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在的非理性
——试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的非理性因素

2017-01-28 11:38齐瑞成浙江树人大学杭州310015
名作欣赏 2017年27期
关键词:古典主义感性变异

⊙齐瑞成[浙江树人大学, 杭州 310015]

隐在的非理性

——试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的非理性因素

⊙齐瑞成[浙江树人大学, 杭州 310015]

17世纪的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性因素,但通过对《熙德》《安德洛玛克》《伪君子》三部古典主义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文学仍然潜藏着非理性因素,并且在古典主义各个时期呈现出各种相异的表现形态。

非理性 疯癫 福柯 悖论

正如众多教科书所说,古典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理主义,崇尚理性是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并不是古典主义选择了理性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而说到底是17世纪的特殊历史环境使然。17世纪是一个崇拜王权,渴求统一秩序的世纪,更是一个以秩序来重建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失范的道德伦理却不免矫枉过正的世纪。在规范与失范的激烈冲突中,古典主义文学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消长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

一、癫狂与谨守

如果把17世纪的古典主义放到文艺复兴这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主流意识是一种强调一己情欲服从公民义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以理性克制私欲的强势意识,虽然“古典主义文学所肯定与颂扬的主要是自然欲望意义上的‘人’”,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进步是在压制甚至可以说是在摧残人的自然感性的基础上的,是文明理性秩序在不断以获取话语霸权,打压在文艺复兴时期曾闪现出的人之原初自然人性的基础上所立的“法”。在17世纪这个“政治理性”至上的时代,“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在福柯看来,文学艺术和非理性一起在文明与非文明分野之时就被圈进了文明话语所制的牢笼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对古典主义文学进行观照便会产出一些与以往理解的不同之处。古典主义时期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熙德》《安德洛玛克》《伪君子》分别喻示了人的原初感性被压抑和在被压抑之下冲决压抑的冲动及其程度。

先看反映1630年后法国社会的悲剧之一《熙德》,这是一个典型的古典主义作品,其中处处漫溢着各种理性的气味,主人公罗杰克和施曼娜充满情感欲望的冲动完全淹没在家族、国家、伦理、道德、理性等等传统文明的秩序规范之中,感性情欲被彻底地冰冻在文明话语权的地牢之下。与其说主人公恋爱的最终结合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欲望的肯定,不如说是对钳制之下的文明话语的自我认同。尤其是剧本最后国王的英名登场,是对理性文明胜利性的盖棺定论,更是把自然感性的个人欲望封存进了历史的暗窟。在高乃伊所处的时代,作家艺术家要获得话语权,必须驱逐想象中的感性欲望的非理性因素,而服从于传统理性价值的驱遣,甚至是从无意识深处自觉地将其剜割,让所谓理性之光濯洗污浊之躯,如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中对文学的理论话语阐述。文学和艺术从理论到创作都不见了以往那种以表现人的自然本真的魅力,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笔下的不朽作品。因而,高乃伊受这种理性氛围的影响,他的创作原则及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没有了自然感性欲望的张扬,即使是有所苗头,也是幽光一闪便重又蒸腾到理性的热气之中。

二、非理性因素的暗流涌动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史同时也是“反文明”的反向推进史。按照福柯的说法:“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在古典主义时期,非理性处于一种淡出历史的存在,虽然自被区分之日起就被压抑、驱逐、囚禁,却无时无刻不试图从人们的意识中冲决而出,与理性分庭抗礼。这在拉辛的反映1660年后法国的悲剧之一《安德洛玛克》中可见一斑。

在这部剧作中,拉辛一反高乃伊从正面歌颂理性的创作理念,开始以表现人的自然情欲来反证理性的重要。这是深隐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非理性天性在作家笔下的乔装外显,虽然对王权理性的失范之批评是借助情感欲望这一“工具”进行的,是一种渴求秩序的理性判决,但情感欲望被用到此处,足见“工具”之重要性,而且“工具”本身也在试图挣脱传统理性文明的枷锁,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然而这只能是一种骚动,并没有也不可能颠覆之。

在剧中,围绕主人公展开上演的皮洛斯、爱尔弥奥娜和俄瑞斯忒都是情感欲望冲决了理性文明的典范。皮洛斯置国家大事不顾沉溺于对敌国王后的情欲追求;爱尔弥奥娜为了得到皮洛斯最后由于未遂心愿由情欲生杀欲,最终置皮洛斯于死地,而她自己也由于情欲的激烈燃烧自刎殉情;而俄瑞斯忒则追求爱尔弥奥娜未果而绝望发疯使其生命最终走进理性的另一极端——疯癫,永远沉浸到那个“黑夜”里。至此,作为自然感性的非理性完成了一次对理性的冲击,也是反文明对传统文明的一次试图颠覆。

因而,《安德洛玛克》不仅在古典主义的理性王国有着很重要的反面教材作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非理性在人们意识深处生生不息、不断涌动的例证。因此,随着传统文明理性的向前发展,被以各种形式压制的自然非理性也在发生着演变。这是因为,非理性作为人的自然天性不可能从人身上完全祛除,理性话语权的确立伴随着非理性的受挤压,疯癫赖以存在的非理性空间越来越小以至于消失。而非理性的空间在变小的同时,却在积聚,或者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非理性隐匿在理性话语结构的背后,形成一种无形潜结构,深藏在人的理性意识深处,在一定时候被某种刺激激发出来。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量子纠缠

在古典主义鼎盛时期,非理性的被激发而外显是附在理性这层光环上的,它就像理性的影子,无处不在地附着在理性这个形体上,理性越是处在文明的阳光下,“影子”便越是凸现。非理性因素已经溶解到文明的血液中,如同一对纠缠在一起的量子最终不分彼此。

在莫里哀的《伪君子》第三幕第六场的经典对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话语背后的文明理性结构与非理性结构的纠葛交错给作品带来戏剧化的效果。按照文明理性的逻辑,答尔杜夫所说的话都是合乎他个人本性的“文明”陈词,是一个骗子所惯用的伎俩,奥尔恭在深信不疑的情况下听了这样的大实话,没有引起怀疑,反而在答尔杜夫的进一步的实话实说下更是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做出让其继承家产等等一些在明眼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究其原因,首先是答尔杜夫在理性至上的古典主义那样一个时代,随着主流意识的流变方向,答尔杜夫个体的各种原初情感欲念被压制、被扭曲变形为隐形的存在,并且由于非理性本身的特质决定了以一种慢性毒剂的方式,溶解进理性文明当中左右着其一举一动。

换言之,答尔杜夫的骗子本质是其变异了的非理性,而其之所以能让“骗”这种变异了的非理性得逞,正是由于借助了文明理性话语结构。“是的,道友,我是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一个可恨的败类,无法无天,自古以来最大的无赖。”如此实话实说,把他的“骗”这种变异了的自然本性隐藏其中,混合一体,仿佛天衣无缝。

“你根据表面,相信我是好人?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是受了现象的欺骗,哎呀!我比人想的好不了多少。人人把我看成品德高尚的人;然而实情却是:我不值分文。”这是他变异后的非理性的进一步升级,从而主宰了他的整个内宇宙,那种非理性促使他假定自己就是一个骗子在以作为理性的实话实说唱一出坦白忏悔的假戏,并且以其变异了的非理性的真实性坦白,沉浸了进去,从而他自己都被自己打动了。

如果把答尔杜夫放置在《安德洛玛克》语境中,很难说他成不了第二个俄瑞斯忒或者第二个爱尔弥奥娜。答尔杜夫之所以能使其“骗”性横行,还在于奥尔恭也同样是在文明理性的浸染下其自然感性发生变异的结果,与答尔杜夫相反,他是自然感性变异成了“愚”性,“愚”性的冲动使他笃信教会,深信奥尔恭,较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像答尔杜夫那样让变异了的非理性一直流淌下去,而是在周围“局外人”的引导下惊厥,戛然而止。在这里,理性与非理性形成了一种悖论,文明理性的逐渐完善、逐渐强化却并没有把自然感性消灭,反而以各种异化的形式侵蚀到文明理性当中与之共同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反向主导作用。如果说在高乃伊《熙德》一剧中国王的出场在艺术手法上看似蛇足,给人感觉和整个艺术结构不相称,那么,到了莫里哀《伪君子》,剧中代表秩序、文明、理性、伦理、道德、正义、公道的国王在最后时刻扭转局面,使奥尔恭一家转危为安,这反而是剧作的精华所在。

尽管莫里哀在三一律这样的严整框架内进行创作,但是他的想象却能纵横捭阖自由驰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他想象力中的非理性因整个古典时期理性的压抑而弥散进创作理性的结果。本来,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是自然欲望的非理性升华所致,但在那个时代,那种正常的自然升华也被压抑了,幸运的是并没有消失,而是散逸进文明理性的结构中并以之为依托折射出来。

综观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虽然理性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但作为人的自然感性的非理性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形态存在着,一定时期对理性还在起着某种反作用。其文学成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显赫,也没有后来时期的文学突出,其原因大致可归于文明理性对自然感性的史无前例的压抑。但古典主义对后来文学的深远影响,也是由于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理性时代,使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继续复杂下去。

[1]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2][3]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第102-105页。

[4]莫里哀:《伪君子·吝啬鬼》,李健吾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7页。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作 者:

齐瑞成,浙江树人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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