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地“分享艰难”

汪杨

大约数年前，听说郭明辉在创作“脂城”系列小说，这自然让人很期待。现在面市的《一壶酒》，显然是其中的一篇。尽管以《一壶酒》命名，但可能只是作者的障眼法——它不止是一个普通的酒友的故事，更是一部“分享艰难”的作品。

对于熟悉作者创作背景的读者而言，《一壶酒》中的“脂城”和“东门”不难找到现实的原型。郭明辉笔下的脂城——合肥，其东门一带在上个世纪厂房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工厂区。和许多城市的工厂区一样，在历经喧哗和辉煌之后，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进入艰难的转型之途。现化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东门就是我们这一国度万千厂区的一个缩影。在经济主导一切的大潮之下，东门的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留下的痕迹不过是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指标和数字报表。

但是，一旦进入文学创作的层面，它们就会变得生动起来。通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和典型的符号，来讲述我们这个变化的时代中的人和命运，其价值不言而喻。这是一个重要的“民间”所在。正如陈思和所言，“民间”往往被遮蔽，它的本相的显现总是夹杂在各种强势文化的言说之中，难以展示其完整的面目。郭明辉曾以叙述城市见长，一度还醉心于描绘繁华的都市以及出入其间的红男绿女。但这一次，他调整了目光，视角下沉，选择了新的叙述对象。“东门叙事”分享的正是作者对于普通市井人生的从物质到精神的体察。包括《一壶酒》在内的“东门”系列小说，正是试图打开让这一藏污纳垢然而又生气勃勃的文化空间，这些处于多重身份和多重文化形态所隐匿的工人群体，这些体制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和承受者，由此走上了故事的前台。

这些曾经是铁饭碗的老厂区的工人，有着大致相当的经历。老式家属院单元楼的光线和霉味、食品厂的经营从商品的一物难求到靠出租厂房艰难度日的没落，乃至家门口杂货店能干又命运多舛的老板娘等等，小说中的物、事、人，无一不散发着熟稔的气息。大概每个出身于工厂区的人，都能轻易地依旧自己的地理坐标从中找到从前生活的影子。

在《一壶酒》中，郭明辉还原了体制变革下普通人的众生相。《一壶酒》的文脉清晰可见，以“壶”和“酒”串联起人与事。“卖厂”是小说叙事的线索，沿着这一事件，通过东风食品厂的三位员工、一位家属，串起了国企改制后工人群体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境遇。这一群体曾经是企业建设的主力军，在如今的大趋势下，他们一如既往地与工厂、国家分享着改革的艰难。

但这种分享又谈何容易？《一壶酒》呈现了分享的艰难与艰难的分享，显示了文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身为厂长的许红旗一心改革却收效甚微，贪钱是为了圆亡妻梦想，最后他回归神智后选择的是自首；表哥陶跃进不求上进，人至中年一贫如洗，小市民的算计和自私显露无疑，但他有情有义，心甘情愿照顾成为“废人”的好友；还有个人利益大过天，与许红旗目为仇敌的老朱，最终选择的还是为良心赎罪。在小说的最后，每个各有所需、各执一端的人物，在人世的艰难与命运的无常面前，达成了和解。郭明辉叙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曾站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范畴，去嘲笑、鄙视或企图遮掩饰民间的不堪之处。作为叙事主体的知识分子，郭明辉理解市井小民所面对的苦难以及由这艰难而衍生的“丛林法则”，也正因为这份“共情”，他才能在描述这些民间的、底层的小人物在狡黠、油滑的同时，更注重发掘他们粗犷的、原始的温情以及独有的质朴和善良。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部小说既闪烁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的光影，也回荡着90年代“大厂小说”的声音，甚至，它与世纪之交兴起的“反腐小说”也有关联。事实上，所谓的国企改革、并购、控股、融资、上市等等题材，在当代文学中曾大面积的出现。因而，严苛一点说，这是一部“滞后”的作品，似乎还有“定制”的嫌疑。

但是，郭明辉是如此地钟情和热爱他的“东门”，以至于他心甘情愿地作这种不讨好的选择。更何况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远未完成，“老城区改造”又是当前城市建设备受瞩目的一环，这一切都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重新打量这故事中的人，世事的变迁、命运的无常、生存的艰难又何曾有过改变？或许，正是这些永不“过时”和“滞后”的东西，让作家开始了他的写作。而写作这一行动，在此时无意中成为“分享艰难”的一种方式——《一壶酒》再一次作了见证。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