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丈夫》的群体描写

⊙谢月涵［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沈从文小说《丈夫》的群体描写

⊙谢月涵［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在小说《丈夫》中，沈从文先对群体的预演大体勾勒船妓们的丈夫到市里的行动轨迹和心理活动，再以老七的丈夫个案对上述的勾勒进行细致的填充，使得老七的丈夫和船妓们的丈夫发生关联与指涉，传达作家对这类人生存状态的思考。

《丈夫》 群体描写 生存状态

从1923年离开湘西到达北京至1930年4月写作并发表《丈夫》的七年间，沈从文都生活在京沪两地，未曾回过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湘西。但湘西生活经验和湘西的人事物构筑的边城世界却深植于沈从文的意识深处，成为其小说最主要的书写对象。短篇小说《丈夫》就是沈从文以湘西人事物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之一。在小说《丈夫》中，沈从文先是对船妓们的丈夫进行大致勾勒，再以老七的丈夫为个案对上述勾勒进行细致填充，使得文中“做生意”的船妓们的丈夫和七丫头的丈夫发生关联与指涉，从而达到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

一、群体的预演到个体的出场

“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床上做生意的年轻的媳妇，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媳妇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

这两句话是小说第一次将“丈夫”作为叙述对象时所作的描写。第一句话的主语是“丈夫”，“许多”作为量词置于形容词“年轻的”之前，表示娶妻后，再把妻送出来“做生意”的丈夫很多。第二句话中的“这种丈夫”里的“这种”对主语“丈夫”进行限定，代指上文的“许多年轻的丈夫”。也就是说，作者在小说开头的描写对象丈夫是以“许多年轻的”“这种”作为“类”出现的，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出现。这些丈夫都在婚后将妻子送出来“做生意”，自己在乡下耕田种地过日子，想妻子或逢年过节都有到市上和媳妇会面的相同经历。

小说对丈夫们的经历描写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对丈夫从进城到离开的经历和心理都作粗略的描写。这些丈夫从码头第一号船挨个问起，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到船后，他们也不像在自己家里那么轻松自在，而是“小心地把一双布鞋放在舱外护板上，把带来的东西交给女人”。丈夫这些小心的动作，似乎他见的并不是自己的女人，更像访远房亲戚时的拘束举动。丈夫和自己妻子之间产生了疏离感。晚饭后，来了“喝过一肚子烧酒”的客人，上船后“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那洪大而含糊的声音，那势派”，完全忽视了女人丈夫的存在，而“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轻轻的喘气”。他们由船上的大娘带去“三元宫看夜戏”“四海春喝清茶”，回船上，也得“小心使声音轻放，省得留在舱里让躺到床上烧烟的人发怒”。但作为丈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子吃烟睡觉，服侍另外一个男子过夜。即使丈夫们如何的通情达理，也会在内心留下或浓或淡的怨气。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们虽然在距离上接近了妻子，却不能和妻子亲近共枕而眠，预备同妻子诉说的枕边事情也无诉说的机会，独自躲在后舱“毫无目的地眺望河中暮景”，“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产生了回家的念头。这些经历与感受是每一个到船上去看妻子的丈夫们都会遇到的。

“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老七的丈夫就是这些丈夫中的一个，他来看老七的境遇和上述丈夫们的相似，作者只是把笼统的粗线条勾勒置于具体的人和事上进行细致描绘。老七的丈夫是由老水保到老七船上调查是否“留容得有不端正外乡人”时引出场的。他出场时，已经在老七的船上过了一夜，但“昨天来一晚上都有客人吃酒烧烟”，只能和其他来看自己妻子的丈夫一样“把自己关闭在小船后梢”。早上本应有机会和自己的妻子说乡下的事情，但女人又要到七里桥去烧香，留他一个人看船。水保和老七的丈夫讲了一阵乡下的事情，走时并没忘记自己的目的，让老七的丈夫转告老七“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初听这话，老七的丈夫还在思忖“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想着心里就畅快了，一个人在船舱里轻唱了两次山歌。但煮饭时柴火过湿，老七的丈夫老是点不着火。水保原本使他高兴的话，在他心中也生出了怨愤，水保那“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变得极其讨厌，“他记忆得那嘱咐，是当着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该死的话……为什么要说这话？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喉咙为嫉妒所扼”“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嫉妒愤恨使他感到羞辱，没等老七回来，一个人就走了。他在街上又碰到老七，被老七叫回了船上。但回到船上不仅没让老七丈夫和老七亲热和说枕边话的心愿得以实现，反而让老七丈夫的内心受到更大的创伤。晚上，丈夫拉胡琴，五多和老七在和着琴音唱歌，船上琴声悠扬，歌声飘荡，其乐融融。不久两个喝醉的兵士“用石头打船篷，辱骂祖宗”，辱骂老七的丈夫，打破了这场欢愉。两个兵士在船舱，他和老七独处的机会被剥夺了，一个人躲到后舱摇头不语，谁都不搭理。兵士和老七完事后不久，水保又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到船上搜查，并留下话巡官查完夜“要回来过细考察她（老七）一下”。巡官对老七的“考察”，让老七的丈夫“愿意讲和，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的小愿望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老七的丈夫一早起沉默不语，收拾行李准备回去，无论老七怎么说都不说一句话。老七把身上的钱给了丈夫，丈夫不说话。老七以为丈夫嫌钱少，又把大娘的钱借来塞到丈夫手里。老七的丈夫摇摇头，把钱撒在地上，抱头哭了起来。

作者把丈夫们去看各自的妻子时所处的境遇聚焦到老七的丈夫身上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他们的一切感受都变得具体可感。这哭泣是屈辱、愤恨还是未能得偿所愿的委屈，五多不了解，也许就连老七的丈夫也说不清，但从乡下去看妻子的丈夫们应该都能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

二、不仅是个体的出场

小说中，作者的叙述顺序似乎是由类型叙述（从乡下去城里看妻子的丈夫们）到个体叙述（老七的丈夫）的转变。但作为老七丈夫的个体是否真正在小说中出现过，或者说这篇小说中心是“丈夫们”，还是老七的丈夫？

在作者笔下，老七丈夫的经历和前面笼统勾勒的丈夫们的经历相比是否具有“典型事件”的特殊性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思路。对老七的丈夫和其他船妓的丈夫的行动轨迹和心理活动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并无多大差异：从乡下带着土货到市上看妻子；有客人时，妻子在前舱陪客人烧烟睡觉，自己躲到后舱；妻子服侍另外一个男人过夜，自己失去了和妻子亲热的机会，在后舱暗自怅然，生了回家的念头。船上的大娘款待老七的丈夫的方式也和其他没有差异：到三元宫看夜戏，去四海春喝春茶。即使老七丈夫半夜遇到的水保带着武装警察半夜来船上巡查这件看似特殊的事情，其实在水上也并不特殊。作者从大娘和老七两个一直在码头上生活的人态度来描写水保带着武装警察半夜来船上巡查这件事情：大娘“经验多，懂得这不是大事情”；而乡下来的“老七披了衣坐在床上，喊干爹，喊巡官老爷”。这说明她们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甚至可以说不止一两次，不然老七不会如此坦然地只坐在床上。也就是说老七的丈夫会遇到，其他船妓的丈夫也同样如此。既然老七的丈夫在市里的经历和其他船妓的丈夫如此雷同，那么作为水保的其他干女婿和干女儿（水保是河船上许多妓女的干爹）遇到同样的人和事，故事的大体走向和既成走向相比应不会有太大的偏离。因此，可以说在《丈夫》中，作者将老七的丈夫的故事严格地按照到市上去看妻子的船妓的丈夫们这个群体来进行描写刻画。小说叙述的侧重点是船妓们的“丈夫”，而不是“老七的丈夫”。

这还可以从作者对老七丈夫的称谓上寻找答案。读完整篇小说，我们发现老七的丈夫没名没姓。而作为作者的沈从文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不同场景下老七丈夫的称谓问题。笔者对老七丈夫的称谓进行了简单整理，一共有以下九个：“这男子”“他”“这个人”“这年轻人”“年轻人”“乡下人”“男子汉”“年轻汉子”“男子”。如果再加上老七说的“我家汉子”的话，一共有十个。小说中除老七的丈夫外，小说中凡是出场过的人物水保、老七（七丫头）、五多、大娘，甚至只出场一次的兵士和巡官，作者都给了相对固定的称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的老七的丈夫，作者宁愿用繁复的称谓也不愿给他一个指代性的代名词，颇让读者费解。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予老七的丈夫相对确定的称谓并非作者无意为之，而是精心安排的。

对小说中人物的称谓作精心设计的还有鲁迅。鲁迅在《阿Q正传》中虽对传主阿Q的姓名作过慎重的考证。最后，连指代性的名字“阿Q”都是一中一洋的融合。“阿Q”的“阿”也无任何实意，仅是一个语气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口语。据作者的解释“Q”的根据是由Quei而来。但作者在贵、桂及Q的选择时却犯了难。阿Q并无昆弟，不论叫作“贵”还是“桂”都没旁证，只选择没有任何意义所指的英文字母“Q”。“阿Q”的命名体现了鲁迅一贯的戏谑的“油滑”风格。但“油滑”之外，还别有深意：“听将令”下不得“不恤用了曲笔”，一个无名无姓的卑微懦弱的下层人，却被已经革命的人当作要案人物处死。这形成了巨大张力，给革命以无情讽刺。沈从文对老七丈夫的不命名，与鲁迅对阿Q的命名有着相似的目的。当然，鲁迅笔下的阿Q承载着革命、启蒙、进步等一系列现代性观念。沈从文笔下的老七的丈夫只是在妻子老七面前表现出自身的情感需要和生理需求。这些需求既是老七丈夫的需求，同时也是其他船妓丈夫们的需求。而作者给老七丈夫的称谓“这男子”“他”“这个人”也不具备特指意义。这些称谓用在其他船妓的丈夫身上也同样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七丈夫群是作家对众多船妓丈夫做的抽样记录。

三、对群体的关注

一度时期，绝大部分作家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改，想以此撇清自己与过往的联系，增进与新时代的血肉关系。一向被学界看作持不合作态度的沈从文，意识到“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的尴尬处境后，在编订新中国成立第一个作品集《沈从文作品选集》时也对以往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表现合作倾向，在题记中写道：“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动……”并表明：“我的生命和我手中这支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然而，对于一个习惯于在文学世界中，“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构筑自己的希腊小庙的沈从文，并没有放弃自己既有的文学追求，对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只是在保持作品原有表达主题不变的基础上，增改字句，突出作品主题。在《萧萧》中，沈从文续写了一个结尾表现萧萧们在“变”的社会里“不变”的轮回命运。沈从文在《丈夫》的第五段“这叫作‘生意’”后也增加了以下文字：“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和小牛，离了那年轻而强健的丈夫的怀抱，跟随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

在增加的文字中，沈从文连用的三个“离了”，给年轻妇人离乡背井这一行为带来了或浓或淡的悲凉意味。以往我们将注意力都集中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中的纯美自然与和谐，就本篇小说而言，我们或许应该进一步思考沈从文为何让他笔下的人物从自然和谐的湘西世界走向他一再批判的城市。是什么促使沈从文给《丈夫》中的船妓们安排了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什么让追求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沈从文，让笔下的“年轻的丈夫”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求把妻子送到船上？多年后，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给出了答案：“在一段长长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即如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膘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派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因此，沈从文心无旁骛地沉醉于自己的湘西世界时，还想到了湘西世界中自身的历史，湘西世界中人物的“种种不幸命运”，使沈从文的内心充斥着矛盾。当他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时，这些矛盾也如影随形地纷至沓来，集中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丈夫》中丈夫们因窘的生活，“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当这样的事情落在具体的丈夫身上时，又是不平常的，在他们的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这些心绪会累积成滚滚波涛，导致老七的丈夫将自己的妻子带回乡村。但是，沈从文给老七的丈夫安排一个带老七回到农村的结局，就为老七们及丈夫们找到了出路？其实在小说开头，作者就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轻女子的来路。”因此，沈从文在写这么一个结尾时，应该也想到了老七虽然回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老七”会再到这船上。

沈从文对这些群体予以关注，探究他们生活的出路，将他们的生存状态在笔端演绎时，内心有着无限的矛盾。这种矛盾并未贬低或解构沈从文，而是让沈从文变得更加复杂与真实：一个自称是“乡下人”的作家对乡下人自始至终的关注，展现出作家心中不尽的悲悯情怀。

[1]现行《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沈从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及《沈从文文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都是延用的沈从文修改后的版本。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6]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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