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殖民”现象与社会价值观传播重建策略

■ 赵平喜

“媒介殖民”现象与社会价值观传播重建策略

■ 赵平喜

当下媒介化社会的“媒介殖民”现象,存在着道德干预的角色扮演不当、价值判断失误现象较严重、理性培植与冲突诠释乏力、媒介的公共性价值观缺失等问题,其内在成因缘自媒介“自利性至上”思维定势的局限、媒介价值观辨识上方向迷失的影响与媒介制度规制中价值观建构滞后的制约。重建我国媒介化社会价值观传播的策略需要理性看待价值观传播的“媒介殖民”现象，正确把握“媒介殖民”现象的价值导向，科学调适媒介与其他价值主体的关系以及重建媒介人自身的价值观坐标系统。

媒介殖民；媒介责任；社会价值观;价值重建

“媒介殖民”现象已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功能叠加、扩张和外溢的一种新常态。足球跨国电视传播凭借传播高科技优势,整合政治民主化浪潮,在非洲法语国家实施“电子殖民”①。电视调解范围呈现一种“传媒殖民司法”的特征②。传播全球化是心智的殖民化策略,媒介凭借自身强大的话语权仍在不断构造殖民主体,媒介帝国主义的实质即是媒介的话语殖民③。殖民是一种传播现象,在殖民扩张活动过程中,传播自始至终在场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殖民,攫取经济、政治利益,是新时期文化帝国的媒介殖民之道⑤。

媒介不断侵入生活世界,导致人们自由交往被扭曲的“媒介殖民化”现象。在社会任何领域,传媒由于容易被认同、接受并致力于满足受众的口味,其规则具有渗透、突入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等其他社会领域并在那里扮演更大角色、功能的强烈趋势。当传媒领域原来所具有的规则拓展到了政治领域,主导乃至取代政治领域本有的规则,便可在描述的意义上称为“传媒对政治的殖民化”⑥。本文的“媒介殖民”特指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指当下媒介具有的一种突入、扩张甚至取代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本来规则、角色和功能的趋势与倾向；其二,指媒介作为一种殖民机构、主体对其殖民对象、客体即广大阅听人的影响、劝服、操控、收编甚至宰制。两个层面上的“媒介殖民”现象协同配合而又相互彰显,前者着重强调媒介殖民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后者则着重突出媒介对阅听人的吸引、影响、说服或宰制等。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虽然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稳定的价值观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的持续转型,媒介作为参与我国媒介化社会价值观体系引导、治理与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一极,在实现其自身转型变革的同时,对社会价值观和基本价值体系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作为媒介化社会价值体系中重要价值主体之一的媒介,自身由于媒介业的双重属性驱动,再加上媒介化社会“媒介化生存”的张力,也始终具有渗透、突入与扩展甚至取代或主导诸如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本来的规则、角色及功能的趋势,即形成“媒介殖民”现象。那么,“媒介殖民”现象存在哪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如何理性看待、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规制其消极效应？怎样优化重建媒介化社会的价值观传播？本文试图对“媒介殖民”与社会价值观传播重建策略展开初步思考。

一、“媒介殖民”现象中存在的问题

(一)道德干预的角色扮演不当

媒介化社会的多元价值观逐渐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它在媒介领域的表现,媒介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叙事风格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趋势。媒介惯于板起面孔说教、居高临下宣传的“司令员”身份逐渐褪去,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面对日益涌现出来的价值冲突和让人疑惑的价值失范现象,媒介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扮演究竟是什么似乎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媒介习惯于扮演和担当的角色仍然是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个人道德伦理选择的“裁定者”和“指导者”。在报道扶不扶跌倒老人的社会现象时,媒介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那些没有及时出手救助的“冷漠者”,也热衷于专门讲述一些“好人伤不起”“扶人会遭讹”的故事,甚至妖魔化“讹人者”。在价值观整合角色上,媒介仍然秉持大谈特谈道德伦理的报道模式,动辄祭起“道德伦理审判”“新闻舆论绑架”“个人良心谴责”等话语政治的大旗,做出极其简约化、功利性的“道德判断”“道德说教”,甚至有时不惜过度“道德阐释”,以达到媒介“道德呼吁”“道德干预”的目的等,这些特点都暴露了媒介在道德伦理话题等价值观传播实践中的殖民角色扮演不当等问题。

(二)价值判断失误现象较严重

媒介对公众而言,提供了一个价值观表达、聚合和交流的公共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媒介可以调适人们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从而最终带动社会价值观共同体的变化。但是,媒介陷入一种既要迎合价值观建设工程的需要,又要被接受并致力于满足阅听人口味的双重悖论与困境。因此,“媒介殖民”有时顾此失彼,自相矛盾,出现了大量明显的价值判断失误现象,对国家、社会和公众的价值观引导与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媒介在婚恋价值观念上整体建构了令人不无忧虑的媒介镜像：“网友”向“土豪”示爱求婚；“屌丝男”怒斥父母挣钱不给力；“丈母娘”送豪车,女婿感激来下跪；幼女情系“高富帅”；大爷写相亲指南;等等。价值判断直接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联系,“媒介殖民”的价值判断失误,对社会、对公众造成负面示范和冲击效应。

(三)理性培植与冲突诠释乏力

面对日趋汹涌的“社会表达”,媒介自身的价值观传播定位模糊甚至自相矛盾。在一些价值冲突现象中,表现得过于脆弱乏力甚至严重缺乏自信心和自觉性,以至于无法引导和帮助阅听人进行有理性地价值选择。

1.作为价值观的媒介表达容易受到利益因素干扰。有关家庭和性的电话热线经常被看作日益扩大的个人表达空间的明证,其实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家庭是如何作为训诫场所被重构的⑧。网络新闻跟帖象征着一种公众参与权、表达权的崛起和让渡,而实际上,网民价值观的公众表达存在社会分层现象,从整体上看,是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各种利益主体进行价值观规训、收编与抗争的对象和场所。

2.媒介还未能充分发挥其解释价值冲突的建制化优势。社会缺乏表达不同声音和利益的管道,新闻媒体不能对大众舆论形成建构作用⑨。媒介是公众舆论的体制性生成渠道,也是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重要建制⑩。但是,当前媒介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新闻生产和建构能力比较弱小,难以对其及时进行体制化话语策略、表现形式与价值体系的准确阐释和权威评价。

(四)媒介的公共性价值观缺失

“媒介殖民”现象中因为“去公共化”而与公共利益水火不相容,然而,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又必然要求它必须大力张扬其公共性。媒介在社会价值观传播中,虽然通过殖民想象叙事巧妙地传递了价值观、意识形态,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叙事理念和认知背后所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公共性价值观的缺失。具体来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不管是“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还是“政府—媒体—公众”的三元结构,在对媒介殖民主体的划分中,国家、政府、社会、媒介均处在强势地位,而“公众”与其他价值主体相比则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公众”概念本身比较抽象,并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些无疑都加剧了“媒介殖民”现象中媒介的公共性价值观缺失。

二、“媒介殖民”现象中存在问题的内在成因

(一)媒介“自利性至上”思维定势的局限

长期以来,媒介发展定位中存在着一种媒介“自利性至上”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企业化经营、产业化运作等市场化驱动进一步加剧了媒介消费文化逻辑、媒介经济学法则等媒介发展理念日趋强势的倾向。这种基于媒介“自利性至上”的媒介定位和价值取向,与既往全能型国家、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相适应、相配套,它在过于注重媒介自身效能、效益的前提下,往往体现出一种极为明显的强政治、泛道德、工具性等特征,即碰到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与价值追求等一系列价值观传播问题,媒介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定位惯性出发,或甘当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主体的附庸,或者只好挥舞“道德咨唤”的魔棒。因此,受到媒介“自利性至上”思维定势的局限而产生的“媒介殖民”现象,势必仅仅一劳永逸、理所当然地满足于充当媒介化社会价值观传播的“裁定者”与“指导者”,对社会价值观现象流于简单而直白的评判和谴责；势必忽视组织广大公众讨论以成为提供具有多元意见、声音的媒介论坛,从而抛弃了价值观释疑解惑的“解读者”与越轨行为的“纠偏者”等角色担当。

(二)媒介价值观辨识上方向迷失的影响

当前,在我国媒介化社会的价值观谱系中,良莠难辨。其间既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有社会改良主义价值观；既有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当作普世价值,片面强调全球化,要求全盘西化的普世价值观，又有在“价值祛魅”思维中颠覆传统的价值观秩序,在一味强调多元性、个性自由、不确定性等社会及其价值的“碎片化”过程中,滑向了价值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等。面对上述这些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社会价值观,媒介及其从业者要想始终保持对各种价值观的清醒辨识,实属不容易,有时甚至完全迷失了方向。因此,受到媒介易于迷失价值观辨识方向的影响而产生的“媒介殖民”现象,势必在所难免,严重时还会走向聚合和汇流,对人们的价值选择造成一定干扰,使公众陷入价值取向的困惑境地。绝大多数媒介能够坚持传播正能量,守护与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个别媒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充当起了各种各样价值观思潮的“传声筒”“留声机”或“代言人”,有的甚至还传递与制造了一些妨碍社会团结与和谐发展的意见与声音。

(三)媒介制度规制中价值观建构滞后的制约

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当前媒介面对以网络、手机与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仍然未能有效地转换经营机制和发展理念,在制度建设尤其是媒介及其从业者自身的价值观培养等方面的媒介制度建构相当滞后,甚至有的制度价值共识建设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例如,“传播正能量”是近年来盛行于媒介业的一种传播话语,笔者认为它也是媒介领域提倡的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但是,它也仅仅只是停留在传播理念层面,没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更是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培育等引导机制建设。

三、“媒介殖民”现象反思与社会价值观传播重建

(一)理性看待价值观传播的“媒介殖民”现象

(二)正确把握“媒介殖民”现象的价值导向

1.寓“媒介殖民”的价值导向于媒介故事化叙事之中。媒介故事化叙事提供情景与认知框架,是当下媒介化社会价值观整合较为普遍的传播模式,也是媒介对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的议题设置与价值引导的一种重要手段。媒介化社会的媒介故事在有效传递信息的同时,具有强大的归因性,使阅听人往往在自己身上寻找现象产生的原因,从而促使他们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思考。因此,媒介要尤其注重在故事化叙事的过程中选好故事、讲好故事并把好故事讲好,通过厚重故事讲述实现媒介传播正确价值观的目的。

3.“传播正能量”是“媒介殖民”价值导向一种崭新的文化症候。新的传播实践、话语策略、表现形式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权力关系,表征“媒介殖民”注重追求正确的价值导向,要有效规避其消极因素和负面效应。例如,近年来《人民日报》在价值观传播中创新话语体系,提炼出新的价值诉求点,寻找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传递党和政府在价值观传播问题上的重大关切。

(三)科学调适媒介与其他价值主体的关系

1.调适媒介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价值观由国民所共同持有,是一种支撑国民精神的主要价值观。媒介与国家的关系的进一步调适,体现在价值观方面,说到底就是媒介对价值观的殖民应该更加紧密地结合国家价值观来展开,以真正服务于国家利益。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国家价值观,它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媒介理应为这一新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舆论氛围,因此,媒介在对价值观的殖民中,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避媒介殖民游离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极端情形。

2.调适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近年来,政府的价值观由政府本位转向以人为本,全能政府转向效能政府。新的政府价值观为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调适提供了契机。政府对媒介的规制有所放松,由过去把媒介视为自己管辖的宣传、喉舌工具逐渐转变为工作的对象,对媒介的监管开始遵循媒介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此同时,媒介确定和塑造了媒介的市场主体角色和地位,也获得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媒介与政府之间,从过去单一的被管理与管理的关系,转变为如今多元的工作关系、合作互动关系、相互监督关系。因此,媒介在对价值观的殖民过程中,要进一步处理好媒介自身利益、效益与政府利益博弈的关系,当好政府权力清单的监督者和维护者,不能帮倒忙。

4.调适媒介与公众的关系。在媒介化社会,广大公众往往通过网络百科、论坛、社交网络等各种社会化媒体和其它大众传播媒体来建构起社会舆论、公众舆论,媒介与公众的关系日趋紧密,甚至是谁也离不开谁了。现在,公众借媒介发声造势,媒介借公众抬高身价。但是,公众的价值观并不就完全等同于媒介自身的价值观,有时候这两者之间还会发生价值冲突。一些商业网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掉部分网络新闻跟帖的价值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媒介在调适与公众的关系时,要尽量规避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向公众利益借势,甚至敢于充当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当前,尤其是要尽快补上媒介殖民过程中公共性价值观缺失的短板,站在公众的视角和立场传递先进、正确的价值观。

(四)重建媒介人自身的价值观坐标系统

3.责任转型重建。媒介的责任是指媒介及其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公众心智健康所需要承担的法律、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其中,媒介对公众负责即要求媒介应该服务于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实现相对的公共利益。媒介对社会应当承担起何种责任、怎样承担责任的叩问,至今仍然在经历不断变化和有待完善的过程。走向市场化改革的媒介存在广告客户控制其编辑方针和内容、更多将注意力投放到肤浅和煽情性的事情、损害公众的道德、无正当理由地侵犯个人隐私等弊端,而且越来越严重,亟待实现价值观传播重建。

4.制度转型重建。媒介制度尤其是价值观制度建构的滞后抑或缺失,导致媒介及其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严重失调与不和谐,从而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真正实现,最终反过来又消解与破坏媒介人的信仰与价值观认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除了国家、政府、社会等其他价值主体的协同配合和大力推动之外,媒介及其从业者应该注重自身价值观的培植与养成,通过遵循制度逻辑、制度思维来利用好传播高科技,正确对待媒介权力,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以及重拾媒介公共性价值观。此外,媒介制度是价值观建构过程的实施者,也是建构结果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新时期媒介制度体系的转型重建就是媒介权力等制度从媒介想象到社会认同,从权力行使到权利救济,最后实现社会价值整合的过程。

注释：

① Akindes,Gerard A.TransnationalElevisionandFootballinFrancophoneAfrica：ThePathtoElectronicColonization?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hio University.2010.p.34.

② 李立景：《传媒殖民司法:电视调解合法性批判》,《新闻界》,2012年第12期。

③ 姜飞：《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吴飞、杨席珍：《后殖民视角下的殖民传播》,《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

⑤ 陈璐、段京肃：《电子殖民:全球化文化帝国的媒介殖民之道》,《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⑥ [德]托马斯·梅耶：《传媒殖民政治》,刘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⑦ 马军、陈俊宇：《中国迈入“公关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4期。

⑧ 赵月枝：《传播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⑨ 本刊编辑部：《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访谈录》,《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

⑩ 夏倩芳、黄月琴：《“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传媒研究的检讨：探寻一种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作者系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