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理学思想背景下的咏史诗创作

张焕玲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论宋代理学思想背景下的咏史诗创作

张焕玲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宋代理学是儒学汲取佛、道两家精华而形成的具有思辨性质的新儒学，它把封建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浸透到史学领域就是要求史学灌输君君臣臣的封建名分及伦理道德，以达到扶天理、正人心的目的。宋代理学对咏史诗创作主旨、分类立名、史料取舍、人物评价、兴亡得失及史学思想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刘克庄《杂咏》二百首、陈普《咏史》、徐钧《史咏》等就是在义理史观影响下产生的咏史集。藉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理学对史学、诗学及文人思想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宋代理学；义理史观；咏史诗；纲常伦理；重道轻文

赵宋立国后，儒学复兴，文化昌明，宋帝对儒、释、道兼容并蓄，三教也在相对宽容和谐的氛围下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这种继往开来的氛围既培养了宋人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也促使宋代学术较前代更为发达繁荣，社会教育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普及和发展。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理学的先河，胡瑗、孙复、石介继之成为“宋初理学三先生”，但理学真正的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直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绍兴十四年（1144），宋高宗亲临太学，制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赞，并刊石置于太学，表达了对孔子及其弟子德行和学说的推崇之情。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亲临太学，拜谒孔子，并将御撰《道统十三赞》，对理学家所谓之道统一脉相传的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十三人大唱赞歌，标志着程朱理学正式取得了官方主流话语权。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士大夫纷纷研习理学，蔚然成风，理学成为宋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刊除浮习语丁宁，洙泗余风刮地清”[1]P44801，影响深远。朝野文人感慨“寥寥二千载，道统几欲坠。濂洛暨关中，浚源接洙泗”，争相标榜“无极而太极，性命发其秘。先天而后天，理数稽其至。四书共群籍，精微穷奥义。五常与异端，辨析无遗旨。谓教以渐进，谓功可直遂。为说虽殊科，其归同一揆。践修本诚敬，讲贯非口耳。要在绝己私，浑然循天理。启钥以抽关，发蒙而警聩。后进有所宗，绝学得所继。”[1]P39416并认为君道“其要在厥中，精一而允执。惟诚乃能精，惟诚乃能一。是以无党偏，是以臻正直。三代所共守，百世不可易”。[1]P39416短时期内理学思想不胫而走，由思想领域快速渗透至政治领域，成为风靡一时的显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理学传》，就说明了理学与此前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2]P95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理学。理学作为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对元、明、清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重文的时代风气，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以及浓郁的人文文化氛围，造成文人理性精神的空前高扬。宋代史学伴随着理学的兴起，逐渐理学化，把封建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要求史学灌输封建名分及伦理道德。同时受研治《春秋》经学的影响，史学仿效《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笔法，藉以惩恶劝善；学习《春秋公羊传》“春王正月”之义，认为帝王纪年系正统所在。理学家们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总是以此为标准。依经义断史事，以史事证经义。重义理书法而略史实。理学作为一种道德伦理之学，对文学的缘情审美特性从根本上是加以排斥和否定的。理学家虽不乏诗集，但多是以诗歌的形式阐述哲理，所谓“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

秘”。[3]P431

两宋时期，咏史诗发展迅猛，众体兼备，名家辈出，蔚为大观。据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统计，宋代的咏史诗有7361首，据《全宋诗订补》统计另有咏史诗41首，共计7402首。而南宋时涌现出的大型咏史组诗也深受时代学术氛围之影响，在义理史观的浸染下成为忠实贯彻理学思想观念的载体之一，大行其道。理学思想对宋代咏史诗创作的影响较为全面深入，无论是创作主旨、分类布局还是褒贬人物，灌输纲常伦理道德观念，都无不有着理学的影子。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以理学道德评价体系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归类立名，凛然大义，从而促使刘克庄《杂咏》二百首为代表的分类专咏组诗开始出现。理学还对宋代咏史诗的写作旨趣、治乱分析、材料取舍、人物评价及史学思想等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陈普《咏史》、徐钧《史咏》就是以朱熹《通鉴纲目》为指导思想，体现尊王攘夷、以史明义、正名分、立纲常的理学史学观。凡此种种，理学思想对宋代咏史诗的创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重道轻文，在评价文学人物时加以贬低

宋代理学以正统自居，过于强调儒学道统的纯正性，故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重道轻文、强理弱辞的倾向，甚至发展到反对文学创作，如程颐就认为写文章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向拘束于此，不能专心向道，故曰“为文亦玩物也”。又吕大临《送刘户曹》一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反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惟传颜氏得心斋。”[1]P11759则认为过分追求文学艺术等则会影响修身体道之心。而朱熹在与弟子的对答中，也用理学的文道观对唐、宋文学名家褒贬有加，如说“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是主于文词，少间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其本意终自可见。”[4]P3276又云“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又“东坡说得透，南丰亦说得透。……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4]P3310甚至说：“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5]P2813这些以文害道、重理轻辞的经典言论和思想自然会影响到理学人士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看法。陈普以理学嫡传者的身份去创作咏史诗，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显示出理学家之特色，如对文人才艺之评价，秉承邵雍、二程、朱熹以来重视修身养性、轻视文学的传统，对东方朔、苏轼等以文学名家的人评价很低。如《东方朔》一诗云：“宣室不令容董偃，却容皋朔与相如。当时有意清君侧，鸡鞠诙谐总合诛。”自注云：“朔皋诙谐，相如词赋，与董偃之鸡鞠狗马，皆不可使在人主左右也。”[1]P43805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都是西汉辞赋家，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而陈普将他们与以媚上的董偃相提并论，明显有苛责之意。其深受理学影响，轻视文艺，视文学之士为优伶的思想可见一斑。又如《陆机》二首其二云：“须信雕虫不用工，至今天地不相容。君看奕叶东吴陆，转作词章便覆宗。”自注云：“文人如宋玉、李斯、司马相如、杨雄、班固、蔡邕、曹丕、曹植、阮籍、潘岳、陆机、陆云、谢灵运、范晔、孔熙先、王勃、宋之问、骆宾王、李峤、张说、李贺、杜牧、柳宗元、刘禹锡、元稹、舒元舆、南唐冯希鲁兄弟、与近世苏氏之徒，皆轻儇浅薄，浮华诞妄。且复矜其功慧，傲睨人物，荒淫不道，往往为之，祸乱死亡，不知悟也。沈身之祸犹轻，败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门以高才能文章为人之不幸。使读书而不知道，岂为臣下者所宜尊尚哉。”[1]P43848诗人则将一代文学名家陆机赖以扬名立业的文艺才学视为雕虫小技，并且认为这是导致陆氏家族覆灭的主要原因。而注文更是他重道轻文思想的最好例证。陈普以理学家的眼光历数宋前及近代以文学立言的历史人物，抨击他们轻薄气傲，露才扬己，品行不端，伤风败俗，往往招致祸乱死亡而不悟。陈普以体道悟道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学人物，不亦甚乎？又《苏东坡》一诗云：“方朔优旃岂舜徒，南来谩喜落苍梧。天津醉里乾坤眼，只见双程不见苏。”自注云：“康节云：‘今天下聪明过人惟程伯淳，正叔其次。则其胸中之所予夺可见矣。’”[1]P43848陈普以东方朔、优旃之徒比附苏轼，认为他们的幽默风趣、滑稽多智、才华横溢与二程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并以理学家邵雍之眼赞叹当今天下聪明过人者惟程颐、程颢而已。可见陈普的文道思想与理学五子一脉相承，甚至更极端，并且深入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浸染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又《韩愈》一诗云：“杨墨蛇龙本一区，大颠便是恶溪鱼。退之也是无操守，一贬便陈封禅书。”[1]P43848在陈普的眼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毫无节操可言。他先因卫道排佛而被贬，与大颠禅师交往后，由辟佛到近佛，由《谏佛骨表》时的直言敢谏到贬后的阿谀奉承，故对其人品操守进行严厉的批评。陈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苛求完美，求全责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这也是理学以道相与，以义相正的体现。

二、理学对咏史诗创作主旨、布局的影响

史学发展受到理学的影响，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范祖禹的《唐鉴》、胡寅的《读史管见》、朱熹的《通鉴纲目》，由以人事史实功过论英雄到以天理道德伦理对历史人事进行评价，春秋笔法被宋人奉为修史、评史之圭臬。如陈普《咏史》自上古之虞舜至宋代之朱熹，理学道统之脉一以贯之。首章《有虞氏》云：“天生瞽瞍非无意，帝降娥皇更有心。万点历山烟雨泪，后来化作几曾参。”自注云：“不瞽瞍不足以教万世父子，不象不足以教万世兄弟，不羑里、陈蔡不足以教万世处穷达，不颜回不足以教万世处生死，不伯夷、叔齐不足以立万世之常经，不伊、周、泰伯不足以尽古今之通义。凡此数项大节目，若天所为。”[1]P43790可知诗人秉承理学认知思想，认为天生瞽瞍、象、颜回、伯夷、叔齐、伊尹、周公、泰伯为万世立纲常大义，上天安排周文王、孔子羑里、陈蔡之困厄、颜回之安贫乐道以教化众生勘破生死穷达之关。而《朱文公》一诗自注云：“《武夷櫂歌》，进道阶级也。一首言道之体用一原，无上下精粗之间，然不可无人发明。一曲谓孟子死，传道丧；二曲学道由远色入；三曲摆脱贫贱富贵死生寿夭之累，而后可与适道；四曲仰高钻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五曲深远；六曲自得；七曲上达而不离于下学；八曲去圣人一间，非常人所去知，然力行所至，无不可为之理也；九曲学之成功，身在圣域，而其精微之蕴，初不离于日用之常，无它道也。若它道，则为异端，违天远人，而不可行矣。……”[1]P43849则是在鼓吹朱子《武夷櫂歌》中所蕴涵的体道悟道之奥妙所在，诗人布局谋篇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后学闵文振也题辞云：“推心穷迹，昭道比义，绳以《春秋》之法，归诸天理之公。其词严，其论正，其指深，其意远，视古今诸家咏史，大有间矣。”[6]P143肯定赞美了陈普以谨遵义理史学，辅以春秋笔法以构篇咏史之深远意旨。

欧阳修秉承史家精神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以不同的道德评价标签冠以不同种类的历史人物，以寓诛奸褒善、警诫世人的旨趣。刘克庄《杂咏》二百首就是以分类立名以褒贬善恶的典型代表。他作为真德秀的私淑弟子，因“史学尤精”而受荐于朝，并曾受真德秀委托，参与编写《文章正宗》诗歌一类，筛选准则以世教民彝为主，像仙释、闺情、宫怨之类都摒弃不取。然刘克庄所取诗歌，真德秀又去之者大半，又增入不少陶诗，如三谢之类却不取。可见《文章正宗》的标准相当严格。刘克庄精通史学，熟悉史传体例，于是筛选史书纪传，在有益于“世教民彝”的创作宗旨下，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归纳吟咏，以评价社会生活各个阶层人物，集为《杂咏》二卷，凡二百首。元人陆文圭亦云：“昔西山编《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委之刘潜父，以世教民彝为主，凡涉闺情宫怨者皆勿取。后潜父自作十臣、十佞等五言百首。句简而括，意深而确，前无此体。”[7]P10则肯定了刘克庄的咏史组诗创作思想也无形中受到理学的影响，对其诗歌评价较高。杂咏之《十妇》《十妾》《十女》可与正史《列女传》相媲美，十卜等同于《日者传》，十医与《方术传》一致，十憸可比附《佞幸传》，十嬖与《宦者传》类同，十儒相当于《儒林传》，十隐等同于《逸民传》，而十稚、十仙、十释为诗人原创。十臣、十子、十节咏赞历代名臣忠义，孝子贤孙，高尚之士；十妇、十妾、十稚、十女，则是以妇幼为中心，颇见诗人考虑之全面，分类之细致。十儒、十仙、十释，分咏儒、道、释三教之名儒、神仙及高僧；十医、十卜颂名医方技、奇门遁甲；十隐、十勇、十豪、十辩、十智、十贪、十憸、十嬖则充满鲜明地褒贬色彩，诗人爱憎好恶寓于字里行间。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口蜜腹剑的佞幸，高尚其事的隐逸，多智善辩的谋士等一一浮现。总之，刘克庄创作意图很明显，一方面借褒贬人物来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借此以彰显才学史识。多采用对比、衬托的表现手法，或正面烘托，或反面衬托，揉合相关史事于一炉，主旨鲜明，驾驭史事的技巧娴熟。如《周戴》一诗云：“戴昔劫名士，周尝暴里人。少年一荡子，岁晚两忠臣。”[1]P36337采用纪传体史书合传的做法，将周处、戴逵二人合并吟咏，用凝练的语言，巧妙的构思，热情地赞扬了两个悔过自新、终立令名的励志大臣。语言简洁，概括力强，又能做到文史交融，叙议结合，不仅文采可观，而且议论出新，不坠入有韵之史论的俗套。

《史咏》在整体结构布局方面，则大致与《资治通鉴》相仿，在人物分类方面，则借鉴了《史记》，人君相当于本纪，诸侯相当于世家，其他诸儒、诸子等则相当于列传，列传中又详分儒、子、刑名、兵、节义、刺客等小类，并继承春秋笔法，从历史人物的筛选及遣词造句技巧方面来寄予褒贬。如《臧宫》一诗云：“电扫风驱寇已平，雄心又向幕南庭。君王自守苞桑戒，不侈边功纪汗青。”[1]P42839臧宫为东汉中兴大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将军，曾上书皇帝，建议北击匈奴，刻石纪功。但光武帝长年寄身军旅，颇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人心思定，只想偃武息兵，修生养息，不想轻起战事，疲国困民，便下诏书于臧宫，阐明自己的观点。诗中就此批评臧宫的好大喜功，赞美光武帝的英明决策。又《孟轲》一诗云：“战国谁能识道真，故将性善觉生民。七篇切切言仁义，功利场中有此人。”[1]P42829热情地赞美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及其思想学说。又《豫让》一诗云：“君侯待我异中行，宗祀何期遽覆亡。一死谁言无所为，主知深处自难忘。”[1]P42832先叙豫让为智伯复仇的原因，既被待以国士，即以国士之恩回报，而后咏叹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可谓一部具体而微的诗体《资治通鉴》，幼童早晚习之，不仅可以增长历史知识，培养诗歌语感，而且也无形中受到善善恶恶的儒家伦理道德史观的熏陶。

三、理学对咏史诗史学观的影响

徐钧《史咏》以《资治通鉴》为素材，为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现存二百九十五首，均为七言绝句。以人名为题，一人一题。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及人物尊卑贵贱分门别类加以咏叹，先咏周人君、周诸侯王、周诸儒、周诸子、周刑名、周纵横、周兵家、周人物、周节义、周刺客；次咏秦人君、秦人臣；再咏西汉、后汉等等。体现善善恶恶、君君臣臣、崇义正理、拥刘反曹的儒家正统历史观。许谦序云：“见心《史咏》始周威烈王，讫于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今观是诗分类立名，已凛凛乎大义。如孟子、邹衍，《史记》同传，今则别诸子于诸儒，登豫让于节义之首，名曹丕父子无异于诸臣。又如谓汉高为义帝发丧而宴乐于鼓城，孝文惜露台之百金而不爱铜山之巨万，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贤过于光武，邵陵厉公、高贵乡公，本非凡主，特迫于大权之已移。若此者，皆微显阐幽之意。协之于音韵，播之于声歌，殆使人咏之绎之，自兴起其善善恶恶之意，于《诗》、《书》、《春秋》之遗法，盖一举而兼得矣。”[8]P1048徐钧子津序云：“先君世习周礼，博经史，与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讲论理义之暇，慨然有志于史咏，原心论迹，分类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贤相之治平，乱臣贼子之僭窃，莫不声其功罪，鸣其正邪，截然若刀锯之裁割，权衡之称量，而二十八字之中，凛乎其可畏，使后人歌是诗而知其旨，咏其辞而得其实。惩戒之意，殆与《春秋》笔削之意相表里。”[8]P1051诗人正名分，立纲常，以诗史明义的意图十分明显。

正统论是封建王朝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

宣扬正统，神化皇权，是古代史书的一大突出特征。孔子编写的《春秋》及其三传都标举“尊王攘夷”，开史籍尊正统之先声。正统问题也是宋以来学者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欧阳修云：“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9]P267宋儒多以道德本位主义来阐释关乎王朝合法性的正统论，其判别中国历史上各政权正闰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天理”，在理论形式上具有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而徐钧取《资治通鉴》所载君臣事迹吟咏，意存劝戒，隐发奸谀，旨在扶天理，正人心。因《通鉴》为编年体，记事系以年月，故此集中的诗歌亦以时代为序编排，而每一代又以人物的身份、地位、显著事迹以及性别分类。在正统问题上，其虽取材于《资治通鉴》，但观点却大异。如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在三国的正闰问题上尊重事实，因曹魏占据中原之地的史实而尊为正统，《资治通鉴·魏纪三》“烈祖明皇帝上之下”云：“诸葛亮将入冦，与群下谋之”[10]P2242一句尤为后人所指责。如金朋说《司马温公帝魏》一诗云：“春秋大义经中史，司马当年失董狐。昭烈本为炎汉后，何书僣国列于吴。”[1]P32206杨奂《读通鉴》一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然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11]P2248二诗反映出自北宋后文人学者多拥刘反曹的历史观点，而徐钧以一字寓褒贬，冠刘备为“昭烈帝”，对司马光的做法是一种无言的否认。徐钧对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的写法也不赞同，他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君臣继东汉之后，以“续后汉人君”、“续后汉人臣”、“曹魏孙吴”的分类标目来表现以蜀汉为正统的史学观。在吟咏时对蜀汉君臣充满赞美和同情，对曹魏孙吴则饱含批评指责。如《昭烈帝》一诗云：“崎岖蜀道谩三分，势去英雄挽不能。若使人心似西汉，未输光武独中兴。”[1]P42846则对一代英雄刘备最终未能中兴汉室表示惋惜，并归因于形势、人心，为其开脱。又《孔明》一诗云：“草庐初志汉重兴，向洛趋秦拟策勋。芒角一星如未坠，不应天下只三分。”[1]P42846赞美了诸葛亮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聪明才智，叹息其英年早逝，未完成统一大业。又《文帝》一诗云：“才输十倍德何如，窃位称尊启帝图。自料孔明非可敌，终身不敢瞰成都。”[1]P42846则贬斥曹丕何德何能竟然敢篡夺汉帝之位的可耻行径，嘲笑其非诸葛亮之敌手，终身不敢有觊觎之心。又《大帝权》一诗云：“鼎峙东吴命世雄，甘心俯受魏丕封。炎刘已尽犹余蜀，唇齿胡为反内攻。”[1]P42846则无情地嘲讽了孙权之懦弱无能，委曲求全，甘愿接受曹丕之封，而对唇齿相依之蜀汉则相煎何急！又《周瑜》一诗云：“一举灰飞赤壁船，托名助汉岂私权。如何不放蛟龙雨，欲断刘家一脉传。”[1]P42846徐钧在这里对周瑜的自私大加指责：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刘备理应得到荆州之报，而周瑜却恃强凌弱，直欲逼得刘备君臣无立身之处。

综上所述，理学思想观念对南宋咏史诗的创作影响全面而深刻，诗人品评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尺由事功史实一变为纲常伦理，义利正闰；在材料取舍、史实叙述、人物得失，治乱分析、褒贬爱憎方面也以礼制教化、纲常名分为依据，只辨义利，不顾史实，咏史诗最终沦为诗人宣扬政治伦理道德思想的载体，渗透着宋代理学的天理纲常、义利人心之辨，充斥着道学家之冠冕堂皇、义正言辞之气，冲淡了阅史的睿智洞察、体悟明鉴，缺失了诗歌艺术的真实鲜活、余韵悠长。

[1]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宋)陈普.石堂先生遗集[M].福建：宁德知县程世鹏刻本，嘉靖十六年（1537）.143.

[7](元)陆文圭.墙东类稿[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8](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阎凤梧，康金声.全辽金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罗智文）

On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Poetry in the Backgroundof Song Confucianism

ZHANG Huan-ling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2.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Song Confucianism,a speculative neo-Confucianism assimilating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helped feudal morality rise to the height of heavenly principle,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historical field like this:history was required to instill itself with the ruler-minister hierarchical relations,aiming at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social order and refining people’s mind.Song Confucianism produced an impact upon the theme,category,material choice,comment of figures,merits and demerits oflife and death,historicalthought,etc.And besides,many scholars’anthologies of historical poetry such as Liu Ke-zhuang,Chen Jin,Xu Jun,etc.are produc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Song Confucianism.In this regard,we can know that Song Confucianism had an effect on,poetics and the thought or values of the scholars.

Song Confucianism;views about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feudal ethics;emphasis of way and neglect of arts science

I041

A

1009-3583（2017）-0065-05

2016-1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咏史诗集整理与研究》（13XZW010）

张焕玲，女，河南南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及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