上和桂军北上封闭湘江渡口之前，渡过湘江。其结果，就是史书上记叙的中央红军血染湘江。

回顾这个惨痛的教训，不能不令人感叹：在愚蠢的指挥员面前，再准确及时的情报，也不过是废纸一张。

二、面对着敌张网以待，中央政治局和红军高层领导的多数人，再也不能容忍博古、李德的愚蠢。中央红军按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北上湘西计划转进贵州，避开了覆灭的命运。

1934年12月上旬，浴血于湘江后的中央红军进入五岭的最后一岭越城岭。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没有令所部尾追，而是立即将原五路“追剿”军重组为两个兵团，令湘军组成的刘建绪第一兵团主力，到新宁、城步等待红军出越城岭北麓通道北上湘西；令中央军组成的薛岳第二兵团，前出武冈进入会同，协同第一兵团将我红军聚歼于北上湘西途中。8日，红军情报部门报告，刘建绪兵团主力向新宁、武冈、绥远运动；薛岳兵团向洪江运动。

这个情报引起毛泽东高度警惕，立即意识到敌已判明我军将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三、红六军团会合的企图，调整了“追剿”部署，在我出通道北上途中张网以待。此时，我军湘江战役初败，全军仅剩下3万余人，士气低落，编组不适合作战，基层尚来不及调整充实，弹药奇缺，贸然与数倍于我并且是以逸待劳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命运之计，毛泽东据理力争，疾呼必须立即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西向转进敌尚来不及设防的贵州，避开敌之伏击圈。敌情如此严重，使得中央政治局和红军高层领导的多数人，强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迫使博古、李德也难于一意孤行，在绕道湘黔边继续北上湘西的原则下，同意野战军总部下令全军由通道转向贵州东南部的黎平。

12月11日深夜，红军情报部门截获敌第一兵团指挥刘建绪于当日戌时（19至21时）发出的协同薛岳第二兵团，“务期歼匪于湘、黔边境”部署电，3个小时后，即12日2时，野战军总部将敌这一部署电令转换为敌情通报，连同侦察到薛岳兵团的动态，一并通报各军团。通报的内容是：刘建绪第一兵团8个师另1个旅，于12日前到达临口、绥宁一线；薛岳第二兵团吴奇伟纵队 4个师，于10日前到达洪江、武冈。很显然，中央红军只要出通道北上，即陷入敌12个师另1个旅的伏击圈。

这份情报来得十分及时。它证实了毛泽东关于敌已在我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的判断，也断了博古、李德仍坚持要沿湘黔区北上的路。它不仅使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高层领导，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意见；也为接下来的于当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全军乘敌来不及组织新的“追剿”之前，抢渡乌江，前出黔北寻求落脚提供了依据。

于是，有了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有了接下来的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敌之防御并乘敌不备占领遵义；有了再接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统治，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

三、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贵州的较量，是兵力绝对劣势对绝对优势的绝对不均势之战。但毛泽东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蒋介石却是睁眼瞎，毛泽东岂能不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加大了“追剿”的力度，将“追剿”中央红军的兵力加大到约40万人，同时又命令湘军和川军，严防中央红军东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或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且把南昌“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搬到重庆，以亲临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和协调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围剿”。

但这时的蒋介石，已处于敌情不明状态了。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情报，主要靠前线部队与红军的接触和空中侦察。那时，中央红军受博古、李德的驾驭，只走不打，敌锐气十足，紧跟不舍，故各部对我军情况了解；而那时是秋天，南方少雨，气象条件好，红军又众多人马挤在五岭山间小道上，很容易从空中发现。而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特别是遵义战役后，蒋介石的前线部队被打怕了，再也不敢衔尾紧跟，对红军的情况，只能道听途说，摸不准了；这时又已是春天，贵州原本就“天无三日晴”，加上春雨连绵，浓雾袅袅，空中侦察受到气象限制，也难以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了。故从《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红军的情况不明，每每训斥所部畏缩不前，特别是毛泽东善于用疑兵，搞佯动。蒋介石对红军的行动企图每每误判。这时的蒋介石，虽在投入的总兵力上已有更大的优势，但红军已换了主帅，他又没有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形同盲人瞎马。

这时，红军虽经遵义和扎西的两次补兵，兵力恢复到3.7万 余人，但较之敌的约40万重兵，仍然是绝对劣势。而贵州的群众条件又不如湘南。显然整个形势变得比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还要险恶。但这时，毛泽东已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又有情报部门的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且部队经过扎西整编后，组织上已完全适应于战略转移的特点。这些，使毛泽东的用兵挥洒自如。于是，有了“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智斗，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较量。其中，犹以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和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最具戏剧性。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纯属是蒋介石顾此失彼造成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挺进黔北，意在从川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但土城一仗遭到川军的顽强阻击，为避免不利的决战，毛泽东挥师西渡赤水河，转入川南扎西地区。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北渡长江入川，除命令川军潘文华部严加防御外，命令位于川南和黔北的川军追向扎西：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黔西、大定赶赴川南协同，寻求与红军决战。红军情报部门及时报告了这些敌情，并报告黔北地区仅剩下王家烈黔军的8个团。毛泽东抓住这一战机，又挥师东渡赤水河，直指遵义地区。蒋介石获悉红军行动后，一面命令进到川南的川军立即返回黔北支援，一面命令薛岳兵团位于黔西、贵阳地区的吴奇伟纵队主力驰援遵义。但当他们赶到遵义附近时，王家烈的黔军已被红三、红五军团击溃。

这次战役最有趣的战斗，要数红一军团打吴奇伟的指挥部。吴奇伟奉蒋介石之命率两个师赶到遵义附近后，即向红三军团发起攻击。是时，红军情报部门发现吴奇伟的指挥部设在遵义以南之忠庄铺。毛泽东当即以红一军团主力袭击忠庄铺，以一部直指乌江欲切断吴奇伟的后路。吴万万没有料到红军会来这一招，吓得他带着身边的1个团仓皇南逃，抢在红军追到之前过江，并不顾护卫他逃跑的官兵的死活，命令随从砍断浮桥。从此，他再也不敢紧追红军，也因此他一再被蒋介石训斥。

南渡乌江威迫贵阳，更具戏剧性。

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后，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占遵义，急令位于桐梓的第四十六师、绥阳和遵义的第四纵队，怀仁的第一纵队向遵义合围，他也于3月24日由重庆飞贵阳坐阵。是时，毛泽东抓住蒋介石的这一误判，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将敌之大部吸引在遵义地区，令主力沿遵义、仁怀之间直插南下以求南渡乌江，转进云南，摆脱敌之围追堵截。蒋介石查明红军主力南下时，又误认为红军要东渡乌江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一边急令何键严防红军东渡乌江进入湘西，一面令位于鲁班场一带的周浑元部3个师和位于仁怀的吴奇伟部两个师，追击红军主力。

3月25日下午，红军情报部门报告蒋介石已到贵阳；30日又报告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主力向泮水、新场前进；周浑元部第九十九师在贵州附近，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在养龙镇，湘军第五十三师已经养龙镇继续南下。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向乌江北岸运动中。毛泽东为难了。此时，我军如东去、北返或西出，都将继续在贵州与敌重兵集团纠缠，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如南渡乌江南去，一旦被敌发现，必被迫与追赶而来的周浑元、吴奇伟等部在乌江北岸决战，而红军又经不起决战。就在这万难之时，情报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假借在贵阳的蒋介石之电，将南进中的周浑元、吴奇伟两部的行动路线稍稍西移，使我军赢得一天的渡江时间，我必化险为夷。毛泽东拍案叫绝。3月31日，除担任佯动任务的红九军团外，红军各部安全南渡乌江。

是时，红军情报部门查实，贵阳仅有敌第九十九师4个团。毛泽东决定，我军在开阳东南清水江架设浮桥，佯装东渡清水江前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将敌“追剿”军吸引到开阳东南部，尔后乘机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直插南下，以便挥师黔西南，挺进滇北。并且命令红三军团派出两个团，佯攻贵阳、龙里，以彻底错乱蒋介石的神经。

这是个“高级玩笑”。红军佯攻贵阳，吓得蒋介石一面急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主力和滇军孙渡纵队全部，星夜赶赴贵阳救驾；一面派部确保机场并准备快马、轿子、向导，以备万一从天上或地上逃命。

待到敌各路军赶到贵阳弄清是一场虚惊，并发现红军已经贵阳、龙里间远去后，官兵无不怨叹蒋介石的瞎指挥，而且已疲惫不堪，无力再紧跟红军追击。

四、蒋介石早已无奈中央红军情报部门破译他们的电报，龙云又多此一举报告红军能破译他们的密电，迫得蒋介石无可奈何承认，“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

自从20世纪初期无线电通信技术运用于军事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开展了无线电侦察与反侦察的技术研究。你破译了敌方的密电，必然用于作战，敌方必然发觉，无密可保。

国民党军大体自1930年将军用无线电通信普及到师一级。红军从1931年元月缴获国民党军电台开始，建立无线电通信和侦察。蒋介石大体于1933年春对中央红军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发觉红军有无线电侦察能力，在9月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为防止无线电通信泄密，明确规定以有线通信和飞机空投通信为主，无线电只限于紧急时使用。但那时第五次“围剿”战线固定，而这时，对流动中的红军作战，非以无线电通信为主不可。他无可奈何，只能关照有关部门，不断更换密码。

但是，时任“追剿”军第二路军司令的云南龙云，并不知道这些。他无意中发现中央红军有这个惊人的能力，急忙秉报蒋介石。1935年5月冬日（2日）未时（14至15时），他给蒋介石发电说：“顷在羊街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夹，系我军各方事往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蒋介石再也不能装成无事。他于第二天，即江日（3日）巳时（10时至11时）给龙云回电，无可奈何地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详，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问题十分清楚，中央红军准确及时的战役情报，来自于无线电侦察。而这件事，早在70年前蒋介石就知道了；甚至可以从俘获红军译电员的口中得知技术问题。故我们本论所谈的问题，并非秘密。更何况，2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些相关的档案资料，如果能算得上是秘密，那么也等于是实际上解密。

我们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只在于说明即使像毛泽东这等战争指导大师，也离不开准确及时的情报保障。情报是战争指导之眼，有了指挥员的心明，又有了情报的眼亮，才能心明眼亮，稳操胜算。弱军要战胜强军，极大地依赖于情报的准确及时；弱军的装备可能全面落后于强军，但可以也必须在某些关键技术方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超过强军，才能战胜强军。（未完待续）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