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意识下的女性悲剧
——再识海明威塑造的女性形象

孙文娟，栗文秀

（1.忻州师范学院英语系，山西忻州034000；2.繁峙中学，山西繁峙034300）

父权意识下的女性悲剧
——再识海明威塑造的女性形象

孙文娟1，栗文秀2

（1.忻州师范学院英语系，山西忻州034000；2.繁峙中学，山西繁峙034300）

评论界普遍将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类，即“天使”和“妖女”。文章以此为着眼点，再识海明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阐述了这两类女性悲剧不是海明威为作品创造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揭示了女权主义在父权主义主导下发展的艰难性。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初步分析、反思了海明威笔下“天使”和“妖女”这两类女性遭受悲剧的现实原因，以期对现实的我们有所启发。文章再次告诉我们：女性的经济独立与个性的解放密切相关，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以及两性的平等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海明威；父权意识；女性悲剧；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海明威是一位以描写硬汉形象而闻名的作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在重压之下犹有绅士风度，面对孤独、失败甚至死亡都能勇敢、顽强、临危不惧，并具有与这些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品质”。

与海明威塑造的受到普遍好评的硬汉形象相比，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却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异评。早期的一些评论家一面赞赏那些温文尔雅、忘我牺牲、依附于男性的女性为“天使”，又一面嫌恶那些特立异常、利用男性、和男性争夺生存空间的女性为“妖女”。激进者埃德蒙·威尔逊曾公然指责海明威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猪猡”。当然也有支持海明威的评论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值得肯定的，如马克斯·威斯特-布鲁克林就曾这样评论海明威，他说：“海明威作为一名艺术家，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现实的、丰富的、常常是尖刻的却又是肯定的态度。”[1]

不管评论界是诟病海明威的女性角色，还是赞赏他的艺术成就，我们都不可否认，海明威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确实深刻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一战后，随着女性们的经济逐渐独立，她们开始要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即女权主义开始觉醒，但同时，男性不能容忍女性与其在社会上争权争利，渴望她们只做一个“纯洁的、无私的、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只懂微笑和同情的”[2]家庭天使，而不是一个“破坏性的”“没有女人味儿的”妖女。这些真实情况可能正是海明威要通过作品告诉我们的，正如海明威在谈论作家应忠于真理的标准时所说，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都更加真实”。[3]

下面笔者以“天使”和“妖女”的评论分法为着眼点，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海明威作品里的这两种女性。

一、天使——家庭天使、男人想象中的女人

《哈姆雷特》中的菲莉娅、《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过河入林》中的雷纳达便是此类女性代表。《哈姆雷特》中菲莉娅温柔大方，对父亲唯命是从，霸道狡诈的父亲利用她来接近哈姆雷特，而对于复仇的哈姆雷特来说，菲莉娅也不过是他为父报仇的棋子，最终她不忍哈姆雷特的无情抛弃，更不能接受他将其父亲杀害，最终精神崩溃，溺水而亡。她的死亡不仅是其性格缺陷，更是封建道德对女性束缚和压榨的结果。如凯瑟琳对亨利说“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你，不要分出一个单独的我来”。如玛丽亚曾入迷地对乔丹说“替你做一切一切。”如雷纳达深爱着坎特威尔上校的废手、自吹自擂的唠叨，并无私地陪他上床，给他慰藉。

她们单纯简单却又大方体贴，温柔优雅，又懂男人的心，是当时社会对完美女人的梦想，是父权主义支配下的男人们眼中的天使。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作为文学形象，家庭天使们性格单一、扁平、缺乏生动性，是理想化的，纯粹是男主公的陪衬，而且这类女子的欲望简单而单纯，一旦投入情网，再强烈复杂的个性也会被洗白，被格式化，而唯一固守的就是温顺与服从，再温顺与再服从。“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妻子’”[4]。看似伟大，实则悲哀。这既是人性上的悲剧，也是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极大阻碍。

家庭天使的产生，是人性上的悲剧。以笔者看来，这些“天使”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庸物，虽然外形柔美，内心顺从，但实际上与庙里的雕塑一样，虽有情却是无情的生命，看似最动人，实则被摧残得最厉害。她们虽然享受着“美名”“爱情”“爱护”，却被生生囚禁在“家”这个笼子里的“天使”，失去了到更广阔更美丽的世界去自由飞翔的权利，其天性、创造力等人类的最可贵特质被极大地摧残。与男性而言，她们的自我意识薄弱，自我超越的欲望很低，几乎是没有竞争力的，威胁不到男性们的社会地位，即使给予尊重，也是一种施舍。

家庭天使的产生，还是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极大阻碍。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在父权意识主导的社会中，占人类社会一半人数的女性，却被要求做家庭的附属品，被要求“无才便是德”，只做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于是，她们的受教育机会被人为地剥夺了。这直接导致“天使”们自我素质，尤其是劳动素质，极为低下。于是，在父权意识的影响下，人为地阉割了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二、妖女——迷惘的反抗者、对不幸的报复者

《李尔王》中的高纳里尔和里根姐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海伦便是此类女性代表。《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阴险狠毒、趋炎附势，他们不爱自己的父亲，爱的是钱财和国土，她们口蜜腹剑、良知丧尽、机关算尽，达到目的后便开始虐待父亲，后来两人为争夺一个男人自相残杀，里根被高纳里尔毒死，高纳里尔也因谋杀丈夫的罪名而自杀。这两个恶女的野心和欲望比男人更强烈，她们背离了男权的规范。再如布莱特抛弃了传统女性角色，闯入了传统男性的领域，作为“迷惘一代”的代表，她生活放荡，逗引男性，身边更是围绕了一大堆男性，像杰克、科恩、坎贝尔、米皮普勒斯、罗迈洛等都为她深深着迷。如玛格丽特十分讨厌她腰缠万贯却胆小、毫无主见的丈夫麦康伯，被丈夫望狮而逃的情景“深深刺痛”，感到极端耻辱，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她转投有些男子汉气质的威尔逊的怀抱。《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海伦漂亮、多金、风流，让作家哈里更加堕落。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的发展虽然具有反复性，但总体上来说是在不断向前的。海明威时代，二十世纪初，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不论物质的发展，还是精神的发展，均迎来大爆发的发展。于是，社会的发展需要女性的劳动力，而精神的发展也要求女性的个性解放。于是，部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这个笼子，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生存，和男人们抢地盘，夺利益。

这些“不听话”的女性被男人们称作“妖女”。妖女们不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庸物。面对父权意识盛行的社会，她们报复性地挑逗男性，玩弄男性，利用男性，甚至践踏男性。虽然男人们说她们“没有女人味儿”，但是她们在男人们眼中又是那么诱人，就像玫瑰一样，艳丽但浑身长满伤人的刺。她们也许并不可爱，且生命中充斥着迷茫。妖女们的自暴自弃的放荡型报复，使她们背负“婊子”“狐狸精”“背叛者”的恶名。但在精神的解放上来说，她们又确确是一群为了争取个性解放、个性独立、人性尊严的先行者。这些恶名反倒成了人性对束缚、不公等社会现状控诉的最有力佐证。

但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反复性开始在海明威的笔下发挥魔力，于是，先行者们注定悲剧临身。当时的社会意识，虽然女权主义已经开始抬头，但仍以父权主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以父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意识是不允许女性完全脱离男性的掌控的。所以，作为先行者的妖女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倒在路上，不是被抛弃，就是又迷惘地回到了“笼子”里，往往以悲剧收场，即受到所谓的“恶有恶报”。但是，从努力反抗社会凝固在女性身上的命运枷锁这一点看，妖女们虽然表现得无情，且往往厄运、悲剧临身，但却又是最有情的人，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

有些人将这些“悲剧”归咎于海明威对女性的敌视，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失偏颇的。虽然这些“悲剧”出现在了海明威的作品中，但也非他之过。更科学客观地说，应该是时代背景造就了这一悲剧。海明威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他在创作的同时，只是为了尽可能地反映和重现现实而已。正如他所说：“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作者的任务就是写得真实。”[5]所以，海明威的妖女们都有悲惨的结局，这种几近诅咒式的写法，我们决不能浅薄地看作是作者对这类女性的厌恶、痛恨。相反，这种不着重墨的悲惨结局写法，却更加深刻地凸显出了海明威对这类女性的深深同情，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社会上的普遍男性对女性崛起的不满，以及女性在当时社会中与男人争夺生存空间横亘着巨大的困难。

三、结语

一战前，由于女性在经济、生存上依附于男性，这就决定着她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没有经济的独立，其人格的独立也难以实现。一战后，劳动市场开始向妇女开放，她们逐渐走出家庭，有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且不仅仅限于教师、护士这些相对传统的女性职业。据李利·布里杰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少有一千万妇女有了自己的工作”[6]。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所以，女性经济的独立意味着其个性解放的开端。

但是，从海明威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天使和妖女的悲剧命运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战后女性的独立是受到多方压力的，整个社会上盛行的父权意识仍然严重阻挡着女性的崛起，虽然这已不是最主要的阻碍力量。可是，社会意识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落后的意识形态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盛行。海明威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整体社会对“妖女”到社会上工作、生存的歧视，甚至敌视，对“天使”的完全理想化的要求与期待，以及她们最终的悲剧结尾，都不能不让今天的我们重新深刻反省。需知，对于男性来说，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平，以及对她们过分地理想化塑造，对男性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和迟滞。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由妇女可以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的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女性的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通解放的天然标准。”[7]所以全面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促进男女平等是刻不容缓的。在飞速发展的今天，需要我们充分开发女性的潜力，提高她们的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这样才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走向产生巨大的推动力。[8]由此可见，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以及两性的平等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重要前提条件。

[1]William Faulkner.Six Decades of Criticism[M].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郑汉生.比海明威还“硬”的女人——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118-122.

[5]王慧,徐凯.海明威笔下的女性[J].外国文学评论.2000，(2)：35.

[6]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M].北京:三联书店,1985.

[7]方敏.《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来看[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25-128.

[8]章培鑫，杜学元.对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教育的审视[J].传承, 2008，(24):70-71.

（责任编辑：罗智文）

Female Tragedy under Ideology of Patriarchal Fatherhood——Cognition of Hemingway’s Female Image

SUN Wen-juan1,LI Wen-xiu2
(1.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Xinzhou 034000,China;2.Fanshi Senior Middle School,Fanshi 034300,China)

Critics generally divide Hemingway’s female image into two types: “angel” and “siren”. From this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gain cognizes Hemingway’s female image, stating that women’s tragedy was not created for Hemingway’s works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reveal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triarchy.Meanwhi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the paper analyzes and introspects realistic reasons of these two types of women’s tragedy to inspire people in the real world.We can get the cognition: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men's respect for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pushing the society forward.

Hemingway;Ideology of Patriarchal Fatherhood;Female tragedy;Marxism

I106.4

A

1009-3583（2017）-0084-03

2016-10-26

孙文娟，女，山西省忻州人，忻州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在职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