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海洋社会学研究述评
——兼与中国的比较*

崔 凤 王伟君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国外海洋社会学研究述评
——兼与中国的比较*

崔 凤 王伟君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作为独立创建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国海洋社会学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在理论建构、经验研究与政策应用等领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国外海洋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却未引起国内学者重视，中外海洋社会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也相对较少。通过对EBSCO、ResearchGate、Academia等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国外学者对海洋社会学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包括波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相比，国外海洋社会学在学科英文译名、主要研究对象、所涉研究主题、研究关注重点和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存在差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海洋社会学应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该学科的深入发展。

国外海洋社会学；研究述评；中国海洋社会学；比较研究

自国内发表首篇以“海洋社会学”为题的学术文章以来，中国海洋社会学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1]作为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海洋世纪的到来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密切相关，在确立研究对象和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作为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成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在学科发展的最初十年，从事海洋社会学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从理论上论证“海洋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何以可能；二是展开大量的经验研究以佐证海洋社会学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海洋大开发战略的价值所在。[2]然而对国外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却鲜见于学术期刊。国外是否存在海洋社会学，假如存在的话，其当前发展状况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并未进入当前学者的视野。因此，本文试图以国外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为研究出发点，利用EBSCO、ResearchGate、Academia等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在建立于数量有限的学术文献基础之上，发现国外学者对海洋社会学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包括波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同时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跨领域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海洋社会学如何产生又如何演变？独自发展而来的中国海洋社会学与国外之间存在哪些异同？在海洋世纪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海洋社会学又有何借鉴意义？上述问题就是本文要重点回答的。

一、国外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社会学而言，海洋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话题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在社会学学科的创立之初，个别国外社会学家就已经对特定类型的海洋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1896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海洋社会群体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时又发表文章对发生在1896到1897年的汉堡码头工人大罢工事件进行了研究。[3]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诸如码头工人、造船厂工人、渔民和海员等海洋社会群体都做了简要评论。[4]在古典社会学时期之后，也有社会学家对海洋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对海军职业产生过研究兴趣，并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海军职业起源研究》(Studies in the Genesis of the Naval Profession)一文。[5]陌生的是，社会学基于人类作为陆地生物的事实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将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专注于陆地。[6]海洋通常被视为远离人类社会的议题和自然科学家专属的研究领域，进而被社会学家排除在视野和思考之外，海洋系统作为社会关系研究的一个主题容易被忽略。[7]应当指出上述研究虽然展现了社会学家对海洋议题的关注，但他们并未以学科意识关注海洋，并未构建与之相关的“海洋的社会性现实”(marine social reality)，*此处原文为“For the reason,and because of the need to assume time censorship of the beginning of maritime sociology,we can speak about two possible origins:the first is the one which gave the possibility to recognize the sea and to form marine social reality in relation to that.The second one is undoubtedly an exploratory consciousness of sociologist,who contributed to clarifying what are the subject and the field of marine sociology.”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中reality一词的释义看，它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不可数名词，“[U]the true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that actually exist in life,in contrast to how you would like life to be”,即“现实，实际情况”，短语如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二是作为可数名词，“[C]a thing that is actually experienced or seen,in contrast to what people might imagine”,即“事实，实际经历，见到的事物”,短语如become a reality,the harsh realities of life。本文认为国外海洋社会学产生于社会学家对海洋的社会属性的思索，随着人类海洋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科学对海洋空间认识的不断加深，海洋的社会属性已无法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社会学思考，同时也未以探索性精神阐明海洋社会学学科及其研究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包括经验研究、理论探索在内的学术贡献。[8]

回溯国外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波兰应被视为首要的关注点。谈起波兰社会学，弗罗里安·兹纳涅基(Florian Znaniecki)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两位社会学大家在学界广为人知。兹纳涅基不仅创办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和创刊了《波兰社会学研究》，还与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合作出版了作为社会学经验研究代表性著作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生于波兰的英裔社会学家鲍曼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已成为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学术经典。而波兰海洋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却鲜有人提及，特别是在海洋社会学领域。其实波兰社会学家对海洋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虽然早期的研究成果缺乏实证性，但为后来海洋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当时渔业、航运业和造船业正成为战后经济复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洋视角与实证研究在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中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作为社会学新分支的海洋社会学在此背景下诞生了。[3]波兰社会学真正意义上以沿海居民、渔民为主题的实证研究由Z.达尔西泽斯基(Z.Dulczewski)于1947年完成,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对海洋人群(people of the sea)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海洋人群作为一个新社会职业类别出现在社会结构中(a new socioprofessional category appeared in social structure:people of the sea)。之后，社会学家A.波兰斯卡(A.Polanska)所发表的《波兰的海洋渔民职业》(Zawod rybaka Morskiejgo w Polsce)为“海洋的社会性现实”的更深入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学术思想的激发下，L.贾尼斯泽斯基(L.Janiszewski)的《深海渔民的社会学研究》(Rybacy dalekomorscy.Stadium socjologicznc)和T.奥考维(T.Olchowy)的《海员的文化教育活动》(Dzialalnose kulturalno-oswiatowa zalog statkow morskich)也相继发表。伴随大量与海洋议题相关的社会学论著的出版，海洋社会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1964年，作为学科术语出现的“海洋社会学”(maritime sociology)在A.玛忒宼(A.Matejko)的《海洋人群的社会学》(Socjologia ludzi morza)一文中首次提出。在波兰海洋社会学早期学术发展史上，海洋社会学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诸如海洋人群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eople of the sea)和航海社会学(nautical sociology)等学术术语所替代。直到1977年，L.贾尼斯泽斯基最终确定了海洋社会学这一术语。在《海洋社会学：入学和书目信息》(Socjologia morska.Wstęp informacyjny i bibliograficzny)一书中,他认为海洋人群的社会学是海洋社会学不可替代的一部分。[8]

到目前为止，波兰海洋社会学已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致力于“二战”后海洋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重建，与此同时社会学者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致力于在“海洋的社会性现实”中收集有关现象和过程的经验材料，开拓关于沿海居民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学研究视野。在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学家就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作为开展该领域研究的先驱，Z.达尔西泽斯基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部海岸渔民的社会学著作，研究波罗的海渔民职业、经济、社会和人口数据的变化。1967年，第一本关于海外渔民(overseas fishermen)的社会学专著《深海渔民的社会学研究》出版，在该书中L.贾尼斯泽斯基描绘了渔民的社会结构、职业选择意愿、职业提升机制等。第二个阶段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海洋化、正式化和制度化。什切青(Szczecin)、格但斯克(Gdansk)[9]和格丁尼亚(Gdynia)[8]在这一时期成为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在1967年之后，关于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社会学的制度化被提上了日程。比如，什切青的“沿海居民闲暇时间研究小组”和“心理-社会研究中心”，格丁尼亚的“沿海捕鱼研究所”所进行的“沿海职业社会和心理研究”，格但斯克的“海洋医学研究所”等都为海洋社会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制度化做出重要贡献。1979年隶属于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海洋社会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aritime Sociology IFiS PAN)开始运行，1983年什切青大学社会学系海洋社会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aritim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Department)也相继成立，同时出版《海洋社会学年鉴》(Roczniki Socjologii Morskiejj)杂志。与此同时，L.贾尼斯泽斯提出的“海洋化”(marinization)概念对“社会学研究的海洋化”(marinizat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L.贾尼斯泽斯用“海洋化”来描绘海洋对于沿海社区生活、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海洋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在推动海洋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将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诸如深海渔民、海员、码头工人等海洋人群的劳动环境。在历经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实证研究后，他建构了“海洋化理论”(the marinization theory),并在三个基本科学层面予以阐释。*L.贾尼斯泽斯基最早于1971年提出“海洋化”概念，并用此概念试图描述和解释由海洋和多元化的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的社会现实，他对推动波兰海洋社会学学术发展的详细资料可见该网站https://pl.wikipedia.org/wiki/Ludwik_Janiszewski。特别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利用此概念区分影响海洋化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各个独立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中确定海洋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在实证研究层面，其研究重点是衡量海洋环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在方法论层面，通过编制充分反映复杂海洋环境的指标列表，由此证明此项研究议题的重要性。[10]在该阶段，海洋社会学注重与其他社会学分支的结合，其中形成了四个最主要的社会学主题：海事职业(劳动社会学)，渔民和海员的家庭(家庭社会学)，港口城市(城市社会学)和海洋文化(文化社会学)。[11]第三个阶段是伴随东欧巨变和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急剧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海洋经济在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浪潮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同时由波兰海洋经济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尤为突出，海洋社会学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998年，在什切青举办的波兰科学院海洋社会学委员会(Maritime Sociology Committee PAN)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规划了该学科的新的发展蓝图，并指明了当前海洋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如海员和渔民问题，由什切青和格但斯克学术中心所做的分析已清晰地表明海员和渔民正在从波兰精英职业中消失。与此同时，海洋社会学方法论与问题意识也悄然发生变化，个人和集体行为及其影响这些行为的决定因素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另一项推动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激励因素是社会学家基于沿海居民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这为关于沿海居民社区长期动态分析提供了可能。然而，相较于1989年之前的阶段，有关海洋社会学的研究热度和出版物的数量出现显著下滑。但是，《海洋社会学年鉴》(Roczniki Socjologii Morskiej)依旧按年度发行，同时与此相关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如W.布列涅维茨(W.Bryniewiez)的《海洋社会学的起源和历史》(Geneza i dzieje socjologii Morskiej)和U.科兹洛斯卡(U.Kozlowska)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什切青造船厂的工人》(Stoczniowcy Szczecina w procesie zmian spolecznych)。[8]第四个阶段是随着21世纪即海洋世纪的到来，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关注“海洋背景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maritime context)，海洋、海岸社会全球化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现代世界围绕海洋议题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9]与此同时，波兰海洋社会学家加强了与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期刊发行方面，《海洋社会学年鉴》已将部分往期论文翻译为英文并提供免费网络下载，并欢迎各国海洋社会学者积极投稿加强交流。*可参见网站：http://rsm.czasopisma.pan.pl/。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2014年10月6日至10日，在特里尔举办的德国社会学协会(the 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第37届大会上，海洋社会学家举办了“海洋社会学：波兰和德国在海洋空间的社会学视野”的特设论坛。[3]该论坛首次尝试重启(refresh)在德国的海洋社会学研究活动，并开启波兰与德国关于海洋议题的对话，以此将社会学学者聚集起来探讨海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国外社会学界，另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重镇是加拿大。与欧洲海洋社会学家不同，加拿大从可持续的未来和可持续生态的视野出发开展海洋社会学研究，在传统上，其研究侧重于区域差异、捕鱼和渔民社区，但最近它已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海上石油钻探、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等领域。虽然没有以海洋社会学为特色的科研院所，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关注作为公共财产的海洋资源的性质和动态，以及与陆地资源的区别。[12]由于加拿大海洋社会学研究发展并未呈现如波兰似的成熟的学科建制体系、以“海洋社会学”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版刊物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研究主题的清晰转换，因此对其研究发展状况，只能以在海洋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进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学科、跨主题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的发展趋势，同时科研院所的学者在从事教学、研究中并不会以某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特定研究领域为重点兼顾其他领域，因此“海洋社会学家”是以“海洋社会学”作为首要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学者，同时其所出版的书籍是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此言之，位于纽芬兰的纪念大学不仅在加拿大海洋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在海洋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堪称翘楚。在该校，不仅开设了“海洋社会学”(Maritime Sociology)和“北大西洋社会比较”(Comparative North Atlantic Societies)两门与海洋议题有关的社会学研究生课程，招收以海洋社会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在2015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举办了“海洋艺术的研讨会”。纪念大学名誉教授彼得·辛克莱(Peter Sinclair)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海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中，将海洋社会学作为首要研究领域。他所从事的海洋研究主题包括渔业管理科学社会学、海洋石油开发政策等，最近由他主持两项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包括“纪念大学生态系统研究项目”(Memorial University's Ecosystem Research Project)和“承受压力下的海岸”(Coasts under Stress)，他同时是海洋管理研究网络的成员，从事海洋议题项目的管理，其主要关于海洋议题的出版物有《当鱼类死去：纽芬兰西北部的生态灾难和渔民》(When the Fish Are Gone: Ecological Disaster and Fishers in Northwest Newfoundland)、《水产养殖发展：新兴行业的社会层面》(Aquaculture Development: Social Dimensions of an Emerging Industry)、《国家干预与纽芬兰渔业：渔业政策与社会结构论文集》(State Intervention and the Newfoundland Fisheries：Essays on Fisheries Policy and Social Structure)、《生活在边缘：纽芬兰北大半岛》(Living on the Edge: the Great Northern Peninsula of Newfoundland)、《权力与重组：加拿大沿海社会与环境》(Power and Restructuring：Canada's Coastal Society and Environment)等。*可参见网站：http://www.mun.ca/soc/faculty/faculty-profiles/peter-sinclair.php。芭芭拉·尼斯(Barbara Neis)教授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将海洋社会学置于首要位置。她对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渔业的多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包括性别和渔业、渔业和渔船安全以及渔业重组对社会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她是加拿大海洋科学核心小组的成员，该小组隶属于加拿大海洋科学计划理事会，其出版的著作包括《生态与社会特色，重建渔业和受威胁社区》(Ecology and Society Special Feature, Rebuilding Collapsed Fisheries and Threatened Communities)、《渔业科学与管理中的渔业知识》(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Science and Management)、《变动的趋势：性别、渔业和全球化》(Changing Tides: Gender, Fisheries and Globalization)、《寻找我们海洋的支柱：渔业人员与科学管理知识的结合》(Finding Our Sea Legs: Linking Fishery People and their Knowledge with Science and Management)等。*可参见网站：http://www.mun.ca/soc/faculty/faculty-profiles/barbara-neis.php。其他几所关于海洋的社会学研究中心是达尔豪西大学、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来自达尔豪西大学的理查德·阿波斯特(Richard Apostle)主要涉及对海洋社会科学和濒危海洋物种的全球科学跟踪等，其著作有《空洞的网络：新斯科舍省的捕鱼业的小型资本和农村工业化》(Emptying Their Nets: Small Capital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of Nova Scotia)。来自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约翰·潘恩(John Phyne)则将自己的学术身份定义为一个对海洋社会学有特殊兴趣的农村社会学家，他详细撰写了新斯科舍省和爱尔兰的鲑鱼水产养殖和海洋资源纠纷。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拉尔夫·马修斯(Ralph Matthews)最近几年一直领导一个研究团队，关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沿岸社区的可持续资源开发和社区复原力，并出版了《控制共同财产：加拿大东海岸渔业》(Controlling Common Property:Canada’s East Coast Fishery)和《加拿大的水产养殖争议：行动主义，政策与竞争科学》(The Aquaculture Controversy in Canada: Activism, Policy and Contested Science)等。[12]

此外，在分析国外海洋社会学学术发展时，需要区分“海洋社会学”(Maritime Sociology)和“海洋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aritime Issues)。波兰学者阿格奈斯卡·科勒德齐杰-杜鲁纳斯(Agnieszka Kokodziej-Durnas)对世界范围内1933年-2014年的学术文献进行检索时，发现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的许多研究成果关注包括沿海社区、海洋工业等议题，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学”与“海洋”结合的文章，所涉及的常见主题有海洋职业、海洋组织与管理、海上生活和工作环境、海洋生态等，而21世纪海洋社会学很可能是“海洋议题的社会学”，它围绕渔民、海员等职业群体的工作和家庭关系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四个专题领域：生态、海盗、移民、经济与管理。[11]其中诸如以军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海军职业起源与发展等议题，[13]以环境社会学理论视野研究沿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议题，[7]以一般社会学方法研究海洋渔业管理、海事组织等议题[14]都可以归为“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范畴。而克拉克·卡默伦(Clark Cameron)、迈克尔·普尔(Michael Poole)和艾米利奥·科科(Emilio Cocco)的著作则更多体现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克拉克·卡默伦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对海洋农业、海洋社区的比较研究、航海群体、海洋的象征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15]迈克尔·普尔围绕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提出海洋社会学需要明确研究领域，并与一般社会学学科展开可持续性对话和理论层面的交流。虽然他并没有得出结论，但为今后理论和经验层面上的研究提供了可能。[16]艾米利奥·科科紧密结合海洋与社会的主题，提出海洋社会学应在深入挖掘其理论意义的基础上推动其学术研究中所有可能方法的应用。[6]

当前，国外海洋社会学在发展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海洋社会学始于对海洋社会属性的关注，它的形成本身与诸如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主流社会学分支学科存在差异。[17]这些分支的学科“自立”和理论“自足”并不始于“海洋的社会性现实”的发现乃至构建，社会学根植于陆地思维的“社会”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适用于这些学科,海洋很大程度上作为建构起来的非地域性空间(the sea largely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a ‘non-territory’)，因此难以进入一般社会学家的视野。[18](P34)另一方面，作为后起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得到欧美主流社会学界的关注，其理论建构、学科意识仍待加强，不同地域下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并不一致。[11]从国外海洋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开端于“海洋议题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发展到确立“海洋社会学”学科并形成学术共同体，这其中演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德国，尽管“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关注作为整体机构的海船(the ship as a toal institution)或工业社会学研究(industrial sociological reserach)，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比如在1985年到1992年，基尔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设立的海洋社会学(Arbeitsstelle Maritime Soziologie)研究工作小组可以被视为学科制度化的有益尝试，它专注于对硕士和博士论文、讲座、出版相关研究成果的指导，令人遗憾地是这个开拓性工作在小组解散后没有继续下去，海洋社会学在德国的学科制度化最终也未确立下来。2014年，德国通过与波兰学者通过展开学术交流与对话，希望重新开启海洋社会学研究。最近，几位德国社会学家专注渔业社会变化相关的海洋议题。例如，学者弗兰克·索瓦(Frank Sowa)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研究捕鲸这项富有争议的议题，当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捕鲸禁令产生效力以后，研究在当代日本捕鲸城镇出现了一个新的集体社区认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结果证实，捕鲸仍是一个城镇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捕鲸者和非捕鲸者通过表达对传统捕鲸城镇及其后代的强烈依附构建了他们的认同。[3]而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蓝色社会学(Blue Sociology)成为该国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2013年，佩肯(Picken)在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社会学协会(the 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边缘：迈向蓝色社会学宣言》(Society on the Edge: Towards a Manifesto for Blue Sociology)的论文。她后来出版的《海洋、空间和社会：迈向蓝色社会学》(Oceans,Space and Society:Towards a Blue Sociology)一书，从人与自然间的新关系入手对海底世界中的海洋空间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此打破社会学所固有的陆地偏见。[12]

值得关注地是，近年以来国外海洋社会学界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持续性展开。2012年8月15日至18日，在雷克雅未克(冰岛)召开的第26届北欧社会学协会(the Nord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大会上，海洋社会学国际层面的会议同时召开。2013年9月27日至29日，在扎达尔大学(克罗地亚)召开了一个由海洋社会学家组织的以“在海上的社会学：海洋视角下文化、经济和社会”(Sociology at sea.Cultu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a Maritime Perspective)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3]在2009年的里斯本、2011年的日内瓦、2013年的都灵和2015年的布拉格召开的欧洲社会学协会(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大会上，社会学家都开设了海洋社会学研究议程(a research stream)。如在布拉格举行的第12届欧洲社会学协会大会上，在波兰学者阿格奈斯卡·科勒德齐杰-杜鲁纳斯和德国学者弗兰克·索瓦的主持下，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国基尔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等众多学者参加了此次海洋社会学会议，此次会议共收到34篇论文，并举办了五场系列研讨会，包括“海洋社会学历史和未来视野”、“海洋职业和不平等”、“海洋议题的社会学想象力：可持续发展与海洋”、“海洋知识：地方和土著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海洋和文化：沿海社区和港口城市的身份建构”。*可参见网站：http://esa12thconference.eu/rs7-maritime-sociology。

二、中外海洋社会学比较

20世纪中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日益频繁，这种海洋实践活动推动了包括海洋社会学在内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19](P1)海洋作为整体性系统(the ocean as an integrated system)、世界性领域(the oceans define world regions)和社会性空间(the ocean as a social space)进入海洋议题研究者的视野中。[18](P6,P10)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学而言，自庞玉珍于2004年发表《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述》一文之后，国内社会学界才开始正式使用“海洋社会学”一词；与此同时，国内社会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海洋社会学，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才真正开始。然而独自发展而来的中国海洋社会学与国外之间存在哪些异同呢？不同首先体现在海洋社会学的英文译名上。在中国，海洋社会学的英文译名并不一致(ocean sociology，marine sociology和maritime sociology均有使用),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所主办的《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英文译名为“Chinese Ocean Sociology Studies”。在波兰，海洋社会学中的“海洋”一词均出自波兰语“Morskiej”，如W.布列涅维茨所著的《海洋社会学的起源和历史》(Geneza i dzieje socjologii Morskiej)一书；海洋社会学的英文译名为“maritime sociology”，学术期刊《海洋社会学年鉴》的波兰题名为Roczniki Socjologii Morskiej，其英文译名为“Annuals of Marine Sociology”(如2011-2015年的《海洋社会学年鉴》使用)或“Annuals of Maritime Sociology”(如2010年的《海洋社会学年鉴》使用)，但均未使用“ocean sociology”。“海洋社会学”学科译名的差异显然与“社会学”无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不同理解。[20]它不仅反映出国内外海洋社会学界对这门社会学新兴学科所指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理解不一致，更能折射出该学科所产生的时代特征、学理脉络和政策导向。

中国海洋社会学发端于社会学学者对海洋社会有无现实基础及其是否具有一般社会基本特征的思考与争论，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海洋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并将研究对象能否确定视为学科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以此为基础，庞玉珍认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地域社会——海洋世纪与海洋社会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海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分析海洋开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分析海洋开发所引发的人类社会一系列复杂的变化”。[1]崔凤从海洋实践视野出发，提出“海洋社会学应该是一项应用社会学研究，它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特定社会领域——海洋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的一门应用社会学”。[21]张开城提出“作为一门应用社会学学科”,“海洋社会学以海洋社会为研究对象”。[22]宁波认为“海洋社会学是社会学就人们关于海洋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理论建构,是社会学在人类海洋实践领域具体应用的产物。因此,海洋社会学是研究人类基于海洋所形成的各种互动关系的学问”。[23]然而对于海洋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社会学学者对海洋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争论只是必要条件。回顾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需要审视海洋议题在时代特征、学理脉络以及政策导向等三个层面的展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海洋经济在蛰伏了一个寒冬后实现了快速发展，深受海风之拂、海色之醉、海味之染的海洋人群为推动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做出了重要贡献。[24]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学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口号，表达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主体性诉求。杨国桢的“海洋社会”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不仅推动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时使海洋研究的本土化成为海洋社会学拓荒开路的学术之势。[25]21世纪即海洋世纪的到来与海洋强国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影响力、学术话语权和政策驱动力。[19](P1)具体而言，海洋世纪是对海洋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强调，是指要把与海洋相关的各种问题作为重要的议题来处理，标志着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这样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与此同时，基于我国国家建设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需要，海洋强国建设成为我国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最终成为负责任大国和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

以此为学科发展背景，中国海洋社会学在十余年间获得了显著发展。海洋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如理论研究成果《海洋与社会——海洋社会学初探》《海洋社会学概论》《海洋社会学》《海洋社会学的建构——基本概念与体系框架》等。而海洋社会学经验研究领域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指向海洋开发战略意义的宏观研究(包含国家和区域社会两个层面)，二是中观层面的多维度探索(包含海洋管理、海洋环境污染与治理、海洋渔民群体等三个方面)，三是微观层面的渔民生产和生活研究(包含人类学、心理学与社会学三个视角)。[2]国内海洋社会学学界已出现了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研究团队和科研机构，如以崔凤、王书明为核心的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张开城为核心的广东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宁波、韩兴勇为核心的上海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范英为核心的广东省社会学学会的研究团队等；在科研机构方面，中国海洋大学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院中设立了海洋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在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海洋发展研究中设立了海洋文化与社会研究方向，上海海洋大学成立了海洋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等。[19](P12)与此同时，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组建完成并形成良性运转。2009年，中国海洋大学在西安与广东海洋大学共同主办了“海洋社会变迁与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自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建立起，已先后主办八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分别是2010年在哈尔滨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开发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2011年在南昌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管理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2012年在银川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学与海洋管理”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贵阳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变迁与海洋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武汉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长沙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渔村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2016年在兰州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强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已形成机制的同时，海洋社会学专业集刊《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也已创办。它作为中国社会学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由崔凤教授担任主编，自《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第一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这部学术集刊已连续出版五卷。从该会刊历卷所设定的研究议题可看出，当前中国海洋社会学所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翔实。在深入探究“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之上，经验研究议题从原先“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和“海洋管理”单元扩展出“港口城市文化”“渔村社会变迁”和“渔村社会管理”等单元，更加聚焦当前海洋社会的热点问题。同时注重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如“海洋生态文明”“渔村民俗”“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另外，从2015年起，作为国内第一部海洋社会方面的蓝皮书《中国海洋社会发展报告》(“海洋社会蓝皮书”)也已出版发行，至今已出版2卷。相较于波兰海洋社会学，中国海洋社会学在发展初期就注重学科化与制度化，由此形成初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和科研院所，同时依托作为专业集刊的《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海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出版与发行获得学术支持，与海洋议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丰硕。

对于波兰海洋社会学，由于前文已详述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建制体系、以“海洋社会学”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版刊物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研究主题的转换，在这里还需对其学科的命名之争与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波兰海洋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海洋社会学家对该学科的命名上存在不同观点，如把海洋社会学命名为“the sociology of people of the sea”“nautic sociology”以及“maritime sociology”等。因此从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两个层面出发，重新审视波兰海洋社会学家对该学科的经典定义，对于理解波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特色是必要的。这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A.玛忒宼、J.斯通斯基(J.Sztumski)、R.沃兹尼亚克(R.Wozniak)和L.贾尼斯泽斯基的观点。[9]A.玛忒宼认为海洋领域内的社会学研究涉及“海洋人群的社会学”和“生活和工作于海边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ocial communities living and working at sea,at the seaside or in sea regions)。J.斯通斯基认为航海社会学研究航海专业活动对形塑人类共存过程的影响，研究由于这种共存结果(例如船只和船员)出现的各种结构，包括众多物质的(例如海员的角色模型)和非物质(例如迷信)社会创造物以及分析在航海领域中成立的专门机构。R.沃兹尼亚克认为航海社会学(nautic sociology)的主题涉及在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共同体中出现、发展和解体(collapse)的绝大部分现象与过程。L.贾尼斯泽斯基认为海洋社会学的主题关注沿海地区不同的社会机构、社会过程与人类活动形式等。由此可见，波兰海洋社会学在创始之初，就把海洋人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不仅是沿海社会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同时作为航海活动的参与者影响沿海社会形成与发展进程。这可以由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海洋社会学第一部实证研究著作关注的是沿海居民、渔民等海洋人群，当海洋社会学作为学科术语第一次出现时，就把“海洋人群的社会学”视为两个主要领域之一进行研究；第二，对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命名，存在以“海洋人群的社会学”取代“海洋社会学”的争论；第三，在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社会学家围绕海洋人群议题展开，如海洋人群的价值体系及其生活期望、职业期望等。第四，当社会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诸如深海渔民、海员、码头工人等海洋人群的劳动环境，海洋社会学此时与其他社会学分支结合，进而形成了四个最重要的社会学主题。第五，当前在全球化海洋世纪下，有学者从发掘海洋社会学理论意义和开辟海洋社会学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在全球化社会中海洋的作用、公海经济活动的社会生态影响以及在海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海洋人群作为海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6]因此结合中国和波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在学科创立之初，两国学者对于“何者可以并应该成为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等议题存在差异，这反映出在该学科的发展过程和研究路径中，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间孰先孰后的不同：中国海洋社会学学者侧重对“海洋社会”进行分析性的理论建构，并从海洋世纪的到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强国的提出理解海洋社会的“发现”，进而围绕海洋社会展开深入广泛的经验研究；而波兰学者对于“海洋人群”关注更多，将其视为社会结构中新出现的社会职业类别，在开展经验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了海洋化理论。[8]

这里，海洋社会的“发现”是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而言的，无论社会学家对“社会”做出何种概念界定，社会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社会”所隐含的预设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下所形成的(陆地)社会。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对于海洋的传统理解是“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或大或小的可供(陆地)社会所利用的地域空间(the ocean is viewed as a resource space used by society)。[18](P11)无论是沿海渔民的捕捞养殖，还是海商的贸易往来，当渔民、盐民、海商等海洋人群从该地域空间撤出之后，各种社会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这些都源于学者将海洋视作为(陆地)社会利用(by society)的对象，该地域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所行动主体都来自(陆地)社会，“海洋”仍未以其“社会性现实”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诸如“在海洋社会中有无人类？”、“海洋社会有无现实基础？”等成为海洋社会学家所率先回应的学术问题。而中国海洋社会学家对“海洋社会”的解释依据可归为社会唯实论(与之相对，波兰海洋社会学家对“海洋人群”的解释依据大体上可归为社会唯名论)，即把海洋社会视为一种在现实经验中已客观存在和在理性思维中可分析解释的社会性空间类型(the ocean is viewed as a social space,a space of society)，作为特定地域性社会类型，海洋社会在所属关系(of)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实然存在：海洋社会因存在持续性社会互动、延展性社会网络和稳定性社会结构而可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性研究、解释性分析和批判性反思。*本文认为可从海洋实践视野理解海洋社会的形成，海洋社会本质上是海陆一体性社会，其生成机制根源于海洋实践主体是海陆一体的社会性存在。这不仅可突破海洋与陆地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同时将社会学学科意义上“(陆地)社会”中所存在社会关系纳入到海洋社会中。在这里，借鉴黑格尔根据不同自然地理环境所划分的不同社会类型，与海洋社会相对的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因生产生活实践主体的差异性形成与农耕社会、游牧社会的本质性差异，同时由于海洋实践主体的差异和海陆地域空间的不同，从而形成地域色彩浓厚的海洋文化。在历时性层面，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耕社会与海洋社会、游牧社会都是一种地域性社会，并彼此之间形成相对明确的界限，而因传统海洋社会无法实现“社会性现实”意义上的独立性而嵌入到农耕社会的社会关系中。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及之后，伴随海洋实践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和逐步形成的整体性海洋社会，“海洋的社会性现实”作为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海洋社会和海洋人群等)进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因此，中国和波兰社会学家对海洋社会的“发现”及海洋社会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是从发现“海洋的社会性现实”角度而言的。在共时性层面，海洋环境的某些因素难以人为改变，与其他自然环境类型(如平原、草原、森林等)相比，海洋实践呈现出某种独特性，如嵌入性、流动性、广阔性、多变性和高风险性等，由此而形成的海洋社会具有与农耕社会、游牧社会不同的社会特征。

中国和波兰海洋社会学之间的差异还可从不同国家发展过程中海洋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来阐释，具体可从所涉研究主题、研究关注重点和学术话语权三方面把握。对于所涉研究主题，波兰因地理位置处于波罗的海沿岸和冷战期间归为共产主义阵营，海洋社会学在发展初期更侧重研究“海”而非“洋”。这里强调的是在波兰海洋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海洋社会的时代特征对海洋议题研究的影响乃至限制作用，并不是说波兰海洋社会学家不能开展远洋船员、远洋捕捞等相关议题研究。而随着体制转轨、全球化、海洋世纪的到来，波兰海洋社会学逐步囊括了更广泛的研究主题，比如海洋、海岸社会全球化的研究。而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学而言，在其初期阶段并不存在研究领域的“盲区”，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到区域性海洋社会都可作为研究主题，其经验研究中所形成的特定研究议题与研究主题的适宜性和研究方法的取向性有关。对于研究关注重点，波兰海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的重心经历了数次转变，关注了多样化主题并开展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当前研究者利用早期收集的关于海洋议题的经验材料，对海洋人群、沿海社区等研究议题进行动态分析。而中国海洋社会学，如庞玉珍所言，海洋世纪与海洋社会学研究息息相关，此时海洋勘探、海底采矿、海上工程等高度组织化的深海、远海生产活动已被纳入海洋议题研究。对于学术话语权，波兰学者通过数十年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在取得了丰硕的经验研究成果的同时，在海洋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积极性探索。以此同时，波兰海洋社会学家注重海洋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和对外传播，已成功举办数次国际海洋社会学论坛。对中国而言，海洋社会学在世纪之初勃然兴焉，其发展与海洋世纪的时代背景和海洋强国的政策支撑相伴相随，但在国内外社会学界中的学术话语权仍有待加强。

三、国外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回顾海洋议题的学术研究，人文学科对海洋文化属性的关注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逻辑前提，自然科学对海洋自然属性的关注则是现实前提。黑格尔(Hegel)曾在《历史哲学》中描绘了一个民族的航海活动对该民族精神产生的影响，“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进步，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26](P83)德国学者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受此影响界定了帝国发展的三个阶段：河流文明、内海文明时代和伴随着美洲的发现和环球航行所形成的海洋文明阶段。[27](P11)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海上霸权延伸到海外，创造并维持远在另一个半球的殖民帝国，并由此带来一个非历史性概括：希腊人和英国人是海洋居民，罗马人和中国人则是陆地居民。[28](P3)尽管学术界对是否存在“海洋文明”学术术语，以及对作为民主、开放代表的“海洋”和作为专制、保守代表的“大陆”等政治话语存有争论，但随着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性和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海洋对于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等方面的价值也不断彰显出来。[6]在自然科学领域，以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等眼光看待值得社会利用的海洋，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物资源为现代人类社会贡献了巨额财富，现代航海和造船技术极大推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18](P6)然而在现代科学思维、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在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海洋与陆地二分法下的陆地中心论视野，还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渔业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明晰的二分法。正如美国历史学者R.吉利斯(R. Gillis)所言，“我们对土地和水的误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产物，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希腊人来说，群岛(archipelago)意味着爱琴海本身,后来指爱琴海中的岛屿。而现在,它是指任何一组群岛”。[29]与社会学产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一样，波兰海洋社会学同样诞生于二战后海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重建，由此产生“海洋的社会性现实”的问题意识推动了海洋社会学的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社会学领域内的海洋研究涉及“海洋议题的社会学”和“海洋社会学”两个层面，它们不仅涉及社会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领域的区分，更能从理论上解释海洋社会学学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中所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这可以从问题意识、学科意识、理论意识与研究对象四个维度进行分析。问题意识要重点研究人类海洋实践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学科意识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海洋实践活动，理论意识要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范式(如海洋化理论)，[30]研究对象(如海洋社会和海洋人群)则是海洋社会学作为学科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1]海洋社会学起源于社会学家对海洋议题的关注，发展于以社会学一般理论与方法对海洋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繁荣于以深入详细的海洋议题经验研究的优秀成果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体系，进而在与主流社会学对话交流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而海洋社会学的“学科自立”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旗帜鲜明地以“海洋社会学”作为学术话语并以此为凝聚力和号召力形成学术共同体从而进行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二是该共同体中的经验成果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不仅获得内部认同，同时得到主流社会学研究的认可，展现海洋社会学研究的“海洋”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第一个条件存在于起源期和发展期，侧重于研究对象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的运用，此时学科意识是一般社会学意识；第二个条件彰显于发展期和繁荣期，侧重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学科成果的传播，此时的学科意识才是真正的“海洋社会学意识”。而海洋社会学的“理论自足”则存在两个充分条件，一是利用适恰的一般社会学的理论、预设、概念应用于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中所形成的成果对海洋议题具备一定的解释力，此时的自足只能说是潜在的；二是在之前所积累的优秀成果之上所构建的海洋社会学理论，不仅在自领域中的海洋议题，同时在诸如现代性、理性化、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等社会学主流议题具有一定效力的批判性，方此“理论自足”才可完备。由上所述，从“海洋议题的社会学”发展到“海洋社会学”，从“海洋社会学”提升到“社会学研究的海洋价值与意义”有其内在逻辑演绎和特定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学而言，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一直涉及“海洋社会”是否存在的争论，其争论的预设前提是对生产生活环境下的“社会”类型的划分，如二分法下的“陆地社会”和“海洋社会”，三分法下的“海洋社会”、“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等。“海洋社会”的学理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海洋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框架也初步完成，但当前制约中国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仍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并由此导致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危机。[31]假如“理论自足性”和“学科自立性”问题一直困扰海洋社会学研究，其学术发展中就会出现三种可能(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从国内外海洋社会学发展中是现实存在的)：一是在中国，“海洋社会”在学科成立之前和之初备受学者热议，然而成立海洋社会学后这个问题就被悬置起来，导致海洋社会学的理论意义未深入研究，大部分研究议题局限于应用研究领域；二是在波兰海洋社会学发展早期，主要围绕海洋人群展开研究并以“海洋人群的社会学”命名该学科；三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等议题占据海洋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海洋社会学乃是“海洋议题的社会学”。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发展现状，国外海洋社会学研究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深入挖掘海洋社会学理论意义的基础上推动其学术研究？

首先，加强海洋社会学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学术共同体内部重构与凝聚，在国际获得更多影响力的同时在国内社会学界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当前中国海洋社会学学者鲜有论著发表于国外期刊，[32]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则更少，而近几年来在欧洲社会学协会所举办的海洋社会学研究议程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学学界而言是难得的机遇。[3]国内学术话语权的获得要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为基础，但是在与国外海洋社会学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国际学术共同体，从而提高自身学术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否认地是，当前在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有影响力的学科发展大体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由理论领域消化与吸收，到经验领域转化和应用，再到借助本土经验推动理论领域的发展。同时，单就社会学界而言，在建国后经历了长期的挫折与困难期，各个学科领域和专业研究方向本身就与国外社会学界暂时或长期存在差距，因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

其次，结合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在深入挖掘并重新阐释国外已发展成熟的海洋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实现国际间比较研究和国内应用研究的有效开展。正如前文所述，从“海洋议题的社会学”发展到“海洋社会学”，从“海洋社会学”提升到“社会学研究的海洋价值与意义”两个发展过程与“学科自立”“理论自足”两个中心议题，紧密结合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而建构的海洋社会学理论是重心之所在。而波兰社会学家L.贾尼斯泽斯基的海洋化理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深入解释其理论意义，研究其方法论层面的相关概念、预设等是否符合当前中国国情，同时在修正、完善其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相关实证研究，这为中国学者建构并检验海洋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同时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独特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海洋社会也为国内外学者展开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最后，以学科自立、理论自足为导向的“海洋社会学”自领域研究与以跨学科跨领域为导向的“海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乃至海洋议题的综合性研究(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达成辩证统一。从海洋议题的学术研究，进而推演至海洋社会学研究，其发展路径是单一的，但对其他社会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海洋议题研究却是多样化的。在这方面，海洋人类学和环境社会学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对于海洋人类学而言，国外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的《安达曼岛人》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都是人类学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经典名著，但它们都缺失海洋族群与社会的海洋视角，而那些遍布于广袤大洋中的岛屿因与外界隔绝、遗世独立而具备的无污染、原始的状态，才成为人类学科学“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从而进入他们的视野。直到1946年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出版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才标志着海洋民族志的诞生与海洋人类学的开端。[33]由此可见，海洋人类学的勃兴关键在于海洋主体性视角的确立，即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海洋人类学作为分支学科的时间则更晚，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M.史密斯(M.Smith)出版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一书。而环境社会学对于海洋议题的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环境社会学者呈现出不同的视角。美国环境社会学学者斯特凡诺·隆戈(Stefano Longo)和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认为人类社会从根本上是与海洋系统相关，并以急剧变化的方式改变海洋条件，造成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之间存在共有的研究议题，海洋社会学应该保持在环境社会学的界限之内，并不建议海洋社会学如环境社会学一样拥有自领域。[7]但加拿大环境社会学学者J.汉尼根(J.Hannigan)认为“海洋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更高的前沿，地缘政治对抗和冲突的媒介以及一个独特的和受到威胁的生态热点”，“海洋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Oceans)的理论逻辑和社会分析应区别于环境社会学，在借鉴环境社会学对海洋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完成超越。[12]因此，海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建构既要坚持海洋视角下的社会学研究，同时应广泛吸收各海洋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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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ForeignOceanSociology——AComparisonwiththatofChina

Cui Feng Wang Weiju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sociolog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Chinese ocean soci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over ten years and has achieved a lot in such fields as theory construction, empirical study and policy application, etc. Howeve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ocean sociology have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n China, and the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ocean sociology is not too much. Through searching foreign language databases EBSCO, ResearchGate and Academia, it can be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have been studying ocean sociology for decades involving Poland, Canada, Austria, Germany and so on, and has accumulated some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ubject translation, major research subjects,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focus and discourse power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By absorb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from abroad and enhancing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ocean sociology can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is discipline.

foreign ocean sociology; research review; Chinese ocean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y

C912

：A

：1672-335X(2017)05-0009-10

责任编辑：鞠德峰

2017-05-27

：崔凤(1967- )，男，吉林乾安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海洋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