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语境下相同素材的不同艺术表达
——丰子恺与张乐平漫画之比较

钱可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共时语境下相同素材的不同艺术表达
——丰子恺与张乐平漫画之比较

钱可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战乱年代，烽烟四起、炮火连天，孩子无疑成为战争时代最大的牺牲品。无数的孩童因为战乱失去家庭，幼小的年纪跟着家人四处逃难甚至是葬身于无情的炮火下。动荡时局也将文艺创作推向高潮，在众多美术文艺工作者中丰子恺和张乐平不约而同地将视角转向了这一群最无辜的受害者，通过一幅幅作品宣泄着儿童内心的恐惧与无助。两位漫画家在同一时期描绘出了不同风格的漫画作品，给人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丰子恺；张乐平；抗战漫画；儿童

绪言

20世纪上半页中国社会局势一直处于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状态。七七事变后，国家主权受到威胁，让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对抗，促成抗日名族统一战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投入到这场爱国救亡的浪潮中。在社会动荡不安、战争局势紧张处境下，张乐平、叶浅予、胡考、丰子恺等一大批美术文艺工作者们，虽不能第一时间冲往前线对抗敌军，但是他们在大后方以手中紧握的钢笔描摹着人民的疾苦与呼声，以一幅幅作品为武器向侵略者们发出猛烈的攻击。

一、丰子恺、张乐平抗战背景下的漫画创作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标志着日帝侵略者展开了对中国领土的全面进攻，与此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的抗日情绪就日益高涨，全国的美术家联合起来展开了一系列反侵抗日的宣传活动。30年代中期就有美术团体联合承办展览会，例如南北方的“平津木刻研究会”和“现代版画会”合作承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美术家通过作品揭露了日军侵华恶行并且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抗日救国，展览在多城市巡回展出，抗日救国宣传的影响力也随之逐渐地增大。更多的学生、老师及文艺工作者都走出象牙塔，加入到这场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来，茅盾在抗战爆发时曾说过“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1]青年漫画家胡考也提出“漫画才是对民众宣传最适合的工具。漫画有它的特殊的明确性，它能使人们直觉地感受到刺激，这也是人所共知的。”[2]年轻的画家们以及一些知名美术家清晰地认识到当下最紧迫的就是一切创作都要服务于抗战，创作动机都要以宣传抗战为宗旨。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成立后，协会成员们立即成立了抗日宣传小分队，以叶浅予为队长，带领队员张乐平、特伟等成员，深入到城镇、乡村等基层群众当中去宣传抗日，壮大抗日队伍。张乐平作为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以及抗日宣传小分队骨干成员，先后为抗日宣传做了很大贡献。1937年9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第一个战时漫画刊物《救亡漫画》作为会刊，同时这也是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漫画运动的中心刊物。张乐平也在刊物上发表大量优秀作品，如《日本人是这样杀害我们的》和《三毛的大刀》等。随着战争形势的日渐恶化，他深入江西，又在上饶战区重新组建漫画宣传队担任小队长。在此期间，他带领众多的年轻画家们以笔为武器，创作了大量抗战漫画，后来他将此期间所作的抗战漫画，结集为《没有眼睛的炸弹》出版。

1938年，小分队在武汉进行宣传工作，年底武汉沦陷，宣传队随政治部队撤退至长沙之后又转移到桂林，在这时漫画宣传小分队分成两批：张乐平率领麦非等一批画家为一队,前往浙江、江西战区开展工作，而特伟率领黄茅、廖冰兄等继续留在了桂林开展宣传工作。说起桂林的抗日漫画宣传运动就不得不提丰子恺，他曾提到：“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因为它的宣传力顶锐利。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一齐冲锋!”[3]作为桂林美术运动活跃分子之一，丰子恺在这期间为中国漫画发展及抗日宣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一声枪响战争全面爆发，打破了丰子恺与家人安稳宁静的生活，一家老小便开始了颠沛流离逃亡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也创作大量的文艺作品。《还我缘缘堂》中表示“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了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4]丰子恺携家人一路向西南逃亡，抵达桂林落脚，应邀于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在该校任图画、国文教师。他在教学中一再强调“艺术不是孤立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5]在相对太平的年代，我们可以谈论艺术的陶冶与教化功能，但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我们更需要将艺术融合于当下的时代精神。“因为一时代的艺术的表现，当然要以一时代的精神为背景，方才这艺术品的在这时代中有存在的位置与价值。”[6]

1938年3月丰子恺在汉口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为其会刊《抗战文艺》创作了封面。同年11月，日军对桂林进行飞机轰炸，众多百姓的屋舍被毁，死伤无数，学校师生激愤不已，组织集会声讨日军残酷罪行。丰子恺在课上要求学生以此次轰炸事件为题材，创作出声讨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再对学生们的作品进行点评，指出其优劣并作出示范，课后带领学生们走上大街、乡镇，张贴出宣传画。除了上课教学带领学生创作、张贴宣传画外，他自己也创作了大量的抗日题材漫画作品如《仓皇》《轰炸（一）（二）》《解除警报后》等，为桂林漫画抗战宣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言：“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7]由此可以看出丰子恺对抗战报以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

二、张乐平──个体形象愤然声讨残酷现实

近代书画大师刘枕青曾在他的《漫画概论》中提过，好的漫画作品需要具备社会性，内容上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同时要兼备艺术性，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不能被束缚。张乐平的漫画中除了战时的具有宣传性的主题漫画以外，社会题材漫画的素材均是采自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主要的关注对象为流浪儿童，从他们的生活状态中反映出当时物欲横流、趋炎附势、人情冷淡的社会风气。

张乐平为大家所熟知的典型漫画代表人物即“三毛”，今年也是《三毛流浪记》诞生七十周年。早在1935年7月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形象就在《晨报》的副刊《图画晨报》上亮相，随后抗日期间三毛也一直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伴随着大家经历民族的浩劫、跌宕和胜利。三毛的形象几乎就是张乐平幼时的写照。张乐平出生于浙江海盐县乡村的普通家庭，父亲张舟若是一名乡村小学的老师工资微薄，母亲给别人绣花、缝补衣服赚取些许外快才得以维持基本生计。因为母亲擅长绣花剪纸，几岁的张乐平就对此萌生了极大的兴趣，奠定他之后的艺术创作基础。1925年张乐平小学毕业便到南汇县万祥镇一家木行当学徒，起早歇晚吃尽苦头，1927年先后去了上海一家私人学堂学习，又在印刷厂和广告公司实习。张乐平曾经回忆过，那些日子他熟悉了穷苦人们的生活，为周围的穷兄弟们画速写，和他们有同样的屈辱和苦难，‘三毛’的苦难生活便融进了他的生活。

儿童题材是张乐平漫画创作中的主要题材，圆圆的脑袋上顶着三根头发，这典型的人物特征就构成了他手底下三毛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所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就是大环境下的缩影。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可谓是当时国内的经济文化中心，社会鱼龙混杂，各界人士纷纷涌入上海。“上海成了五方杂居、华洋相处的城市商号鳞次栉比，人流摩肩接踵，语言南腔北调，服饰竞相称异。”[8]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再加上战乱四起，各方矛盾斗争显得的尤为激烈，这种种的社会现象通过三毛这样的人物形象呈现在大众的视野面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漫画创作的灵感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如上文所说，张乐平幼时因家中贫困不得已辍学进城当学徒，吃尽苦头，战时又携带家人四处流亡等等这相关经历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抗战时期整体漫画主题都围绕着战争，《三毛的爸爸》、《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三毛的大刀》《可以智取》等等。张乐平曾经谈到三毛的创作经历时说到“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愤怒，我诅咒，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9]张乐平这是在用自己手中的画笔社会底层人民声讨，为处于乱世中的儿童这一弱势群体发声呐喊。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鲁冰曾在评论张乐平漫画时就说过，“谁都会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否每一位画家、作家在创作时都是想着这句话呢？社会将从作品来检验画家和作家。张乐平是完全经得起这种检验的。”因为张乐平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漫画也就是他曾经生活的写照。他的漫画中一个个生活场景，有的还生趣幽默，看似比较平常，实则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之所以三毛形象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就是由于他们在三毛的经历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张乐平以漫画家的敏锐观察力，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借三毛的形象替劳苦大众们鸣不平，也表达出他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的不满。

三、丰子恺 ── 群体形象含蓄影射现实苦难

不同于张乐平所塑造的“三毛”这个典型的流浪儿童形象，丰子恺的创作视角投身于整个儿童群体，幼至襁褓中的婴儿，大一点的即是六、七岁孩童。“昔有顾恺之，人称三绝才画痴，今有丰子恺，漫画高材惊四海。但逢井汲歌耆卿，所至儿童识姓名的”[10]此乃国学大师马一孚先生在抗战时期对丰子恺漫画的社会影响力作出评价的一首诗，诗中将马老先生将丰子恺媲美于顾恺之，可见在当时丰子恺漫画的社会影响力就不可小觑。

丰子恺在成长与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相比于张乐平可能幸运的多，虽在幼时经历了家道中落、至亲离去等变故，但是也正是这些境遇和经历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悲悯与同情的种子。在求艺的道路上，分别受到了李叔同、夏丏尊、马一浮三位恩师的教诲与引导。其中李叔同对他艺术观的形成可谓是影响颇深。丰子恺曾在《我与弘一法师》中说道“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11]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李叔同先生的仰慕与热爱之情。在李叔同先生的引领下丰子恺皈依了佛门，佛性思维逐渐走向成熟，他的文艺观中所体现对“童心”颂扬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丰子恺并不完全绝缘与现实世界，他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大众社会，以一种出世与入世相结合的双重艺术人格进行文艺创作。在民族危难之际，丰子恺并没有因皈依佛门而不问世事，而是执笔创作为抗战呐喊。

儿童作为丰子恺作品中的重要题材，将这一题材运用于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也是他的一大特色，他所想要呈现的就是透过儿童的双眸来审视这动乱时期发生的人和事，从而影射出战时民众的悲惨遭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年轻的美术家们充满斗志，强烈呼唤文艺工作者们不要再温柔抒情，主张这时期的艺术必须服从于抗战。素来赞赏风雅题材童真题材的丰子恺难免不受到部分青年美术家的质疑，战时丰子恺一路向西南逃亡，的确创作了一系列以自然景物为素材的漫画作品，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任重道远》《水光天色与人亲》等，但是细究其实作者是想通过饱览美景的“幸福”来对比当时特殊时代给人民带来的不幸，虽然没有那么挣扎的呐喊，但是在那充满斗争抗议的大环境下能看到如此“幸福”的图像对心灵上的创伤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呢。丰子恺在战时为漫画作品大多都是委婉表露苦难现状，儿童的天真无邪，在不经意间道出残酷的真相，如名为《母亲，他为什么肯做叫花子？》的漫画，母亲牵着幼童经过乞讨前，者面幼童竟指向告哀乞怜、衣衫褴褛的乞讨者转头问向母亲“他为什么肯做叫花子?”画中尤感母亲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作答，孩童眼中的世界里应该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可以吃饱穿暖，感受着家人的温暖的他，着实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要放弃这样的生活而上街乞讨。儿童的发问是出自他内心底的同情，体会到了世间心酸与无奈的成人也不忍向他们揭露这残酷的现实。儿童的纯洁无暇、天真烂漫以及那一颗毫无功利的至诚之心，在现实面前可能显得尤为滑稽讽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丰子恺实则是通过孩子的替成人发声。面对动荡不安的战争时局，成人的表现多是恐惧和对未来的忧虑，甚至不敢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而孩子们会“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零地看，”[12]脱离成人惯有思维模式用单纯直白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漫画《看谁放得高》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放着自己手中的气球，旁观的小朋友还在欢呼雀跃，气球上分别写着“胜利”和“和平”，在他们心中有可能不太清楚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只是单纯的嬉闹，但是作者通过此画面所呈现的不单纯是儿童无故的嬉闹，更是表达了大众对战争结束的渴望和对安定、祥和生活状态的诉求。

同处于战时这一社会环境下，又同将创作视角投向儿童的两位漫画家，创作素材虽然相同但是漫画的表现形式与手法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画面给受众的视觉与心理感观也是不同的。张乐平作为青年漫画家当时正处上海那个政治、经济时局中心，而且战时作为漫画宣传队的主力，漫画中充斥的一定是慷慨激昂的抵抗精神，像三毛那样的瘦弱孩童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可以手提大刀奋勇杀敌，对人民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丰子恺的作品可能没有太多高亢的痛斥和怒吼中，更多的是运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以孩童的独特视角去看待那个兵戈扰攘的年代，从而映射出对美好与希望的向往，一定程度上可以治愈民众受创的心灵。无论风格的异同，所表达的是愤慨还是同情，两位漫画家的作品都在当时造成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力，都为当时的中国漫画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以儿童视角切入创作，在当时很大程度提升了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度，让儿童立足大众视野能被当做独立的个体获得尊重与关怀。

[1]茅盾.抗战文艺论集：文艺大众化问题[C].上海：上海书店，1986：150.

[2]胡考.漫画与宣传[N].文艺战线，1938-1-15（3）.

[3]丰子恺.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N].抗战漫画，1938-4-16（8）.

[4]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54.

[5]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97.

[6]丰子恺.绘画与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82.

[7]陈星.闲话丰子恺[M].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1991：131.

[8]施福康.上海社会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

[9]张乐平.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的义展’写[N].大公报，1949-4.

[10]陈星.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54.

[11]丰子恺.丰子恺品佛[M].昆明：作家出版社，2009：163.

[12]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250.

J218.2

A

钱可（1992-），女，汉，安徽安庆，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