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必然性

□ 董振华 张 恺

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必然性

□ 董振华 张 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做出的科学判断。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深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正是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们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着党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的转化，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只有解决好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我们才能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做出的，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起点，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

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转化，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主题变换和历史任务转换，社会主要矛盾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不断对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俱进作出新的判断，团结带领人民妥善解决这些社会主要矛盾，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牢牢把握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大众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军阀一方面靠占有土地剥削人民，获取财富和增强实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大部分接受英美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因此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由于大小军阀之间长年累月的战争，使得全国上下民生凋敝，经济无法发展，人民大众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得不到保障，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正是根据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力主促成国共合作，联合对抗军阀。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并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随着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当时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在这一阶段我们没能彻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取代之前的阶级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也转化为拯救民族的危亡。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党领导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后，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和军队进行了三年多艰苦的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富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指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为此，我们党通过制定“一五计划”，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为日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经历了20年的停滞徘徊，经济没有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很大的改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搬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不成功的尝试。这既离开了唯物论，也离开了辩证法，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所指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一切从实际从发。”[2](P118)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P121)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客观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做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在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党中央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取得了一系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给我国社会带来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新时代，我们不久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将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更加突出，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P1364)虽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不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难度还要大。

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过去的主要矛盾相比，是其本身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的展开。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对切身利益诉求从物质文化领域向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扩展和提升，而不是质的不同。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转变，而不是根本性的质变。由此可见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的问题”，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坚持唯物论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看待客观事物，也就是要根据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做出新的认识。从这意义上说，唯物论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唯物论。党中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得出的必然结论。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根据辩证法实质做出的科学判断

整个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认识世界，另一个是改造世界。有效改造世界必须以正确认识世界作为前提。正如毛泽东1941年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所指出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5](P343)“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5](P344)

在改造世界之前要搞清楚三个主要认识问题：“是”、“所以是”和“应当是”。“是”和“所以是”是对此岸世界的认识，其基本要求是服从唯物论的原则，是按照客观标准和外在尺度进行的事实判断，其结论是“真假是非”。“应当是”是对彼岸世界的认识，其基本要求是服从价值论的原则，是按照主观标准和内在尺度进行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是“利弊善恶”。人类在行动之前，一般要做出决定。决定就是选择，而选择就是舍得，就是根据认识世界的结果“是非利弊”进行权衡。如果要有效改造世界，必须以正确的决定作为前提，而正确的决定又要以正确的认识作为前提，因此，正确认识世界是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

正确认识世界必须要坚持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即辩证法的规律。关于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深刻地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112)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身就要求置疑和扬弃现有的理论和事物，也就是要否定旧理论，获得新认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恩格斯也曾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7](P217)客观事物总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发展的，发展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是客观辩证法。基于客观事物的基本实际进行创新实践改造世界，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发展”要求，是对辩证法规律的反映和运用，体现和反映了新陈代谢的根本规律。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形成了认识的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8](P553)也就是说辩证思维即主观辩证法，把认识辩证法运用到人们的实践中，就是要求人们必须根据现实的情况，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地、创造性地提出变革事物的新观点、新办法和新方案，并根据这些新观点、新办法和新方案，促成新事物的生成，创造新事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是遵循客观辩证法的规律而发生的必然变化。而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则是我们主观意识对这一客观变化做出的反映，是对主观辩证法的自觉运用。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根据辩证法矛盾观点做出的科学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9](P179)由此可见，把握辩证思维科学内涵的关键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任何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才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我们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就是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突出问题导向，既承认矛盾又直面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路径。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复杂事物中都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解决问题的哲学依据，也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原则和工作方法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的性质问题做了经典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0](P322)“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9](P322)由此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同时还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最终是要实现“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PP11-12)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有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9](P323)这段论述说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是会互相转化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当时人们也会存在着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物质文化的需要成为更为紧迫的方面，成为主要的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前列，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满足，在此基础之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会日益广泛，也就取代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地位，上升到了主要的方面，不过物质文化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到了非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但是差距不会太大，问题也就没有那么明显，而当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后，有些地方发展得好有些地方发展得不好，差距被拉大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就凸显了出来。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根据辩证基本规律做出的科学判断

万事万物都是永恒发展的，绝不是静止不变的，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这一对关系，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不论是旧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主要矛盾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都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不能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也不能超出每一社会主要矛盾所处的具体时期。同时还要明确，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以贯之的，是具有连续性的，服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寓园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大众的社交中心。明末的大部分文人园，是文人士大夫从社会和政治生活隐遁所依附的寄托。寓园和外界的联系依赖水路，园林意境的创造符合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与其描绘的世外桃源明显不同，它有越中园林的个性：园林作为主人隐秘世界的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成为主人和外界的交流媒介。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服从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能够深入事物的内部，抓住事物的本质，就是因为它在对立中寻找统一，在统一中发现对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且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们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服从质量互变规律。质量互变规律深刻阐述了两种矛盾运动的特质及其相互关系和演化过程。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之间的辩证互动，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发生新的量变，由此循环往复，才呈现出事物发展的真实过程。需要明确的是，量变与质变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这种现象不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只是层次和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根本性的质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总过程下的个别部分发生的质变。

最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的科学判断服从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内部既存在肯定的因素，也存在否定的因素，二者的此消彼长就将事物的发展刻画为一个自我否定并且螺旋上升的过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会是一成不变、始终存在的，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旧的问题就会解决，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矛盾运动中否定的环节。但是旧的问题的解决又会带来新的问题的产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报告还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两个没有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党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新判断。我们要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贯穿社会运动始终、决定社会历史形态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作用中，决定了社会形态，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区别于其他社会。又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矛盾特殊性，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使社会的这个发展阶段区别于其他的发展阶段。总之，社会处在哪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基本矛盾各个方面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2](P25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

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和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我们一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国的最大国情和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即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战略目标已提前实现。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无论人均GDP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生态建设水平，还是国家治理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即使在将来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GDP水平也仍然不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初级阶段，从时间维度看，要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从目标维度看，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我们都要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决定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都存在着多个矛盾，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决定着党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党不断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内涵式变化的新把握。

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已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明确，“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论断，是党中央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对新时代我国存在的众多复杂矛盾相互关系的甄别、比较和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过去的主要矛盾相比，是它本身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展开。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是人民对切身利益诉求从物质、文化领域向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扩展和提升，而不是质的不同。无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是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转变，而不是根本性的质变。只不过是一个是“发展的问题”，另一个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主要矛盾的转化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P21)

(三)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在“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P5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我们要坚持“四个伟大”的辩证统一，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R].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杜洪梅)

作者：董振华，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张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邮编：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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