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可称人亦罪人

许结

西汉司马相如以一支“凌云”赋笔而“三惊”汉主，被人奉为“辞宗”“赋圣”，诚赋坛后辈不可企及，尤其汉廷言语侍从地位渐次衰落，赋家的荣耀盛景不再，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已成历史，于是作为一体而汇入浩荡之文学洪流。但是，赋之于文家创作的“品牌”意识，却久久传响，余音未绝，其以赋“称人”与被“称”，“罪人”与被“罪”，又成文学史上一独特现象，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一则有关袁宏写《东征赋》的故事：“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陶公，指陶侃，胡奴，侃子陶范，后者因袁宏赋中没有表彰先公勋绩，竟白刃相向，致使作者“窘蹙无计”，情急中以赋中数语应对，才免了杀身之祸。其中“临以白刃”，可见赋家几乎因赋获“罪”，而“因诵曰”数语实乃“称”人之美，这其间也彰显了当时人对赋体承载家族声望与个人功德的重视。

同一则故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却另载其人：“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